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原:破析王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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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政治評論家們如何熱衷於解讀習近平的動向,但要分析習近平的思想,就離不開那從不四處走動,深藏宮闈深處的王滬寧。與十九大初登中共常委被封三朝帝師的稱號相比,早幾年前中南海里就有議論說,別看出現在官方電視里的王滬寧總是在習近平面前畢恭畢敬,但在幕後決策過程中,習近平對王滬寧基本上是言聽計從。1如今,更有甚者直接斷言,所謂習近平思想,其實就是王滬寧思想。2本文擬就王滬寧的起步和主要思想作一分析和評述。

先天不足 迎合上位

在所有關於王滬寧早期成名的文章中,無一例外將王滬寧描繪成上世紀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其標誌是1985年年僅30歲就被破格晉陞為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那時的王滬寧不單在政治學理論方面寫了許多論文,也同時在復旦國際政治系開了許多課。無可否認,年輕的王滬寧勤奮學習,涉獵西書,並善於思索和提出新問題,號稱一本活着的政治學詞典。他有着不同於常人的閱讀速度,筆頭也很快,常常五千字的文章一個晚上就揮筆而成。但歷史的豐富恰恰在於王滬寧自身天賦資質條件的優越在他起步時所受的教育,給他留下了難以彌補的致命缺陷。

王滬寧在外語培訓班讀的是法文,他的英文遠沒有法文好,這使他在復旦讀研究生時,主要接觸的是以法國思想家為主的歐洲大陸思想體系。他的研究生論文也是布丹的“國家君主絕對主權思想”。王滬寧接觸的西方學說主要是偏從國家角度看問題的歐洲大陸關於國家主權模式的思想體系。3而歷史的今天,在西方佔主導地位的是以英美思想體系為主的自由主義思想。

其次,王滬寧沒有受過正統的本科教育。在復旦大學一直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復旦本科生的質量要強於研究生,碩士研究生要強於博士生。系統本科教育奠定了一個學者基礎知識的寬度和厚度,頂端博士生培養決定了一個學者的高度,如果缺乏了廣博知識的厚度,那麼單腳撐起來的高度也是不全面和不牢靠的。這是一般而言,也有例外,就看你自學成才及以後的過程中能否真正走出馬克思主義和找到知識的節點。楊小凱和朱嘉明即是代表。王滬寧的知識結構卻明顯地缺了這一塊,特別是他對西方自由主義流派學說的生疏。在他的一系列論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對西方實證主義方法的遠離,他缺乏高層次的抽象和捨棄,僅僅停留在微觀的細描階段。在研究上,由於缺乏系統的規範訓練,他缺乏科學的設計和完善的方法論,4這極大影響了王滬寧論文的科學性。相反,處處可見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和僵化痕迹。王滬寧的研究生專業是國際政治專業,但他後來的發展方向是政治學,也許這是他自我揚長避短的一種選擇.5

眾所周知,復旦大學的國際政治系基本上就一個很強調外語的國際政治研究人才及教師和國家情報人員培養基地,再加之國政系的建系歷史和中共長期以來在國際政治關係方面的盲點,國政系的學術質量跟復旦文科中傳統的文史哲系根本不是在一個層次上。即使在復旦大學新加坡辯論的奪冠事上,眾人津津樂道歸功於王滬寧任顧問,可自知分量的王滬寧卻坦誠“這一次我是無官一身輕,顧問顧問就可以﹍﹍”。復旦委重任身兼領隊和教練的青年哲學教師俞吾金起的作用遠勝於王滬寧。

王滬寧的特點在於他在性格上是一個收斂、謹小慎微、察言觀色之人,他善於克制自己,做人低調,精於世故並會演戲。6不同於當時有些露頭的青年學術明星難免不時會鋒芒畢露,學術基礎並不紮實的王滬寧,待人相處之間,反倒給人留下了溫爾文雅態度溫和的謙謙君子印象。憑着這一點,在一個沒有什麼真正理論學科的國際政治系和真材實料學問的老教師面前,謙謙有禮並略勝他們一籌的王滬寧,自然得以眾口稱譽且最先上位為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並不幾年晉陞為教授,爾後為國際政治系系主任。即使如此,國際政治系這個學習過程缺乏新知興奮感和使用知識價值感學科掌門人的含金量,還是遠低於復旦文史哲內那些才華橫溢並初步卓有建樹和遠大學術前途的同齡人。

