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當鉄鳥在天空飛翔》英文、藏文版出版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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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鉄鳥在天空飛翔》英文、藏文版出版感言

李江琳

《铁鸟在天空飞翔》一书英文版封面

日前來自印度達蘭薩拉的消息,我有關1956-1962年西藏歷史的專著《當鉄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藏文版正式出版。與此同時,英文版(When the Iron Bird Flies: China’s Secret War in Tibet)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已經在亞馬遜網站上預售。這本書是我几年研究的結果,在研究、寫作、翻譯和出版期間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幫助。欣慰之余,懷著感激和謙卑,我想寫下如下感言。

青史是否成灰,有時在一念之間

1999年,我在紐約中央公園聆聽達賴喇嘛尊者對數萬紐約市民演講,深深震撼,這改變了我的餘生。我開始閲讀有關西藏問題的書籍文獻。2004年,我在紐約第一次拜見達賴喇嘛尊者,被尊者的慈悲與智慧深深感動。我利用在圖書館工作的條件,開始廣汎閲讀有關西藏文化和歷史的書籍。2007年,我第一次前往印度達蘭薩拉和南印度,采訪西藏流亡社區。從此以後,我幾乎每年都會前往印度做田野調查。

與西藏流亡社區的初次接觸,我意識到一個問題:迫使達賴喇嘛尊者1959年出走印度的事件,其前因後果的記載敘述,遠非完備詳盡。

中共在1950年入藏后,以占領改造西藏為綱領,展開了一系列精心籌劃,嚴密組織,逐漸展開的統戰和社會改造工程。從1955年底開始,受内地合作化運動的鼓舞,中共決定在藏地啓動土地改革,先從四省藏區著手,逐漸向衛藏地區推廣。這一以中共意識形態和革命綱領為指導而徹底摧毀藏區傳統社會結構的做法,立即激起了藏人的反抗,中共隨即派兵鎮壓。這就是從1956年春天開始,一直延續到1962年夏,在青藏高原發生的長達六年的秘密戰爭。

中共爲此動用了蘭州、昆明、新疆、内蒙古、西藏、成都等軍區所轄部隊,計有步兵至少八個師,三個空軍師和另兩個空軍獨立團,騎兵總數約等於三個師。參戰部隊纍計兵力約為235千人,以及大量民兵。參戰的解放軍包括空軍和陸軍,動用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杜-4,伊爾-28等轟炸機,陸軍兵種包括步兵、騎兵、炮兵、裝甲兵、航空兵、工兵、防化兵等,以及運輸、通訊、偵察、醫療等部隊。

根據我後來收集中國方面的檔案文獻所做出的不完整統計,在鎮壓藏人的這場戰爭中,被中共殲滅的藏人人數至少為347千人。中文版出版后,我找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一份機密文件,根據文件中的數據,截至196111月,被殲滅的藏人人數達456千多人。在英文版和藏文版裏,我采用了這個軍方數據。戰爭之後,中共大規模逮捕、處決和監禁藏人精英和青壯男子。有些牧區部落的青壯男子幾乎被捕殺殆盡,到了部落無法延續而瀕臨滅絕的地步。中共内部的藏人幹部甚至不得不向上級祈求,給藏民族留下人種。這是當代世界史上一起鮮爲人知的人道災難。在此期間,1958年中共還在藏區展開宗教改革運動,摧毀了藏區幾乎所有的幾千所佛教寺院,只剩下幾十所外界影響很大的寺院作爲文物保留下來。現在旅游者在藏區各地看到的寺院絕大多數是在1980-90年代重建或者部分修復的。然而,外界對這一切知之甚少。 

經過大量文件研讀和親歷者訪談,我逐漸瞭解了1956-1962年青藏高原上的這場秘密戰爭的大概情況,意識到這場戰爭被長期掩蓋,而中共的話語主導了這一段歷史的敘述。西方藏史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衛藏地區,對其他地區,特別是安多牧區發生的事件知之甚少。有些親共的藏學家即使略知一二,卻使用中共的話語:中共在藏區展開民主改革是幫助藏民族引入文明和先進,是藏人的上層精英反對這種社會進步而武力阻擾,從而導致了武裝衝突。甚至藏人中的年輕一代也不瞭解那六年裏發生的事情,大多只知道1959年達賴喇嘛由於平叛而出走。

