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的不堪:攀上喬冠華之前她已給前夫戴綠帽!

0
作者:洪君彥    (章含之的首任丈夫
導讀 章含之是一部新聞史。她身份特殊,是民國時期大律師、教育總長章士釗的養女,也是建國初期毛澤東主席的英語老師,還是叱吒國際風雲的原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妻子。透過這些特殊身份,可看到許多曾發生過的新聞和新聞背後的新聞——章士釗與毛澤東主席的交往、喬冠華的沉浮、七十年代我國外交領域一些重大事件和鮮為人知的偉人名人軼事軼聞。
章含量之是一段悲情劇。她天生麗質,但在婚姻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愛情的大膽追求使她歷經坎坷——六十年代婚姻失敗、七十年代找到真愛,因與大名鼎鼎的“喬老爺”結婚,年齡又十分懸殊,遭到諸多非議和各方面壓力,粉碎四人邦後因喬被納入其組閣“副總理”名單而雙雙接受審查,後雖“一筆勾銷”卻飽受冷落,一代才子外交家喬冠華在暗然中死去,章含之追求半生孑然一身,一度陷入極度迷茫。
章含之也是一件犧牲品。外交事業使她與喬冠華叱吒風雲,成為世人羨慕的公眾人物;政治旋渦又將他們捲入深淵,“從天堂到煉獄”;而世俗眼光中的她已是遍體鱗傷……她的前夫洪君彥(本文作者)出書揭穿她出軌的內幕,喬冠華(第二任丈夫)的女兒也憤而出書,指責她破壞別人的家庭。
1957年洪君彥章含之小兩口在北海公園九龍壁前留影
1961年妞妞出生後,一家三口樂融融

洪君彥和洪晃
我沉默了十幾年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報》開始連載我的回憶文章《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就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斬,引起議論紛紛。
其實,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在停稿啟事中所說的:“《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一文全部是我的親身經歷,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實寫照。今應女兒洪晃的請求,續稿暫停。”
女兒洪晃的請求是唯一的原因。女兒是如何請求我的?在2004年3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有洪晃的一段話可以說明:“我說,沒有覺得你不能說話,但我就跟你說一句話,因為你愛我,你女兒這輩子就求你這一件事。我爸想了兩分鐘,說你要這麼說,就撤!我也挺感動的,他憋了三十年有話要說,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女兒求我撤稿時還說,當時她母親病重住院,怕該文章影響她的病情,要我暫停。並說:“爸,你乾脆多寫點以後出本書。”
所以女兒的本意絕不是剝奪我的話語權,而是發表文章的時機不對,所以建議我緩一緩,往後推。
我有話要說
我和章含之從相知、相戀、相伴到離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與她的婚姻於“文革”期間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瘋狂的年代,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災難深重的歲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起,章含之寫文章、出書或接受訪問,凡提到她和我離婚那一段往事,總說是毛澤東主席叫她離婚的。她說毛主席批評她沒出息,是這樣對她說的:“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解放自己?”我當時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話說我們離婚的事,真是聞所未聞。這一筆真是非同小可,從此陷我於不義。
如今我已年過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憶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時仍然徹夜輾轉難眠,有時會從噩夢中驚醒。好幾次想擲筆作罷。但是,我要以“文革”倖存者的身份,提出對“文革”的控訴,留一些史料給後人,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到底誰是婚變的始作俑者?到底誰是婚變的主角?我必須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進行修改、補充,以較完整的面貌呈獻在讀者面前。我期望以此行動對讀者、親友以及我自己作一個交代。

 

章含之態度變了
我的家變是在“文革”中發生的。由於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變的雙重磨難,所以印象特別深刻、恐怖,至今心有餘悸。
記得自“文革”開始,我被冠上“黑幫”的稱號,至1968年8月進“牛棚”,這兩年間我挨的批鬥有數十次之多,有時一天兩三場,就像耍猴戲一樣。每次批鬥必然坐“噴氣式”,必然挨拳打腳踢,有時還要戴高帽子游斗。一次紅衛兵在北大五四廣場批鬥北大校長、黨委書記,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見到所謂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黑壓壓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
