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李澤厚先生對我的五項思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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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復
 近代人文  近代人文 2021-12-23 07:30

 

改良才是中國出路、關注儒家美學

 

李澤厚先生對我第一項衝擊性的影響是確認改良才是中國出路,也許是我受譚嗣同比較崇尚激進主義思潮的影響,以為靠革命才能成功。但是我跟李澤厚進行告別革命對話之後改變了,他很肯定康有為的貢獻,認為康有為的思想有原創性,認為(康的學生)梁啟超只是個宣傳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認為梁啟超也是思想家,在中國的改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同意他的康梁的思路是有道理的,要是康梁勝利了,而不是孫中山勝利了,中國會是另外一個樣子。我覺得我們一味認為孫中山正確,這個想法是不對的,歷史充滿偶然性,沒有那麼多必然。李澤厚告訴我這點,他說英國的光榮革命比較好,它實際上也是一種改良,法國的革命太激進了,把路易十六和他太太都殺掉,太激進了不好,我們不能搞法國式的革命,只能搞英國式的改良。他這一點使我明確了改良才是中國出路。後來《告別革命》經過我太太陳菲亞的整理,又經過李澤厚和我進行修改就出版了。不過他只修改他自己寫的部分,對我寫的部分一字未改。但他讓我明確了改良的思路。改良是廣闊的,並不是胡繩所說的死胡同,我跟李澤厚一樣不否定革命的道德正義性,但是認為革命不是歷史必由之路,不是一定要走革命道路才行。這是我出國之初第一項受李澤厚啟發最大的。李澤厚一再強調歷史的發展是歷史主義和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歷史主義強調進步,強調發展,倫理主義就強調善,這是有矛盾的。我呢,受李澤厚影響就確認中國改良是唯一出路,確認倫理主義可以對歷史主義起調節作用,但不是根本。歷史要往前發展要靠改良,不要光靠革命。

 

李澤厚對我第二項衝擊性的影響是對儒家美學的界定。也許是受西方美學的影響,我一直認為中國美學主要的重心在莊子身上,後來在李澤厚的影響下我開始注意了儒家美學思想。李澤厚認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日本文化是恥感文化,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在此大前提下,他認為儒家文化有自己的一套理念,例如情本體(西方講理本體)。中國為什麼講情本體呢?就是因為受儒家文化影響。中國總是講通情達理,有情才有理,通過情達到對理的把握。比如對江青判處死刑但是緩期執行,這個緩期執行就是情本體,他還舉了很多例子說明情本體。他批評我詩人氣質太濃,什麼都講愛,哪有那麼多愛啊?情本體不是愛本體,情本體是以情感為核心。第二點是對儒家美學的開拓。

 

坦然面對死亡、發明和發現的區別

 

李澤厚對我有衝擊性的影響的第三項是關於死亡的假設。他說人是一定要死的,這是必然,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死,所以人的死是未知的必然。面對未知的必然,我們最好是假設我們已經死了,還怕人家批評嗎?他鼓勵我不要怕批評,毀譽不要計較,榮辱不要計較。他在年輕時就把骷髏擺在書房裡,就是面對死亡。他曾多次跟我說過我們要有死亡假設,他還說畏死是人的本能,他發現人決心自殺跳進水裡還要掙紮上岸,這是本能。我們要坦然面對死亡,以死來面對未知的必然。

 

第四項對我的衝擊波是他的理論代表作《批判哲學的批判》,他告訴我,你要特別注意發明和發現的區別,按照康德的說法,發明才是天才,發現不是天才。這樣說來伯樂不是天才,千里馬才是天才。我注意到了,所以把二者區別開來了,尊重發明,認為發明才是天才的特徵。

 

倫理比美學重要

 

最後一項衝擊波是倫理學,他告訴我,倫理學比美學重要。最後十年他的心力都放在倫理學上。人類學本體論包括認識論、存在論和倫理學,他說他的功勞是區別開宗教性倫理和社會性倫理。康德沒有把倫理學和道德學分開,他說倫理學是研究外部的,道德學是研究內部的,他把倫理學和道德學區別開了,把宗教性倫理和社會性倫理區別開來了。

 

有些記者訪問我時,我說我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也適用於李澤厚。王浩說李先生的著作可讀,但他做人有些冷漠,他的人不好多接觸。還有聖賢文化裡面有表現聖賢的一面,也有表現非聖賢的一面。特別是晚年,李澤厚認為中國人使他太失望了,當奴隸當慣了就當奴才,所以他很失望,對社會更冷漠了。他冷漠到極點,捐了八萬美元給一個機構儲存自己大腦,他說五十年以後才會明白我們說的話有道理。他不信任何宗教,也沒宗教性情懷。他的學生楊煦生說我的老師沒有宗教性情懷,你有,所以我的同學都認為他選擇跟你在一起最合適了。李澤厚自己說我只有一個半的學生,跟他的學生關係並不好。他說我沒有朋友,但你朋友很多,我只要有你這樣一個朋友就夠了。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本文原載《明報月刊》2021年第12期,感謝劉再復先生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