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甘肅省委書記的女兒回憶60年的甘肅大饑荒,如何餓死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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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絲路文苑 新絲路文苑 2020-03-07 05:52
       1960年飢餓陰影還籠罩着甘肅大地,父親是臨危受命來到甘肅的,慢慢地我們從周圍的交談中知道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甘肅是全國災情最嚴重的省份,天災加上人禍,餓死的人數不少,出現了無人村。

       父親汪鋒的一生充滿傳奇和精彩,而我的跌宕人生,卻是從父親去甘肅工作開始,那一年我十二歲。

記得一個秋天的傍晚,爸打電話給媽說:總理讓你帶孩子們都來吃飯。1960年舉國都在災荒中,周總理請吃飯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兒,吃飯的地點在長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宮。父親那時正是國家民委的常務副主任,而母親陳方是民族宮籌備組的黨總支書記。

周恩來總理平易近人,愛開玩笑,稱我母親是民族宮的“宮主”。那頓飯吃什麼,怎麼吃的記不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卻至今烙印在我的心上,並且由此而決定了我的命運。

吃完飯,回家的路上,我們擠在父親那輛黑色的、當年配備給部級幹部的蘇聯產三座吉姆車上。母親心存疑惑:父親一早出門談了一天的工作,晚上總理請吃飯,還關照一定帶上孩子們,看來一定是有大變動了。之前,父親的工作已有了調動的安排,那是西北局方向,我家已經在收拾行李,準備搬家去西安了。

我媽一定想到了有變化,因為一大家人,五六個孩子的學習生活安排,她必須早做打算。記得他們的對話十分簡潔,媽僅小聲問了一句:“怎麼了?”父親也只回答一句:“不去陝西,去甘肅。”他們不再言語,各有各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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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我們隨父親從西北軍政委員會調到北京,爸爸當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主任是烏蘭夫,因他長期在內蒙古,民委的工作實際由父親主持。當時他從事的是他在革命戰爭中發揮過專長的民族統戰工作。但是1959年,時任寧夏省的主要領導幹部犯了“地方民族主義”的錯誤,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派父親去寧夏主持寧夏回族自治區的籌備工作,隨後擔任了自治區的第一任的黨、政、軍一把手,這是他又一次擔當地方黨務、政務工作。父親多次說起,中央給他定的工作時間表是“三七”開,即一年裡30%在寧夏,70%在北京,這樣身兼二職“跑通勤”的日子大約過了兩年多。

當年我們進北京後,民委把我們安排在西城區屯絹衚衕三十號,這裡原是一座王爺府,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全家住前院正房,我家佔後花園和一個工人住的“中院”。後花園中有一座太湖石假山,假山的左側夾道我們稱為“山後頭”。

夏天很熱,父親很胖,很怕熱,那時沒有空調,實在炎熱的周末,爸爸就讓公務員張玉和叔叔蹬個平板車去冰窖口拉個大冰塊回來,用個洗衣服的大木盆盛在客廳里,冰慢慢地融化,屋子裡很涼快,爸爸和我們一起席地而卧,冰盆里擺着瓜果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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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多數的周末中午,我得去“山洞裡”找爸爸。那是清朝的那位王爺當初修建後花園時,在假山的底下修了一間地下密室,沒有窗戶,沿着一條向下的台階往地下走,黑咕隆咚的。有時我們玩捉迷藏會躲在裡面,但只是在洞口,不敢往裡走。夏天裡面非常涼爽,那年月沒有冰箱,買點菜放在裡面,很久都不會壞。就是這個地窖,我爸卻在裡面擺了一張行軍床,一個鐵的摺疊桌子,夏天的中午他就在裡面午休、練字。

後山的這個書房也是個儲藏室,放很多平時用不着的東西。我家的公務員張玉和叔叔是個非常勤快忠厚的“老北京”,他負責收拾爸爸的屋裡、院外、買菜、收發,周末接送我們,放假時蹬個平板三輪車把我們的行李拉回米。當我們最後離開北京,搬家去蘭州時,僅他收集的舊報紙就賣了整整一大卡車,共計收入二百元。當年我們都認為那是一筆十分豐厚的收入,只有爸爸一個人不這麼想,他說:“太可惜了。它還有資料價值。”從1954年進京,到我們離京,張玉和叔叔每天收集看完的報紙,每天的報一張都不缺!