此後厄運接踵而至,先是剃陰陽頭,後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園裡遇到一位也在受審查的校領導,兩個人匆匆打了個招呼。冷不防幾個紅衛兵衝過來把兩人團團圍住,說我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我們兩人都剃了陰陽頭,頭上剃得一塊黑一塊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壞人”。誰見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頓、打一頓。
自從我被剃了陰陽頭後,我一直不敢脫帽子。回到家裡,不小心被只有五歲的女兒看見了。她嚇得號啕大哭。
那天章含之見到我卻完全是另外一種表情。她坐在沙發上,雙腳蹺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氣對我說:“你看你這個死樣子,你還有臉回來啊!現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說話時都沒用正眼看我。我當時大為震驚,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擊最嚴重的時候,天天在學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是無辜的,不僅沒有一句安慰的話,卻用惡言惡語來挖苦我。這個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為我們夫妻間有深厚的感情基礎。我們在一起度過多年風和日麗、恩愛歡愉的好日子,多年來一向是琴瑟和諧。現在我突然遇到災難,多麼希望得到妻子的寬慰和扶掖,而與我相知十七載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絕情,怎能叫我不寒心!我已朦朧感到:章含之對我的態度變了。
串聯時紅杏出牆
1966年底,章含之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大串聯,她的同伴主要是外語學院英文系的教員,其中有一位張某。他們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寧波和上海。
章準備到上海後住在我大姐家。我沒資格串聯,無法陪她同行,只能寫信給大姐,請大姐好好款待她。
在上海,章住在大姐洪君慧家。大姐布置了一間舒適的卧室,把章當上賓招待。章與張某幾乎天天在一起。那時大姐看到章與張某眉來眼去,出雙入對玩得歡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於腦後,想到我隻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淚。當時我外甥見章與張某上街時拉着摟着的親昵樣,感到十分詫異。章卻說:“我們外語學院出來的人都是這樣的,都很洋派。”
後來大姐與大姐夫發現章與張某在她家卧室發生不軌行為,並掌握了確鑿證據。大姐當時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場。她怕我知道後受不了打擊會尋死,要大家守口如瓶。
1967年中期,北大兩派鬥爭愈演愈烈,幹部解放更是遙遙無期。我整天勞動、寫檢查,疲憊不堪,又絲毫得不到家庭的溫暖、慰藉。當時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緒低落到極點,想到自己毫無尊嚴地活着,不僅自己痛苦,也給家人帶來恥辱。於是萌生了自殺的念頭。
正當自殺念頭縈繞不去時,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聽後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哽咽着對我說:“小哥哥你怎麼到這種時候還這麼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別的男人好上了,你連自殺還要考慮到會不會連累她……”這件事對我來說,真是晴天霹靂。
妹妹說得對,我時時念及夫妻之情,處處考慮妻子的感受,為她着想。而她卻背着我幹這種事,我為她為家庭去自殺值得嗎?於是我下了決心:今後不論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緊牙關活下去。
妹妹的一席話使我恍然大悟,從此我也警覺起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發現她的皮夾里夾了一幀張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還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後根本沒有夫妻生活了,這安全套說明什麼問題?發現這兩樣東西後,我憤怒極了。我當場要她把事情說清楚,她一時慌了手腳,不知所措。開始她一味抵賴、否認,可是在物證面前無言以答。我當時憤怒到極點,簡直要瘋了。我說:“我要找張某人問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麼關係?”我當時已憤怒得不顧一切了,真會跑到外語學院找張某人理論。在慌亂間章突然下跪認錯,表示悔改。
