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起草周恩來悼詞背後的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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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啟才 記憶中的往事 2022-01-08 00:00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20世紀的偉人,在同病魔作了頑強的鬥爭後,留下期望,留下囑託,帶着對黨和國家前途與命運的擔憂,離開了他為之奮鬥一生,功勛卓著,建立起來的新中國,離開了他為之全心全意服務,深深熱愛着的中國各族人民。

周恩來總理逝世至今已近46年。在周總理喪事期間筆者親歷的一樁樁事件,卻沒有被這一萬多個日夜所淹沒,猶如發生在昨天一樣,仍能夠清晰、鮮活地出現在我的腦海里。

在周總理病情危重之際,筆者受中央之命,起草了總理的訃告和悼詞。總理病逝後,又與李鑫同志一起,對訃告和悼詞初稿進行了修改,並列席了中央政治局討論這兩個文稿的會議,親眼目睹了黨中央在總理喪事問題上同“四人幫”的鬥爭。圍繞訃告和悼詞的形成和鬥爭過程,根據記憶,筆者嘗試着把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如實地寫出來。

周總理病情危重,汪東興、紀登奎召開小範圍會議,安排準備總理後事。

1975年11月中旬,汪東興和紀登奎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小範圍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郭玉峰和副部長鄭屏年,以及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任職的筆者。會議內容是根據中央指示,安排準備周總理的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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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議十分保密。汪東興、紀登奎先後講話,綜合有以下內容:

1、最近一段時間,中央領導同志多次聽取了總理醫療組的彙報。經過幾次大的手術,目前總理的身體非常虛弱,已不能下床,生命處於垂危之中。

2、毛主席和鄧小平、葉劍英等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對總理的病情非常關心,也很焦慮,多次指示醫療組想方設法加強治療,盡一切可能挽救和延長總理的生命,減少疾病造成的痛苦。醫療組全力執行中央的指示,精心治療,但治好總理的病已難能為力。

3、根據總理目前病情的發展趨勢,中央領導同志商定,先在很小的知密範圍內,指定少數同志對總理的後事預做準備。要準備的有:(1)起草訃告和悼詞,這是必須提前準備好的,一旦出現不幸事件,現寫就要誤事。(2)擬定治喪委員會名單和遺體告別、弔唁活動、追悼大會等初步方案。

4、訃告和悼詞由周啟才執筆擬出初稿,治喪委員會名單和遺體告別等事項,由郭玉峰和鄭屏年擬出初步方案。

5、你們三人要親自動手,絕對保密。完成時間暫定十天,越快越好。

6、在此期間,中央交辦的日常工作和地方請示辦理的各種事情你們要照常進行。

總理患膀胱癌的消息,筆者是在1975年1月全國四屆人大會議期間聽總理親自講的。當時我是大會會務組的負責人之一,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完一個會議後,把我叫去,要我通知正在天津廳開會的天津代表團,說他過會兒要來看望全體代表。天津代表團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高興。當總理來到會場時,代表們全體起立,熱烈鼓掌,“總理好!總理好”的問候聲此起彼伏。總理先向全體代表問好,並示意大家坐下,然後開始講話。講話中他仍保持着神采奕奕、親切近人的風度。最後他談到自己的病情,說:“經醫生檢查,我膀胱上長了一個東西,現在正積極治療,問題不大,請大家放心。”

總理住進305醫院後,病情嚴格保密。這次聽了汪東興、紀登奎的講話,我才知道總理病得如此嚴重。
根據當時中辦秘書局的工作性質和我擔負的工作任務,白天至夜晚十二點以前,要承辦中央和地方諸多必辦事項,難以抽出時間思考並起草訃告和悼詞。我只能安排每天凌晨一點至四點來完成中央交辦的這項重大政治任務。

我先動筆起草了訃告。訃告是悼詞的縮寫,悼詞是訃告的展開。除沒有總理革命簡歷外,悼詞中其他方面的內容,訃告中都會非常扼要的說到,特別是對周總理的評價,在訃告中就要確定下來。訃告完稿後,我接着起草了悼詞,兩個文稿共用了八個上述凌晨時間。完成了訃告和悼詞起草工作後,我報告了汪東興,他指示:“兩件文稿由你親自封存和保管,什麼時候用,等通知。”我把兩件文稿密封在一個文件袋裡,鎖在了我專用的保險柜中。

周總理與世長辭,汪東興通知修改訃告和悼詞初稿。政治局討論訃告和其他治喪事宜,“四人幫”極力壓低周總理喪事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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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鄧小平在周恩來追悼會上致悼詞。

