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記者鄧全倫:不奢談理想,但也不能忘記理想 | 記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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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絡
 楊楠 等  深度訓練營 2021-12-25 18:50
以下是記者手記系列第十九篇,我們採訪了調查記者鄧全倫,來聊聊關於調查記者的那些事。

“生活骨感,理想與妄想可以豐滿。” 雖然也曾在意興闌珊之時想過放棄,但那一點點“理想”和“妄想”還是如臍帶一般,始終聯結着他和調查記者這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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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楊楠 曹嘉軒 訾奕然編輯 | 杜銳峰 張馨尹 唐卓雅
半酣時,議及眾多調查記者的離職,嘆然。我突然想起那年他從雲南魯甸,花800元雇黑車沿金沙江崖道去調查違規水電站,一路山高水險,幾次差點墜江,不禁笑:“如果那年你掉江里了,可能會少很多煩惱。”

他亦半醉,說,“他們離開他們的,老子,永遠不會離開調查崗位!”

——刀口(鄧全倫前同事)

“去茶樓喝茶,如果要上廁所,一定要把包隨身帶着,不然等你回來,可能會發現包里被裝了一大袋子錢,然後下一秒,就會有人破門而入,把你敲詐的罪名徹底坐實。”

“被調查對象知道我在調查他們,一邊不斷給我和我的單位發律師函,一邊又好聲好氣通過電話對我噓寒問暖,問我要不要去他們所在的城市談談庭外調解,還要幫我訂酒店。但我知道,一旦去了就是萬劫不復,一定會被他們反撲。”

這些聽起來像電影一樣戲劇化的情節,卻是調查記者鄧全倫職業生涯中的真實經歷。根據《新媒體環境下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截至2017年,中國在冊調查記者僅剩175人,數量比大熊貓還稀少。

外界對他們的工作充滿想象,而在鄧全倫看來,調查記者也只是一份工作,只不過“人身安全不穩定性更大一點,威脅刁難更狠一點,遇到的障礙更多一點罷了。”

鄧全倫
 
一篇調查報道就是一場戰役

 

什麼是調查新聞?在從事調查新聞工作二十餘年的鄧全倫看來,不外乎三點:“首先它一定是為了公共利益;第二,一定是真相被掩蓋,需要我們通過調查手段讓真相大白於天下;第三,一定要有記者的獨立調查,如果調查結果是由官方發布的,而不是記者獨立完成,那就不算調查到的。”

 

完成一篇調查報道需要十八般武藝,強大的信源便是其一。“當記者的經驗足夠豐富,人脈足夠寬廣,自身便可以形成一個‘題材窪地’。”20餘年的職業生涯里,鄧全倫與來自各個階層、各種職業的上訪者、舉報者等相關人士建立了聯繫,和這些人的交流往往會成為他意想不到的信息來源。偶爾,也會有陌生人通過社交媒體聯繫他,向他提供案件線索。鄧全倫通常會根據題材的類型、證據的豐富度和個人的興趣,對眾多線索進行甄別和判斷。

關注新聞消息是調查記者的必備功課,也是擴大信源的途徑之一。2010年,一篇有關“道長李一”的文章吸引了鄧全倫的注意。文中,李一的弟子超過三萬,其中不乏馬雲、王菲這樣的企業大腕和娛樂明星。但奇怪的是,同樣位於重慶的鄧全倫,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出於職業敏感,他對李一產生了“一種天然的好奇”,在問過朋友是否了解此人,但都得到否定回答後,鄧全倫對李一的好奇變成了疑惑。於是他開始着手報道李一,並逐步揭穿這位“大師”的假面。

調查報道往往題材重大,易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操作起來需要慎之又慎。對鄧全倫而言,一篇調查報道無異於一場戰役。

從第一個環節——報題開始,每一步都有嚴格細緻的操作流程。為什麼要去操作這一選題?它的意義在什麼地方?是否摸排到一些有意思的信息點?能否形成一篇有力的調查報道?記者本人是否就這一選題達到某種認識的高度?在鄧全倫報題的環節,這一連串問題都需要得到基本的回答。完備的案頭工作、複雜的批准程序……只有經過這些流程,這場戰役才算吹響了進攻的號角。

正式進入採訪環節前,鄧全倫很看重前期案頭和外圍調查的工作:“我們要最大程度地利用現有的一些合法調查渠道,比如網絡上的公開報道、工商登記信息、中國裁判文書網和中國庭審公開網等等。

