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原:破析王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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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政治评论家们如何热衷于解读习近平的动向,但要分析习近平的思想,就离不开那从不四处走动,深藏宫闱深处的王沪宁。与十九大初登中共常委被封三朝帝师的称号相比,早几年前中南海里就有议论说,别看出现在官方电视里的王沪宁总是在习近平面前毕恭毕敬,但在幕后决策过程中,习近平对王沪宁基本上是言听计从。1如今,更有甚者直接断言,所谓习近平思想,其实就是王沪宁思想。2本文拟就王沪宁的起步和主要思想作一分析和评述。

先天不足 迎合上位

在所有关于王沪宁早期成名的文章中,无一例外将王沪宁描绘成上世纪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其标志是1985年年仅30岁就被破格晋升为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那时的王沪宁不单在政治学理论方面写了许多论文,也同时在复旦国际政治系开了许多课。无可否认,年轻的王沪宁勤奋学习,涉猎西书,并善于思索和提出新问题,号称一本活着的政治学词典。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阅读速度,笔头也很快,常常五千字的文章一个晚上就挥笔而成。但历史的丰富恰恰在于王沪宁自身天赋资质条件的优越在他起步时所受的教育,给他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致命缺陷。

王沪宁在外语培训班读的是法文,他的英文远没有法文好,这使他在复旦读研究生时,主要接触的是以法国思想家为主的欧洲大陆思想体系。他的研究生论文也是布丹的“国家君主绝对主权思想”。王沪宁接触的西方学说主要是偏从国家角度看问题的欧洲大陆关于国家主权模式的思想体系。3而历史的今天,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以英美思想体系为主的自由主义思想。

其次,王沪宁没有受过正统的本科教育。在复旦大学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复旦本科生的质量要强于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要强于博士生。系统本科教育奠定了一个学者基础知识的宽度和厚度,顶端博士生培养决定了一个学者的高度,如果缺乏了广博知识的厚度,那么单脚撑起来的高度也是不全面和不牢靠的。这是一般而言,也有例外,就看你自学成才及以后的过程中能否真正走出马克思主义和找到知识的节点。杨小凯和朱嘉明即是代表。王沪宁的知识结构却明显地缺了这一块,特别是他对西方自由主义流派学说的生疏。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的远离,他缺乏高层次的抽象和舍弃,仅仅停留在微观的细描阶段。在研究上,由于缺乏系统的规范训练,他缺乏科学的设计和完善的方法论,4这极大影响了王沪宁论文的科学性。相反,处处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和僵化痕迹。王沪宁的研究生专业是国际政治专业,但他后来的发展方向是政治学,也许这是他自我扬长避短的一种选择.5

众所周知,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系基本上就一个很强调外语的国际政治研究人才及教师和国家情报人员培养基地,再加之国政系的建系历史和中共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的盲点,国政系的学术质量跟复旦文科中传统的文史哲系根本不是在一个层次上。即使在复旦大学新加坡辩论的夺冠事上,众人津津乐道归功于王沪宁任顾问,可自知分量的王沪宁却坦诚“这一次我是无官一身轻,顾问顾问就可以﹍﹍”。复旦委重任身兼领队和教练的青年哲学教师俞吾金起的作用远胜于王沪宁。

王沪宁的特点在于他在性格上是一个收敛、谨小慎微、察言观色之人,他善于克制自己,做人低调,精于世故并会演戏。6不同于当时有些露头的青年学术明星难免不时会锋芒毕露,学术基础并不扎实的王沪宁,待人相处之间,反倒给人留下了温尔文雅态度温和的谦谦君子印象。凭着这一点,在一个没有什么真正理论学科的国际政治系和真材实料学问的老教师面前,谦谦有礼并略胜他们一筹的王沪宁,自然得以众口称誉且最先上位为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并不几年晋升为教授,尔后为国际政治系系主任。即使如此,国际政治系这个学习过程缺乏新知兴奋感和使用知识价值感学科掌门人的含金量,还是远低于复旦文史哲内那些才华横溢并初步卓有建树和远大学术前途的同龄人。

王沪宁在复旦的那些年,尽管出了几本专著,写了不少有份量的论文,但他的着眼点政治领导方式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领导方式的具体剖析。单从这个角度看,王沪宁所论处自然头头是道。但只讲国家权力的管理使用权而避谈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制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者,对三权分立如果不是有意避之,至少在方法上是欠缺的,特别是在刚刚走出专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阴霾,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已开始蓬勃酝酿之时。所以,王沪宁的思想从未完成从国家威权主义向民主自由主义的转变。他对西方的理解吸收始终是由西方文明的偏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和整合的。7

