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紅兵:我舉報了我的母親,她第二天就被槍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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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紅兵和母親方忠謀
皖北道二少爺 潁州游士 2021-12-13 06:00
“在激烈的鬥爭中,我想到毛主席,渾身增添了無窮的力量。我打開收音機,收聽毛主席的聲音,讓方忠謀發抖吧!”

——摘自張紅兵檢舉母親的材料
【導語】這是一個真實到令人心碎的故事,“親親相隱”才是符合中國人基本人倫的舉動,“大義滅親”則是破壞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人倫,希望中華大地再也不要發生這樣滅絕人倫的悲劇了……

被押赴刑場的母親

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鎮縣,四里八鄉的人們爭相會聚到縣政府旁的空地上,趕着看一場盛況空前的萬人宣判大會。人們擁擠着,踮腳翹首望向主席台,上面正跪着一個五花大綁、短髮、白凈的40多歲婦女。
“掛着大木頭牌子,上面寫的是現行反革命犯方忠謀,然後是紅筆大叉。抓住她的頭髮往下按,要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她脖子一梗,頭一偏,又抬起來了。”
喧囂的人群中,16歲的張紅兵也遠遠地望着台上那個等待宣判的女人,那正是她的母親。當宣讀宣判結果的時候,整個萬人會場安靜了下來,張紅兵清晰地聽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方忠謀被拉上汽車,背後插着亡命旗,押赴刑場。刑場就在固鎮縣三八河東岸,距離縣城兩公里,那裡有一塊荒野窪地。人們奔跑着、追趕着刑車,生怕趕不上圍觀槍決的時刻,路上塵土飛揚。張紅兵腳步沉重地裹在人流里。
“我都沒到刑場去看母親被槍打死那個血淋淋的場面,我真的不忍心去看。我離得很遠。”陳曉楠:你那個時候怕跟她的目光相對?”“怕。”
在母親生命的終點,張紅兵內心涌動的複雜情緒難以言表。因為正是他,親手將母親送上了斷頭台。
那個黑色的夜晚
1970年2月13日,正月初八。那天晚飯後,像往常一樣,張紅兵刷碗,方忠謀給丈夫和兒子洗着衣服,一家人對文化大革命開展家庭討論。
“這時候母親拿起一本赤腳醫生手冊,上面印了毛澤東的這樣一句話: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她指着這一行字說,這是別人說過的話,毛澤東引用的。”
▲ 印有毛澤東語錄的手冊
 
聽到母親這樣說,張紅兵勃然作色:“你這不是在貶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嗎?毛主席語錄怎麼是別人的?我說方忠謀,你不能用語法問題來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16歲的張紅兵是大院里最積極的紅衛兵之一,小學還沒畢業,就加入了毛主席著作學習小隊”,對毛主席極為崇拜。此刻,這個忠誠的紅衛兵憤怒了。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張紅兵立即對方忠謀進行了批判。但一向從不愛與人爭辯的母親,言辭卻越來越激烈。
“她說,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這個可不得了。我就更對母親不能容忍了,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都被關進大牢了,你還在為他翻案。到後來母親又說出了一句讓我們震驚萬分的話:毛澤東為什麼搞個人崇拜?到處都是他的像。這下就更不得了了,她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毛澤東。”
話音一落,一家人驚駭萬分,攻擊誣衊偉大領袖,這樣的反動行為足以招來最嚴酷的懲罰。深夜的張家小屋就像是驚濤駭浪里的小船。一直看着妻子和兒子爭吵的丈夫張月升,此時再也無法沉默了,他站了起來:
“方忠謀,從現在起,你就是階級敵人,我們要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說的話都給我寫出來。母親坐在藤椅上,拿起父親的香煙盒,抽出一支煙點燃了。從小到大,我從沒見過母親抽煙,但是那天晚上她破例地抽起煙來了。她一邊抽煙一邊說,那還不好寫嗎?我敢說、敢想、敢幹,就敢寫。”
拿到了妻子的“罪證”,張月升立刻走出家門,向軍代表揭發方忠謀的“反革命行徑”。張紅兵仍然不放心,他怕父親還留戀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舉報,自己又匆匆寫了一封檢舉信,並包上平日佩戴的紅衛兵胸章,他也走出家門,把信塞進了縣群眾專政指揮部軍代表的宿舍門縫裡。
▲  張紅兵揭發母親材料

 

陳曉楠:你意識到你寫的這個結果是什麼?“就是向軍代表報案,把母親抓起來。從幼兒園到小學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陳曉楠:這個時候在面前的這個人?“不是母親了,她已經變成了一個現行反革命,變成了一個階級敵人了。”

陳曉楠:就因為那兩句話?

