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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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西方文明的領先與突破,本來就是一個偶然,「文明高級」是假議題;2、同其他文明有「先知」一樣,西方出的先知多一些,現代化以後沒先知了,西方也跌入凡塵,可能更亂套也說不定,因為自由和開放,不像東方(東亞和中東)習慣於控制和奴役;3、社會優秀其實很簡單,只因為教育優秀,現在教育一塌糊塗,歐洲早一些,美國也步其後塵。儘管如此,美國還是執世界之牛耳,美國好不起來,人類也休想。 】

有本書叫《二十世紀知識史》 (The modern mind by Peter Watson),將佛洛伊德奉為現代西方第一人,也說人類進入現代之際遭遇了三次挫折:第一次是哥白尼發現地球並非宇宙中心;第二次是達爾文發現人類並非超越於動物界,而是與其他動物一樣服從””生物演化”自然法則;第三次即佛氏,發現我們頭腦里有許多未知的、潛意識的、甚至不可控制的力量。

若論”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戰居然是所謂”現代”的一個緣起,而不是什麼”文藝復興”,這場意外的大廝殺,以其血腥而引領了西方所有蓓蕾初開的科學門類之幸逢其時、大顯身手。 1916年7月,索姆戰役(battle of Somme,966公里,從比利時海岸穿過法國到瑞士的漫長戰壕)一打響,十一萬英軍在十三英里長的戰線上發起進攻,第一天傷亡六萬人,超過兩萬屍首橫卧無人區。英軍總共損失37萬人,平均每天七千人,戰後英軍有一半人的年齡在19歲以下,人稱”失去的一代”。

說它”意外”,是因為1914年正是十九世紀將西方文明引向峰巔的起點。 “這個文明,在經濟上是資本主義,法律憲政結構上屬自由主義(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階級,則為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科學、知識、教育、物質的進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發光發熱。這個文明,也深信歐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學、藝術、政治、工業、一切革命的誕生地。”

但是這個文明在四十年間,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幾乎沒人相信它還能存活。作為它崩潰的後果,又有兩股浪潮興起——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試圖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伴隨着動亂和革命浪潮登台,席捲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和六分之一面積。自由資本主義只有與共產主義聯手,才能擊敗法西斯主義,這段”資””共”合作時期不啻為二十世紀最詭譎的一刻——若無共產主義(蘇聯)付出的代價,西方自由主義政體恐難存活於法西斯主義;二戰後也因為蘇俄的存在和刺激,資本主義才獲得靈感,幡然圖新。若不是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社會的解體,也不會有十月革命和蘇聯。

猶太作家萊維(Primo Levi)說得最精粹:

『我們僥倖能活過集中營的這些人,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見證人。這種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卻是在我讀了許多受難餘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內寫的各種記載之後,才慢慢領悟。多年以後,我曾重讀自己的手記,發現我們這一批殘存的生還者,不但人數極為稀少,而且根本屬於常態之外。也許是運氣,也許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們其實並未陷落地獄底層。那些真正掉入底層的人,那些親見蛇蠍惡魔之人,不是沒能生還,就是從此啞然無言。 』

由此艾倫•布盧姆(Allan Bloom)的憤怒是有道理的。他痛恨搖滾樂,認為是野蠻,尤其對於兒童,瀦留於性、仇恨、討好、偽善,沒有任何高尚、莊嚴、深刻和細膩,”我覺得它毀滅年輕人的想象力,使之對藝術難以再產生熱情,而這就是liberal教育的實質。”他還說這跟毒品完全一樣。他也申斥女性主義,一種新的心理學(行為科學),年輕一代熱衷一切事物的平等,卻又特別在種族方面。

他以教師的經驗,觀察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美國大學生的品行明顯改變,學校也隨之變得更糟,他寫了《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這本書。五十年代相比於混亂的歐洲,美國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五十六十兩個十年的繁榮造就的學生,愛冒險且認真,有理想和知識渴望,是大學的主要氛圍。從六十年代晚期衰落開始,並且也是美國文明的衰落。

他說自由和理性,這些今人享受的禮物,都是靠前人思考、搏鬥而來的——不像毒品文化和街頭文化——是深刻、理智、平等獲得的,其作為智性是整體性的。

許多社會科學的理念的發現和再發現,主要是德國思想家介紹的,如黑格爾、康德、尼采、韋伯、胡塞爾、海德格爾,一個嚴肅的生命,意味着清醒地意識到我們所面對的選擇:理性/革命,自由/匱乏,善/惡,自我/他者,此即文學所謂的”悲劇”。他也調查,哲學家如柏拉圖、阿里斯多德、羅素、洛克等,在學生中間還有多大影響;他也批評大學玩忽職守,割裂理性,自保於日益”政治正確”的世界:

『哲學的本質是放棄所有權威,而獨鍾於個體的理性……大學必須蔑視公共見解,因為它必定使之得以自保,去探索甚至發現真理,它必須專註於哲學、技術、人文,專註於科學家如牛頓、笛卡爾、萊布尼茲,他們具有科學的綜合視野並致力於整體的秩序,如此便有助於保存那些在民主制似乎被忽視的東西。 』
布盧姆遭致許多同行的憎恨。

以賽亞•伯林1997年臨終前不久,答BBC記者問一生中何事令其最驚異:

『我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這個世紀之糟未曾有過,野蠻無人性,毫無理由地毀滅……但假如我們把眼光從恐怖醜惡移開,則人類智性趨勢之深遠發展也是明顯的,科學改變了人類的思想,成為人類的主要活動,成為一種象徵,一種道德權威。科學的一個明顯結果是技術進步,其哲學影響卻常被忽略,它不像宗教和政治理論那樣許諾改善全球人類的條件,而是逐步、漸進地向個人提供對生活的強大的控制手段和自由,沒有什麼”兩難”、”異化”。 』

——作者臉書

富察 1月13日 19:00
#我被這本書撼動了
西方的自殺,或者更準確的翻譯為西方文明的自殺
如今一定有人會說莫瑞的發言極度菁英主義。可是菁英主義怎麼了嗎?如果菁英主義,是指你相信是非黑白之間、傑出與懶惰之間有客觀標準,那我也是個菁英主義者。如今真正的問題不是菁英,而是我們的菁英爛掉了。思想好到有點不合時宜的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聰明學者派崔克.迪南(Patrick J. Deneen)說:
我的學生全都腦袋空空。他們每個人都很親切、很可愛、很可信、其中大部分還很誠實、善良、正派。但他們的腦袋裡幾乎什麼都沒裝,祖先遺留給我們的知識、前人傳承下來的智慧,他們幾乎一無所知。我的學生是西方文明的巔峰,這個文明幾乎遺忘了自己的一切過往,對自己的文化幾乎完全漠不關心。
這件事不光發生在聖母大學身上,也發生在他教過的其他菁英學府身上,不管普林斯頓還是喬治城大學都一樣。這些地方的學生都很聰明,「都是考試達人,在每一科拿A都有如砍瓜切菜(換句話說幾乎沒有人需要全心鑽研任何一門課);」而且「履歷優秀至極,是金字塔的頂點、宇宙的主宰、是管理美國和全世界的主人翁。」
但你如果問他們一些基本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