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西方凭什么–文明比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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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闻:陈汉元今晨逝世。我在《屠龙年代》中诠释: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大型系列片时代」,其中又有一个「河流片」的新种,创始人就是陈汉元。我借他的「河流片」样式,即华丽的解说词,也借黄河这条「母亲河」,搞了一场《河殇》风暴,而共产党说我「煽动」了一场学潮;这场学潮又引来一场屠杀,屠杀之后才有「韬光养晦」,向西方输出「廉价劳动力」,三十年下来才有「大国崛起」、西方衰退,等等。这一切,都离不开电视和纪录片,所以习近平必须搞「文化专制主义」才能存活。不过,电视人的灵感,又常常来自思想界,只有思想与传媒的嫁接,才会「轰动」,这个所谓「思想」,又有一个路向,称为「长程宏观历史比较」,它的鼻祖就是汤因比,不过史学界一向鄙视「历史决定论」,所以老汤的学术地位不高;然而我们不必拘泥学术,只看「思想」对当下有无启发。 】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个已经绝迹,6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 』

《河殇》中已经说到汤因比,他是现代史家中长程宏观历史、文化类型研究的开拓者,建树了一套文明「四阶段」说,即由「挑战——应战」机制产生文明,经历「混乱」、「统一」、「宗教」而成长,再由于统治者的蜕变而衰落,最后在「蛮族」冲击下解体、灭亡。这一路的研究并无长足发展,可能是因为史学越来越趋于精专细微之风。

2010年《西方凭什么》(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书出版,作者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学教授,专业是古典文学和历史考古,所以此书才能汪洋肆意。中国译本作《西方将主宰多久》。此作站在长达五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设问:东西方交替领先落后作何解?作者的写法相当逗乐,不仅耍很多历史小典故的倒装错置,也要在「长期决定论」和「短期偶然论」之间折衷取巧。

他一上来就说,开蒙之初,西方领先东方。有一条「莫维斯分割线」,在欧亚大陆西沿,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往南横切,切过黑海、里海,穿越北印度到孟加拉湾,这分界是:西方使用石斧,东方使用石片,东西方生活方式从这里便开始分道扬镳,一百万年前就见优劣,难道不是一种「长期注定论」?

然后就比较北京人与尼安德特人,又说,前2230年西方有两个核心地区——苏美尔和埃及,西方的农业出现,比中国足足早两千年。他特别提到,1995年访问埃及的中国科委主任宋健很沮丧,回国就启动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东方要到前2500年才在黄河流域出现村庄,那是夏,中国文明史的开始。
然而后来,东方曾领先西方千年,他一路比较下去,大掉书袋:

周秦——亚述、罗马

汉武帝、大流士、亚历山大

汉末丧乱——罗马衰亡

东晋——拜占庭

盛唐——拜占庭与波斯的衰败

宋朝,东方开始从巅峰跌落之际,西方还分裂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

君士坦丁堡陷落与明朝

郑和下西洋:东方更保守,西方更冒险

然后,他可以准确到:

1773年,在乾隆时期,西方超过了东方。

为何西方的发展,到近现代反而远远超过东方?此书有三件工具,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疑窦:

生物学解释人类为什么要推动社会发展(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

社会学则显示社会是如何发展的(皆因危机时刻孤注一掷所致),

最后地理因素最关键,它决定哪里快哪里慢,哪里进步哪里倒退。

然而,社会制度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历史常常很诡谲。虽然中国农业初开比西方晚两千年,但是它的封建社会始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又比欧洲早950年,欧洲的封建社会,以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为标志。奴隶制严重阻碍社会发展,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获得先机。

然而更戏剧性的是,西方的封建社会却结束得早,中国封建社会则是「漫漫历史长夜」。 17世纪中期西欧出现「文艺覆兴」,再有「工业革命」,促使各国立宪,并用代议制限制皇权;而东方还沉睡在大清的昏聩之中,封建王朝要比西方晚结束两个世纪。

假如撇开地理、制度,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来自《新约圣经》,有某种奉天承命之感;另外,十八世纪欧洲知识分子找到另一个源头:希腊文化(理性、创新、自由)。东方传统则是无序、保守、等级森严,这一套又没有机缘获得一场「文艺覆兴」洗涤,而被带进现代,残留在东方人的文化、意识中,是无法靠现代教育、知识、道德、观念去剔除的,东方又另有一套神秘主义,精神上早已输在千年之前。

摘自《鬼推磨》第五章『风水』

陈汉元与《河殇》
《河殇》编导 夏骏
脸书 Xiaokang Su  2017年3月22日

 