就是這位張玉和叔叔,他完成了一次更偉大的收藏,雖然他並不知道“三年困難時期”就要降臨,但是他收拾東西的習慣,讓他無意中辦了一件大事: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的經濟模式最初是“供給制”,後來有了工資,糧食定量供應,憑糧票買糧。飯量小偶爾有剩餘糧票,有人拿到黑市換點雞蛋或其他生活小用品。可我們的張玉和叔叔,就把攢下的糧票都買成了糧食,一袋袋藏在後山書房裡。

有一天,我父親非常神秘地對我母親說:“叫娃們敞開肚子吃吧,還有十二袋白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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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場景和十二袋白面這個巨額的數字,我這一輩子都牢牢地記在腦海里。父親說這話的小心程度是今天的人們無法體會的。

在舉國挨餓的災荒年,他發現了家裡有這麼多的存糧,儘管這是全家人自己的合法定量,只是從牙縫裡被一位愛“收藏”的公務員無意中攢下了,這些糧食可以讓孩子們安度饑荒,這是父親的欣慰。可他是共產黨員,是領導幹部,老百姓在挨餓,這些糧食真的讓他感到心裡非常地不安

但是不久我們卻陷入饑荒中,家裡那麼多存糧,我們全家卻突然斷糧了,連媽媽也保持沉默不給個解釋。這個原因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才從大字報上知道了真相。

記得有一天,我和同學去蘭州某處看大字報,那是蘭州城裡第一批剛剛刷在大街上的大字報,大多是標語口號,有一張卻寫得密密麻麻,意思是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汪鋒,階級陣線不分,困難時期到甘肅上任伊始,便去看望“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還給他們送白面,挽救他們的“狗命”云云。名單上都是甘肅的民主人士、大學者們,例如國民黨高級將領、大革命以來共產黨的友人鄧寶珊將軍,還有央視著名主持人水均益的爺爺大學者水梓等人。前兩年遇到了鄧寶珊將軍的外孫子左都都,他突然對我說:“我婆(鄧夫人)到死都說困難時期,要不是你爸代表組織送了一袋白面,我們早就餓死了。”

聽了這話,我急於辯白,我說:“那不是組織給的,那是我們家自己攢的面!”左都都他不信,那時一袋白面太金貴了,就是救命的糧食,誰捨得送人?可是我爸爸就這麼做了。他在196。年最困難的時候被派去了甘肅,他了解了“夾邊溝”的“右派”們的生活,那些民主人士、知識分子、科學家們都在死亡線上掙扎着、浮腫着,命若遊絲。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一碗面就是一條人命。父親從北京啟程,他帶走了家裡所有的存糧,他知道他的娃兒們即將沒飯吃,我相信他把一袋袋白面送人時,一定說了“我代表組織……” 1961年暑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主席賽福鼎,邀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同志去新疆考察工作,我母親經聯繫把我和我妹“捎”去蘭州我父親那兒過暑假。記得那趟專列上有不少孩子,賽福鼎的女兒賽少華、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林、中辦副主任康一民的兒子康輝、國務院副秘書長李金德的幾個孩子,還有在新疆犧牲的陳潭秋烈士的兒子等,挺熱鬧的。

我們一路過去,在寧夏的銀川停車上了趟賀蘭山,到了蘭州見到了我爸。這時發現李金德的一個孩子得了肝炎,我爸因此將我和我妹送到西北民族醫學院的校醫室,爸爸的老戰友蒙定軍是西北民族學院的院長,而她的夫人杜阿姨正是校醫院的院長。

我們被“留觀”了,其實被當了“人質”,因為我父親“老謀深算”,他這時立刻上北京去,用軟(說服)硬(扣押人質)手段將我母親從北京遷到了蘭州,從此我們的戶口轉到蘭州了,我的人生從這裡扭轉了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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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蘭州時,真是出乎意料,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我思維中的城市都是由街道和房屋組成,然而從北京到蘭州卻差別太大了,首先從我家住的省政府宿舍―青年農場一路走去,直到省委、蘭州軍區,看不到磚牆,路的兩旁全是用黃土壓成的“干打壘”牆,景象就像最貧困的農村。

初到蘭州,我在蘭州軍區的東郊小學上學。可是路上總能遇見一個熟人,那就是我媽媽!我媽在北京是正廳級幹部.可到了甘肅.我爸“利用職權”給降成了副廳,任省委副秘書長,爸爸也在省委上班,可是媽媽從來不搭“順車”,她總是一個人走路上下班。

 1961年飢餓陰影還籠罩着甘肅大地,父親是臨危受命來到甘肅的,慢慢地我們從周圍的交談中知道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甘肅是全國災情最嚴重的省份,天災加上人禍,餓死的人數不少,出現了無人村。百廢待興,各種矛盾浮上檯面。