2000年7月大學畢業,鄧全倫走上了記者的道路。他先後在「重慶經濟報」、「重慶晚報」、「重慶日報」、「時代周報」等多家媒體工作過,現如今是上海廣播電視台融媒體中心的調查記者。2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做過不少重磅調查報道,令他聲名鵲起的是2020年轟動全國的“200億身價法官案”。作為機構媒體的記者,鄧全倫奔赴海南等多地,通過數篇報道最終將海南高院原副院長張家慧拉下馬。

海南高院原副院長張家慧(圖源:網絡)
剛接觸張家慧案件時,鄧全倫向自己提出了一些問題:張家慧家族裡面有哪些產業?那些產業是什麼狀況?公司是什麼時候成立的,跟張家慧的職務升遷有沒有直接聯繫?隨後,他通過多種渠道反覆進行案頭工作,梳理相關資料,找出核心的破局點。打蛇打七寸,真正能夠拿捏住調查對象的致命問題,往往需要從前期案頭工作和中期多方採訪共同推演得出。面對紛繁複雜的潛在採訪對象,鄧全倫會採用“從外圍到內圍”的方式,既採訪目標人物的舉報者、競爭對手,也去接近他的朋友、利益相關方、身邊人,保證採訪的平衡性。當真話與假話並行,他也有自己的應對方法:“同一個事實的說法和認定有矛盾的時候,你就要注意信源多元化,去交叉印證,通過大量的調查走訪確定哪一種說法更接近真實。”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在真正直面目標調查對象的時刻到來以前,鄧全倫往往已經有了充分的把握:“只有我們前期各方面調查都做得特別紮實,基本上我覺得可以出稿了,最後我才會正面與他交鋒。這時候提出一些閉合式採訪問題,採訪對象回答與否對於整個調查報道的主旨方向、基本事實沒有任何影響。直接將證據甩出來,讓他沒有任何辯解的餘地。”證據,是鄧全倫“相信文章能立住”的信心來源。

然而戰鬥並不會在稿件發出的那一刻就徹底結束,事前合理有效的風控(風險控制)是為了規避可能潛伏着的種種明槍暗箭。風控包含很多層面,從寫作手法上,鄧全倫會注意採用零度寫作的方式,剋制自己的情緒,少用形容詞,多用中性詞,多用動詞,避免讓暗處的對手抓住把柄。

而在發稿時間的選擇上,同樣也要與調查目標鬥智斗勇。為避免被勢力強大的張家慧等人干預,鄧全倫選擇在工作日的最後一天即周五,發布自己的調查報道。這時候放出,可以最大程度爭取稿件的有效發布時間。“這是一個新聞干預問題,為了防止稿子被秒刪,在發稿時間設置方面你必須要考慮地精細一些,完備一些。”鄧全倫表示。

調查進程中如何排兵布陣、謀篇布局,處處都是講究。鄧全倫待過的好幾家媒體,每逢他操作重磅選題,只有分管他的副總編輯或總編輯知悉選題內容,其他部門領導很可能毫不知情。這樣做不僅是為了保證題材被安全順利地開發,更多是出於對記者的保護。操作調查報道時,有經驗的媒體都會十分重視保護記者的身份和題材不被泄露。一旦被調查對象得知身份,記者本人很有可能會受到打擊報復。

調查新聞場處處是如臨深淵的險局,記者在調查他人的時候,也會被以最嚴格的新聞規範來衡量。鄧全倫說:“調查新聞會觸犯到很多人的利益,如果你有什麼硬傷,別人怎麼會輕易放過你?一定會把你的軟肋放大了十倍擺出來。”

鑒於調查記者這一職業具有一定的風險,鄧全倫並不主張新人一入行便從事調查報道工作。新人記者往往有很高的熱情,但由於社會經驗不足或心理素質不夠好,可能經受不住利誘或威脅,抑或面對突發事件不能及時有效地應對,從而使自己陷入致命的境地。鄧全倫認為,新人記者最好先從最基本的條口做起,有了紮實的基礎和深厚的積澱再去做調查報道,這樣會更安全一些。