我憤怒過後冷靜下來:只要她真能與張某了斷關係,我再不會提起這件不愉快的事。但是我的良好願望並未實現。自章張戀情揭穿後,章仍然我行我素,視我為陌路人,而與張某的婚外情一直斷不了,來往頻繁。當時在外語學院,章張之戀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我覺得我們的婚姻完了。從那以後我和章常常為了她的婚外情爭吵,這給我女兒幼小的心靈帶來了創傷。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記載:“從小時候就老覺得他們倆要分手,老覺得要出事,從小就是那種很恐怖的感覺。小時候最深的記憶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裝睡着,聽我爸我媽往死里那樣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門進去,兩個人的感覺就是話已經說完了,有一個在哭。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記憶。
那段時間,每到夜深人靜我躺在床上兩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識、相戀、相伴的往事就像電影般一幕幕在腦海映現。
我們相識在1949年,我17歲剛考上燕京大學經濟系。而章只有14歲,是貝滿女中初中三年級學生。我們的交往雖然稱不上青梅竹馬,也可算是兩小無猜了。當時我倆走在一起,人人都說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是令人羨慕的一對。
從1949年起我與章一路走過來,我自問頗有進取心,一直是品學兼優的。那時我從大學生選拔為研究生,研究生未畢業就留校當助教,後升為講師又擔任教研室主任,可說是一帆風順。所以在她眼中我是個體面的丈夫。她雖然不盡滿足,至少是滿意的。
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衝擊後,她就認定洪君彥這個人是萬劫不復,永無出頭之日了。這樣的丈夫既不能給她帶來榮耀,更不能滿足她的慾望,只能給她帶來恥辱。所以她急於擺脫我,急於逃出這段婚姻,另謀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愛的外衣,現在嫌破舊了,要換一件新的了。於是夫妻之間的恩愛、尊重已不復見,夫妻的情分已煙消雲散,只剩下名存實亡的掛名夫妻了。
 “牛棚”誕生婚外情
1968年我被關進“牛棚”,心情的悲苦可想而知。我特別羨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難友。在那種與社會隔絕的情況下,家就是最安全的避風港。但我沒家可避。那時的我猶如汪洋中的一葉孤舟,任憑狂風暴雨吹打,無處可躲無處可避。這孤舟幾乎在洶湧的浪濤中淹沒。
就在我最痛苦、軟弱時,出現了一個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和我分配在一組勞動的是西語系的一位女教師,大概是同病相憐的緣故,我們天天在一起勞動,她經常對我噓寒問暖。她的關切使我感到溫暖,也使我深受感動。
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並未獲得人身自由。直到1969年2月我才獲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時這位女教師不顧監視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傾訴各自的苦難。兩人有時談到深夜,愈談愈感到患難見真情,愈談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剋制感情衝動,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從此,我的家庭便徹底破裂了,再無挽回的餘地。雖然自1966年章張之戀暴露後,我倆早已是同床異夢的掛名夫妻,但她並未提出離婚。那幾年,我和章瀕臨死亡的婚姻就這樣勉勉強強維持着。
章提出離婚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1971年9月我從鯉魚洲幹校勞動結束回北京時,章已在外交部工作,她是那年3月調到外交部的。從此她與我的地位更加懸殊了。當時電視除了重複播放八個樣板戲之外,幾乎無其他文娛節目。唯一吸引觀眾目光的便是每天的新聞聯播,人人圍着電視機看國內外新聞。所以在毛主席、周總理接見外賓時經常出現的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就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而我有時也會被人指指點點,說:“瞧,他就是章含之的愛人。”連我的朋友、同事也半點不知章已變心,以為我們仍恩愛如昔。我不想說出真相,只能支吾以對,十分尷尬。章在外面是風頭人物,在家裡也是趾高氣揚。
1971年章含之隨外交部長喬冠華參加聯合國大會。待她返京後,她與喬冠華的緋聞就沸沸揚揚地傳開了,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離婚的事。她說:“我們的緣分已盡了,分手吧。這樣對雙方都好。”我聽後心裡非常平靜。心想: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結果。我心裡很清楚:像她這樣有心計的女人,在沒有找到更高的目標前是不會隨隨便便提出離婚的。試想從1966年章出現張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現了第三者,章從未提過“離婚”二字,那並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戀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現在她如願以償找到了合意的人,不離婚更待何時?所以她一提出離婚,我就爽快地答應了,沒半點爭執。不過,當時她從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離婚之類的話。近年她口口聲聲說是毛主席叫她離婚的,使我這當事人感到十分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