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沫的異化：做人妻她不忠，為人母她不慈！

12月 23, 2021

危國愚夫 2021-12-15 01:04

題記：楊沫，因為其小說《青春之歌》片段可進入中學課本而為人們所熟悉。而人們不熟悉的是作為妻子和作為母親的她，是如何地不堪。

哲學家、散文家張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於河北省香河縣的一個農民家庭，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後在中學和大學任教。1949年以後，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職，從事中學語文教材的編輯工作。他一生筆耕精勤，著述頗豐，曾參加編寫《漢語課本》、《古代散文選》等，著有《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月旦集》、《禪外說禪》、《順生論》、《流年碎影》……

張中行研究國學，邏輯學、哲學，不僅思索老莊、孔孟、佛學，而且研究羅素、培根，這在當代文人中並不多見，其成就令眾人仰視。與張老有半個多世紀交情的好友啟功這樣評價張中行：“說現象不拘於一點，談學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評價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長者風範。可張中行一生清貧，85歲的時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裡擺設極為簡陋，除了兩書櫃書幾乎別無一物。可老人對此卻從未有怨言，甚至還為自己的住所起了個雅號叫“都市柴門”，安於在柴門內做他的布衣學者。曾經有記者採訪張中行時問他：“一個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麼？”張中行答曰：“男女之情”，再追問對暮年老人來說最重要的情感是什麼時，張中行還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見張中行絕對是位多情才子。

也許正因為一個“情”字，在他與楊沫長達半個世紀的恩怨情仇里，無論外界如何眾說紛紜，張中行始終沉默以待。張中行1931年與楊沫相識，在他的回憶里楊沫當時“十七歲，中等身材，不胖而偏於豐滿，眼睛明亮有神。言談舉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於感情”。楊沫因為反對包辦婚姻謀自立，託人請張中行幫忙，到了香河縣立小學教書，之後二人鴻雁往來，1932年春，楊沫從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張中行同居在北京沙灘大豐公寓。這是張中行彌足珍戀的一段生活。

楊沫的三妹、電影明星白楊的這個藝名還是張中行給起的。白楊考上北平藝專後，就請有學問的姐夫給起個名字，張中行就在他最喜歡的《古詩十九首》中取“白楊何蕭蕭”一句中的“白楊”二字為名。不過，後來白楊曾經多次勸楊沫離開張中行。楊沫在回憶中寫道，她那非常前衛的演員妹妹白楊曾經對她說：“大姐，你真軟弱，你看他成天鑽在古書堆里，一個書蟲子，還成天戴着禮帽、穿着長袍，一副酸溜溜的樣子，有什麼可愛的！？要不要我給你介紹一個可愛的人？”

張中行北大畢業後到南開中學教書，這時楊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張中行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學的劉君一封信，說楊與在那裡暫住的馬建民來往過於親密，如果還想保全這個小家庭，最好是把楊接走。為了保全小家庭，張中行把楊沫接到了天津，在南開中學附近租了兩間西房，重過朝夕相處的生活。但是，楊沫但仍舊暗暗與馬建民通信。張中行發現後，勃然大怒，平時文質彬彬的他一腳踢翻了火爐上的蒸鍋，弄得滿屋是蒸汽。也就是在1936年，張中行被南開中學解聘，於是和楊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經過反覆思量張中行最終向楊沫提出分手，而楊沫也“面色木然”的應允了，兩人情分划上句號。楊沫和馬建民結婚，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五十年代，楊沫出版了長篇小說《青春之歌》，許多人認為其中醜化的余永澤就是張中行，張中行總是講自己“沒有在意”保持沉默。解放後，張中行只是一個落後的知識分子，在出版社當一個普通編輯。而楊沫和馬建民都成了德高望重、炙手可熱的老幹部，待遇完全不同。在文革前，馬建民從國務院機關調到北京師範大學任代理黨委書記，副校長。後來又擔任了北京師範大學的一把手。出版社的編輯同事曾經回憶說，有漢奸帽子的魯迅弟弟周作人門前冷落車馬稀，只有張中行每個星期去看望一次。因為周作人在北大時教過張中行。日寇佔領北京時，周作人出任偽職，張中行還曾經寫信給老師勸阻過。文革爆發了，“把老舍揪出來時，楊沫就在現場,她親眼目睹了整個過程,“兔死狐悲”,恐怖之極。據浩然撰文講:“我看見楊沫因為害怕,高血壓複發,癱在屋裡。”

