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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鐘:我的肅反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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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停戰以後,我團很快奉命從坑道撤下來,開往朝鮮西海岸仁川附近休整。1953年11月即奉命回國,暫時住在河北省正定縣城內。

我們政治處的一些人住在一個像是原地主的寬宅大院里,前後兩層庭院,後院竟還有一個比較正規的網球場,這是我們幾個年輕人最感興趣的,工余時這是我們最喜歡活動的地方,也是我簡師畢業後第一次打網球,十分開心。

1953年,部隊有一項最大的改革就是實行薪金制,從過去的供給制改為每月發工資,過去是每月統一發放毛巾、肥皂、牙膏等一些日用品,改為從戰士到軍官按不同等級,制定不同金額的工資,發給現金。我入伍後屬於正排級幹部,實行薪金制後每月發給66.5元,除照常供應吃穿外,每月有幾十元收入,讓我非常高興的是解決了幾年來唯一懸念的家庭生活困難問題。從第一月發薪金起,除留些自用外,大部寄回家。記得在朝鮮沒實行薪金制前,有一次把手中僅有的一元紙幣,偷偷地隨家信塞進信封寄給爸爸。如今每月幾十元寄回家,爸爸媽媽不會為生活發愁了。儘管加上弟妹共5口,總算生活有保障了,妹妹考入通州師範後,另外每月支援她10元。後來,她考入化工學院,一直供到她大學畢業,這是當時我心靈上的最大安慰。

第二年春,我團奉命從正定調往石家莊駐紮。那天清晨,背起背包,整裝待發,通訊員傳領導命令:通知我和另一保衛幹事孟文也,讓我倆把個人背包交給他送到運輸馬車上去,當時部隊有個規定,副連級以上幹部行軍不背包。行李放運輸車,我立刻意識到領導給我提級了。從正排級提提升為副連級了。回憶起南下剿匪,北上入朝,期間背着背包長途跋涉之苦,如今第一次輕裝行軍,甚是欣慰、輕鬆,背與不背背包,在當時確實一種難得的政治待遇。繼之,當月就增加了工資,增加到每月75 元,加上軍齡補貼是工資的10%,實發 82.5 元,這一工資水平比起當時地方上一般幹部,只不過三四十元的工資水平顯得豐厚得多,這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國家對武裝部隊給予的特殊優惠,或者說這是對部隊人員從來不拿工資的補償吧。

遷入石家莊西郊,仍暫住鄉村,司令部和政治處住在杜村,其它營、連分別住附近農村。來這裡的目的就是執行營房建設任務,這裡地處中山路西頭,路北是解放軍陸軍高級步校,路南斜對面是炮兵第14師師部營房,我十團在編製上隸屬於14師,營房位置就設在緊靠師部西鄰,其它幾個團也分別進駐幾個縣城執行營建任務。

營房建設指揮部和連隊一律尖頂平房,磚木結構,技術性較低。所以,在施工上除少數技術人員外,全部以軍帶工,發揮自力更生、增產節約的傳統,不到一年時間,就建起了營房。緊接着在軍營西鄰又建起軍官宿舍和軍官食堂。按軍官級別的高低,分別住進大小不同面積的宿舍,我們幾個單身幹部也每人分到一間十幾平米的宿舍。

軍官食堂分大小灶,營以上軍官吃小灶,連以下軍官吃大灶,表現出明顯的等級制度。

當時部隊老戰士比重較大,又加戰事結束轉入和平年代,因之當時部隊思想波動較大,不外考慮複員、轉業、結婚這些問題。

就在營建期間,出於時勢的變化,部隊從上至下,有計劃、有步驟地採取了一些措施, 其中一項就是安排女幹部複員和轉業。 當時,我團政治處有三個女幹部,都是從前線坑道一起撤下來一起回國的,其中組織股的一個早有對象調走結婚,一個文化教員年齡小,複員去北京學習,另一個宣傳股的叫小周。小我5歲,我開玩笑地叫她“蟈蟈”(接近她名字的諧音)。她是湖北人,家中開個小鋪,定小業主成分,在朝鮮入了團,當時轉業到山西太原的一個實驗槍炮的軍械部門工作。

當時,部隊幹部個別調動,從不公開宣布,更沒有舉行歡送互相告別那種禮儀式的活動,都是不吭不響地悄悄不見了,鬧不清哪日哪時就調走了。回憶那部隊人事變動中的規章制度吧。

小周這次調動臨走的那天,特意到我居住的辦公處辭行,還送我紀念品:一個筆記本和兩隻綉上花的白枕套。我也沒加思索,不客氣地接受了,按理應回贈點紀念品,可是我一時什麼也拿不出,也沒說句客氣話,只表示我送送你。我撐住膽把她送出村,還生怕別人看見不好意思呢!

