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歷史-主 口述史 裴毅然:1949年前赤營貪腐掃瞄(三)

裴毅然:1949年前赤營貪腐掃瞄(三)

0

這一時期,中共偏據西北瘠地,物質貧困,客觀條件對貪佔有所制約。「魯藝」印尼僑生古達(1917~?):

物質生活的艱苦、貧乏,象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時期那樣產,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大家平均分配只夠維持生存的物質,僅夠溫飽,沒有可供你爭我奪的物什。[①]

中共領導層也只能用未來鼓勵青年黨員們忍耐。1938年,毛澤東如此鼓動棗園「敵區幹部訓練班」學員:

「中國革命勝利以後,我們要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同志們,我保證你們每個人都有一座漂亮的洋房、一部美麗的小汽車,和保證你們個個有出洋的機會。」這種話從一個黨的領袖口中說出,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然而我聽他親口如此說過。他說得個個同志心花亂放、眉飛色舞。然後他又幽默地說:「兄弟也還沒有出過洋呢,屆時也一定隨同你們一道去長長見識。」在這樣的教育精神下,這些幹部在後來如何不滋生升官發財、貪污腐化的思想呢![②]

即便如此,不良現象仍四處滋生,如「麻將熱」。青年俱樂部等各單位許多人日夜打麻將、推牌九、玩撲克。青年李銳(1917~2019)對無法剋制牌欲多次自責。[③]邊區政府教育廳長稍有閑暇就打麻將,將孩子甩給妻子,革命意志明顯鬆懈。[④]「很多青年在這裡染上了偷竊習慣。在學校里、公家的機關商店裡、私人的鋪子里,常常發生着『被竊』的新聞。」延安市政府主席劉振明吞沒抗屬米糧。[⑤]《謝覺哉日記》:延安商店主任因貪污被撤職。挪用公款、胡亂罰款、白吃白喝,很普遍。[⑥]

毛澤東批評:

一部分幹部之間發生了貪污賭博等極端惡劣的現象。有個別的幹部是被物質所誘惑,因而不願忠實於共產主義的神聖事業,完全腐化了。所有這些弊端,在一部分軍隊與一部分機關學校的幹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發生的。[⑦]

高幹生活已特殊化,只是較隱性。如哈德門牌香煙3~4角/盒,毛澤東每月抽煙就得百餘元,毛當然付不起,公家發。一位抗大生私下抱怨:「毛主席不納黨費,洛甫吃大前門香煙的錢是那裡來的?」[⑧]

1938年3月,張國燾天天喝得醉醺醺,帶着四名衛士招搖過市,找何思敬下圍棋。[⑨]1936年2月,范長江報導:「紅軍士兵的生活,仍然比官長要苦些,不過和旁的軍隊,程度有差別。」[⑩]1938-2-1八路軍總部發出〈整軍訓令〉,要求遏制貪污腐化及幹部逃亡;怕影響不佳,「此項訓令文字發到團級為止。」[11]

師哲(1905~1998)揭發康生夫婦:

他們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書來承擔,包括給他們洗腳、洗澡在內。他除了伙食標準同中央負責同志看齊外,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諸如:襪子非狗頭牌的不穿;地毯是從中亞帶回來的;衣服(特別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工廠生產的;辦公桌上少不了各種乾果——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餅等。儘管如此,他仍不斷向他所領導的社會部訴苦,以求得格外」照顧」。

延安是革命聖地,是艱苦奮鬥的同義語,竟存在着康生這樣的角落,能相信嗎?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有時享受咖啡,有時飲酒,雖不常飲,但酒量很可觀……他由於不得志而以酒澆愁,他把米大夫請到他的住處,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國、英國名酒,折騰了整整一個下午,二人醉成爛泥。

康生共有五個秘書——機要秘書、政治秘書、行政秘書、業務秘書、生活秘書。[12]  1943-2-7慶祝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康生主持延安中央宴會,七十道菜,色拉、雞鴨、海參、不同燒法的肉、各種香噴噴的湯、薄餅、粥、酒。共產國際駐延代表當天日記:「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皇帝溥儀的廚師。」[13]

1941年4月中央青委大型板報《青騎隊》創刊,蕭平雜文〈龍生龍,鳳生鳳〉,批評延安高幹的特殊化,託兒所只有首長孩子有牛奶喝,國民黨刊物《良心話》雜誌轉載,以證明延安的「等級」、「腐敗」和「一團糟」。另一篇闖禍雜文是〈論離婚〉,作者是少數民族幹部,批評延安某些高幹喜新厭舊頻繁換偶。第七期一篇讀者來信,抱怨抗大四中隊支書檢查學員家信,《輕騎隊》板報被定性為「小資產階級言論」,胡喬木傳命停刊。[14]1942-4-13《解放日報》刊載《輕騎隊》編委會的「初步檢查」,23日《解放日報》再載《輕騎隊》編委會的〈我們的自我批評〉。[15]

《蕭軍延安日記》:

遇見毛澤東的老婆騎在馬上,跑着去高級幹部休養所去了。這裡連個作家休養所也沒有,無論哪裡的特權者,總是選擇最好的肉給自己吃的。(1941-5-13)