1988年到1989年王沪宁访问美国半年所著的《美国反对美国》,仅凭总统竞选中的个人攻击现象,就断言“西方文明可以带来物质繁荣,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华。”他武断地偏信“奉行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威权主义的日本将超越奉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民主主义的美国。”半年时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并没有让王沪宁真正看透美国,他对美国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层,更谈不上身临实境地体验丘吉尔的“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人类已尝试的制度更坏。”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王沪宁不会不知道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中共的内斗远超西方政党的相争。如按照王沪宁的划分标准,那该如何解释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呢?可以说,王沪宁的学者生涯永远没有进入到西方学术体系主流,达到自由主义流派学术上层次。

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在封闭闭塞国度中习惯于指令决策的政府领导人,无论是主动和被动,他们都开始尝试寻找智库的帮助。王沪宁可以归入当时上海理论界冉冉升起中的青年才俊一员,但远不是其中的佼佼者,只是他属于政治学科中的冒尖者。对当时上海决策层来说,王沪宁主张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政府权力的政治管理模式,外加一些西方术语的政治学理论,无疑受到习惯于党和政府来管理社会和经济旧思维模式的当权者青睐。况且,王沪宁在当时又是一个很听党话的学者,从无什么离经叛道的出格言论,又善于用当权者熟悉的语言进行表述,由此,王沪宁开始引起当政者所关注。

官僚阶层希望从从知识界吸取有益于施政的建议,并从中物色可以直接为官的人选。知识界人士也乐于为政建言,有些人并进而踏入仕途。这种官和士之间的互动初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六·四后进入井喷阶段。相对于一些当政者不得不听,背底里从不喜欢且时常犯上的学者,王沪宁最终被江泽民挑选入京可谓恰逢其时,而时间定在1995年,那是因为江泽民在北京的位置初步已坐稳,需要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自己的班底。先后同期进京的还有周瑞金、刘吉、施芝鸿等。未能证实的从六·四至王沪宁北上这几年间,当局是否向王沪宁提出过某些职位而王沪宁出于对教书更有兴趣或是对此有自己的想法而婉拒,还是当局对于王沪宁的尊重或另有考虑。几年后,善于审时度势的王沪宁在几番折腾后,终于接受了带有调研性质而远离事务管理直接服务最高权力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一职。

政治化妆 改头换面

王沪宁在中共中央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为中共最高层起草文件和讲话,并带有调研和收集综合信息,向中共中央提供建议和咨询。王沪宁95年4月中央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一职入仕,最后主管整个中央研究室,历时25年。其中任中研室主任18年,是中央研究室(包括历史上各个时期以不同面貌出现的研究室)成立以来任职最长的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中研室的25年,除了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其中最大的手笔应是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

中共从起家开始,开宗明义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七大毛泽东时代至邓小平时代,共产党的总纲有过多次修改,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词从无改变。文革后邓小平执政时期,尽管知识分子地位得到彻底改变,但在理论上还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附属于此。王沪宁的三个代表思想用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的提法,虽然在文字上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提法并存,但实质上就是将共产党从党纲中,用同时代表这个转换词,将具体的阶级构成演绎成内涵的表象,从而完成了共产党由单一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向全民党转化的理论表述。

孕育这种转化的社会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面向世界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文化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放眼世界中,中国人看到了自己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开始明白和正在接受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市场经济。在整个中国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所挟裹而开始经济巨变之际,中共党内也有相当一批人士也开始酝酿接受西方的民主政治之路,就当时的情况分析,除去中共在党务意识形态领域中还保持着那些僵化的共产主义教条,但在整个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从上到下的中共官员所热衷的就是一切要和世界接轨。

经济生活的变化,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变化,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依然掌握政权和声称时时代表人民的共产党而言,自然明白现有的社会思潮和原始共产主义理论的格格不入和巨大冲击。如此而来,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除非他们回到过去,否则,只能改换教义,另谋出路。

王沪宁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即是中共在经济面向西方开放的过程中,为共产党合理存在的一种自救。他通过三个代表思想试图将经济生活中崛起的新阶层,主要是私营企业主纳入麾下,来依然证明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和先进性。而所谓先进文化的代表,也只不过是试图将伴随经济生活而来的一切文化现象和西方思潮也打上共产党的印记,以证明自己的不朽。

王沪宁的这一招,在不触动中共原始教义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转身成为兼容私营企业主的政党,从而至少在理论上,完成中共从单一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全民党的准备。

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工业社会生产力的两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是根本对立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掠夺者,工人阶级是财富的创造者。王沪宁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括展至私人企业主,这种对马克思原意的修正,或者如中共所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毕竟是毛左派们所不承认的。另一方面,用先进生产力作评判标准,那么世界上最先进生产力所在地西方世界首推美国,无疑将产生最先进的政党,资本家们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又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此而来,共产党和西方政党区别何在呢?

