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異化”風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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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4日,周揚(左)在福州華僑大廈會見福建省八十多位文學、文藝工作者,談文藝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形  1981年11月4日,周揚(左)在福州華僑大廈會見福建省八十多位文學、文藝工作者,談文藝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形

2008年11月,周揚誕辰100周年。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周揚一直是很“左”的,但晚年垂暮之際,他有了獨立思考。雙重身份——政治家還是文藝家,始終交集於周揚的內心

1975年7月14日,北京萬壽路西街7號,中組部招待所。

一棟不起眼的兩層樓二層一個房間,被囚禁了近9年的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終於與家人團聚。其時,他還是“帶罪之身”,不僅沒有恢復工作,被強加的所謂罪名也沒有了結。

20世紀20年代,周揚加入中共,成為在上海的中共文化事業的領導人之一。30年代後期到延安,為毛澤東所倚重,1949年後成為中共在文藝界的“巨頭”。在他身上,幾乎濃縮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歷史。

在60年的歲月中,儘管周揚兢兢業業地忠於自己的信念和事業,卻一直帶着枷鎖舞蹈。30年代,魯迅將其列入“四條漢子”之一;50年代,毛澤東批評他“政治上不開展”,“文革”前夕,又說他“與資產階級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文革”落難中,被姚文元目為“反革命兩面派”,江青則公開宣稱:“我恨死周揚了!”周揚“文革”後復出,以其深邃的對歷史的反思,贏得人們的敬重,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領軍人物。80年代,在因“異化”問題導致的一場論戰之後,周揚於1989年7月病逝。

深陷囹圄

1975年1月,周恩來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這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對絕大多數關押、監護或在原單位專案審查者予以釋放。因“周揚一案”而發配到江西的前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被解除監護,就近分配到江西少豐城縣鋼鐵廠工作。

林默涵致信毛澤東表示感謝。7月2日,雙目幾近失明的毛澤東聽機要秘書讀了此信後,沉默許久,寫下這麼一段話:

“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請付討論酌處。”

於是,除了去世的田漢,“四條漢子”的另3位——周揚、夏衍、陽翰笙先後獲得釋放。

30年代,周揚在上海領導中國左翼革命文化運動,身份是中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上海臨時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1934 年深秋,周揚與同為“文委”成員的夏衍、田漢、陽翰笙一起去找魯迅彙報“左聯”工作,被魯迅譏為“四條漢子”。其實,這個名詞在當時不過是個中性詞語,後 來卻變了味道,成了周揚政治生命中的一個癌細胞。

龔育之在《幾番風雨憶周揚》里回憶了這個細節。1966年年初,“文革”暴發前夕,龔育之去醫院看望因肺癌動手術的周揚,探視者安慰周揚,現在醫生對肺癌是有把握的。周揚點點頭。隔一會兒,他又低沉地說:“我身上有兩個癌症。”他解釋說:一個是肺癌,一個是“三十年代”!

不出周揚所料,一頂“周揚反對魯迅”的大帽子,在“文革”中幾乎置周揚於死地,“周揚一案”也株連了文藝界76人之多。

其實,要置周揚於死地的是江青。

從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隨着時空變化,周揚經歷了不同的文化環境。新中國成立後,周揚先後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中宣部副部長等職。在“文革”前17年,他一直是中國意識形態最主要的領導人,並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者和執行者。

50年代,江青出來工作,擔任全國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等職,自稱是毛澤東在文藝界的“流動哨兵”。周揚作為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是這位當時的“第一夫人”的直接領導。

一次,周揚去見毛澤東,毛問起江青的工作。周揚很老實地問:江青說的意見,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個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們堅決執行。如果是她個人的意見,大家可以討論。

這段往事,許多當事人,包括周揚的秘書露菲、周立波的兒子周健明在回憶周揚的文章里都提到過。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是江青精心策劃的一幕大戲。

姚文發表之前,毛澤東把周揚找去談話。毛相信了康生、江青的材料,認為“四條漢子”專橫把持文藝界,要公開批判其中的另外3個:夏衍、田漢、陽翰笙。據周揚的老部下、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張光年回憶,那次,毛對周揚說:“你和這些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下不了手吧?”

“周揚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祭旗者是顯而易見的。”周揚的研究者、《炎黃春秋》執行主編徐慶全如是分析。

重新出山

周揚出獄後的第3天,露菲來到萬壽路西街7號看望周揚。

門半開着,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在屋裡大聲說到:你不要有顧慮,毛主席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進屋後,露菲才知道,蘇靈揚的話是說給外人聽的,她怕房內有竊聽器。

露菲見到周揚,忍不住掉淚,3人站在房子中間的燈下說話,以為這樣可以離竊聽器遠些。

當時的中組部招待所,許多“文革”後期獲得“解放”的老幹部都住在那兒。

人們仍心有餘悸。于光遠去看望住在那裡的周揚和宋任窮,正趕上招待所里發生的一個“小故事”:兩天前,招待所來了許多警衛人員,搞得住在這裡的人們相當緊張,以為又要來抓了,結果是一位在位的國家領導人要到小樓拜會一位老同志。

1977年,中央決定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把這個學部改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據于光遠的回憶,這年的11月26日,鄧小平把3人找去聽彙報。彙報快結束時,胡喬木請示能否調周揚到社會科學院當顧問,鄧表示同意。周揚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文革”後張光年去看望周揚。張光年感慨地對周說:“周揚同志,我們這些年幹了些什麼?是不是做嬰兒殺戮的工作?”張光年所說“嬰兒殺戮”,指的是對創作的扼殺。“嬰兒殺戮”一詞來自早期日本左翼的同名劇作。張光年的這句話,對周揚不無觸動。