“對,簡直是青面獠牙的魔鬼,瞪着血盆大口,就在那一刻。”

“大義滅親”之後
由於父子二人的揭發,“重大反革命”方忠謀被當場緝獲。在長長的揭發材料的結尾,張紅兵和父親都寫上了“槍斃方忠謀”的字樣。同日,張月升還寫了離婚申請,和代表兒子脫離母子關係的申請,方忠謀毫不猶豫簽上了“同意”。
因為“大義滅親”,張紅兵被樹立為革命典型,在母親的批判大會上做演講,他的“革命事迹”還被創作成漫畫在縣展覽館展出。張家父子一時風光無兩,然而小縣城裡很多百姓,卻對他們出賣親人的行為,暗地裡指指戳戳。有人說:張月升肯定在外面有女人了。1970年4月11日,在萬人宣判大會之後,方忠謀被槍決,她也是固鎮縣在文革中第一個被處死的“反革命”。

 

▲ 宣傳張紅兵“大義滅親”的漫畫
方忠謀死後,張方兩家也徹底斷絕了往來。方忠謀娘家遭到了衝擊,二妹憂憤而亡。而張家也並未因“大義滅親”得到眷顧,“反革命家屬“的政治帽子如影隨形。張紅兵兄弟二人,初中畢業後,沒有獲得進廠、升學或當兵的機會,被安排下鄉插隊勞動;張月升則又在後來的大小運動中,經歷兩次挨整和被免職,日子過得戰戰的過。

 1976年,十年動蕩歲月結束,之後的兩年,極左思潮統的統治開始鬆動,對於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漸蔚然成風。然而就在全中國的老百姓歡欣鼓舞的時候,張紅兵卻徹底茫然了:自己曾經堅信的革命理想,對偉大領袖的崇拜,難道都錯了嗎?

1978年末,多年未見的方忠謀的弟弟方梅開突然找到張家。當時文革的平反工作,正從中央到地方陸續展開,方梅開決定給姐姐伸冤。不久,張紅兵父子在報紙上讀到了張志新的平反消息後,掩卷長嘆,張紅兵也終於明白,他對父親說:“我們當年真的做錯了”。

 

▲張家唯一的一張全家福:右二張紅兵,右三張月升,左三方忠謀
母親,是張紅兵生命當中已經消失了近十年的一個詞彙。方忠謀死後,張月升把和方忠謀有關的照片、字跡全部統統都毀掉了。而把這個幾乎被抹去的母親,重新“找回來”的過程,強烈地衝擊着張紅兵。當年他寫的是揭發材料,而這一次寫的,則是申訴和平反的材料。而更重要的是,母親為何在那個黑色的夜晚忽然爆發?這一巨大謎團,也在張紅兵的回顧中,呈現出驚人的答案。

母親的真相
在張紅兵的印象中,母親方忠謀一直都是一個兢兢業業的醫務工作者和一個虔誠的革命者——她曾為一個大出血的產婦獻血;一個小男孩患上白喉、被濃痰堵住氣管,方忠謀冒着傳染的危險,用嘴吸痰,救了對方一命。但為什麼在1970年2月13日那個夜晚,她會突然歇斯底里、舉止癲狂呢?在仔細翻閱了父親、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檢舉材料時,那些塵封的瑣碎細節所揭示的真相,令張紅兵五雷轟頂、如夢方醒。

▲ 年輕時代的方忠謀
 
1949年,23歲的方忠謀,受地下黨父親方雪吾的影響,加入了解放軍,作為護士參加了渡江戰役,榮立二等功。但一年後,在家鄉的土改運動中,父親卻被當做”地主分子”和“匪特分子”鎮壓,方忠謀也受到牽連,被當做“特務嫌疑、內控對象”。為了證明自己的革命忠誠,早日入黨,她也曾向組織檢舉揭發過父親,要求與地主家庭劃清界限,不斷改造思想,工作上更是積極拚命,做到了固鎮縣醫院門診部副主任的職位。1966年文革伊始,是張家人政治生命最榮耀的一年——方忠謀的大女兒張芳被選為固鎮縣師生代表,參加了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然而從北京回來不到一周,張芳就因為串聯時傳染了流腦而病發身亡。女兒的死極大地打擊了方忠謀,她就像祥林嫂一樣四處找人傾訴喪女之痛。據弟弟方梅開回憶,方忠謀曾對他說:“為什麼要搞文革,要讓學生串聯?如果學生們都在學校里好好地上學,大胖(張芳)也不會得這個病死了。” 