政党是一定阶级和阶层的代表,它只能由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人士所组成并首先服务于本阶级和本阶层。当某政党掌握政权后,只是由于政权本身就有着掌握着全社会的资源并服务于全社会的性质,才使得掌握政权的政党仅仅在施政时才有了代表全社会阶层民意的基础,但这并不能改变上述政党的原有属性,更不能说它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更荒谬至言它代表了物质范畴的生产力。

王沪宁的三个代表思想,看似解决了共产党和私人企业主的和平共处和立身之危,但如果真正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即是开启了背离马克思主义,走向非马克思主义,探索在与西方一体化道路上,如何将共产党转型的不归之路。这种提法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理,还是现实政党属性,都是讲不通的。他的目的无非是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面对峰涌而来势不可挡取代中共的西方思潮,为一个失去了一切光环的中共,重新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础。正是这种和稀泥的调和主义转型理论的谬误和不彻底,也就根本不可能彻底改变中共,反而是给尔后中共原始教义的卷土重来强势回归,造成可乘之机。

江郎才尽 回天乏力

从江泽民、胡锦涛至习近平,中共党魁换了几任,王沪宁不仅没有沦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下场,反而是步步高升。直至十九大时荣登中共常委,攀至中共体制下文人涉政的最高峰。

王沪宁的官场哲学,即是不搞小圈子,不看人下菜,始终保持一种谨小慎微埋头工作的作风。作为一个处于为中共最高层起草文件和讲话的文字工作地位的人士说,只要他不对最高领导造成任何细微的伤害,反而是忠心辅助最高层,自然不会遭遇任何出局的下场。另一方面,如果最高层自己本身并无任何理论或思想上的闪光点,那么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讲究任何时候都要维持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氛围里,特别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对西方普世价值思想的趋同认识,中共就更需要有一种能够抵御西方思想,不断加强中共统治理论的强大气场继续存在。而王沪宁的存在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成为邓小平之后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化妆师和语言包装者。

相对于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王沪宁在胡锦涛时代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几乎没有任何思辨的成分,更谈不上一般的演绎与推理,充其量不过是对江泽民时代置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全面推开后造成一些伤害的纠偏。这在西方世界的政府管理中,是一种钟摆现象,而在中共的治国中,也就是一些政策调整。但习惯于伟光正的中共,永远不会承认工作中的偏差,遑论错误,由此,吹鼓手们便粉墨登场,开始一种职业包装。王沪宁的高明仅在于给这种包装涂上一种人文色彩。即使如此,在对科学发展观的细细分析中,还是可以看出那个时代西方思潮对中共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有了以人为本,才可能顺势引出科学的发展观。但是,这个本的底线何在?是最原始最基础的本,还是另有其本?如是另有其本,那么提出以人为本就是一种伪善。一切从人出发,这个提法本身就相悖中共一切以党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原则,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受西方思潮影响,是个人主义至上西方思潮在中国的潜移墨化和政治包装。也许是意识到这个漏洞,在中共以后的表述中,只讲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个提法鲜有提及,更别说在习近平时代。如果说三个代表思想是王沪宁在中共身处经济转型期间试图为政党转型寻找一种理论基石,那么科学发展观只能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工作指导意见,充其量不过是中共惯称的所谓辩证法思维永远全面的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翻版具体化。

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国还是处在一个全速发展国民经济,意识形态有所放松的时期。只是在胡锦涛当政的后五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中共对中国国力增强的原因和美国的地位发生实质性的判断失误,意识形态又重新紧缩,中共发出了在国际上要有所作为的口号。此时的王沪宁对此并无过多的渲染,但中共进入习近平时代后,王沪宁的角色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2012年开始,王沪宁虽然还主掌中共政策研究室,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上升到了政治局委员,至十九大又上升到政治局常委。这两个位置的变化使得王沪宁从幕后的智囊转身为参与和分管中共最高层的决策事务。

纵观十九大之后的王沪宁,在为习近平准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除了将一大堆口号式的各方面工作指导意见加以政治包装外,无论是习近平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八个必须,还是十四个坚持,核心是提出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而其目的就是用各种提法变着法子来维持、巩固和加强习近平的地位,不惜一切可能和政治词汇来抬高习近平比肩毛泽东的超前几任党魁地位,并使之能够合法长久的延续习近平的政治生命。

对比王沪宁为前任两位中共党魁提出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王沪宁此时构划的全部提法已无丝毫对中共传统理论的修正尝试,反而是全面回归中共原教主义,重新拾起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将这种强权集约至改革开放后已经放松的领域。