1976年1月8日九時五十七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周恩來與世長辭。上午十時許,汪東興電話通知了我,要我攜帶訃告和悼詞初稿,到中南海西樓大廳同李鑫同志一起進行修改,並說此事他已告訴了李鑫。

我們倆先修改訃告,因為下午政治局會議第一個議程就是討論訃告。訃告初稿文字不長,李鑫對個別語句做了一點修改和補充,對基本內容、段落結構表示贊同。我安排專人把修改稿送到中辦秘書局印刷廠,要求下午兩點以前印出交給我。

下午三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會議由鄧小平同志主持。治喪辦公室有關成員、李鑫和我列席了會議。我將訃告印件分發給到會成員。小平同志指示我在會上讀一下。總理訃告是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名義發布的,全文約一千字左右。我用較慢的速度,較高的聲調,不到一刻鐘讀完了全文。經過討論,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了這個文件。這時小平同志問汪東興:“悼詞準備好了嗎?”汪東興說:“在總理生前準備了一個初稿,正在修改,還沒改好,今天會議討論不成了。”鄧小平說:“那就等修改好了另找時間開會討論。”

接着,討論通過了治喪辦公室提出的周總理治喪委員會名單,遺體告別、弔唁活動和追悼大會方案等。

在討論總理喪事過程中,“四人幫”十分猖狂,他們極力壓低周總理的治喪規格,對治喪辦公室提出的有關治喪方案和建議橫加斥責。如治喪辦公室提出請外地的李德生、許世友、韋國清和賽福鼎四位政治局同志來京參加總理的遺體告別和追悼大會的建議時,江青、張春橋厲聲厲色地責問:“你們什麼意思?你們是不是還要把京外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也都叫到北京來呀?”當治喪辦公室提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弔唁活動,時間安排五天,人數安排六萬時,“四人幫”極力反對,硬是把時間壓縮為三天,人數壓縮到四萬。

周總理訃告和治喪委員會名單,報經毛主席批准後,1月9日在全國各大報紙頭版整版登出,當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反覆向國內外進行廣播,沉痛宣告了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這一不幸噩耗,如晴天霹靂震驚了中華大地,舉國上下頓時陷入了極度的悲痛之中。國際社會也對這位備受世人尊敬的偉大政治家的逝世深表哀悼。

中央政治局討論周總理悼詞,“四人幫”對周總理大肆攻擊和誣衊。對誰給周總理致悼詞鬥爭激烈。

1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開過之後,李鑫和我集中全力修改總理悼詞初稿。

在修改過程中,除對悼詞初稿的文字進行修改和潤色外,根據中組部提供的材料對初稿中周總理一生光輝戰鬥的革命歷程進行了核正和補充,扼要詳實地表述了周總理在各個革命歷史時期擔任的領導職務,參與指揮和組織領導的各項重大革命活動。為了使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了解周總理一生對黨、對人民、對民族、對國家的豐功偉績,學習總理的偉大思想和崇高品質,我把悼詞中這段文字引述如下:

“周恩來同志從青年時代起就獻身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1919年,他積极參加五四運動,從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活動。1920年到1924年,他先後到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在旅歐的中國學生和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1922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並在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參加了北伐戰爭,對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作出了重要貢獻。從1924年到1926年,他先後擔任中共兩廣區委員會委員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員會常委兼軍事部長。1926年冬,他到上海黨中央工作,接着,擔任中共江浙區軍事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他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主要領導人。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以後,為了挽救革命,周恩來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在起義中他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還在上海堅持黨的地下革命工作,擔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等職務。1931年12月他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擔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遵義會議以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他繼續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參與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組織領導工作。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周恩來同志作為我黨的全權代表,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了談判。在談判中,他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方針,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在抗日戰爭時期,他任黨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書記,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並領導國民黨統治區我黨組織的工作。他長期駐在國民黨政府所在地重慶,臨危不懼,堅定地執行了毛主席的方針,對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反革命政策,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1945年8月,他跟隨毛主席在重慶同國民黨談判。《雙十協定》簽訂以後,他繼續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重慶和南京同美蔣反動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1946年11月,周恩來同志從南京回到延安。在1947年3月蔣介石軍隊大舉進攻陝甘寧邊區時,周恩來同志跟隨毛主席留在陝北,參與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工作。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歷史階段,周恩來同志從建國以來一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總理,兼任過外交部長,擔任過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政協第二屆和第三屆全國委員會主席。他還被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周恩來同志從黨的五大以後,被選為歷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1927年‘八七’中央會議上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從黨的六大以後,被選為歷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七屆一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黨的八屆、九屆和十屆一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黨的八屆、十屆一中全會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此外,對悼詞初稿中最後部分,即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周總理為榜樣,向周總理學習的部分,根據總理辦公室提供的情況也充實了內容。

