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北京文化界的告密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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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東西靠生命和時間,是無法帶走和沖洗乾淨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很苦。

 

2008年春夏之交,謝泳從廈門出差到北京,我約了幾個朋友一起吃早茶。邊吃邊聊,你一言我一語,無主題地東拉西扯。坐在身邊的謝泳低聲對我說:“最近,我看到一份關於聶紺弩的檔案材料,很吃驚。”我問:“吃驚什麼?”他說:“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結舌,半天回不過神來。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謝泳說:“告密材料一直彙報上去,羅瑞卿批示:‘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嘗嘗。’”難以置信!我的腦子全亂了。

一年後,我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雜誌上,看到了謝泳所說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簡稱“聶檔”),全文十餘萬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資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實說話,以解密了的檔案材料為憑,系統又完整地揭示出聶紺弩冤案的真相。“去馬來船相上下,長波大浪與縱橫”(聶詩),我一口氣讀完,大慟,大悲。淚如大河,決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認識,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聶檔”使他們的面孔變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來。事實就擺在那裡,一切都是無法迴避,也無可辯駁: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須認同作者的結論——聶紺弩入獄不是紅衛兵扭送的,也非機關造反派搗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划把他“寫”進去的。

詩人邵燕祥看了“聶檔”,內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里說:“今天的年輕人,看國外警匪片、國內電視劇,處處有線人、卧底、‘無間道’,諜影重重,英雄孤膽,看得緊張過癮,甚至心嚮往之。他們想必是想象自己處於‘正方’,才能這般心安理得。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父兄一不是殺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販毒的幫伙,卻在很長時段里,曾經生活在被監控、被告密的恐懼之中……”(《牢頭獄霸的前世今生》,載《南方都市報》2009.3.5)

聶紺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後,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於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為是從1962年開始的。也就是說,聶紺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通過身邊的人及時彙報上去,並進入專政機關的檔案的。長年累月的告發檢舉,聶的問題性質日趨嚴重。依據事實,寓真把檢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戴浩(湖北人,電影家)、向思賡(湖北人,曾參加左聯,1949年後為中學教師)、吳祖光(戲劇家)、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鍾敬文(教授,民俗學家),他們與聶紺弩有着密切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先後在出版總署和版本圖書館工作)、黃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遞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開頭是這樣的:“我昨天去找了聶,與他‘暢談’了一陣……一個晚上我得到了一點東西,破去不少鈔,總算起來在20元以上了。茲將他的談話,盡最大真實地記錄下來。”這第一段話里,單是“暢談”、“破鈔”以及“盡最大真實地記錄”幾個詞組,其主動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寫了10頁。這裡截取聶紺弩談論反右的片段:“你要殺人,你就殺吧,但是殺了以後怎麼辦?章伯鈞一開始的時候就說:‘只要對國家、對大局有好處,你們要借我的頭,我也很願意。’要借我(指聶)的頭,我也願意,可是我話還是要說的。(着重,聲激憤)現在搞成什麼樣子,他們要負責,全國都要負責,只有我們不負責,只有我們(手指連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記性和手筆,寫得形神兼備。

由於坐探當得出色,到了1964年,聶紺弩的反動言行和寫作,就被頻頻搜集起來,摘編成專政機關的簡報送到了高層。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見血,刀刀入肉。於是,就有了那個“王八蛋”的批示。羅瑞卿還批示道:“聶對我黨的誣衊攻擊,請就現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統的東西研究一次,如夠整他的條件……設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聶紺弩的“反動”言論已有上百頁之多。內容有關於寫作的,有關於文化的,更多的是對時局的議論。2月18日的材料彙報聶的言論如下:“現在農夫也不好當。從前的農夫向地主納了地租之外,那塊地怎麼種,他有完全的權利。現在的農夫一點權利都沒有……這樣的制度是無法搞生產的。”“現在主要問題是人的權利問題,自由問題……”像聶紺弩這樣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當代清流,即使發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們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興趣的是政事。聶紺弩只要與同類聚會,三杯酒下肚,那議論與牢騷就一起冒出來了。他思想敏感,獨具慧眼,在驚人之語中,有深刻,有調侃,也有偏頗。這是中國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釋放。

都是幾十年的朋友,都是頭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氣的文化人,誰防備誰?時局儘管緊張,無奈聶紺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滿三巡肉更香”(聶詩)。好友加好酒,他說話就越來勁,話的分量也就越重。

