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纯钩:林行止倡改国歌,言之成理无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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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读林行止先生的新书《政道沧桑》,这是一家香港出版社SHUN PO CO.LID出版的,封面包装沿用台湾远景版的风格,书脊标示「林行止作品集(105)」。鉴于林先生早前已宣布封笔,这本书大概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本了,远景未取得出版权,这有点意外。

这本新书与整个系列风格统一,内容是林先生一年来信报专栏文章的结集。因人不在香港,大部份文章我都错过了,现在读来津津有味,长见识,也助思考。

书未读完,但读到其中一篇眼前一亮。这篇标题为「全面崛兴体制变,改写国歌此其时」,鉴于现在在香港唱国歌已成「必修科」,而歌词有令人「不明其意或莫名其妙的荒谬感」,「对国民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林先生认为改写国歌刻不容缓。

笔者对此深有同感,以我接触的身边亲友,大部份都有相同的想法,林先生的倡言,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认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本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这部影片拍于1935年抗战前夕,烽火连天,国难当头,歌词中充满亡国感和血战精神,按理只反映当时国情,缺乏宏观长远的包容性。立国之初,万事倥偬,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作品,将这首歌临时充当国歌,也是情有可原。

国歌应该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传承,要庄重雄伟﹑浑厚辽远,能引起国人的崇高感和归属感,足以凝聚人民的共同情感和理想追求。 「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唱出中国人浴血奋战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当然是一首好歌,但当中共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百废待兴﹕前景光明之际,一首充满血与火﹑生死存亡意识的歌,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确是有「荒谬感」的。

林行止为此梳理了历史上几首少为人知的「国歌」,这些资料倒很有趣。最早的国歌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有一次出席国际会议,各国都有国歌,唯独中国没有,曾纪泽便自己作词,请人谱曲,写了一首《普天乐》代替。后来李鸿章出访,在俄国参加沙皇加冕礼时,典礼官故意宣布「奏大清国国歌」,李鸿意很尴尬,当下起立清唱一首安徽民歌充数。李回国后选唐代诗人王建的诗,着人谱曲名之为《李中堂乐》。两首歌都不能算正式的国歌,反映中国没有国歌的难堪。

清廷第一首官式国歌是1911年的《巩金瓯》,作曲者为清末大才子溥侗,作词者为严复。民国初年由教育家沈恩孚填词﹑沉彭年谱曲写成《五族共和歌》,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又命人作一首《中华雄立宇宙间》作国歌。到段琪瑞政府,又有一首《卿云歌》,直至国民党上台,新国歌就是现在中华民国的国歌《三民主义》,据说作词是孙中山和胡汉民(有说是戴季陶﹑廖仲凯﹑邵元冲作词),程懋筠作曲。

林行止的建言,中共当然不会听取,民间反映也很冷淡,至少我没听到有任何回应。这首背离了时代精神的歌,与当代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无法引起更广泛的共鸣,按理林行止的倡言应该引起更多回应,事实是悄无声息。

原因何在?我想与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淡漠有很大关系。国是你的国,歌是你的歌,与我何关?如果到时到候「依法」不能不听,那也可以无动于衷地听,至于歌词是什么,旋律又如何,统统不上心。既如此,国歌长的什么样子,当然唔关我事,要改不改,何必多言?

中共建政后,奉斗争为圭臬,对外斗其乐无穷,对内斗也其乐无穷,《义勇军进行曲》的杀伐风味,又无端端与现实合拍。改革开放后,国歌又别扭了,但无人敢动。

时至今日,突然放眼都是敌人,美英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暴力镇压又成常态,这时《义勇军进行曲》的血火氛围,声嘶力竭的叫嚣,又与现实若合符节,至此,国歌仿佛又不必修改了。

我们听美英法的国歌,都感觉庄严雄浑,动人肺腑,即使不是他们的国民,听起来也令人动容,因为人类的壮美情感能引发共鸣,国歌之用也大矣。

中共以斗争起家,以斗争治国,斗字当头,血光遍地,看来,在中共治下已不可能改国歌,要另立国歌,也是中共之后的事了。

–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