悼詞修改完,由中辦秘書局將印件在會前分發給了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成員。

1月12日下午三時,由鄧小平主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周總理悼詞和追悼大會的有關事項。李鑫和我列席了會議。

周恩來的逝世,給當時已受到錯誤批判,身處逆境的鄧小平同志造成的巨大痛苦是難以言表的。他忍受着內心的悲痛,為安排好周總理的喪事,同“四人幫”進行了尖銳的鬥爭。悼詞成為了鬥爭的焦點。

會議開始,鄧小平就採取先聲奪人、主動出擊的方針,使“四人幫”處於被動地位。他說:“總理悼詞文稿,會前已經發給大家,為節省時間會上就不讀了,請大家發表意見。”接着又說:“這篇悼詞我仔細看過多遍,我認為寫得是不錯的。對總理一生的評價,對總理的革命簡歷,對以總理為榜樣,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向總理學習的幾段話,都符合總理的實際。我同意這篇悼詞,認為可以用。大家有什麼修改、補充意見,請講。”短短數語,對悼詞給予了充分肯定,也等於給多數政治局成員交了底。接着,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等都相繼發言,表示同意悼詞文稿。江青在會上以所謂“路線問題”對周總理進行惡毒攻擊和誣衊,妄圖貶低周總理的偉大形象和豐功偉績,但她只是放空炮,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幫腔外,其他與會人員對她的“發言”不予理睬。“四人幫”里的軍師張春橋對悼詞中向總理學習的幾段話特別重視,他心懷恐懼,想從悼詞中抹掉它,淡化它,但他深知,如果在政治局會上公開提出必將遭到痛斥,因而採取了一個卑鄙的、令人不齒的辦法,妄圖達到罪惡目的,筆者對此在後面會提及。

當討論悼詞即將結束時,鄧小平再次發言。他說:“大家講得差不多了,對悼詞文稿大多數同志表示贊成,會上沒人提出具體修改或補充意見。我提一點具體補充意見,加一個字,印件中1922年總理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應是總支部書記,加上個‘總’字,符合實際。大家沒有新的意見,悼詞文稿就討論到這裡,政治局通過。個別文字修改後,報請毛主席審批。”並指示我們改後先送鄧大姐過目,看鄧大姐還有什麼意見。

散會後,我和李鑫走到大會堂北門口,張春橋從後面趕上來對我們說:“悼詞號召向總理學習的那部分,不必那樣展開寫,不必寫得那樣實,你們改一改,壓縮一下,籠統地寫幾句虛的話就行了。”我們聽後一愣,沒有馬上回答。他又說:“你們聽清我的話了嗎?”我們心裡十分憤怒,但又不能把憤怒表現出來,只好不軟不硬地說:“聽清了。我們是做具體工作的,悼詞政治局已經討論通過,我們無權做任何改動。您的意見也沒在政治局會上提出,現在要我們做這樣重大的改動,我們不能夠做。如果您認為必要的話,可以將您的修改意見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們就按政治局的意見改。”張春橋聽後,無言以對,怒氣沖沖地走了。為了使讀者了解,為什麼張春橋害怕這幾段話,筆者按照歷史將這幾段話的原文引述如下:

“在悼念周恩來同志的時候,我們要學習他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忠誠。他衷心愛戴和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反修防修,終生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鬥。

我們要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質。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周恩來同志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繁重任務。他總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謀利益。

我們要學習他對敵鬥爭的堅定性。不論白色恐怖多麼殘酷,武裝鬥爭多麼激烈,同敵人面對面的談判多麼尖銳,他總是奮不顧身,機智勇敢,堅定沉着,充滿着必勝的信心。

我們要學習他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他光明磊落,顧全大局,遵守黨的紀律,嚴於解剖自己,善於團結廣大幹部,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他廣泛地密切聯繫群眾,對同志對人民極端熱忱。他堅決貫徹執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滿腔熱情地支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們要學習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則,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堅持無產階級的生活作風,反對資產階級的生活作風。

我們要學習他同疾病作鬥爭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斷地研究和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方針政策,繼續堅持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嚴重的時候,他還一再聆聽今年元旦發表的毛主席的兩首光輝詩篇。這充分表現了他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