1965年8月4日,幾個人在聶家一起吃晚飯。飯後,聶紺弩談興來了,大放“厥詞”。他說:“有許多事情,我們會覺得奇怪,你想:一個普通人,總不能不看報紙吧,天天看報紙都看到自己怎樣偉大,怎樣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從個人來講,不管怎麼偉大英明,也總有不偉大不英明之處。從黨和組織來說,不管怎樣正確也總有不正確之處。都好了,都對了,都正確了,那就是什麼呢?那就是完了。這是不可能的,是不辯證的。”我看得出來,寓真公布的檔案材料是經過嚴格挑選、細心鋪排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些異常激烈的言論,其實並未刊出。聶紺弩和我父親(編者註:章伯鈞)一樣,在私人聚會的場合,會直呼其名,會拍桌子瞪眼睛地大罵,還會講髒話。出語刻毒和文風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這才是聶紺弩。

聶紺弩怎麼會和這樣一些人往來?理由太簡單了:因為他只能和這樣一些人往來,就像反右之後我的父母只能和羅隆基等人往來一樣。1961年,聶紺弩剛從北大荒回京。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訪老朋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兩包煙。隨後說:“老聶,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後來,聶紺弩寫下這樣的詩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無餚核也無糖。
其時三年大災害,誰家有酒備客嘗。
舉杯一飲無餘瀝,淚落杯中淚也香。

臨行兩包中華牌:

老聶老聶莫再來,我事非盡我安排。
獨攜大赧出君門,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讀着這樣沉痛的詩句,我能想象出聶紺弩的狼狽與赧然,能體味到他內心的屈辱和憤然。現實的處境及困頓,他只得與同類為伍了。

因為都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判刑,我與聶紺弩是難友。1978年我出獄後,在聶家有一次痛飲和暢談。我與他互相交換“案情”。他問:“小愚,你是因為什麼進去的?”我說:“兩條,一是反動言論,二是寫反動日記。”聶大笑。說:“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樣的罪。我是說反動話,寫反動詩詞。”我說:“我的反動話,主要是攻擊江青。”聶大悅。叫道:“李大姐(編者註:章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惡毒攻擊的是一個人!來,為了這個,我們要單獨喝一杯。”

我告訴聶紺弩:當時專政機關認為,章詒和光有別人檢舉的反動言論還不夠,要把她釘死在罪行上,還必須有文字。於是,指使劇團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記、札記、手稿,共17大本。他們終於找到所需的證據。白紙黑字,跑不掉了。聶紺弩也如此!“王次青寫的檢舉材料,主要是關於聶的言論”,還需要白紙黑字的東西。這東西,就是詩了。詩是要人欣賞的,特別需要有鑒賞能力的人欣賞。所以,聶每有新詩,都要出示於人或寄贈好友。黃苗子既是識者,又是好友。“聶紺弩贈詩較多的是給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篇,不知為何都進入了司法機關。”可惜,公安機關的人不懂詩,於是上面又指示:“這些詩要找一些有文學修養的人好好解釋解釋,弄明白真實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詩無達詁,古體詩含蓄、工整、優雅,內涵無窮的寓意。你可以從正面理解,他可以從反面來分析。大量的聶詩,找誰來破譯?公安機關負責人還是聰明,說:叫詩的提供者來當詮釋者。黃苗子也沒有辜負他們,把每首詩里的“反意”都摳了出來。書中,寓真列出許多首詩。這裡,僅舉三例。

冰 道
冰道銀河是又非,魂存瀑死夢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練能裁幾件衣。
屋建瓴高天並瀉,橇因地險虎真飛。
此間多少降龍木,月下奔騰何處歸。

這首詩作於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寫利用冰道運送木材。問題是最後兩句,大意是:當年為了保衛大宋江山,楊家將費了許多勁,去找降龍木,降龍木這種寶貝在北大荒這裡卻有的是。意指在那裡勞動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這月色茫茫的夜裡,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們將滑到哪裡去呢?

吊若海
鐵骨鋼筋四十年,玉山驚倒響訇然。
半生兩袖多奇舞,一死雙冠夠本錢。
不信腸癌能損爾,已無獄吏敢瞞天。
隻身攜得雙兒女,新婦飄零何處邊?

若海是指黃若海,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勞改中患腸癌,於1960年死去。詩意是:40年來你的身體像鐵骨鋼筋一樣結實,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這半生是個演員,劇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時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帽子,真是夠本錢了!我不相信單是腸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獄吏”平日不早向上面報告,不替你醫治,才使你喪了命!直到你死了,他們再不敢隱瞞上面了。可憐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帶着一雙兒女,他們在這茫茫人海中飄零到哪裡去呢?