這時的周揚,在文藝界各種場合,一再向過去被他傷害過的同志道歉。他的這種態度取得了許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諒。但也有人對他始終不肯諒解。

粉碎“四人幫”後,周揚重新活躍起來,他不但對自己過去“左”的錯誤,作了真誠的反省,還發表了許多新的文藝理論的見解。

1979年,周揚有兩個重要講話。

在社科院舉辦的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上,周揚作了題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報告,這個報告發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

在報告中,周揚把五四運動、延安整風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稱之為近代中國歷史上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個報告讓周揚名聲大振,重領意識形態風騷。

“中國20世紀可以並稱為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三次還是二次,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課題。‘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提法是他那個時代認識的高度,這無損周揚當時提出這個命題的理論價值。”著名文學評論家、文藝理論家顧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秋天,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召開。周揚在大會上作了《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主旨報告。會上周揚當選為全國文聯主席。文代會後,他調任中央宣傳部任主管文藝的副部長。

一場風波

王蒙在回憶周揚時提到這麼一個細節:

“1981年或1982年,在一次小說評獎的發獎大會上,我聽了照例的周揚同志的總結性發言。周揚同志說到當時某位作家的說法,說藝術家是講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云云。周說,大概在某些作家當中,把他看作是政治家的,是‘不講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又把他當作藝術家的保護傘,是‘自由化’的。說到這裡,聽眾們大笑。

然而周揚很激動,他半天說不出話來,由於我坐在前排,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淚。實實在在的眼淚,不是眼睛濕潤閃光之類。”

一直以來,雙重身份——政治家(革命家)或是文藝家(理論家),成為矛盾的集合交集於周揚的內心。

“周揚晚年似乎對此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并力爭使自己向文藝家靠近,但最終也並沒有逃出政治文化所羈絆的厄運。”渤海大學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周景雷在他的《“周揚現象”的文化闡釋》一文中對周揚的命運如此闡釋。

1982年底,中央決定,第二年3月14日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舉行兩場重要的紀念活動:一個是紀念會,由黨中央召開;另一個是學術討論會,由中宣部、中央黨校、社會科學院、教育部聯合召開。中央指定周揚在這個學術討論會上作報告。

1983年春節假期剛過,顧驤接到周揚秘書的電話,讓他們去天津。從北京出發的人有顧驤和王若水,王元化則從上海飛到天津。當時顧驤在中宣部文化局任職,王若水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元化是上海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負責人。三人此行的目的,是給周揚起草報告稿。

天津迎賓館建於五六十年代,園中主建築為四座別墅,據說分別為毛、劉、周、朱提供。賓館建成時“文化大革命”即將暴發,毛、劉、周、朱誰也沒來過,倒是接待過幾次江青,當然住的是“毛”的別墅。賓館一直沒對外開放。

周揚一行住的是“周”的別墅。在周揚的大套間,一個40平方米的客廳,朝東的落地玻璃窗,陽光充足。周揚、王若水、王元化和顧驤4人,圍坐一張小方桌旁,各佔一方,秘書則在一邊記錄,蘇靈揚有時坐下來聽聽,從不插嘴。

整整兩天的“務虛”,每人半天,王若水第一個發言,周揚最後一個。周揚談完,報告四個部分的框架也出來了。即:一、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說;二、要重視認識論問題;三、馬克思主義與文化批判;四、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

剛“務虛”完,就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王若水與妻子離婚一案,法院將開庭審理,不得已,第3天王若水返京。執筆起草的任務落到王元化和顧驤兩人身上。顧寫第一、四部分,王寫二、三部分。

第四部分寫出第一稿,晚上送給周揚。第二天早晨,周將稿子退給顧驤,鄭重地說:我考慮了好久,還是要寫“異化”。

緊趕慢趕,稿子竣工已臨近會期。3月6日,周揚一行趕回北京,當晚在《人民日報》印刷廠排印,王元化與王若水一起在印刷廠最後進行校改、潤色。

3月7日,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在中央黨校禮堂如期舉行,周揚作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周揚作了個開場白,介紹這個講話,是幾個人一起商量寫成的,隨後,報告由一位女播音員代讀。

讀畢,獲得了長時間的掌聲。周揚告訴顧驤,會議休息時,鄧力群上前向他祝賀,說講得好。王震也說講得好,還問周揚“異化”究竟是什麼意思?能不能換一個詞?周揚對王震說,不能換。王震當時是中央黨校校長,鄧力群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

其實,報告會當天下午,就出現問題。有人認為,以周揚的身份,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門,就對涉及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重點問題發表與黨的文件和當時宣傳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見,不合適。這個意見一層層向上反應。

關於“異化”問題,周揚的報告指出:

“社會主義社會比之資本主義社會,有極大的優越性。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任何異化了。在經濟建設中,由於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必然王國,過去幹了不少蠢事,到頭來是我們自食其果,這是經濟領導域的異化。由於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會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是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

3月16日,周揚報告全文在《人民日報》發表,同時見報的還有反駁周揚的文章。

這引起了更大的風波。一場批判隨之而來。

這場爭論不但驚動了中央高層,還使周揚與胡喬木最終反目。

1983年11月6日,北京各報發表了新華社5日電文——周揚與該社記者的談話。周揚表示擁護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檢討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在顧驤的回憶中,這一年冬天,似乎特別寒冷。顧驤每隔十天半個月去周揚家坐坐。但此時的周揚,神情抑鬱,說話很少。

1984年1月3日,胡喬木選擇了中央黨校禮堂,也就是10個月前周揚作學術報告的同一地點,宣講了他批判周揚的重頭文章:《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後來,胡喬木對龔育之承認,此篇批評文章把問題“過分地政治化”了。

1984年,周揚住進了北京醫院,這一住就是5年。1989年7月31日,周揚逝世。

(責編:do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