鋒芒銳利,觸角柔軟

接觸過鄧全倫的人,都會覺得他是個“敢與魔鬼爭高低”的硬漢子。

鄧全倫在「重慶晚報」的同事刀口(化名)回憶第一次同他見面的情形:鄧全倫坐公共格子前排,把採訪本摔得啪啪響,還一腳把椅子踢得骨碌碌滾出七八米。刀口後來才知,彼時的鄧全倫確實窩了一肚子火,原因是晚報“欺生”,原是資深記者的他在這裡不被重視,只能每日發些豆腐塊文章,還是署名見習記者。

不久後的川渝合作採訪之行,刀口發現,“脾氣挺大”的鄧全倫,還真的有兩把刷子。

川渝合作是場新聞硬仗,會議現場記者雲集,但作為地方都市媒體,鄧全倫他們很難進入主會場。誰料,鄧全倫竟混了進去,繪聲繪色寫出若干連續報道。被問及原因,他笑着搬出了刀口曾說過的話:“你不是說搞新聞要有大門攆出來,窗子翻進去的勇氣嗎?我是翻進去的!”

有膽識,不怕事,再加上不一般的採訪突破力,同事們都信了:大稿交給鄧全倫做,能出彩!

後來,鄧全倫去了「時代周報」和上海廣電,做出了不少影響廣泛的深度調查,同時創下了許多個第一:

國內調查報道重慶薄王時代“打黑唱紅”及所謂“重慶模式”最持久最深入的記者;

首揭重慶縉雲山李一道長的“假面”;

首次到現場調查“華潤宋林案”;

首次深度報道南充黨代會賄選案黑幕;

首發四川訪民之死案;

第一個報道海南高院副院長腐敗……

鄧全倫

這些報道,每一篇讀來都觸目驚心。而這背後的不易,只有鄧全倫自己知道。他不止一次被抹黑、攻訐,稿子無法刊登的情形對他來說並不稀奇。但壓力愈大,他愈固執。“當你遭到來自外部強大的力量,他們企圖遮蔽真相。但不行,這個時候記者必須‘固執’。我要反抗!我就要讓真相大白於天下!”

2015年9月,副部級官員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因嚴重瀆職、包養情婦、涉嫌巨額貪腐被中共中央批准給予開除黨籍處分。華潤宋林案得以披露,離不開一位位調查記者的接力傳火,而第一位點火的人,是鄧全倫。

2013年的春節,鄧全倫去到山西做現場調查。一個星期過後,他把文章做了出來,但出於各種因素,被拒絕刊發。鄧全倫不肯放棄,他通過各種渠道廣泛聯繫同行,把辛苦得到的資料全部附上,還一遍遍問對方“你們能不能再去一趟?”

最終,鄧全倫撰寫的《華潤電力百億收購黑幕》被順利發出,刊登在「第一財經日報」的主頁上,但可惜的是這次報道沒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儘管會有沮喪和無奈,但“同行間的抱團取暖”還是讓鄧全倫深深感動。

鄧全倫

“敢與魔鬼爭高低”的鄧全倫,不怕和社會暗疾硬碰硬,卻有些害怕報道災難題材。

2011年,在「時代周報」工作的鄧全倫被派去參與地震後再生育的專題報道。對他來說,“那是一次很痛苦的報道”。採訪再生育的父母,總無法避免提及他們在震中離世的子女。鄧全倫不想讓採訪對象沉浸在痛苦的回憶里,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怎樣才能更具同理心和悲憫情懷,是鄧全倫自接手報道直至交稿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

掙扎過後,他決定通過傾聽、理解和沉浸式體驗來完成這項工作。現在回想起那次報道,鄧全倫感慨道:“那是一次心與心的交流。”為了使得報道更加平衡,鄧全倫和同事約訪了一位計生幹部,但後來他們發現,這位幹部同時也是一位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親。為了緩解採訪氛圍的沉重,鄧全倫和同事帶她去了一家餐館。

嘈雜的環境里,鄧全倫被這位母親講述的一個故事深深打動。她的女兒生前有一個習慣,睡前和起床後都要喝水。女兒去世好幾年之後,她每日都會在女兒床前放一杯涼白開,數年如一日。過去無可挽回,失去孩子的母親只能繼續往前走,一切似乎都改變了,但又好像什麼都沒變,悲傷從未減輕,愛也一直都在。

災難報道里有逝去的生命,更有割捨不斷的情。面對淚流滿面的採訪對象,鄧全倫會把銳利的鋒芒化作柔軟的觸角,用陪伴來安撫悲傷。

不奢談理想,但也不能放棄理想

“都說,移動互聯時代,人人都是記者,都是監督者;都說,記者是社會的觀察員,是時代的記錄者;都說,尋找真相、說出真相、傳播真相,是記者的使命與職責。問題的關鍵是,在官員‘互不監督’的利益交換所,在權力的顢頇任性里,我們的記錄和監督還有多少自由與空間?在重重迷霧中,在流量和大數據的蠱惑下,我們還有沒有追問與批判的勇氣和力量?”