在醫院中我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①李伯釗(按:楊尚昆妻)自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雞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 ②據小鬼說,楊尚昆(按:北方局書記)買雞蛋總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蛋、餅乾代早餐。 ③毛澤東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人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④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按:中央軍委政宣部副部長)女人生產也住單間。⑤各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二十幾元錢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種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這卑污地存在原來到處一樣,……我應該離開此地了,雖然外面有政治威脅、經濟的壓迫……但在這裡,我每天總被一種內心的痛苦嚙咬着……(1941-6-24)

下級幹部貪污腐化,「老一套」……軍隊的紀律也不好了……人民逃避兵役,並不如報上所說「母送兒子去當兵」……這是僅有的偶然現象……人民對兩個政權全是冷漠的……報紙只有區黨部宣傳科長看。(1942-10-2)

首長特權還是全方位的。1941-7-21「魯藝」晚會,時間過了,觀眾擁擠着鼓掌要求開幕。主持人站起來:「我們今天主要是招待首長的……你們着急也沒有用……」主持人要求座位向後退三排,一會兒又報告:「給首長打電話去,說坐汽車出發了,再等二十分鐘。」半小時後首長仍未來,主持人只得宣布:「我們開始吧,但我們還希望在節目中間首長能來……前三排座位還不要動!」(1941-7-21)

首長優勢更體現在性愛上——

高級的人可以依仗自己的地位等優越條件,對同志的女人實行引誘。常常是一個庸俗的意志薄弱的、情操卑下的女人被掠奪去了!男人便陷在無涯的苦痛里!這例子是很多的。我預備將來寫一篇小說,名字定為《墳前》,以此為題材暴露這種可恥的東西。(1940-10-2)[16]

1944年,重慶《新民報》主筆趙超構(1910~1992)訪問延安:

高級幹部每人每月吃肉四斤,普通幹部每月每人吃肉二斤。技術人員每月另有五千元邊幣的津貼,普通人員就沒有。[17]

1940~1945年蘇魯皖豫邊界湖西區書記潘復生(1908~1980),「生活上常有特殊化表現」——

當時連續三年大旱,吃糧很困難,大家連菜窩頭都啃不上,而他卻叫司務長專用白面給他做成夾糖的酥油餅,走在行軍路上吃。甚至在最困難的時候,各種營養滋補品他也不斷。……其他幹部的家屬一般都不隨軍,夜裡行軍都走路,或者是安置在老百姓家中,而他的妻子卻隨軍還騎着大馬,並要警衛員侍候。

區黨委秘書長郭秋影對潘復生提意見,潘就給郭穿小鞋。[18]

1937年10月~1939年4月,冀中赤區:

一般村莊經常擺着大批辦公人員,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着伙飯,專門侍候籌辦糧秣、催差斂款。然而此來彼往接二連三,還是應接不暇。受着幾千年封建壓迫的人民,一向懼怕軍隊,固然無可奈何的拿不起也要拿,即富有的也感到負擔無窮,發生憂慮。

1938年,晉察冀赤區成立不久,某縣稅務局長(某頭頭親屬),在任十天全部稅收不過三百元,竟從中貪污二百元。事發後,大會檢討,具結悔過,全部退贓,事情就算過去了。還有浪費,彭德懷1940年在報告中抱怨:「浪費人力物力,不愛惜根據地的現象,也有相當普遍的存在。」[19]

注釋:

[①] 古達:〈童年在故鄉〉,孫新元、尚德周編:《延安歲月》,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頁80。

[②] 司馬璐:《鬥爭十八年》,亞洲出版社(香港)1952年,頁71~72。

[③] 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上冊,頁264、339。

[④] 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頁283。

[⑤] 齊世傑:《延安內幕》,華嚴出版社(重慶)1943年,頁13、22。

[⑥] 《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下冊,頁987。

[⑦] 文伯:〈陝北之行〉,《中央日報》(重慶)1944-7-29~8-7。轉引自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增訂本),中文圖書供應社(香港)1974~75年,第三編·延安時期(上),頁339。

[⑧] 原景信:《陝北剪影》,新中國出版社(武漢)1938年5月初版,頁15、42。

[⑨] 《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2年,頁102。

[⑩] 范長江:《塞上行》,新華出版社(北京)1980年,頁193。

[11] 〈總司令部與野戰政治部關於整軍訓令〉(1938-2-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419。

[12] 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紅旗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226。

[13] (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呂文鏡等譯,東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頁107。

[14] 喻智官:《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溯源書社(香港)2011年,頁71。

[15] 《王若望自傳》第2卷,明報出版社(香港)1992年,頁277~28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33~334。

[16]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3年,頁175、200、600~601、228~229、73。

[17] 趙超構:《延安一月》,上海書店1992年,頁77。

[18] 《往事漫憶——郭影秋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2009年,頁110~111。

[19] 魏宏遠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南開大學出版社(天津)1984年,頁679、48、327。

參考:

裴毅然:1949年前赤營貪腐掃瞄(一)

裴毅然:1949年前赤營貪腐掃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