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興與鄧小平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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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為編者按

《從1947年開始在毛身邊擔任警衛直到毛去世的汪東興(1915-2005),生前發表了他的日記》和一些回憶文章,其內容大體真實可信,從中起碼給讀者兩點啟示,即:一,毛在文革期間自始至終並不打算徹底打倒鄧小平;二,鄧小平為人剛愎自用,嗜權如命且恩將仇報,品格至劣。

據大陸媒體披露,毛曾對汪有這樣的評價,“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我用起來不放心,東興在我的身邊,我習慣了。人還是舊的好一點,他的長處是心細,缺點是理論水平差、不喜歡動腦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漢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自然清楚,1955年中共軍隊授銜少將的汪,談不到有什麼戰功,比起一眾資深將帥聲望差得遠,可是擔任大內總管卻不作第二人選。故放心讓其辦理一應機要事務,例如放逐鄧小平的具體操作。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伊始,鄧就被定為與劉少奇並稱的“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只是坐困於原居處而一直倖免於“被揪斗”。1967年5月,汪東興受毛“委託”,到中南海鄧家中看望他,當面轉達毛的三條意見: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指毛)寫信。這三條堪稱皇恩浩蕩。故鄧即向汪直陳:“外面大字報中提出的許多問題與事實不符,要求同毛主席當面談談。”

汪將此轉報毛。一天深夜,鄧被毛的秘書徐業夫接去面聖,直到天快亮才回家。據云他“向毛詳細彙報了三十年代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的情況,並表示接受毛對他和劉少奇派工作組錯誤的批評”。

談話中,毛垂詢鄧對林彪的看法,鄧沒有表態。毛有點不滿,但對鄧仍心存一份賞識,提出“劉、鄧可以分開”。此語他後來反覆說過多次,意蘊深遠,耐人尋味。

此次談話,是鄧罹禍後,毛對鄧的問題首次較為全面的表態,氣氛是緩和的。毛還對鄧說:“以後有事情可以找汪東興,也可以給我本人寫信。”意味著“今上”要親自過問鄧的問題,不想讓其他人插手。不言而喻,倘讓林彪、江青等人得到處置鄧的權力,那他的命運肯定迥然兩樣。

1969年九大閉幕半年後的10月22日,鄧下放江西前,汪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再次步入中南海懷仁堂西側的含秀軒,此處是鄧小平、卓琳夫婦的住宅,也叫3號院。

汪走進北屋內,向鄧夫婦轉達了北京實行戰備疏散的消息。沉默片刻後,鄧先說話稱:“我繼母夏伯根,自從和孩子一道被攆出中南海後,一直住在外面。現在,她年紀大了,獨自一人無人照看,我想帶她一起走。”

汪爽快答應:“可以,人之常情,還有什麼?”

鄧想了想,說道:“以前,主席說過,有事找你。”

汪點了點頭。鄧問:“到江西以後,是不是可以給你寫信?”汪又爽快地回答說:“當然可以!”

卓琳聽罷,“舒了一口氣”。鄧“俯首而思,放心地點了點頭”。

幾天後,鄧小平、卓琳、夏伯根三人正在北屋裡整理行裝。外邊傳來了大女兒鄧林的叫聲:“爸!媽!”兩年多沒有見面,鄧小平和卓琳都驚呆了,趕緊把風塵僕僕的鄧林迎進屋裡。

這是汪為即將離京下放的鄧小平特意安排的溫馨一幕。他隨後走進來,坐在鄧對面的沙發上,凝望著他,慢慢地說:“你們帶什麼都可以,帶不走的,可以留在這裡,這個院不會動的。”

鄧聞言不動聲色。

“以後,你回來,還可以住這裡。”稍頓了頓,汪又接著說,“這次疏散離開北京,也不單單是對你一個人的行動。到了江西後,可以去工廠勞動,先別管什麼性質吧,總比這……你說呢?”