我爸初到甘肅,他還僅是第二書記,當時的第一書記還沒食走,白天開很多會,激烈爭辯着“左傾”、“右傾”,有很多相左的意見相持着。父親的工作模式已經形成了習慣,每到一個地方先看《地方志》,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同時下鄉蹲點走面,基本上就有了解決問題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中批鬥鄧小平同志的著名“白貓黑貓”論,1961年在甘肅的臨夏回族自治州,已經引用成了恢復生產的口號。父親長期住在回民老鄉家裡,同吃同住,化名“老王”,沒有人知道他是省委書記;直到“文革”中拉他去批鬥,老百姓才知道一個“回民”胖子老王是來幫助他們的住隊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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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這人很隨和,好伺候,嘴粗。有點干辣椒就下飯,看到房東大娘冬天冷,他把自己的毛衣脫下來送給她。誰能料到老人把這件毛衣一直保存到“文革”批鬥會上,成了憶苦思甜評功擺好的實物,生生攪了一場批鬥會。很長一段時間,分不清是夢境還是現實,每天晚上似睡非睡時,總聽見父親在電話中激動地呼籲着,他給周總理打電話,要糧;給鐵道部呂正操部長打電話,要車皮;他還給新疆打電話,給陝西打電話,求助兄弟省市,他的好友們,調糧!緊急調糧!

甘肅的飢餓太嚴重了,他去了蘭州大學,學校一片狼藉,桌椅板凳劈柴煮白菜吃了;他去了原子基地,科學家們浮腫了,他只能弄些黃豆讓他們增加點蛋白質;他去了黃河以北的軍工廠,工廠無法生產。他問我:學校食堂孩子們吃什麼?我說:“人血饅頭。” 

“人血饅頭”吃得下,拉不出肚子會漲鼓,那是用發苦的陳倉紅高粱米磨成粉蒸的饅頭,豬肝色,所以同學們叫它“人血饅頭”。

面對這些駭人的情況,父親已經顧不得沉重的政治大帽子了,他已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了。他要去堵槍眼了,“三自一包”、“開倉放糧”、“藏糧於民”,他讓“右傾機會主義的子彈”、“資本主義的子彈”一顆顆射向自己的胸膛……  他的決心很快就奏效了。預計八年時間經濟復蘇,結果僅用了三年。1964年的一天,我哥從他工作的萬里機電廠回來時說:廠里動員吃“愛國肉”,五毛錢一斤豬肉,廠里說可以不要錢,先吃肉,月底才從工資里扣。我哥很興奮,我們也跟着起鬨:“愛國就得吃肉,誰不吃肉誰不愛國!”

1964年真是一個好年頭,過去黑咕隆咚連電燈都點不起,用蠟燭照亮的商店,空空如也的貨架上,現在開始有了色彩。我讀書的百年老校、蘭州一中校門口的一條小巷子擠滿了小販,這是一個自由市場,政策放寬了,允許老百姓做點兒小買賣。1964年還有一件值得回憶的事,那一年中央又召叮“北戴河會議”暑假裡爸爸帶我們去北戴河了。但他還是有心事,因為臨走前西北局的負責人“提醒”他說:胡耀邦也在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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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北戴河”是什麼意思呢?原來在張德生患重病後,胡耀邦接任了陝西省委書記,他意氣風發來到了陝西,但是很快,在“四清”擴大化的間題上,他和西北局的矛盾愈演愈烈,竟然變成在西北局會議上對他展開了激烈的批鬥。

整人的事我父親不違心地去做,他一般把看法藏在心裡,會上打個哈哈矇混過去,至今仍有老同志讚賞地說:既有原則,又有方法。西北局正式“提醒”過他,當然是讓他不要和胡接觸。

太陽照在沙灘上,我獨自坐着,正前方有兩個人的背影,他們靠得很近,緩緩地長久交談着,我知道那是爸爸和耀邦叔叔……

不知道北戴河這個夏天討論什麼,決定什麼,爸爸晚上看文件,寫東西到很晚,現在回想起來,有件事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5年,父親的床頭多了一套大部頭的《資治通鑒》。這是一部線裝的文言文書籍,父親戴上了老花鏡,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和閱讀這套書。


王南寧簡歷

王南寧,汪鋒之女。1949年5月生於鄂豫根據地。老三屆、插隊知青、工農學員,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1976年唐山大地震當天到達北京。半年在《人民文學》雜誌當編輯,退休後在老槐樹下務農,自認人生最大的成就:與共和國同齡並榮辱與共。

1960年甘肅通渭、會寧定西大饑荒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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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會寧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