到村口外,一路無話,甚至連握手都沒有。看着她背着背包的背影,去臨近的後勤處報到。這種異乎尋常的送別,算是心照不宣地表明了相互的關係,後來不斷通信,也曾相互探望過一次,增進了戀愛關係。

當進入營房的軍官宿舍、考慮結婚的時候,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一個年輕的組織幹事在群眾中散布說:“共產黨員和資本家出身的小姐結婚根本不行。”在這種風聲中,使我大失所望,當時心想:作為組織幹事說出的話,必是代表組織,也定會符合黨的幹部政策。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理應服從黨的利益,堅持黨的原則,不該因個人利益喪失作為共產黨員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別的選擇,當機立斷,及時給對方寫了分手的信。

可以想象這突如其來的情況,定會使之茫然不知所措。過了幾天,意想不到的小周竟找上部隊來,並直接找團政委交談此事。記着她對我說,政委讓你去一趟,想聽聽你的意見。我想領導讓我去表態是什麼用意呢?如果我表態同意結婚,在雙方同意下,領導會決定批准嗎?還是領導有意對我進一步考驗呢?經過思想鬥爭,當時對資產階級出身子女的政策不了解,還是出於堅持共產黨員的立場,維護個人共產黨員的形象,當時拒絕了隨她去見政委。這自然引起她的懷疑,堵塞了唯一解決問題的途徑,最終她帶着失望離開了部隊。

後來得知:一個在部隊入了團的資產階級子女是可以作為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子女同部隊幹部結婚,何況是在戰鬥前線入的團。這一問題的癥結,出於我個人思想上的極左觀念,一味維護個人得失所致,也給對方造成精神上的傷害。

1955年,黨中央發起了全國範圍內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部隊也同時開始了“肅清反革命”的政治運動。

從當時國家形勢來說,新中國是從國民黨政府反動統治下脫胎換骨建立起來的,解放才僅僅幾年時間,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國民黨反動軍警、特務等人員,和一切地富反壞分子沒有得到徹底改造,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徹底整頓階級隊伍,把一切暗藏的歷史的和現行的反革命分子揭發出來,交給群眾監督改造,對他們實行專政,從這一有着重大歷史意義的政治運動來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從部隊來說,在新中國建國前為了解放全中國,部隊大量擴軍,有的剛剛解放的國民黨軍調轉槍口,加入了解放軍行列,有的招募閑雜人員,如各種軍政幹校、南下工作團也屬此列,部隊成分複雜,為了建設一支政治上純潔的人民軍隊,通過肅反運動,保持軍隊的純潔性,也是完全應該的。

這次運動也像黨歷史上歷次整風運動一樣,大搞群眾運動。問題在於當時沒有法治,不是先做調查研究,而是大哄大擂,實行人人過關,進行逼供信,以致發生一些過火行為,實行集體審訊、監禁、關押,搞得人人自危。全體軍官從軍官宿舍搬出來,實行集體住宿,分成若干小組集中學習。為了運動中的安全,收繳了軍官的個人槍支,統一保管。制定了若干條學習紀律,使機關氣氛變得肅穆而緊 張,像是即將噴發前的火山。每天實行連隊的就寢前的點名制度,全體機關軍官集合一起,利用十幾分鐘的時間,由領導政委和主任點評一天的學習和生活以及思想狀況,提出問題和要求。

運動逐步深入,從文件學習轉入人人寫自傳,交代每個人的全部歷史,並提出要忠誠老實坦白,指出不管多麼大的問題,只要老實交代,一概既往不究。特別指出要詳細具體,用實際行動表明自己的忠誠老實,這是動員人們解除顧慮,誘導交代問題,這純屬一種策略。

