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的人品有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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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出生的浙江義烏人吳晗,其人就後世評價而言,可說是著名的“兩截人”:前半生,矜矜業業於書堆,講道著書,是學術圈勵志的典範;而後,學而優則仕,入朝為官,不僅身敗名裂,闔家慘死,還留下了一個欺師、滅祖、媚勢、篡史的惡名,至今讓人不齒。

1949年前後,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也是吳晗個人命運徹底“反轉”的時間焦距所在。在那一年前後,他“覺今是而昨非”,差不多就是告別了學術,也揮手訣別了往日的師友們。

他的前恩師胡適,當日毅然登機南下前,還大興感嘆,“吳晗可惜,走錯了路”,吳聽聞頗不以為然,公然說這位過去的老師腦子進水了。可僅僅20年後,吳晗就跟着妻子死於非命,死前頭髮都被拔光。

再10年後,他的愛女吳小彥也跟着自殺,才22歲。吳晗的人格問題,吳晗的命運悲劇,實是中國知識分子集體缺鈣導致後遺症的集中反饋。

平實地說,吳晗這個人,並非不學無術。他其實很早就在學術圈成名,在學術上頗有成就,尤其精深於明史。

你查閱下他20歲時寫下的《西漢的經濟狀況》一文,看看他中年之際談皇權與紳權的那些議論等等,即可明白,他資質之好,為人之聰慧、識見之敏銳,確實是不可多得之人才。

他自學寫下《胡應麟年譜》這般文獻紮實的著作時,也才20歲呀!胡適看到這本書稿,會欣喜若狂,着意栽培,收歸門下,不是沒有道理的。當時學界,整體都很看好他,顧頡剛就直接認為,假若吳晗可以心無旁騖地在學術之路上穩步前行,必將會成為明史研究領域的一代宗師。

最可惜,這樣的人,出身太貧苦,“改變命運”的渴求也太急切了,在時代巨變面前,一切就都顯得太無節操了。為了榮華富貴,欺師、滅祖、媚勢、篡史,樣樣都來,君子劍陡然翻身成為小人之尤。時事既翻雲覆雨,與時俱進的他,也就自然跟着面目前非起來:批判一手提攜他恩師胡適,說“胡適之做過我的老師,沒給過我什麼,我之有些知識,主要是靠自學”;老友沈從文落難,在博物館掃地,見到吳晗,想着照舊握手,直接視而不見;章羅問題上,他可以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1948年秋秘藏的老友私信,污衊構陷,給予這些前好友們以最沉重的打擊。落井下石的種種舉動,真的太多了。

更別說,諸如他挖皇陵、主持拆毀北京城牆、為了映射史學不惜篡史等等行為,那是更讓後人一想起,就感憤憤不已的了。

更可哀復可憐的是,吳晗都這麼慘絕人寰了,因為其人之不堪,歷史風捲殘雲過後,還是沒人會去同情他。

有一則文苑掌故說,1990年代,學術圈大佬們開會,有人說起吳晗全家的慘狀,一向不問世事的錢鍾書,忽然對着鄰座的費孝通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

平實地說,要說吳晗多壞,肯定不至於。他人格上的主要問題,類似郭鼎堂,在於急功近利、投機及勢利。而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自知之明走仕途吧。做官,他趨之若鶩,可真的不擅長。

你說,歷史上的讀書人,跟風搞政治的,有幾個能有好下場的呢?讀吳晗的一些文章,想起他這個人,我想敬佩他的聰明,也常感慨,都說讀史使人明智,可從他後半生荒唐行事來看,他家書柜上的那些史書,真的都白讀了呀!

從這一點看來,吳晗雖有文丑之嫌,卻又是需要被我們永遠銘記的。儘管那個不好的年代早已遠走,可一個經典的反面人物,比起任何典範人傑,都更有警示意義吧。

他在整風反右運動中是個反右英雄,是個急先鋒。1957年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報》支部即在吳晗的主持下,率先召開了批判儲安平的會議。會上,吳晗厲聲批判儲安平的正常言論是“歪曲事實,且用意惡毒”。並指出儲安平之所以有勇氣,是由於後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報》的盟員和儲安平劃清思想界限。

默存先生幾十年後對費孝通先生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

吳晗1957年7月7日,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火力十足並聲色俱厲地討伐所謂章羅聯盟。吳晗控訴道:“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最後說:“他們一夥是人民兇惡的敵人!”

他的發言博得了“長時間的鼓掌”,調門之高令人側目。

另據李輝在《碑石》中披露,一個與吳晗共事過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過對吳晗的不滿,正是吳晗的鬥爭堅決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歷經磨難達20載。羅隆基死於1965年,章伯鈞死於1969年,儲安平至今生死不明。李輝表明:在反右運動中,因吳晗憤怒“控訴”而深受傷害的不止一個人。

吳晗曾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為了仕途,他整了很多人。最後,他自己因其所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被批鬥,1969年,吳晗在獄中自殺,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