王滬寧在復旦的那些年,儘管出了幾本專著,寫了不少有份量的論文,但他的着眼點政治領導方式實際上就是國家權力領導方式的具體剖析。單從這個角度看,王滬寧所論處自然頭頭是道。但只講國家權力的管理使用權而避談國家權力的來源和制約,作為政治學的研究者,對三權分立如果不是有意避之,至少在方法上是欠缺的,特別是在剛剛走出專制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陰霾,對民主自由的呼喚已開始蓬勃醞釀之時。所以,王滬寧的思想從未完成從國家威權主義向民主自由主義的轉變。他對西方的理解吸收始終是由西方文明的偏門馬克思主義來引領和整合的。7

1988年到1989年王滬寧訪問美國半年所著的《美國反對美國》,僅憑總統競選中的個人攻擊現象,就斷言“西方文明可以帶來物質繁榮,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華。”他武斷地偏信“奉行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威權主義的日本將超越奉行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民主主義的美國。”半年時間不算長,但也不算短,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並沒有讓王滬寧真正看透美國,他對美國的理解僅僅停留在表層,更談不上身臨實境地體驗丘吉爾的“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人類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從文革中成長起來的王滬寧不會不知道中共黨內鬥爭的殘酷性,中共的內鬥遠超西方政黨的相爭。如按照王滬寧的劃分標準,那該如何解釋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呢?可以說,王滬寧的學者生涯永遠沒有進入到西方學術體系主流,達到自由主義流派學術上層次。

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在封閉閉塞國度中習慣於指令決策的政府領導人,無論是主動和被動,他們都開始嘗試尋找智庫的幫助。王滬寧可以歸入當時上海理論界冉冉升起中的青年才俊一員,但遠不是其中的佼佼者,只是他屬於政治學科中的冒尖者。對當時上海決策層來說,王滬寧主張通過加強中央集權,加強政府權力的政治管理模式,外加一些西方術語的政治學理論,無疑受到習慣於黨和政府來管理社會和經濟舊思維模式的當權者青睞。況且,王滬寧在當時又是一個很聽黨話的學者,從無什麼離經叛道的出格言論,又善於用當權者熟悉的語言進行表述,由此,王滬寧開始引起當政者所關注。

官僚階層希望從從知識界吸取有益於施政的建議,並從中物色可以直接為官的人選。知識界人士也樂於為政建言,有些人並進而踏入仕途。這種官和士之間的互動初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六·四後進入井噴階段。相對於一些當政者不得不聽,背底里從不喜歡且時常犯上的學者,王滬寧最終被江澤民挑選入京可謂恰逢其時,而時間定在1995年,那是因為江澤民在北京的位置初步已坐穩,需要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建立自己的班底。先後同期進京的還有周瑞金、劉吉、施芝鴻等。未能證實的從六·四至王滬寧北上這幾年間,當局是否向王滬寧提出過某些職位而王滬寧出於對教書更有興趣或是對此有自己的想法而婉拒,還是當局對於王滬寧的尊重或另有考慮。幾年後,善於審時度勢的王滬寧在幾番折騰後,終於接受了帶有調研性質而遠離事務管理直接服務最高權力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一職。

政治化妝 改頭換面

王滬寧在中共中央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為中共最高層起草文件和講話,並帶有調研和收集綜合信息,向中共中央提供建議和諮詢。王滬寧95年4月中央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一職入仕,最後主管整個中央研究室,歷時25年。其中任中研室主任18年,是中央研究室(包括歷史上各個時期以不同面貌出現的研究室)成立以來任職最長的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在中研室的25年,除了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其中最大的手筆應是為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思想。

中共從起家開始,開宗明義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從七大毛澤東時代至鄧小平時代,共產黨的總綱有過多次修改,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詞從無改變。文革後鄧小平執政時期,儘管知識分子地位得到徹底改變,但在理論上還是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附屬於此。王滬寧的三個代表思想用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的提法,雖然在文字上和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提法並存,但實質上就是將共產黨從黨綱中,用同時代表這個轉換詞,將具體的階級構成演繹成內涵的表象,從而完成了共產黨由單一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向全民黨轉化的理論表述。