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界,老爷子是陈汉元的专称,中国最早的电视纪录片作者里他是佼佼者,最著名的是他在80年代撰稿的作品《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把起源于1958年的中央电视台当年那种文革化的左倾腔调格式化了一回。人性化、文学化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在当年可是180度大转变,中国人从那些作品开始在电视机里才听到人的声音,此前是异化了的意识形态吼叫,这种吼叫如今全世界还有一个活着的例子,就是估计金三兄弟家的朝鲜,再过些时日,地球上也只有档案馆里才能找到那种广播腔调了。
在读研究生期间,因为一个学术采访认识了汉元,当时他是央视专题部主任,不久任总编室主任,那时的年轻人幸福,一个学生采访如此一线当权领导,不但约我到他家里给你大把时间谈,而且管饭,实际上就极其平等的把你当成了忘年的朋友。后来他劝我来央视工作,希望我参加中日合拍《黄河》摄制组,这些过程其中都有汉元的建议。他还亲自找台长协调,联系好入职央视的手续。
在我参与《黄河》摄制组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汉元升职为央视副台长,80年代就是给力,想做事能做事的人得到重用,那是汉元官场最顺利的时候,也是央视最具成长活力的一个时期。当然,他也分管《黄河》摄制组。
我在当时的《黄河》摄制组里是个新来的学生,组里从总导演到总摄影等一大帮资深央视老人,我只有默默适应、学习。片子出来,台领导不满意,认为太平常,没新意。怎么办?怎么救场?台领导希望再编一个片子来弥补这个明显的不足。
汉元同我商量,让谁来执导这个救场片?我推荐了《话说长江》总导演等几人,我建议,请他们主持,我来当助手。汉元找他们谈话,请他们帮忙救场。遗憾的是,没有一人接盘,原因大概是,一来都是同事,人家没弄好,我们接手,日后关系不好处;二来《黄河》的镜头数以万计,谁接手都不认识镜头,怎么编?
汉元陷入了困境,老编导不接盘都有道理。 一日,汉元副台长又与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看着我说:”小夏,实在找不到人了,你来吧。干好了,你就出头了,干不好,你三年别来见我,好好练本事去。”尽管是无奈中的选择,实际上他是冒了不小的风险的,用一个年仅25岁、没有任何独立作品的年轻人来执导如此题材的大作品,而且是在一个困境中救场的作品,岂不是双重风险?
此后,苏晓康与我二人关到一个租来的房子里,半个月左右完成了名为《大血脉》(刚开始还没起名《河殇》)的策划案,请汉元来审阅,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意见,只是说,中国的电视要二老通过才得过,老干部不喜欢可能播不出去,老百姓不喜欢,你干了白干。
后来,他把信任给了我,直到审片,居然问都没问一句,他不干预任何创作流程。审片时,记得他也几乎没说一句话。
播完了,天下喧嚷,喊好喊批混杂交响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早有预感,三更半夜,六个二踢脚(《河殇》六集),能不惊天动地?”
《北京青年报》采访他,他居然说”手托乌纱播《河殇》”,原来确实隐约已有因此丢了副台长职位的思想准备。
记得批判之风渐烈的时候,在北京三味书屋有一次讲话,汉元说:我这个人看上去比较清瘦,但在风中还站得稳脚跟。
当时,追查责任中,压力最大的肯定是汉元,因为他面临大半生奋斗得来的地位的丧失,对于50年代开始在长期残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
一次,我被审问组召去审问”《河殇》摄制组与赵紫阳的联系”,汉元在一边陪审,现场气氛紧张。当时,我也还不到27岁。汉元担心我压力太大,居然来了一句:”你们问他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你们想想,《河殇》整个制作、播出全部过程时期,都是赵紫阳当总书记期间,如果他们与总书记有来往联系,还不早就敲锣打鼓告诉你们了!”审查人员一听,也就问不下去了。
汉元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浙江温州人。海边人的性格,”中国犹太人”的进取心在他身上都有深重刻痕。他才思极敏捷,在当央视领导审片时,送审的人如果碰到汉元审片,几乎是享受,因为他能够把幽默渗透到工作的流程中,而绝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比如,审看完一部片子,如果有原则硬伤,他会把极个别硬伤镜头指出来说:”这个镜头你要换掉,否则,我的乌纱帽没了,你的饭碗没了,你比我还惨。至于其它,我有几点建议,不一定对,你们认为有道理,就改,认为没道理,就作罢。”
他幽默地比喻中国的改革是老姑娘怀孕,难产是必然的,弄不好母子都担险。他还把中国的改革,比为”乌龟爬门槛,里外是一跤,摔到外边,虽然疼一下,毕竟奔了艳阳天。摔到里面,疼了不算,还得继续爬。”
汉元,终于因为《河殇》丢了他的乌纱帽,没有他,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有我这个25岁毛头小子执导《河殇》的机会,也不可能有《河殇》的顺利制作与播出。或许,冥冥之中,他也承担着一个使命以及无可回避的命运代价。
而那只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爬门槛的千年神物,令人浩叹的再一次摔到了背阳的地方,不得不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琢磨着下一个门槛的爬法。
而在此间岁月中,几代人已沧桑老去。
2017.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