為了保住自己，楊沫可謂是費盡了心機。文革之初，楊沫想起早先時候康生對這部書的持肯定態度的“批示”，趕緊讓自己的女兒把批示油印成傳單四處散發，還給當時文革時期的紅人姚文元寫信，以求得當時叱吒風雲的大人物們的庇護。更讓人感嘆的是文革時期楊沫和馬建民這對在革命夫婦，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居然互相揭發，相互攻奸，在家庭內部鬧起了革命，在政治壓力的衝擊下夫妻之間的信任和忠誠都變得輕若鴻毛。先是馬建民揭發楊沫是“混入黨內”的假黨員，接着楊沫也以牙還牙，用大字報的形式揭發丈夫馬建民和已經被打倒的鄧拓不一般的關係，並且還“曾為大特務王光美轉過（入黨）關係”（王光美是當時已經被打倒的劉少奇的妻子）。在文革那場掃蕩一切的政治風暴中，親人反目為仇、夫妻互相坼牆揭發的事情成為表現自己堅定革命立場和洗刷自己罪名的最好方式，楊沫夫妻之間的互相揭發攻奸的行為，讓我們看到了在那個荒謬的時代，人性中醜惡的一面怎樣藉助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爆髮式地上演了一場人間的鬧劇和悲劇。

張中行呢？楊沫的兒子寫道： “張中行雖然學識淵博，卻長期不受重用，運動一來，率先受審查。文革中他被發配到安徽鳳陽勞動改造。其間，被批鬥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裡，沒有撈上來，說他破壞‘抓革命，促生產‘’；一次是因為晚上看彗星，被認為是想變天；一次是因書寫唐詩宋詞，而不鑽研紅寶書……後被遣返回原籍，一貧如洗，飽嘗了世間炎涼。直到上世紀80年代，還默默無聞。他的處境，不能說與母親的《青春之歌》沒有一點關係。然而張中行卻始終沒指責過母親一句。每對人提到母親時，他總說：那時候，楊沫比我進步，比我革命。” 楊沫在文革後寫道： “專案組裡有人告訴我，為調查我的問題，他們找到了張中行。調查的人以為他會恨我（因為思想不合，是我拋棄他的），一定會說出我的什麼 ‘反動’歷史來。可是，調查的人失望了。他在本單位原已壓力很大的情況下，又頂住了調查我的壓力，他說了真話：‘那時候，我不革命，楊沫是革命的。’無論怎麼壓——我想象得出，他們對他的壓力會比對賈大哥的壓力還要沉重。但他絕不改口。他總是這兩句話：‘那時候，我不革命，楊沫是革命的。’聽到專案組的同志這樣告訴我時，我對他肅然起敬了。”

楊沫1936年和馬建民結合，到1985年馬建民去世，他們的婚姻存續整整半個世紀。幸福嗎？作為他們的兒子，老鬼寫出了一段不幸的、痛苦的、失敗的婚姻，還哪裡有“幸福”可言！老鬼寫楊沫和馬建民結婚不久就感情不合，兩人分多聚少，貌合神離。楊沫日記透露對馬建民的意見是不愛她，冷漠，不和她住一個房間。這種現象背後，使我們體會到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厭煩。為什麼會厭煩？楊沫一來感情充沛容易轉移，曾經在心裡愛上這個愛上那個，雖然理智上知道有丈夫有孩子，並沒有怎麼樣，但是，不會不露出蛛絲馬跡，丈夫馬建民會沒有反應？二來，楊沫脾氣不好，大概是歇斯底里型，打、罵孩子家常便飯似的。這些原因足夠作為丈夫的馬建民厭煩，以至於痛苦、無奈，久而久之冷漠得形同路人。