孕育這種轉化的社會背景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面向世界開放所帶來的經濟、文化及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在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放眼世界中,中國人看到了自己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也開始明白和正在接受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所認可的市場經濟。在整個中國被市場經濟的浪潮所挾裹而開始經濟巨變之際,中共黨內也有相當一批人士也開始醞釀接受西方的民主政治之路,就當時的情況分析,除去中共在黨務意識形態領域中還保持着那些僵化的共產主義教條,但在整個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從上到下的中共官員所熱衷的就是一切要和世界接軌。

經濟生活的變化,帶來了社會階層的變化,顛覆了人們習以為常熟視無睹的價值觀念。作為一個依然掌握政權和聲稱時時代表人民的共產黨而言,自然明白現有的社會思潮和原始共產主義理論的格格不入和巨大衝擊。如此而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除非他們回到過去,否則,只能改換教義,另謀出路。

王滬寧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即是中共在經濟面向西方開放的過程中,為共產黨合理存在的一種自救。他通過三個代表思想試圖將經濟生活中崛起的新階層,主要是私營企業主納入麾下,來依然證明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和先進性。而所謂先進文化的代表,也只不過是試圖將伴隨經濟生活而來的一切文化現象和西方思潮也打上共產黨的印記,以證明自己的不朽。

王滬寧的這一招,在不觸動中共原始教義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同時,轉身成為兼容私營企業主的政黨,從而至少在理論上,完成中共從單一工人階級的政黨轉變為全民黨的準備。

按照馬克思的原意,工業社會生產力的兩端工人階級和資本家是根本對立的,資本家是剩餘價值的掠奪者,工人階級是財富的創造者。王滬寧將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括展至私人企業主,這種對馬克思原意的修正,或者如中共所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畢竟是毛左派們所不承認的。另一方面,用先進生產力作評判標準,那麼世界上最先進生產力所在地西方世界首推美國,無疑將產生最先進的政黨,資本家們又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又是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如此而來,共產黨和西方政黨區別何在呢?

政黨是一定階級和階層的代表,它只能由特定的階級和階層人士所組成並首先服務於本階級和本階層。當某政黨掌握政權後,只是由於政權本身就有着掌握着全社會的資源並服務於全社會的性質,才使得掌握政權的政黨僅僅在施政時才有了代表全社會階層民意的基礎,但這並不能改變上述政黨的原有屬性,更不能說它代表了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更荒謬至言它代表了物質範疇的生產力。

王滬寧的三個代表思想,看似解決了共產黨和私人企業主的和平共處和立身之危,但如果真正沿着這條路走下去,即是開啟了背離馬克思主義,走向非馬克思主義,探索在與西方一體化道路上,如何將共產黨轉型的不歸之路。這種提法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原理,還是現實政黨屬性,都是講不通的。他的目的無非是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面對峰涌而來勢不可擋取代中共的西方思潮,為一個失去了一切光環的中共,重新尋找一個安身立命的理論基礎。正是這種和稀泥的調和主義轉型理論的謬誤和不徹底,也就根本不可能徹底改變中共,反而是給爾後中共原始教義的捲土重來強勢回歸,造成可乘之機。

江郎才盡 回天乏力

從江澤民、胡錦濤至習近平,中共黨魁換了幾任,王滬寧不僅沒有淪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下場,反而是步步高升。直至十九大時榮登中共常委,攀至中共體制下文人涉政的最高峰。

王滬寧的官場哲學,即是不搞小圈子,不看人下菜,始終保持一種謹小慎微埋頭工作的作風。作為一個處於為中共最高層起草文件和講話的文字工作地位的人士說,只要他不對最高領導造成任何細微的傷害,反而是忠心輔助最高層,自然不會遭遇任何出局的下場。另一方面,如果最高層自己本身並無任何理論或思想上的閃光點,那麼在中國目前這樣一個講究任何時候都要維持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意識形態氛圍里,特別面對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們對西方普世價值思想的趨同認識,中共就更需要有一種能夠抵禦西方思想,不斷加強中共統治理論的強大氣場繼續存在。而王滬寧的存在恰恰是這樣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成為鄧小平之後三代中共領導人的政治化妝師和語言包裝者。