說這話時,汪別有意味地看著鄧小平。鄧這時才緩緩地點了點頭。

汪轉過頭來對卓琳說:“明天中辦派車,去看看朴方吧。”

翌日,中辦警衛局準時來車,將卓琳送到解放軍301醫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療的大兒子鄧朴方。

顯然汪乃悉遵毛之意旨行事。

此前的1968年8月,還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四年級的鄧朴方,因不堪造反派的虐待與凌辱,跳樓以示抗議,造成了胸椎壓縮性骨折。汪知悉後,立即報告毛。毛指示,要全力進行搶救。汪馬上作了安排。當時,由於鄧心情不好,沒有將此不幸消息告訴他,他們夫婦第二年才知道。

得知兒子癱瘓,做父母的心情難以平靜。鄧給毛寫了一封信,提出請組織上幫助安排,使鄧朴方得到進一步更好的治療。毛和周對此信做了批示。在汪的協調下,鄧朴方住進了解放軍301醫院。

在鄧謫居江西期間,汪還幫助解決了其小女兒毛毛和小兒子飛飛的上學問題。兩人被分別安排到江西醫科大學和江西理工大學學習,令鄧一家人喜出望外。

1972年4月22日,他致函給汪:

“東興同志:好久沒有寫信了。由於主席和你的幫助,毛毛和飛飛進學校的事情已經解決了。毛毛進南京醫科大學,飛飛進南昌理工大學(學無線電專業),學校選拔通知20天前就到了。兩個孩子得到了照顧,我們只能對主席和黨表示由衷的感激!

我們的情形一切照舊,不過我的繼母三天後就要去天津幫助我的妹妹生產和帶小孩,她七十幾歲了,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幾年來,在我們家裡很勞累,所以我們勸她去天津住一時期。她走後,兩個孩子上學了,家裡就剩下我和卓琳,照護一個殘廢大兒子,因此,我暫不能去工廠勞動,必得在家做事(卓琳身體也不好)。我們想請一個人做做飯,特別幫助照顧殘疾人,已向領導提出。據說找人不易,工資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結果如何。沒有別的,就怕我和卓琳萬一有一個人生病就難辦了。我的大兒子鄧朴方接過來近一年了。一年來的觀察,他的腰身以下雖然完全沒有知覺(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機能似乎並未完全消失。據說,在醫院診斷時也對此存疑,並曾有施行大手術、打開看看的擬議,後因送到救濟院而未果。

我們總希望還能有一次醫治的機會,如果有可能再送回醫院治療,或施行手術。對此,我實在不好意思向黨提出請求。

至於我自己,我仍然靜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幾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餘年,這裡的夏天,對我們都太不習慣了……”

此前的1971年8月15日,毛乘火車從北京出發,開始為期33天的南巡。8月31日,他到達南昌,叫汪去看望在江西“勞動鍛煉”的鄧。

汪通過省委領導把鄧從新建縣請到省委濱江招待所,並在他的秘書孫守明、毛的管理員吳連登兩人陪同下,見了鄧小平。汪說:“主席很關心你,讓我來看看你,叫我問問你身體怎麼樣?吃飯怎麼樣?睡覺怎麼樣?生活習慣不習慣?還有什麼困難?對中央有什麼意見?主席叫你注意身體。”

毛對鄧如此關懷,鄧當然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事實上,他多次向毛輸誠納款,一再痛切檢討自己的錯誤:

“我入黨40多年來,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作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鄧小平《我的自述》)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鄧小平《我的自述》)”

“特別重大的是我國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鄧小平正是一再認錯和深刻檢討才多次被打倒又被啟用。不過毛也說他“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又言中了!

對比八十年代中共的文件和鄧的說法,真是涇渭分明: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22條,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

“實際上,現在這次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性質的分析,超過了過去所謂路線錯誤的概念。”(鄧小平《對起草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8頁)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能屈能伸、韜光養晦的鄧,才六年半光景便在北京政壇上捲土重來。“老人家”(毛)說“是我請他回來的”。具體時間為1973年2月22日,即林彪1972年9月13日折戟沈沙之後不足半年,鄧從江西回到北京,被安排住進花園村一棟樓里。

汪第一個前去看望他,問他生活還需要什麼,儘管說。隨後,汪將鄧的情況向毛做了詳細彙報。3月29日下午3時,毛接見鄧小平,要他“努力工作,保護身體”。並問:“你在江西這麼多年,怎麼過來的?”鄧的回答只有兩個字:“等待。”此次見面,是兩人分開六年後首次會面。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2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送上《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推薦鄧“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批准了這個報告。在其支持下,鄧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此期間,中央為了改善鄧的住房條件,開始給他選址建房,選來選去,最後選定景山后街米糧庫衚衕。為使鄧及其家人住得舒適些,汪大費心力。他告訴負責施工的中辦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鄧孩子多,房屋空間要大一點,高一點,門窗大一點,通風采光好一點,房間多一點。考慮到鄧夫婦個子都不高,汪特意囑咐:抽水馬桶、洗臉盆、窗檯等都要矮一點,寫字檯、飯桌、椅子、沙發、床等傢具都不要太高,以他們使用方便為標準。他還要求院子大一點,使鄧有一個散步鍛煉身體的地方,並要求在院內栽幾顆四季常青的松柏樹。可謂無微不至。