馬建民自己也有毛病，據老鬼寫，馬建民“摳門”到自己的女兒回家吃飯也要交錢交糧票，一兩一錢、一分一厘也要算得清爽。馬建民也很暴躁，老鬼就吃過他很多次暴打，楊沫打老鬼時他在一邊加油加醋、搖旗助威。如此，這個家庭培養出來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仇恨多於溫情。女兒馬豁然就寫過這樣的信，信中稱自己的爸爸為“馬無賴”“豺狼”“死無葬身之地”等等，仇恨之烈火燃燒，那裡還有父女親情？在婚姻存續的49年中，馬建民、楊沫都對對方冷透了心，每人都自顧自地不斷變換着異性情人來安撫自己那顆破碎的心了。一個小氣的男人、一個歇斯底里的女人，兩個資歷不淺的老革命，卻把日子過成這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是修養和性格。老鬼的文字讓我們看到，這兩個“革命者”，文化不高，修養很差，性格令人討厭。原來，林道靜、江華如果不注重自己的人格修養，不培養出良好的性格，光靠革命熱情，是過不上幸福生活的。只不過這是故事外的故事給予我們的補充認識而已。

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楊沫對待自己子女的態度。楊沫的鐵石心腸式的冷酷、暴戾、自私和不近人情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用老鬼的話來說就是“母親以自我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長這麼大沒見過母親干過一件為孩子而犧牲自己的事。”老鬼的哥哥長期患腸炎經常肚子痛，楊沫認為他在裝病，說他“自私卑微”，家裡藏的錢不翼而飛，硬賴在哥哥頭上，楊沫罵他是“白眼狼”、“愚而詐”，哥哥當面頂撞她，她就立即與哥哥斷絕一切來往。三年困難時期，“父母買了不少高級糖、高級點心和高價營養品，但這些吃的都放在他們屋，只供父母享用。他們出門就鎖門，不容孩子染指。”“哥哥和我一樣，回到家也吃不飽。他每次主動交糧票，還帶病幫父母幹活，依舊老挨罵。他在清華大學餓昏過一次，回到家裡也餓昏過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頓飽飯。姑姑竟然還給過他糧票！跟父母一比，真讓人感嘆。”老鬼在內蒙古下鄉時被錯劃為反革命，楊沫處之泰然，老鬼勞改了好幾年回來，父母見到他也“只微微點點頭，繼續坐着，一點不像與孩子多年沒見又重逢的樣子”。79年老鬼在北京大學讀書，在家和父母發生了一些思想觀念上的衝突，楊沫竟然給校方寫信，揭發和譴責兒子的言行，要求學校嚴加管教，必要時給予處分。

老鬼的書中還披露了楊沫與她秘書之間的曖昧不清的關係。楊沫62年以後就常年住在北京香山寫作和養病，很少回北京市區的家，83年楊沫以方便接待外賓為由，要北京市委給她在香山蓋一個小院，房子很快就蓋起了，負責操辦此事的是她的一個姓羅的秘書。早在六十年代楊沫在香山結識了這個姓羅的年輕病人，這個頗有心機的病人懷着對著名作家崇拜，把楊沫吹捧為 “中國的托爾斯泰”，他精明能幹，忠心耿耿，贏得了楊沫完全的信任，逐漸走近了楊沫的個人生活，成了楊沫的私人秘書，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楊沫的言行，楊沫也因此和家庭疏遠得幾乎行同路人，他們之間的關係維持了長達30年之久。秘書“為方便協助母親，就堂而皇之地與母親住在一個院子，連他的戶口也上在了母親的住處。”楊沫和秘書之間的傳聞開始流傳，“姐姐小胖最先懷疑，說母親找了一個面首。老家的侄女也認為，她和那個助手關係不正常。”我們和老鬼一樣，無法去證實他們之間真實的關係和行為，我們只能說，楊沫因為和丈夫關係破裂，和子女關係冷淡，在多年守活寡，受傷害的情況之下，和這個精明的秘書之間產生某種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也流露出楊沫的某種人性、人心的自然狀態，無論發生或者沒發生什麼，都情有可原吧。但這個秘書，卻把這種關係當作了日後挾制楊沫的武器，凌駕在楊沫的一切家人之上，借楊沫之名謀一己之利，甚至要求楊沫把他作為遺產繼承人寫入遺書，由於楊沫和這等人攪在一起，使得她和孩子之間的隔膜更深，距離更遠。老鬼之所以毫不避諱地寫出楊沫和秘書之間的關係，只為了寫出一個真實的楊沫。所幸楊沫最終後悔了自己的輕信，擺脫了秘書的糾纏。馬建民去世4年後的1989年，楊沫經人介紹與小她幾歲的李蘊昌結婚。