相對於江澤民時代的三個代表思想,王滬寧在胡錦濤時代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幾乎沒有任何思辨的成分,更談不上一般的演繹與推理,充其量不過是對江澤民時代置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全面推開後造成一些傷害的糾偏。這在西方世界的政府管理中,是一種鐘擺現象,而在中共的治國中,也就是一些政策調整。但習慣於偉光正的中共,永遠不會承認工作中的偏差,遑論錯誤,由此,吹鼓手們便粉墨登場,開始一種職業包裝。王滬寧的高明僅在於給這種包裝塗上一種人文色彩。即使如此,在對科學發展觀的細細分析中,還是可以看出那個時代西方思潮對中共的影響。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有了以人為本,才可能順勢引出科學的發展觀。但是,這個本的底線何在?是最原始最基礎的本,還是另有其本?如是另有其本,那麼提出以人為本就是一種偽善。一切從人出發,這個提法本身就相悖中共一切以黨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原則,這種提法本身就是受西方思潮影響,是個人主義至上西方思潮在中國的潛移墨化和政治包裝。也許是意識到這個漏洞,在中共以後的表述中,只講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這個提法鮮有提及,更別說在習近平時代。如果說三個代表思想是王滬寧在中共身處經濟轉型期間試圖為政黨轉型尋找一種理論基石,那麼科學發展觀只能是在此基礎上的一種工作指導意見,充其量不過是中共慣稱的所謂辯證法思維永遠全面的既要這樣、又要那樣的翻版具體化。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國還是處在一個全速發展國民經濟,意識形態有所放鬆的時期。只是在胡錦濤當政的後五年,隨着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北京奧運會的召開,中共對中國國力增強的原因和美國的地位發生實質性的判斷失誤,意識形態又重新緊縮,中共發出了在國際上要有所作為的口號。此時的王滬寧對此並無過多的渲染,但中共進入習近平時代後,王滬寧的角色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從2012年開始,王滬寧雖然還主掌中共政策研究室,但他在黨內的地位上升到了政治局委員,至十九大又上升到政治局常委。這兩個位置的變化使得王滬寧從幕後的智囊轉身為參與和分管中共最高層的決策事務。

縱觀十九大之後的王滬寧,在為習近平準備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除了將一大堆口號式的各方面工作指導意見加以政治包裝外,無論是習近平的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八個必須,還是十四個堅持,核心是提出四個意識和兩個維護,而其目的就是用各種提法變着法子來維持、鞏固和加強習近平的地位,不惜一切可能和政治詞彙來抬高習近平比肩毛澤東的超前幾任黨魁地位,並使之能夠合法長久的延續習近平的政治生命。

對比王滬寧為前任兩位中共黨魁提出的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王滬寧此時構劃的全部提法已無絲毫對中共傳統理論的修正嘗試,反而是全面回歸中共原教主義,重新拾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並將這種強權集約至改革開放後已經放鬆的領域。

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都有自己的思想,文人只是附屬於解釋和詮譯。江澤民和胡錦濤也有技術官僚的一套,在任上是坐實了鄧小平的思想,所以王滬寧還有可能在中國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作出一些有限度的轉型思考。唯有在習近平時代,習近平除了對權力的超級掌控外,其他方面是乏善可陳,思想意識方面更是了無新意,經濟上反而是用中共的原始教義來對既有的改革成果作出種種方面非市場經濟手段的限制和打擊。如此而來,為了給領袖包裝,王滬寧也只能絞盡腦汁,推出一大堆教人永遠記不住的黨八股式的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此時的王滬寧,又一次突顯年輕時在學術上善造新詞的特長,他在不觸動中共原教主義的前提下,用一些新詞來包裝並演化出一些新的政治詞彙,如將中共原有的民主集中制解釋成全過程民主;將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演化成四個意識、兩個維護、兩個不能否定;將共產主義目標包裝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此眾多,舉不勝舉。也正是習近平平時講話的平淡和無味,分析家們自然將習近平在正式會議上宣讀御用班子起草的文稿看作是王滬寧思想。