1977年,鄧及夫人卓琳搬進這個院子,他們在這裡共同生活了20年,一直都比較滿意。當年栽種的兩顆松樹後來長得枝繁葉茂,互相交錯,難分彼此。他的兒女們認為這兩棵樹象徵著鄧小平和卓琳相依為命、相依為伴。因為兩人同屬龍,兒女們便為這兩棵樹起名為“雙龍樹。”

1976年4月5日,群眾聚集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姚文元炮製的《天安門事件現場報告》,說這是一起“反革命政變事件”,“公開打出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

4月7日上午,毛澤東聽了關於“天安門事件”進展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彙報,作出以下指示:“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華國鋒任總理,建議華國鋒任黨的第一副主席。”

鄧小平再次落難。當天中午,“四人幫”在人民大會堂慶祝“勝利”。江青說:“我們勝利了!祝賀你們!”張春橋說:“這幫傢伙寫那些反動詩,就是要推出鄧小平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

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毛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最新指示。“四人幫”一口咬定鄧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誣陷鄧曾經坐著汽車到天安門廣場親自進行指揮。而汪東興當面據實辯稱,鄧不過是去北京飯店理髮。江青和張春橋說,要做好思想準備,“可能有‘群眾’要去衝擊鄧小平,把鄧小平抓起來。”主持會議的華國鋒提出,鄧是否曾坐汽車到天安門廣場親自指揮,應該向鄧問一下,以便核實。江青說:“叫汪東興去問吧。”

汪懷疑“四人幫”要借群眾之名去抓鄧,因為文革初期,有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組曾經組織“群眾”揪斗彭真。汪認為此事關係重大,需請示毛。他從大會堂出來,沒有直接去找鄧,而是到中南海向毛彙報政治局開會討論的情況。當他說到可能有人會去衝擊鄧時,毛說,不能再衝擊,不能抓人,並問汪有沒有辦法。汪建議把鄧換個地方,轉移到東交民巷去。毛說:“可以。”

鄧的小女兒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賬—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一書中提到了這次轉移:

“汪東興立即把中辦警衛局參謀滕和松叫來,讓他負責父親的轉移。下午三點多鐘,中辦警衛局的人來了,將父親接走後,大約五點多鐘,中辦警衛局又派人將母親接了過去。

在東交民巷,汪東興將有關情況告訴了父親,問他是否坐車到天安門進行‘指揮’?父親說,他只有一次坐車去北京飯店理髮,根本不是什麼‘指揮’。汪東興離開東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做了彙報,然後返回人民大會堂繼續開會。江青等人問汪東興:‘你和鄧小平談得如何?”汪東興照實回答:“鄧小平只是去北京飯店理髮。’張春橋不滿意,他讓汪東興寫個談話記錄。汪東興火了,說:‘讓你們去,你們都不去,記錄我不寫。以後也別讓我去了,下次你們自己去吧!’

4月7日晚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兩個決議’。決議的第一個內容是,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第二個內容是,撤銷父親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4月8日,父親給汪東興寫信,向黨中央和毛澤東表示:第一擁護華國鋒擔任黨的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第二對繼續保留他的黨籍表示感謝。”

鄧小平、卓琳轉移到東交民巷以後,一開始夫妻倆得自己打掃衛生,洗衣做飯,負責警衛工作的參謀滕和松幫他們買一些糧和菜。幾天後,滕和松請示汪東興同意,把原來在鄧家做過飯的李師傅請了去,鄧夫婦的生活負擔才輕鬆了許多。

為了保護好鄧,汪調去了數名警衛戰士站崗放哨。卓琳因患眼病住進了301醫院,一天,給卓琳看病的唐醫生悄悄地告訴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已發通知了。”卓琳頓時緊張起來,立即給鄧小平寫了一個紙條:“千萬不要離開你現在住的地方,不管什麼人讓你出去,都不要離開,我爭取儘快出院。”在她眼裡,汪東興掌控下的東交民巷是最安全的地方。

50天後,卓琳的眼病基本好轉。她匆匆出院,回到東交民巷,見鄧一切照舊,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1976年6月12日,鄧小平給汪寫信,請求與家人團聚。汪看後,很快報告了毛。6月30日,鄧接到通知,經毛批准,可以搬回寬街和家人團聚,這才結束了在東交民巷避難的日子。

回顧以上事實,可以看到汪東興對鄧小平很有義氣,甚具人情味。患難見真情,汪不失為鄧困厄之際的恩人。但鄧小平卻不然,粵語稱為“翻轉豬肚就是屎”,一旦時來運轉,便完全變臉,兇相十足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要職的汪東興心徹底涼了。在政治局召開生活會的時候,汪指著剛剛發下來的《關於劉少奇的複查報告》,發表看法道:“我不同意這麼匆匆忙忙地就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講他過去有什麼問題,來個冷處理。現在這個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當初我就在中央項目組,有些揭發的核實明明就是我們一些很好的領導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這些人身上去,容易產生種種的誤會,反而對我們現在的政策不利。將來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呢?”

