张伦:新历史决议不会真正为中共、为中国未来开出一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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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引发关注,会议被普遍视为是为巩固”习近平时代”,提升党的控制,为明年二十大召开做铺垫。会议焦点、将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出台的意义,对”六四”等重大事件会如何叙述引发猜测,旅法学者、法国蓬德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谈他对此的观察。

报道称此次为期四天的六中全会被为”重量级会议”,为什么如此受关注?

张伦:我想所有人对最近这几年、尤其是这一年多来因为疫情带来的各种各样内外冲击都有最直观的感受,中国肯定是又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时期,明年又有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在修宪之后能否顺利地保障自己的权位、中国如何面对巨变的世界和内部的格局,我想在这一局面下开这个会,对于习近平、对中国、对中共当然是有其重要性,同时可能也牵扯到二十大的人事安排,因此这个会当然是比较重要的。

会议的重头戏,是审议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即所称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为什么是现在要着墨历史,出台这个”历史决议”? 而一般据指六中全会往往是聚焦意识形态和党建工作。

张伦:这个当然是和二十大相关,与意识形态当然也是有其内在联系,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现在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尽管官方在不断地宣称习近平思想的重要性,统一思想等,但是中国社会、共产党其实是弥漫着一种非常迷茫惶惑的心理状态,要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来进行内部的思想整合,同时进一步给习近平的历史地位,包括下一步可能的继续执政来寻找一种理论上的依据,我想这个时候通过这个决议,从中共、从习的角度当然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您预计这个决议会在哪些重大历史问题上有突破性的描述吗?

张伦:坦白说我最近对中共的事情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其实道理很简单,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基本的态势决定了不到了一个所谓内外矛盾、各种各样因素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所以我也没有给予太多重视。但是这个会可能确实是有其重要性,这里所有的问题肯定是围绕着习的地位、习的执政来展开的,这一点我觉得他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提法出来,从最近几年的宣传可以看到,不外乎是抬高习近平的历史地位,如果抬高习近平的历史地位,我们看到习最近几年的做法,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否定邓(邓小平)时代的做法的,这个决议如果这样提升,那么某种程度上是会贬低邓,也就是说与当年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会有一些相悖的、至少在暗含的逻辑上会相悖、相反、相矛盾的提法出来,这些我想不外乎是为了巩固习的权力、地位、中共的权力、地位做准备、做铺垫的。至于说这个决议能不能真正地解决中共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中国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以我这样一个观察者的角度看,我是不抱任何期望的。以最近几年表露出来的各种信息看,我觉得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倒行逆施,在”走回头路”,比如说搞个人崇拜、强化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限制各种各样人的自由和创意等等,所以,从这些角度考虑,我不觉得这个决议会真正地为中共、为中国的未来开出一番新的境界、新的天地出来。

不少讨论提到对六四等历史事件的评述, 有些分析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会保留邓小平对文革是”十年浩劫”、六四是”动乱”的定性,但有可能对当年学生参与六四”采取一种更和缓的描述方式”,而另一种看法则是认为会有比之前更强硬的表述,您倾向于哪种观点呢?

张伦:对文革的评价和对六四的评价是根本不同的、两类性质的事情,对文革的评价如果是缓和了的话,那只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几年其实是在不断缓和,一直在说文革是艰难探索当中的一个问题,最近稍微又有一点往回收,这方面如果软化的话只能是更糟的事情,文革是对这个民族的一个真正灾难,到今天为止,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在承受着它留下的某种”后遗”恶果。

如果对六四采取更软的评价,当然我们希望看到如此,但是我也不觉得在现在这个背景下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我觉得大概率出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强硬的一些看法,因为我看不出来它现在有什么样的特殊原因,怎么会这个时候会突然间会对六四有软化的说法,我看不太出来这种可能。当然如果出现、我希望我是错的,但是我看不出来有这种逻辑,是不是人们还是出于有更多这种期望,在做这种猜测,如果按照中共现在、习现在近几年执政的风格、立场的话,对六四会是更强硬的一种态度,我觉得这方面的概率可能更大一些。

会议召开前中国官媒高调宣传习近平伟人形象,被普遍解读是为习近平继续担任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造势。因此大会的召开被视为是为明年中共二十大连任第三个任期做准备。 其实2018年的修宪已经为习近平连任总书记铺平了道路,他还有必要做这些宣传和铺垫吗?

