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寧:民族區域自治,抑或複合憲政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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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四九年以後中國實行的民族劃分政策,中國被最終劃分成56個民族,同時在漢族和其他民族之間實行多方面的差別待遇。中國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但是從1954年起卻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時至今日,面對日益緊張的民族關係,我們應該重新審視中國的民族劃分和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劃分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能否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民族關係問題?這兩項做法長久而言是緩和、消融了民族之間的矛盾關係,還是不斷地累積危機?不認真回答這兩個問題,這些年發生的一些嚴重事件,以後還將發生,並且以更大的規模,產生更嚴重的後果。

斯大林主義的遺產

就像階級成份劃分一樣,中國的民族劃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是斯大林極權主義的遺產。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是: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徵的穩定共同體。他的這一定義是中國民族劃分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理論基礎和官方民族政策的指導思想。

斯大林根據共同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等四個要素來確定一群人是不是能夠構成一個民族。但是這樣的定義沒有可操作性。這個定義沒有說明多大範圍、多大程度叫“共同”,它排除了民族遷徙和人口流動的權利,不能回答同在市場經濟下如何區分不同民族的經濟形態,沒有涉及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如何處理。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四標準,“中華民族”完全稱不上是一個民族。按照這一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就應該重寫。

不僅斯大林的民族定義有問題。而且“民族”這個概念本身語義不詳,含混不清。我們甚至無法為中文的“民族”找到一個對應的英文詞,最接近的就是“Nation”,但是這個詞多指 “國家”。如此翻譯,在不懂中文的人看來,五十六個民族同樣可以指五十六個國家。

理論上不通,實踐上行不通

前幾年,我和幾位朋友結伴去探訪鮮卑人的發源地嘎仙洞。嘎仙洞位於大興安嶺南麓的內蒙古蒙古族自治區的鄂倫春族自治旗的阿里河鎮附近的山中。從名稱上我們就可以知道,該自治旗是以鄂倫春族為主體的民族區域自治地區,因為該旗是國內最大的鄂倫春人聚集地。當地的鄂倫春族朋友告訴我,該旗境內居住着鄂倫春、蒙古、達斡爾、鄂溫克、漢、回、滿、朝鮮等21個“民族”,總人口約30萬人, 其中鄂倫春族2050人, 僅佔總人口的 0.7%。於是,我心裡冒出了這樣一個疑問,為什麼一個30萬人口的區域要由一個僅有兩千多人口的族群來自治呢?為什麼不是境內的21個民族來共治這個地區呢?如果由兩千鄂倫春人來主導其餘30萬人,那也算不上是自治,而是一個民族領導其他民族。如果兩千鄂倫春人並沒有主導其餘的30萬人,那又如何稱得上“鄂倫春族自治旗”而忽略其他更多更大的族群?其實,在中國的許多民族區域自治的地區,名義上自治的民族在當地的總人口上常常不佔多數。

民族區域自治只能停留在名義上,因為它根本就不可行,操作上無法實現。或者說,實行起來後果更嚴重。如果要兩千鄂倫春人“自治”當地的三十萬人,這是自治嗎?為什麼要由那麼少的人口來“自治”那麼多的人口?如果實行這樣的民族區域自治,那就是極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統治。這樣的政治制度顯然是不可取的。就算是鄂倫春人在當地人口中佔大多數,若要使由鄂倫春來自治的話,那也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

如果說“民族”的概念含混不清的話,那麼,“民族區域自治”則名實不符。在中國還找不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區域自治地區。因為這個制度根本沒有可行性。中國的五大自治區都是有多個“民族”構成的,怎麼能指定某個“少數民族”來“自治”這個地區呢?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排他性的,不是包容性的,是靜止的,不是動態的,不能適應該區域人口的變遷。況且,中國的中央集權大一統管理體制同樣貫穿“民族自治”地區。但大一統與“自治”卻是不能並存的。換句話說,有大一統在,就不可能實行真正的“自治”。
為什麼漢人不能自治?