我在寫自傳中,挖空心思地寫詳細、具體,除必要地交待在師範學校參加三青團組織外(其實參軍開始就交待清楚了),連組織書畫會、參加籃球隊等一般學生活動也不遺漏。交待社會關係中,連對門鄰居的國民黨員、還有姥姥家的親戚、拐彎抹角論上的國民黨黨員舅舅也寫上了。如此這般,當時以此表示自己的忠誠,實際卻是給自己加重抹上一層烏黑的色彩,只能給領導增添疑慮。我離休後會見多年不見的當時任政委的康政委,提起往事時,他說當時確定名單中並沒有你。另一方面,如在當學生時參加查戶口之事,儘管是受矇騙而去的,畢竟披有三青團團員身份,領導是不會諒解的,歸根結底,還是咎由自取。

  • 暴風驟雨

在一次晚上點名時,宣布初戰告捷的赫赫戰果,說什麼挖出了一個大特務,而且是潛藏多年的大特務,就是當時的宣傳助理員王XX,不免也身陷牢籠,後被開除黨籍。這個震驚一時的大案,事後竟同我一起被分配轉業到駐天津的一家部屬央企任機修廠宣傳股長。這就不能不讓人提出疑問,口口聲聲宣布的大特務,怎能轉業後又任命為一個中央機構里一個廠的宣傳股長呢?這叫南轅北轍還是驢唇不對馬嘴呢?

我和另外幾個年輕人一共五六個,有的歷史清白,我雖不算清白,但心裡沒有背任何包袱,思想上都不感到有什麼壓力,心胸輕鬆坦蕩,每天晚飯後不約而同地向辦公樓前的雙杠處走來,齊集在這裡玩,重點練習一些高難度動作,互相交流指點動作要領和體會,每天玩得盡情,玩的舒暢。意想不到的在一天點名會上,劈頭蓋臉地針對我們幾個人發起了一頓批評:“不重視運動”、“不認真思考自己的問題”、“把自己划到運動圈外”……對我們狠狠地教 訓了一頓,再也不敢一起玩了,牢牢地扣上了緊箍咒。

運動進入批鬥階段,我們小組第一個被點到的是一個業餘演出隊的小青年,還是個回民。記不清追問什麼問題了。因態度不老實,大家圍攏成一個人圈,一邊追問,一邊推推搡搡,像篩子一樣從這邊推到那邊,又從那邊反推回這邊,多少次的回合,小青年緊縮着身軀,任人擺布,嚇得臉色蒼白,苦苦地哀求着,委屈地表示:“我說的真是實話……”我不是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帶着一種惻隱心情,緊依在人群的外層,有時也為了表現一下,自己隨聲附和地喊幾聲:“要老實交代!”……這時的運動開始出現火藥的氣味。

我們小組第二個勒令交代問題的是個比我們早幾年參軍的負責筆杆子的姓楊的助理員,原是個副營級幹部,說不清犯了什麼錯誤,受降級處分,現是連級幹部,本人檢查一遍之後,仍免不了群眾的窮追不捨,在高壓的氣氛之下,畢竟是個比較老的同志,鑒於黨內多次政治運動的經驗,運動後期總是經過查證,有個落實政策的階段,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為了不吃眼前虧,不受當前苦,自己給自己編造一套莫須有的故事,表示自己要交代問題。於是讓他坐下來,全場也平靜下來,他說自己參加過什麼反動組織,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經某人介紹參加的,發過金屬制的圓形證章,上刻某某圖形,某某字樣。大家追問:“這個證章現在哪裡?”他又假說埋在了某個地方等等,說得天花亂墜,有鼻子有眼兒。在這似真似非的交代中,群眾又在雞蛋里找骨頭。群眾一邊譴責他不老實,一邊又追問這追問那。既然是編造的,自然不符合邏輯,漏洞百出,他不能自圓其說,逼得無奈,就只得承認是編造的了。這樣自然會激起公憤,在群眾口號轟鳴、大批猛批之下,他又假說是真的,真有其事,如此反覆幾次,承認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認,來個軟磨硬抗。後來不知怎的,竟安然過關了。就是這個幹部,十幾年後,當我為了平反自己的問題去北京時,曾會見這位戰友,當時他已是北京炮兵政治部辦公室的副主任了。

  • 身陷牢籠

下面該輪到說自己的事了。當時料不到這個厄運真的會輪到自己頭上,也許由於純真的思想,太過於淡化自己的問題了。在一次會上點了自己的名字,要求下次會上交代問題,一時有如五雷轟頂,腦袋漲得千斤重。