老鬼知青題材力作《血色黃昏》

與楊沫分手後，張中行和以溫柔賢惠聞名的李芝鑾結婚，此後一直相濡以沫，在北京過着清貧的生活。朋友回憶說，張中行精於文物鑒定，自己也收藏了不少所謂“長物”。後來名氣大了，大家都找他來評判舊物真偽；他是來者不拒。舊物雖真，亦未必能入他的眼，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收藏是精而又精。北京人藝演出《北京大爺》時，主演韓善續說：“這戲的戲核是祖傳的宣德爐，張老爺子不是有一個嗎？能不能借我們在戲裡用用？”朋友把這話轉告了行翁（張中行），行翁想都不想便說，“你抱去吧。用完就留你那裡。”朋友急了，誤以為他是懷疑自己找個借口來要他的爐。行翁反而笑了：“我這歲數是該散的時候了。既然你們要用，這件就給了你，那怕什麽呢？”他平日買塊烤白薯就當一頓飯，卻能隨手把價值至少數十萬的東西送人，這樣的人以後還會再有嗎？朋友終於沒有接受他的宣德爐，但已經着實領受了他的饋贈。

張中行與李芝鑾

朋友還回憶說，行公文革後從“發配地”香河老家回到北京，寄住在北大朗潤園二女兒的家裡。當時家裡人很多，住得很擠。行公每天早上散步鍛煉之後，就坐在一個小板凳上，以一個方凳為桌子，開始趴着寫作，一寫就是一上午，中午休息一會兒。他規定自己每天要寫2000到3000 字。他不會電腦，也沒人幫助整理稿子，但他寫東西很少改動，常常是一氣呵成，文稿很乾凈。後來條件好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還能比較舒展地寫字寫稿了。因為飽受老北大精神和民主思想影響，行公崇尚自由和容忍，他說：“心裡有所疑就說，是自由；聽者不以為忤，是容忍。”“對不同意見，我一是尊重，二是歡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決不爭論。”表現在編輯工作中，就是對作者的尊重。他一般不輕易改動作者原稿，曾說自己“沒有萬分把握，不改人家的稿子”。而後來行公自己的稿子卻每每被編輯任意刪改，如把“娑婆”世界改為“婆娑”，殊不知前者是佛家術語，指眾生煩惱的大千世界，後者是描述舞蹈的形容詞。還有編輯望文生義，將他文章所引的《詩經》典故“七月流火”改成了“赤日炎炎，酷熱難當”。

楊沫和張中行在建國後還直接間接打過交道，比較重要的幾次有：1958年，楊沫的《青春之歌》出版並被改編為電影和戲劇，影響很大，作為余永澤原型的張中行生活受到影響。楊沫曾當面向張中行解釋，小說是小說，不該當作歷史看，張中行當時沒說什麼，只是心裡想，如果我寫小說，不會這樣寫。後來李芝鑾曾表示要找楊沫，被張中行以“不過是小說”制止；文革期間，專案組找張中行外調楊沫的問題，張中行頂住巨大的壓力表示“她直爽、熱情，有濟世救民理想，並且有求其實現的魄力”，為此楊沫很感動；1987年，黑龍江的《小說林》雜誌第1期登載了《楊沫的初戀》，涉及粗俗的一面，為此引起楊沫激憤的“名譽權糾紛案”，是我國最早的知識產權糾紛之一。文章的來源是文革期間專案組的調查材料，楊沫卻懷疑是張中行暗中指使或者主動爆料，而張對這樣的人格猜疑亦難接受；1994年，楊沫與徐然在學苑出版社出版《青藍園——楊沫母女共寫家事和女性世界》合集，收錄了楊沫的長文《我一生中的三個愛人》，張中行認為所述非實，“仍然用小說筆法”，非常生氣。

1995年，楊沫因肝癌逝世，張中行獲得消息後，表示不參加遺體告別儀式，因為欲見最後一面，是因為“或敬重，或情牽，而現在兩者皆無。”所以這“一死一生”的最後一面，他最終還是放棄了。

11年後，2006年，與季羨林、金克木並稱“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國學大師張中行在北京解放軍305醫院安然辭世，享年98歲。

（責編：糊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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