我意識到,記錄和保存這段對藏民族來説無比慘痛的歷史,已經到了最後的時刻。事件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當年的親歷者,即使是青少年,也已經垂垂老矣,來日可數。如果沒有親歷者的證言和檔案文獻相互參照比對,那麽將來即使有人從文字記載中尋找真相,也只能是純粹的文獻研究。更何況,有關這六年的記錄是零星散佈在大量性質不同的中、英、藏文資料之中,收集整理極爲費時費力。

在我後來多次采訪達賴喇嘛尊者的時候,有一次尊者說,納粹德國迫害屠殺猶太人,紅色高棉迫害屠殺民衆,全世界都知道那裏發生了什麽。可是我們藏人遭受如此屠殺和迫害,外界卻將信將疑,因爲我們沒能拿出詳盡的證據來。作爲藏民族的領袖,此話何其慘痛!

中共和納粹德國不一樣,和紅色高棉不一樣,他們在鎮壓屠殺、逮捕監禁藏人的時候,從一開始就打算隱瞞,打算掩蓋。他們從一開始就明明白白地知道那是十惡不赦的罪行,是只能做不能説的,所以他們在歷史資料的隱瞞掩蓋方面做得最爲徹底,通過歷史學研究揭示真相非常困難。中共對藏區六年戰爭的詳情實行了嚴格的保密。戰場是在邊遠偏僻的高山草原,中國軍隊在屠殺部落牧民后甚至任其曝尸曠野,因爲那是人跡罕見之地,外界毫不知情。

有一個聲音一直在我耳邊響著:當年跟隨達賴喇嘛尊者前往印度避難的藏人游擊隊員阿塔,在目送尊者越過邊境后向CIA報告中寫道:請把藏民族的苦難告訴世界。然而,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六年的歷史如果沒有人搜集研究,就無法避免青史成灰,消失如烟。

我知道藏學界和史學界沒有人在做這六年的歷史研究,因爲這早已不是學術熱點。在事件發生后幾近半個世紀,親歷者都進入晚年的時候,研究這一段歷史的最佳時間窗口正在一點點地無聲關閉。過了這段時間,很多只有親歷者才知道的細節將會消失。

我思考再三,決定辭去我在美國的工作,用自己全部的時間、精力和個人資源來調查、研究和記錄這段歷史,不讓青史成灰。那是2009年,美國正陷於經濟危機,大家都在擔心被解雇的時候,我辭職了。

和難民們在一起

辭職前,我在紐約法拉盛公共圖書館工作。我是單親母親,女兒正在讀大學。我有一套小小的公寓,按揭還沒付清。每天上班只要步行十幾分鐘,生活工作都算安定。一旦辭職,安逸的生活方式立即消失。

我是懷揣八十美元到美國留學的,在美國沒有其他家人可以求助。沒有一個學術機構資助和支持,進行完全獨立的學術研究,我只能利用自身僅有的資源。我完全不知道靠我自己能夠支撐多久,能不能按照我的設想進行下去。辭職後不到兩個星期,我整理行裝前往印度。我要去印度和尼泊爾的西藏難民定居點,尋找當年的親歷者,讓他們留下親身經歷,再來比對中共方面和西藏方面留下的各類文獻,重建史實。這是我當年在課堂上學到的史學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比單純的文獻研究更爲繁瑣,也更費時,但是可以揭示出中共文獻資料所沒有記載,或者經過扭曲掩蓋的細節。

我的圖書館專業訓練和工作便利,使得我熟悉文獻和資訊的儲存、檢索、調閲方式,我的歷史學訓練讓我重新拾起了當年從猶太教授那裏學來的嚴格的文本分析和史實重建的方法。具備這些基本技能,使得我有信心進行這樣一項難度頗大的研究。