當時,“四人幫”利用他們的權勢和掌握的宣傳工具,倒行逆施,極力壓制人民群眾對周總理的悼念活動,已激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和憤怒。悼詞中的這幾段話,在當時的特定歷史階段,向人民群眾宣示了周總理的偉大人格精神,它起着啟迪人民,感召人民,呼喚人民投入到反對“四人幫”鬥爭中去的作用,所以張春橋才害怕它,“四人幫”才害怕它,所以他們要用卑鄙的手段妄圖在悼詞中抹掉它,淡化它。事後,我們把此事報告給汪東興,汪東興說:“張春橋反對總理,反對悼詞中這幾段話,不敢在會上提出來,在下面向你們施壓,你們把他頂回去,做得對,我支持。”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由誰來給周總理致悼詞。開始“四人幫”反對由鄧小平致悼詞,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詞,王洪文認為自己不行,張春橋也感到王洪文不夠格,提出請葉帥致悼詞。葉劍英帶着怒氣說:“給總理致悼詞,應該是小平同志!他是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無論從規格上還是從資歷上,小平同志給總理致悼詞是最合適的。我提議由小平同志來給總理致悼詞!那個提議我給總理致悼詞的意見,我認為不合適。”葉帥一席話,觀點鮮明,理由充分,態度堅決,針鋒相對地批駁了“四人幫”的圖謀。參加會議的其他政治局成員都表示同意葉帥的意見,贊成由鄧小平給總理致悼詞。“四人幫”最後也沒再提出反對。

1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對總理喪事兩大重要問題——悼詞和由誰致悼詞,經過鬥爭,均以“四人幫”罪惡陰謀的失敗而告終。

會後當晚,李鑫和我遵照鄧小平在政治局會上的指示,對悼詞的個別文字進行了修改。印好後,我給鄧大姐秘書打電話,請她報告鄧大姐:“總理悼詞今天下午政治局討論通過,個別文字做了修改,小平同志指示改後的印件先送鄧大姐過目,看大姐有什麼意見。我馬上派專人將印件送過去。”次日上午,我正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弔唁大廳值班,鄧大姐親自給我打電話說:“悼詞我看過了,很好,我沒意見。請轉告小平同志。”並問了悼詞前一稿總理簡歷中,1922年寫的是“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這次印件改為“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的情況。我說是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改的,當時總理是擔任旅歐總支部書記,而不是支部書記。鄧大姐聽後說:“好!好!”我們將鄧大姐來電話的情況,告訴了小平同志。

這時,悼詞就要進入最後的報批程序了,即由小平同志審閱後報送毛主席審批定稿。我和李鑫又通讀了一遍悼詞,一個兩天來一直揮之不去的想法湧上了我們心頭。“四人幫”在政治局會上討論悼詞時,曾惡毒攻擊和誣衊周總理不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考慮應該在悼詞中加上一句“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樣悼詞報經毛主席批准後,如果“四人幫”再敢在路線問題上造謠誣衊周總理,就有了尚方寶劍制約他們。可是悼詞政治局已經討論通過,按組織原則,我們無權加上這句話,但在未報毛主席批准之前,應該大膽提出這一建議。考慮再三,我們把這個想法報告了汪東興,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說:“我贊成你們的想法,加上這句話有必要。但這個事要報告主持中央工作的小平同志。你們最好帶上悼詞印件去小平同志家裡,當面向他報告我們的建議,請小平同志定奪。”經聯繫同意後,我們驅車趕到當時小平同志在東交民巷17號的家中,當面向他彙報了我們的建議。小平同志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詞印件,親自提筆在“他衷心愛戴和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句話的後面,加上了“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句話。並在悼詞首頁寫上“請主席審批”。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時間。毛主席於1月14日圈閱同意了這份重要文件,給了處心積慮地反對周總理的“四人幫”一個沉重打擊。

1月15日下午三時,五千人參加的周總理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隆重舉行。鄧小平表情嚴肅,面帶哀傷,以低沉悲痛的聲音宣讀悼詞。當讀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為失掉了我們的總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這句話時,他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稍事停頓,極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傷。這時會場上一片哭泣嗚咽聲。這樣悲戚的場面,在此前黨和國家領導人喪事歷史上是空前的。時至今日,那撕心裂肺、悲慟欲絕的場面仍不時閃現在我的眼前。

Image1972年2月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尼克松和基辛格

(來源:人民網 原文摘自《世紀》2003年第6期,作者:周啟才  原題:《周總理的訃告和悼詞起草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