我!”

隨著一聲大喝,鄧小平站了起來:“汪東興幾乎每一次開會都要出來唱唱反調,已經充當了我們中心工作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絆腳石了。對任何問題都要說三道四,好像你汪東興什麼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為當時就在項目組,所以你必須對當時一些問題要負一定的責任。這個責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幫’定的他們才應負責,就是在他們錯誤影響下所做的壞事也應該由他們來負。這個道理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就是這樣的。當初你們批判所謂劉鄧路線時,不也是把別人乾的事情算到我們頭上去了嗎?這有什麼奇怪的?還要你汪東興如此著急地說明!”

鄧小平剛說完,胡耀邦就開了腔:“大量的事實證明汪東興這兩年來基本上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左’的路線上踏步不前,經過了許多人的幫助甚至批評,仍然沒有足夠的認識。我覺得,他繼續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經遠遠地不適應了。我建議在合適的時候是否調整一下他的職務。再說,這些日子來,揭發和反映汪東興問題的材料和報告源源不斷地到了中組部和中紀委。考慮到汪東興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有過功勞,我希望他還是應該慎重地考慮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採取一定的主動措施。“

這話汪東興馬上意識到了——與其讓別人把自己趕出去,不如自己主動一些。於是,他等別人紛紛把話講完以後,自己又開了口:“事情已經很清楚了,在即將辭職的時候,我還有幾句話想對大家講一講,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見嘛……”話一出口,滿座頓時安靜下來,眼睛全部轉向了汪東興。

“不錯,我作為多年跟隨毛澤東的警衛官員和後來一直擔任中央辦公廳的主要職務,我接受毛澤東的教育和思想很深,這也大概就是我遲遲不能接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以及現在你們一直主張的要為少奇徹底平反等意見的主要原因。我的觀點和思想與你們的許多意見格格不入,彼此很難統一。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黨的事業和黨的團結,我決定還是自己辭職比較好,這樣對你們更好地執行你們的路線,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礙或阻力了。這未嘗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汪東興的意見一說出來,只見鄧小平看了華國鋒一眼,扭過去又和葉劍英、陳雲咬了咬耳朵,顯然是在交換什麼意見。半晌,他才正了正身子說:“好吧,汪東興剛剛提出他的辭職意見,我們還需要研究。不過,我個人認為他的這個意見是好的。我們黨內允許一個黨員或官員保留自己的意見,這也是堅持真理的一種方式。有些問題我也不能保證我們就是完全的真理,就不需要接受檢驗了。但是,我們黨從來就有這麼一個規矩,那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的意見被否決以後,必須擁護多數人的意見,除了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外,不允許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但是,如果你自己認為干不下了,可以像汪東興這樣地提出辭職。這同樣是黨章黨規所允許的。不過,這個問題需要在全會上決定。如果沒有什麼特殊的情況,我建議把汪東興的這個意見拿到會議上去。”

這時,吳德、陳錫聯、紀登奎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

汪東興回到家裡,老伴看見他的臉色不對,急忙問道:“你怎麼了?不舒服嗎?”他搖搖頭:“我很好,我已經辭職不幹了,從今往後就是一個老百姓。”“真的?”老伴說,“這也好,省得擔驚受怕了。”汪東興點點頭:“是呀,別人不想讓咱干,咱也就不能再幹下去了。這沒有什麼不好的,我已經幹了快一輩子了,也該休息休息了。”

從這天起,他就閉門謝客。

作為“兩個凡是”的主要代表人物,汪東興對於中國人民是欠了債的;但畢竟在抓捕“四人幫”這件事上面他有大功,功過相抵,筆者覺得應當給予正面評價。反之,鄧小平長期輔助毛執行極左路線,五七反右尤其罪責昭彰,六四屠城滔天大罪更屬舉世矚目。就其與汪東興的私人關係上,他也是典型的忘恩負義的小人。將來如有《當代春秋》問世,鄧勢必與毛一起被繫於歷史的恥辱柱上,永遠受人唾棄!

(20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