軲轆體之一
紫傘紅旗十萬家,香山山勢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來風四嘩。
豈有新詩悲落木,怕揩老淚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凍作霞。

1962年秋,聶紺弩與麥朝樞(“民革”成員,戴過“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等游香山,麥以詩寄聶,中有“紫傘紅旗十萬家”之句,聶取之作軲轆體五首,這是其中一首。這首詩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國際或國內形勢,主要意思包含在後面六句。大意是:在這深秋的時刻,秋風颯颯,山雨欲來的前夕,面對這落葉蕭瑟的景色,傷感得寫不出詩來,也怕拭清我這昏花老眼去辨認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蕭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說成是美麗的,矯揉造作地把木葉凍作彩霞來裝點這蕭條世界。

有了言論,有了文字,罪證齊備,抓捕聶紺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他是有預感的,鍾敬文也勸他焚詩,聶紺弩有些慌張,開始燒詩,還跟別人(如黃永玉)打招呼:“你就罵我好了。罵我什麼也沒關係……說頂討厭聶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詩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顧茫茫餘一我,不知南北與西東”(聶詩),處於絕境的詩人,感到深深的孤獨。

用文化人監視、告發文化人,決不是我們這裡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不少審查官就是19世紀俄國作家。在德國,著名的海德格爾就對老師胡塞爾實施“無形”迫害。我們國家自先秦以來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則是朱元璋的錦衣衛。極權制度是製造告密者的根源,統治者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可能被告發。這樣,朝廷才便於監視和控制,政權才能有效打擊異端,及時翦除異己,以鞏固統治。“文革”期間的告密行為是在“革命”“正義”的旗幟下進行的,只要能夠保衛紅色江山,無論怎樣告密,採取何種方法,哪怕是告發父母,哪怕是暗中竊聽,都是好樣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無負罪感。有關部門所網羅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長、有才氣、有成就,也有些名氣的人。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可能接觸到政壇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麼政治厄運就悄然逼近,自己還渾然不知。

這裡,我還要說一句,黃苗子永遠不知道,就在他監視密告聶紺弩的同時,也有一個文化人在監視密告他。的確,聶紺弩平反後,依舊和告密者往來、吃飯、聊天、唱和。難道他不知道是誰出賣了自己嗎?不知道黃某人曾給自己注詩嗎?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聶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這樣寫道:“我實感作詩就是犯案,注詩就是破案或揭發什麼的。”我是過來人,對此深有體會。比如預審員問:“你說過周恩來喜歡孫維世嗎?”一聽,立馬知道這句話,我是在什麼場合、什麼時間講的,又是誰檢舉的。聶紺弩當然清楚誰是告密者。那為什麼他毫不“計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個原因是戴浩、向思賡、吳祖光、陳邇冬、鍾敬文等人的檢舉是在“文革”中聶紺弩遭關押後,被迫寫出的。另一方面是由於聶紺弩的超凡絕俗,大度豁達。但是,我認為他的淡然處之,是因其內心有着更深的痛與苦,不可對人言的痛與苦。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聶紺弩出獄後,常常突然不講話,一連數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聶的夫人周穎來找我的母親,說:“你快去看看老聶吧,我實在拿他沒有辦法了。”

母親帶着我去了。聶紺弩翻身起床,並打發周穎去買熟食。周離開房間,一直沉默的他劈臉問道:“海燕(聶之女)的自殺,你們為什麼不告訴我真相?”母親沉默。“你知道海燕的遺言吧?”聶紺弩問。“知道。”母親答。“她在紙上寫的那句話,我會琢磨一輩子,除非我咽氣。

”母親勸道:“老聶,你不要這樣,事情過去了。”“李大姐,你怎麼也說這個話!事情能過去嗎?”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臟部位,自語:“永遠過不去。永遠過不去!”母親不做聲。“你不說,我來說!她的遺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說海燕發現了什麼……”母親聽不下去,伸出一隻手掌,斷喝道:“老聶,不要講了,我不許你講。”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慘苦,而聶紺弩每日每夜地面對這個慘苦。你說,他還有心思去“計較”別人嗎?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很苦。“聖朝愁者都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聶詩),他在世,堅不可摧,他死後,精魂不散。

聶紺弩去世後,出賣他的人寫懷念文章,那裡面沒有一點歉意。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有些東西靠生命和時間,是無法帶走和沖洗乾淨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淚書於北京守愚齋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章詒和 原標題: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