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文人只是附属于解释和诠译。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有技术官僚的一套,在任上是坐实了邓小平的思想,所以王沪宁还有可能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作出一些有限度的转型思考。唯有在习近平时代,习近平除了对权力的超级掌控外,其他方面是乏善可陈,思想意识方面更是了无新意,经济上反而是用中共的原始教义来对既有的改革成果作出种种方面非市场经济手段的限制和打击。如此而来,为了给领袖包装,王沪宁也只能绞尽脑汁,推出一大堆教人永远记不住的党八股式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此时的王沪宁,又一次突显年轻时在学术上善造新词的特长,他在不触动中共原教主义的前提下,用一些新词来包装并演化出一些新的政治词汇,如将中共原有的民主集中制解释成全过程民主;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演化成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不能否定;将共产主义目标包装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众多,举不胜举。也正是习近平平时讲话的平淡和无味,分析家们自然将习近平在正式会议上宣读御用班子起草的文稿看作是王沪宁思想。

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笔杆子,无论是陈伯达和胡乔木,他们的文笔堪称上乘,也曾留有佳句,至少写的文章无论观点如何,逻辑上至少讲得通。但在王沪宁手里,中共原先养成的新华日报文体也改头换面,荡然无存。从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思想,三论之间毫无内在联系,更是一个不如一个,且互相矛盾。彼时的王沪宁,已无能力和一丝可能作出半点的转型探索,反而更多地是着眼于中共政权安危下的回力补天。二十五年中共文胆生涯,留给世人的仅是一大推拗口的政治口号。

终其一生 出路何在

王沪宁从一介书生到中共最高层执掌意识形态的最高执行官,这个过程及现象至今仍引起所有关心中国政治走向并偏注理论分析人士的注意。许多评论人士都认为现在这个模式就是王沪宁早年提倡的模式,王沪宁不单为中共设计了这个模式,更是身体力行最后参与和实践了他早年的初衷。这种看法并非全面。应该说,中共一党专政下集权管理的模式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和邓小平南巡后经济上的放松管理也是有限的。王沪宁早年的思想偏向集权管理即来自于他自己本身的知识结构以及观察问题的方法;更有他面对强权体制投其所好的政治心理;也是他性格胆小、小心谨慎不愿犯上的性格所致。所以,并不是王沪宁为邓小平之后的三代领导人设计了集权管理模式,而是王沪宁本身不管是出于自己的认知水平还是政治心理,他就是赞同中共的集权管理模式,并辅之于西方政治学的术语予以包装。自然,王沪宁的包装由于出自年轻时的学者身份,并增多了许多新词,难免给世人造成一种理论知识体系的假象。实际上,从王沪宁进入中南海后,他的学者身份即已结束,所有的思考和出手全部来自于如何为中共最高层的言行服务,而不是更为丰富多变的现实社会,更远离任何一种严谨科学的理论体系。

历史进程中的名人有两类,一类是英雄创造了历史,另一类是历史选择了英雄。毛泽东、邓小平可属于前一类,王沪宁无疑归入后一类。王沪宁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理论新秀身份起步,直至进入中共高层,除了他本身的理论素养外,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权对集权理论的赏识和他本人处事的精明。早年的王沪宁,早先赞同封杀《世界经济导报》,后来也曾并不赞同六·四屠杀,但又不愿表态,以在法国三个月为籍口而婉拒江泽民的北上邀请,8突显他政治上的圆滑。虽说他在理论上和彻底的西方普世价值理论尚有距离,可也对中共政权时有微词。从理论根基的不彻底和偏向集权主义,到为中共这个政权所服务;从个人的政治光谱寄望中共改革,十三大时在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游移,到被这个党国所吞噬并为之肝脑涂地,王沪宁用三十多年时间完成这一蜕变。他的作用,对习近平个人政治生命的延续,远远超过了他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辅助。这种习近平思想就是王沪宁思想的结局,即使他成为习近平确立党内一尊地位须臾不缺的国师,也使他面临着因是他的原创思想来包装从而导致矮化习近平的窘境。从王沪宁去年卸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到十九届六中全会公布的《中共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又非王沪宁所主持,这是否释放了王沪宁已开始悄离习近平核心幕僚的信息?一个断其个人情欲,不惜斩断同过往友人一切联系而献身党国并为其付出一切的人是否终将被党国所冷落?二十大习近平是否连任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走向的一个节点,王沪宁的结局也将终有一晓。

注释:

1.《王沪宁在习近平处的分量到底有多重?》高新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01-11-2016

2.王沪宁词条,维基百科 陈破空注释。

3.6.参夏明著《红太阳帝国》P280,P278。

4.7.参夏明《我和王沪宁相处十年》,载《端传媒》02-11-2017。

5.参夏明《我和王沪宁相处十年》,载《明镜火拍》01-11-2021。

8.参严家其《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载CND刊物和论坛,28-11-2017。

初稿:09-2021

定稿:10-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