然而還沒有從喪女之痛中走出來,夫妻二人又先後遭受衝擊。張月升首當其衝被打倒,作為固鎮縣衛生系統“頭號走資產階級路線當權派”,他被戴上高帽遊行、批鬥。方忠謀作為“走資當權派的臭老婆”,也經常被拉去陪斗。13歲的張紅兵則站在台下,看着父母挨斗。父親被打,母親護着父親,拳腳都落在了母親身上。挨完批鬥,方忠謀默默地陪着丈夫,在夜色中蹣跚着走回家。

“從我記事,從來沒有看過父親和母親這樣親密過。他們走得很近,幾乎是肩膀靠肩膀,我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他回家以後就覺得腎臟疼痛,然後就尿血了。父親開始流眼淚啊,母親就在旁邊安慰他:你要想開一點,你算什麼呀,彭德懷元帥那麼大的功勞,不也是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嗎?就從家裡面找來一塊布、一些棉花,一針一線的縫了厚厚的兩隻護膝。再罰跪的時候墊上,可能好受一些。”

 

▲ 被批鬥的張月升(右下角戴高帽者)
不久之後,方忠謀也在劫難逃——受父親方雪吾的牽連,她被縣醫院隔離審查。每天一早一晚,方忠謀都要站在醫院門前的大路邊低頭請罪,其餘的時間就是在掃廁所、給醫療器械消毒,雙腳脹得連鞋都穿不下。隔離一年之後,組織上終於允許她回家吃飯睡覺,這次回來之後,方忠謀的言行日漸怪異。
張月升揭發材料——1970年2月7日以來,思想上、精神上、情緒上不正常,如:經常睡不着覺;幾次提起已死的女兒張芳,哭哭啼啼;做家務時拿東忘西;她每天睡覺前有洗臉的習慣,有兩晚洗了臉之後又洗一次;說話有些顛三倒四……
炙熱信仰的幻滅和殘酷生活的雙重打擊,最終壓垮了方忠謀。事發當晚,在討論文革時,方忠謀和丈夫兒子爭執起來,她激烈反常的言行,被驚駭不已的父子倆完全當作了“猖狂的反動行徑”加以舉報、揭發,他們不明白,當時的方忠謀精神上已經不是一個正常人。然而,在文革當中,一個“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瘋子,就真的會被放過嗎?
無法放下的十字架
張紅兵當年寫下的一切,把母親釘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個曾經釘子一樣砸在母親身上的詞句都反彈回來,讓他錐心徹骨。張紅兵痛哭着寫了近一個月,61頁。他把申訴材料初稿讀給父親聽,父親沉思了半餉說,“我們當年的做法,也有點不講人道了”。
▲  張紅兵文革後參加高考的准考證
1980年代,張紅兵考上了當地電大中文系。一天,在上古代文學課的時候,他讀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寫的《猿說》,如遭雷擊。
“有一種猿猴,獵人把母猴捉到了,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它母親這樣下場,抓、撞、反抗,最後這個小猴子也死了。文章最後說,猿猴尚且如此,何況人呢?我看到這些的時候,就在自己心裏面痛罵自己:張紅兵啊張紅兵,你畜生不如啊,動物還有親情,還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嗎?”
“有一天,母親突然又出現在我的夢裡,我擔心她會馬上消失,我就拉着母親的手,哭着說:媽媽,你別走,兒子對不起你,真的對不起你啊。可是媽媽不說話,一句話都沒有說,就消失了。”
2013年,張紅兵在網上看到某些人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再搞一次文革”等言論,再也無法沉默了。他寫下了一篇名為《一個文革“逆子”的懺悔》的文章。在文中,他像當年做“大義滅親”報告一樣,詳細描

▲ 方忠謀之墓

述了1970年,那個殘酷夜晚所發生的一切。

“我願意作一個反面教員,把我家庭裡面發生的這件慘絕人寰的慘劇,展現給世人來看。把這一塊血淋淋的傷疤,揭開來給人看,讓大家思考,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人間悲劇?怎樣才能避免這個悲劇重演。”
陳曉楠:有的人會說因為它是時代造成的,並不是自己造成的。
“從負責來說,社會的歸社會,家庭的歸家庭,個人的歸個人。”
陳曉楠:你並沒有打算放過自己?
“沒有,我應該背上這個沉重的十字架,它並不因為我現在公開地說出這件事情,它就消失了,它將永遠由我肩負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直到我走進墳墓的那一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