中共有一套文件命令下達和回收保管的制度,有絕密、機密、保密和内部發行等級別。文革后的改革開放時期,有些當年的秘密文件得到了部分解密的處理,有些作爲領導人生平的功績而得以匯編成冊,内部或公開地出版。同時又有一些領導人或其家人和下級的回憶錄出版。這些資料在得以公開的同時,也有可能做了刪改。這類資訊,分佈在各個不同時段的各類不同出版物中。從世界各地的圖書檔案舘搜集整理,獲得複印件或抄件,還需要比對不同時期的不同版本,得出最可靠的内容,整個過程極其枯燥,極其耗腦。但是,在經過一番分析后終於厘清綫索而有所發現的時候,也是非常令人興奮的時刻。爲了重建這六年多的事件,我把資料提純,即從成千上萬頁的資料中通過考證提取出準確信息,再把大量零星散碎的數據製成一系列表格,用這樣的方式把資料濃縮成詳細的研究筆記。在具體的戰役分析部分,則需要對藏人的口述歷史和中共的官方記錄進行對照。經過這樣漫長繁瑣的過程之後,整個事件的原因、過程、結果就一目瞭然了。嚴格説來,這個過程并未在中文版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而結束。此後的近十年裏,我仍然在繼續挖掘和整理新資料,并且把一些後來發現的資料加入了英文版和藏文版中。這個過程在我的有生之年裏還會繼續。

感謝流亡藏人的協助,我訪問了幾十個西藏難民定居點,采訪了幾百位親歷者。他們的口述經歷,常常讓我非常震驚。而這些口述歷史資料用於歷史研究,又必須非常小心地核實求證時間地點。早期的西藏難民很多沒有受過教育,如果他們不能確切地告訴我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我就不能用於歷史時間綫的重建。舊時藏區有很多地方只有部落或寺院的名字,中共占領后,部落結構被摧毀,寺院也幾經變遷,很多地方改了名。把藏人流亡者告訴我的傳統藏文地名和現在的地名對應起來,是我研究中非常繁瑣費力,而又十分重要的步驟。

這時,西藏難民已經流亡半個世紀了。他們流亡中出生的第二代已經長大成人,第三代也已經是青少年了。他們向我講述的流亡緣由和經歷,有時候連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沒有聼到過。在一些偏遠的難民村,他們說,我是半個世紀裏唯一到了那裏的漢人。他們提到漢人,沒有憤怒,沒有怨恨,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藏人向我表達過對漢人的仇恨。我所采訪過的年紀最大的老人已經94嵗,他臥床不起,卻堅持要見到我這個來到小山村的漢人,要告訴我當年的事情,還感謝我來傾聽他的經歷。面對這些善良、樸素的老人,這些出走時還是青少年,如今垂垂老矣的長者,我在心裏反復責問自己,爲什麽我來得這麽晚?五十年了,爲什麽我現在才來?

這是一件值得做的正確的事

《當鉄鳥在天空飛翔》交稿后,2012年,我囘南昌探望母親。那時還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做這項研究,我還可以拿到簽證。趁探親的機會,在朋友的幫助下,我悄悄地在四省藏區做了一次自駕旅行。我的目的是要親臨當年鎮壓藏人的戰爭中一些重要的戰場,并且接觸藏人僧俗民衆,瞭解現狀,同時采訪一些重要人士。我在西寧采訪了退休的果洛州州長達傑先生,長談三天。如今他早已辭世,所以我能夠公開説出他的名字了。我深深地懷念他。我一直記得他對我說的那句話:我已經八十嵗了,這些話現在不説,什麽時候說?我有幸能夠記錄下他在生命最後階段為藏民族留下的歷史見證。

在黃河邊,大風大雨中,我站在坡頂,面對遠處的河灘。我有證據,當年就在那片河灘上,尸橫遍野,幾個部落的藏人牧民男女老少在那裏遭到屠殺。 在興海東南殲滅戰戰場,我靜默良久,仿佛聽到歷史深處傳來轟炸機投下的炸彈驚天動地的聲音。

隨後,我要囘美國一次,參與美國之音解密時刻有關西藏問題的節目,同時想為女兒安排好最後的學生生活。我買了來回機票,打算美國之音的節目做完就再囘中國,繼續我在國内的訪談。就在登機回國前兩天,中國駐紐約領事館把我找去,宣佈取消了我的簽證。我知道,他們終於察覺了我在做的研究。從此,我上了黑名單,再也去不了中國。