會上,為了表明自己的忠誠老實,說的比寫的還詳細、具體,但我心裡明白,不管怎麼說也不會輕易過關的,群眾的追問一陣比一陣高,一次比一次深。不管你怎麼說,反覆幾次的講,群眾不依不饒,群眾聽領導的口氣,看領導的眼神,群眾的口號中喊出“交待問題不要‘擠牙膏’!”“交代問題要‘倒口袋’!”意思是讓我痛痛快快地講個水落石出。我漸漸地意識到懷疑我隱瞞什麼大問題,說白了,懷疑是與特務有什麼勾連,甚至懷疑就是個大特務。我暗下決心絕不學那個姓楊的矇混過關、胡編亂造,沒有就是沒有,會後甚至讓威信比較高的三營教導員找我個別談話,動員說服我交待問題,我一口咬定,有的我全講了,沒有的讓我交待什麼呢?這就是我的老實態度。

幾次會上,領導見沒有收效,決定進一步施壓,會後,事先指定的一個荷槍實彈的戰士,把我押進了禁閉室。在去禁閉室的路上,正是中午,十幾個連隊戰士齊集在食堂前準備吃飯的時候,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大有無地自容之感。走進禁閉室,只見八九個單間早已各有其主了,我是最後佔有的一個空間了。

一進禁閉室,門嘭的一聲關上了,我的心像針扎了一下,痛苦地坐在空床板上,心想自己的問題想不到弄成這個結果,心緒萬千,久久不能平靜。

在住禁閉室期間,大概有十來天,我心裡想開了,反正就是那點事,沒什麼了不起,心裡坦然。儘管玻璃窗外有值班戰士來回走動的監視,考慮到自己的身體健康,絕不吃了睡、睡了吃,待着不動,在僅僅幾平方的地上,經常反覆地轉圈運動,絕不讓運動壓垮自己。正如有這麼一句話:“心底無私天地寬。”

這裡補充一點,當運動進入高潮階段,領導層有了一個重大舉措,就是變動領導人,原來的領導人不見了,有的運動骨幹也不見了,也許是有意迴避,防止感情用事,防止運動後期處理階段出現偏差,出現了一些陌生面孔。

很快,不清不白地把我解放了,並恢復原來的工作。整個機關顯得很平靜,一些恢復了正常,說明肅反運動進入尾聲。

  • 打入另冊

這一年也就是在肅反之後,全軍實行軍銜制,軍官佩戴肩章,軍政人員肩章底色是黃色,後勤人員是淺黃色,肩章按軍銜高低分別標出。不同的橫杠和金星就是軍隊進入正規化在服裝上的重要標誌。

記得是當年10月1日,換髮了新軍裝,並佩戴上了閃亮的肩章,無不精神煥發,神采奕奕。可是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員,雖也是新裝,但完全沒有軍銜標誌,當時領導假稱佩戴軍銜分期分批,還有第二批、第三批。其實為了穩定這部分人員的情緒,完全純屬謊言。這部分人實際已被打入另冊,只是等待處理罷了。

  • 被處“極刑”

師里派了一個陌生幹部找我談話,把我的問題從頭到尾地了解一遍,這是給我的最後定案做準備。

沒幾天,團領導把打印好的處分決定擺在我的面前,並通知我去複員團報到。使我想不到的是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對我的政治生命處以極刑。當時是有天塌地陷之感,眼淚猶如急流、有如泉涌地流個不止,久久難以平靜。

中午,領導指派一個文化教員,為我提着僅有的綠帆布箱,我背着背包,當時規定兩個人合有一件棉大衣,我把身穿着的棉大衣扔在了辦公室的椅子上,心想不願多佔這半件大軍棉大衣的光,僅穿着那身棉軍裝,兩人默默地走出軍營大門。除我們兩人外,沒有任何身影。幾年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部隊生活,充滿了理想、友誼、熱情和歡樂,而如今踏出營門的剎那,竟是如此的孤寂、凄楚、冷漠和傷感,思想起來有如神話中的從仙境被貶凡間,陷入另一個沒落的世界。

到了複員團,感到十分困惑,我的出路在哪裡呢?使我慶幸的是沒有給我更多愁悶的時間,第二天領導找我徵求意見,說天津有人來招聘幹部,是否願意去,在正處於丟了飯碗無着無業的時候,只要有地方去,又何況是天津這個大城市,自然滿口答應,並立即同來人接了頭,原來是一家在天津部屬央企機關,當然使我喜出望外,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06年於青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