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筆杆子,無論是陳伯達和胡喬木,他們的文筆堪稱上乘,也曾留有佳句,至少寫的文章無論觀點如何,邏輯上至少講得通。但在王滬寧手裡,中共原先養成的新華日報文體也改頭換面,蕩然無存。從三個代表思想、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思想,三論之間毫無內在聯繫,更是一個不如一個,且互相矛盾。彼時的王滬寧,已無能力和一絲可能作出半點的轉型探索,反而更多地是着眼於中共政權安危下的回力補天。二十五年中共文膽生涯,留給世人的僅是一大推拗口的政治口號。

終其一生 出路何在

王滬寧從一介書生到中共最高層執掌意識形態的最高執行官,這個過程及現象至今仍引起所有關心中國政治走向並偏注理論分析人士的注意。許多評論人士都認為現在這個模式就是王滬寧早年提倡的模式,王滬寧不單為中共設計了這個模式,更是身體力行最後參與和實踐了他早年的初衷。這種看法並非全面。應該說,中共一黨專政下集權管理的模式從來就沒有放棄過,上世紀八十年代和鄧小平南巡後經濟上的放鬆管理也是有限的。王滬寧早年的思想偏向集權管理即來自於他自己本身的知識結構以及觀察問題的方法;更有他面對強權體制投其所好的政治心理;也是他性格膽小、小心謹慎不願犯上的性格所致。所以,並不是王滬寧為鄧小平之後的三代領導人設計了集權管理模式,而是王滬寧本身不管是出於自己的認知水平還是政治心理,他就是贊同中共的集權管理模式,並輔之於西方政治學的術語予以包裝。自然,王滬寧的包裝由於出自年輕時的學者身份,並增多了許多新詞,難免給世人造成一種理論知識體系的假象。實際上,從王滬寧進入中南海後,他的學者身份即已結束,所有的思考和出手全部來自於如何為中共最高層的言行服務,而不是更為豐富多變的現實社會,更遠離任何一種嚴謹科學的理論體系。

歷史進程中的名人有兩類,一類是英雄創造了歷史,另一類是歷史選擇了英雄。毛澤東、鄧小平可屬於前一類,王滬寧無疑歸入後一類。王滬寧以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理論新秀身份起步,直至進入中共高層,除了他本身的理論素養外,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權對集權理論的賞識和他本人處事的精明。早年的王滬寧,早先贊同封殺《世界經濟導報》,後來也曾並不贊同六·四屠殺,但又不願表態,以在法國三個月為籍口而婉拒江澤民的北上邀請,8突顯他政治上的圓滑。雖說他在理論上和徹底的西方普世價值理論尚有距離,可也對中共政權時有微詞。從理論根基的不徹底和偏向集權主義,到為中共這個政權所服務;從個人的政治光譜寄望中共改革,十三大時在新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游移,到被這個黨國所吞噬並為之肝腦塗地,王滬寧用三十多年時間完成這一蛻變。他的作用,對習近平個人政治生命的延續,遠遠超過了他對江澤民和胡錦濤的輔助。這種習近平思想就是王滬寧思想的結局,即使他成為習近平確立黨內一尊地位須臾不缺的國師,也使他面臨著因是他的原創思想來包裝從而導致矮化習近平的窘境。從王滬寧去年卸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到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布的《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稿又非王滬寧所主持,這是否釋放了王滬寧已開始悄離習近平核心幕僚的信息?一個斷其個人情慾,不惜斬斷同過往友人一切聯繫而獻身黨國並為其付出一切的人是否終將被黨國所冷落?二十大習近平是否連任是中國現代政治發展走向的一個節點,王滬寧的結局也將終有一曉。

注釋:

1.《王滬寧在習近平處的分量到底有多重?》高新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01-11-2016

2.王滬寧詞條,維基百科 陳破空注釋。

3.6.參夏明著《紅太陽帝國》P280,P278。

4.7.參夏明《我和王滬寧相處十年》,載《端傳媒》02-11-2017。

5.參夏明《我和王滬寧相處十年》,載《明鏡火拍》01-11-2021。

8.參嚴家其《從王滬寧當選政治局常委談起》,載CND刊物和論壇,28-11-2017。

初稿:09-2021

定稿:10-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