民族劃分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沒有解決預期的問題。相反,自實行民族劃分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來,中國的民族問題反而呈現出加速惡化的態勢。民族劃分和民族區域自治在不同族群間划出只有作弊才能逾越的界限,在各族群之間實行差別待遇。這樣不僅造成了族群之間的鴻溝,而且還區分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這就把族群間的差異與隔閡固定化、永久化,造成族群的敵意與對立,並最終從摩擦走向衝突,促使民族間的矛盾不斷的升級。自從實行所謂的民族劃分與民族區域自治以來,民族矛盾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越發惡化、激化。我們不能不問,民族劃分與民族區域自治是有效的解決方案嗎?

民族劃分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只有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滿意,但是被執行者都不滿意。它做到的不是讓相關各方都滿意,而是都不滿意。不僅如此,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賦予了“少數民族”自治的權利。而漢族人和漢族地區卻得不到這一權利。其他“民族”都能自治,唯獨漢人不能,是漢人能力低下,不配自治嗎?這是政策的制定者們所必須回答的追問。造成各方都不滿的政策不可能是有效、成功的政策。

我不僅主張取消民族區域自治,我更主張從法律上取消民族的概念。民族的概念不成立,民族區域自治也就成了無本之木。所以,問題的關鍵,還不在於是否要保留民族區域自治,而是在於是否要繼承斯大林的民族理論。所以,對民族區域自治,要與斯大林的民族理論一起否定。要證明民族區域自治可取,必須先證明斯大林的民族學說正當。

從子虛烏有到無中生有

其實,中國歷史上是不劃分民族的。在古漢語中,“民族”不是一個正式的概念。“民族”作為一個正式的術語是近現代從日本引進的。不僅在中國古代沒有民族的概念,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對民族做法律的劃分。在香港澳門、台灣,也不實行民族劃分的制度。易而言之,中國的56個民族和相應的民族劃分是五十年代以來被製造出來的,不是中國固有的,是伴隨着階級成分劃分和斯大林主義一起來到中國的。

因此,為了中華大地上各個族群的民眾共融共處,應該在政治和法律上取消“民族”的概念,並相應取消民族身份劃分,取消戶口、身份證和個人檔案中的“民族”欄,取消民族與少數民族的劃分與稱呼,實行人人平等,把保留和守護各族文化傳統的權利還給各族群民眾。政府的職責就是尊重並保護這一權利。

應該取消名存實亡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代之以全國各地一律實行地方自治,由各地的公民,無論哪個族群,自主管理地方事務。

放棄區域自治,走向複合共和

在所謂的自治區域中,不論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還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都是違反共和主義與憲政民主的。最合理的政治制度,是由聚集在一起的各個族群的人共同治理當地的公共事務,而不是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統治,更不能把不同族群的人排斥在當地的公共事務之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如果真的落實,必然要產生排他性,並最終釀成悲劇性的衝突。而複合共和與憲政民主的最大優越性之一就是在於它能夠把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人包容在一起。民族區域自治是對憲政民主與複合共和的反動。是排他,還是包容?這是衡量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根本尺度。而且在不同族群之間實行法權上的差別待遇,違背了普世人權的原則。

我反對民族區域自治,但是,我並不反對自治,而是絕對主張自治,包括漢族在內的各個族群都自治,大家合在一起共治,組成一個複合共和(即聯邦)。所以,我反對的不是自治,而是反對基於族群不平等的自治,反對以虛構的民族界限劃線的假自治。

也許取消民族與民族區域自治不是能夠一蹴而就。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已名存實亡,應代之以全國各地一律實行地方自治,由各地的公民,無論哪個族群,自主且共同管理地方事務。

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個人是自主的,地方政府與社會團體是自治的,那麼這個社會便是自(主)治(理)的社會。如果有若干個自主治理的自治體聯合起來組成並共同治理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共治的聯邦國家,即所謂合眾國。所以,聯邦主義的複合共和作為一種政治秩序,可以說就是等於:自主+自治+共治。從複合共和的角度看,複合即是分治,複合共和由分治的成員體組成;共和即共治,複合共和中的所有成員都有權共同參與管理聯邦及其相關成員體的事務。在複合共和中,每個公民都可以進行各種縱橫交錯的結社活動,從而能夠更充分、更有效地實行自治。這也是複合共和的一個妙處所在。唯有循着這一思路,中國的族群問題,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