這是今年的記者節,鄧全倫應「傳媒江湖薈」­­­邀約寫下的致辭。在這個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里,盤旋在鄧全倫腦海中的這兩個疑問,也是所有傳媒人共同面對的考驗。

調查記者為何日漸式微,在鄧全倫看來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移動互聯網的出現、自媒體的發展,讓傳統媒體,特別是紙媒的收入斷崖式下降。平台經營越來越困難,記者的薪酬自然也無法讓人滿意。外加新聞管理機構對輿論監督報道的管控,記者們開展調查活動並不那麼自由。

但這不是最開始的樣子。

2009年,鄧全倫進入「時代周報」,開啟了他真正的調查記者之路。那時國內的調查環境相對寬鬆,有很多鍾情於調查報道、深度報道的媒體,每個部門的調查記者也很多,同行之間抱團取暖、良性競爭,整個行業欣欣向榮。“出現一個重大的社會題材,大家就一窩蜂撲過去,一起競爭,不斷挖掘,從不同角度呈現事件。”

如今,當年與鄧全倫一同戰鬥的同行們都已人到中年,多事他業。年齡為調查記者這一職業帶來的,不全是閱歷的厚度,還有需要轉型的尷尬處境。沒有物質生活時,可以用理想來寬慰自己,但連理想都難以實現時,他們該如何自處?

“想過放棄嗎?”

鄧全倫沉吟幾秒,開口道:“當然有。”

鄧全倫
從業20餘年,鄧全倫在記者這重身份下,聽過許多,見過許多,感觸也有許多。對於這一職業,他持一種冷峻的態度。“這是一個奢談理想的時代,特別是調查記者行業。一個個題材、一篇篇報道,紮實穩健地做下來,我覺得這就夠了,對得起自己的職業了。”人到中年的鄧全倫,談及理想,顯出些難為情:“有些理想只能是在心裡的,現在我的目標就是好好工作,好好生活。青蔥年少的時候對待事物可能會去拼搏,但現在我更希望能運用已有的社會、職業經驗去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在鄧全倫看來,記者只是一個職業,不應被賦予太多的理想。“紮根於現實,基礎才牢靠。新聞理想不是建在沙地上的。它的最終實現,也是要靠一個個題材、一篇篇報道累積而成的。”

“不奢談理想,但也不能忘記理想。”儘管主張以務實的態度做新聞,但鄧全倫從來也相信,“理想”二字在新聞行業不會缺席。“如果我們這一行業缺少了理想,你覺得它還能走得遠嗎?新聞行業是個人文職業,它一定是有着濃厚的理想色彩的。調查記者的艱辛,只有他自己知道。要面對的題材不那麼乾淨純潔,如果沒有一點情懷在裡面,是很難克服困難一路走過來的,新聞理想多少會有一些。記者這個職業不可能使人飛黃騰達,除非利用職業之便敲詐勒索,而一旦沒有守住初心,受到利益誘惑,便離身陷囹圄不遠了。”

鄧全倫無意于飛黃騰達,家人對他的收入也沒有過高的要求。“生活骨感,理想與妄想可以豐滿。” 雖然也曾在意興闌珊之時想過放棄,但那一點點“理想”和“妄想”還是如臍帶一般,始終聯結着他和調查記者這個職業。

良善、正直是調查記者的人格底色,這是鄧全倫對這一職業的理解。而調查報道於他而言,“它是我讀懂中國的一個窗口,不斷逼近真相的那個過程,更讓我覺得刺激與快樂。”

 
上海廣播電視台融媒體中心調查記者曾先後就職於《重慶經濟報》《重慶晚報》《重慶日報》《時代周報》和《長江商報》等媒體因報道轟動全國的“200億身價法官案”

獲“金絲楠獎”2020-2021年度記者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