张伦:当然还是有了,因为毕竟中共(领导人)的任期,这是经了文革、经了六四这两场巨大的灾难之后换来的中国的一种进步,许多人经常忘记有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就是人们常常认为六四只是牺牲,没有赢得中国的一些什么进步,其实邓小平最后彻底地退下来,他宣布彻底地辞职,(把权力)交出去,这是跟六四的屠杀、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有直接的关系的。他(邓小平)是在六月份,后来又是在九月份,分别向中共的常委、包括第三代领导人开始交班,之后提出辞职。所以,这是巨大的灾难换来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进步,使得政治在六四之后的三十年有一个基本的预期,就是中共建立了退休制,那么现在习要把它改掉,我想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将来我们会看到的,我们期望不出灾难最好,但是这种可能会给中国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是巨大的。

习现在是两任了,他要彻底地、如果让自己继续执政下去,他面临的压力、各方面的反弹还是会很大的,尽管他修宪了,人们也知道这样一个意图,但是真正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他还是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安抚人心,让人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所以我想这方面他做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是有他的目的的,不是说他改了之后,事情落实下来的时候就会很顺畅。

您谈到了有关人事,对于人事的布局,在会议召开前夕,一些重要高官落马,包括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涉嫌”受贿”被逮捕,前副总理张高丽被曝性丑闻等,这些是否涉及到他的整个的人事安排布局?

张伦:一定会如此的,在二十大前一年半左右的时候,一定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围绕着二十大权力的交接、代际的更迭,因为 到二十大会有一些人因为年纪、是不是适合、”七上八下”这个规矩还要不要遵守等等,包括两届任期之后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这些事情,牵扯到权力的分配、权力的继承,在这之前,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激烈的权力的争斗,这个权力的争斗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提到的孙力军等人的事情,背后一定是有这样一个逻辑在的,因为这不仅仅是牵扯到二十大的问题,还牵扯到二十大以后下一步执政团队的组成和运作问题。所以我想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六中全会上,也许可能就会有一些人事的变动,或者至少我们能看出一些征兆来,因为有些人如果二十大要上位的话,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有所动作了,否则就来不及了,从组织上、人事上做调整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六中全会重要,除了这个决议之外、包括习自己的连任安排之外,还有一些人事上的东西,我相信要不就直接宣布了,要不迹象就会表现得很明显了,我想这是确定的。

就中国改革发展的现状,张伦先生最后补充说:

张伦:中国几十年,特别是后六四时代发展出来的模式,当然有它的成就一部分、高速增长的一部分,但这个模式本身就有的那种畸形、负面的东西,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显现出来了,不平衡、不合理的许多问题都在加速显现。这个是需要中国做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调整的,在这方面,我们看吧,他们会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做什么样的决策。但如果是按照过去这几年的说法、做法,我个人是不敢太乐观的,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结果是很不佳的,不敢让人有任何乐观,几十年发展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比如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现在都在逐一丧失,中国能不能很好地发展出一种新的生长模式?社会、政治能不能做政策上的调整?这些都是面临很大的问题。官方这几年实际上也在做一些尝试,想做一些事情,但是这方面有很多的做法其实是有倒退的。

我自己过去就常有一个说法,就是:改革带来很多的成就,但改革也浮现出很多问题,改革出现的问题应该是用更深刻的改革的方式去解决,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用不改革之前的那种方式、毛时代的方式来应付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习这些年更多地是采取毛时代的、不改革的、之前的方式来处理改革出现的问题。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是走了一半之路,最终这个改革能不能成功?历史性地看,宏观地看最后能不能胜利、成功?我们真的是要画问号了。用过去我也常举的例子,中国大陆一个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所说的,这是”半拉子改革”,我们走到了”半拉子”,这个”半拉子”能不能走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倒退的话,很可能最终会带来很多很多问题,其实当年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下台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你如果搞不好的话,几十年改革的成就会前功尽弃,这是他当年说过的话,我想我们现在是存在着这个风险的。

感谢张伦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