然而,我期待,甚至盼望的,中國方面對我的研究及著作展開的反駁、辯證、討論,卻從沒出現。我明白,任何史學研究,任何發現和結論,任何史料,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完備的。沒有人能夠在一部專著裏窮盡一切。所以,我期望有人出來指出我收集的史料何處不足,何處分析出錯,何處結論偏頗或錯謬。作爲研究者,我只會感激任何同行的商榷,我會由此得到修正的機會,使之更完善。但是,中共在禁止我入境后,對我的研究和著作,卻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我知道有關方面買了我的書,有關人士讀過我的書,但是他們一聲不響。

原因很簡單,他們的任何反駁或討論,只會促進這一課題的研究,使得數據更具體更詳盡更準確,使得證據更無可辯駁地證明,這場秘密戰爭,這場對藏人的大屠殺,曾經發生過。

另一方面,我的研究與寫作也并非没有遇到种种干擾。

《當鉄鳥在天空飛翔》在台灣剛剛出版,互聯網上立即出現了對我的批判。這些評論絲毫不涉及這本書的具體内容,不涉及史料、數據、方法和結論,只是從道德上攻擊我是反對西藏獨立的大漢族主義者,諸如此類。從那以後,每每是在我出版新書、發表文章或者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這種攻擊就會在互聯網上出現一波。攻擊者從來沒有對我的研究内容發起討論,而是利用互聯網的環境,將無法正面交流的攻擊漸漸轉變為對個人的人格謀殺。

這種狀況一時給了我很大的困擾。曾經有那麽短暫的時間,我對我付出如此代價而進行這樣的研究是不是值得產生了懷疑。這一切,值得嗎?

感謝那些熱情接待我的西藏難民,當我對自己產生懷疑的時候,我想起了他們。他們還在流亡,他們有家不能回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和他們相比,我這點不快算不了什麽。這種攻擊的組織、發動和協調方式,仔細考察就不難發現我很熟悉的某種特徵,無非是要讓我覺得不值,讓我覺得無趣,讓我感到惱怒而退出,不再把研究進行下去。想通了這一點,我就更不能退出了。

達賴喇嘛尊者説過,西藏問題,是一個道德問題。堅持研究那一段歷史,是一件值得做的正確的事情。我永遠不會退出,因爲我有堅持這樣做的道德自信。 

致謝

《當鉄鳥在天空飛翔》中文版、英文版、藏文版都已正式出版,在此之前,《1959:拉薩》的中文、英文和藏文版也已經出版。《一生三世:阿壩戈爾登仁波切回憶錄》的英文和中文版不久前在台灣和印度出版,藏文翻譯也已經完成。我履行了我向黃河灘的草原上被中共屠殺的藏人亡靈的承諾,向世人,也向後世講述了他們的命運。在中共黨史上,這是一筆血債;在藏民族歷史上,這是一場浩劫;在千年佛教史上,這是一場法難。不管多少年后,當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時就有了記錄和證據。對那時的人來説,對我們的後代來説,我個人爲此所付出的一切,相比之下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不讓青史儘成灰,是歷史學家的責任,也是使命。

我感謝達賴喇嘛尊者多次開示,多次接受我的采訪。感謝阿壩格爾登仁波切和果洛州達傑州長的信任,接受我的長時間訪談。感謝西藏流亡社會幾百位藏人熱情接待我,并且盡可能詳盡地告訴我他們的遭遇。感謝采訪中的翻譯達瓦才仁、扎西次仁、桑杰嘉、加央、貢波措,以及很多我無法一一提及名字的翻譯。感謝藏文版的翻譯强巴丹增和達赫拉嘉,英文版的翻譯Susan Wolf Stacy Moshe。感謝西藏檔案圖書舘館長拉多格西親自審校藏文譯本。感謝藏學家Mathew Akaster幫助我搜尋和翻譯藏文資料。 感謝台灣聯經出版公司林載爵先生和香港新世紀出版社鮑樸先生的提携,以及編輯同仁的辛苦工作。感謝哈佛大學出版社和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十幾位編輯的努力。感謝書中地圖的繪製者和圖片提供者。我還要感謝中國境内幫助過我而此刻還不便提及姓名的朋友們。德不孤,必有鄰,我們一同努力,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