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一個人的政治運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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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彥修的《平生六記》記下了他經歷的六次政治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土地改革運動、三反運動、肅反運動、反右派鬥爭和四清運動。這些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頭等重大的事件。這本書就是很具體地記下個人在這些運動中的經歷,完全無意於展示運動的全貌,可是正如胡適說的”真正的歷史都是靠私人記載下來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頁),《平生六記》的記載是一部真正的歷史。

鎮壓反革命運動,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簡稱《黨史》)中說:”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敵我矛盾還很突出的條件下進行的一場尖銳的對敵鬥爭。由於當時司法體制和審判程序不夠健全,一些地方的鎮反工作中出現過錯捕、錯殺等偏差。”(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上冊,第49頁)對於這樣人命關天的事情,當時的偏差,或者說草率到什麼程度,在曾彥修的這本書里有一點反映:1951年4月,在廣州市,一次處決的人犯就有一百四十多名,”其中還有一個解放前的省教育廳長×××,經記者了解,是解放廣州後又從香港公開回來的,這人要處決究竟是怎麼回事?”(第20-21頁)這就能夠給人們一點具體的印象了。

土地改革運動中,曾彥修率領一個兩三百人的工作團到廣東雲浮縣做土改工作。他在書中這樣描寫了當年流行已久的工作模式:

土改工作隊進村後,必須絕對地、長時間地”訪貧問苦,紮根串連”,建立或重建階級隊伍之後,才能談得上進入鬥爭,如反霸、鬥爭地主等階段;之後是分田階段;再之後是建黨建政、動員參軍等階段。再之後,又是另派工作隊來搞”複查”等等;一個否定一個,一個說前一個”右傾”。已形成憲法,半點不能移動。……工作隊動不動就要換三幾次。翻燒餅、煮夾生飯,一次一套,統統反右,從不反左,不把農村搞得稀爛才怪。(第3-4頁)

三反運動,即所謂”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當時把運動對象稱為”老虎”,所以又叫做打老虎運動,《黨史》高度評價了這個運動的意義:”‘三反’運動,是黨在全國執政以後保持黨政機關的廉潔,反對貪污腐敗的初戰。”不過也承認了”在追查貪污犯即’打老虎’階段,由於推廣’作出具體計劃’,定出必成數、期成數,並根據情況發展追加打虎數字’的經驗,要求對於有貪污嫌疑的人’大膽懷疑,搜集材料,試行探查’,許多地方和部門曾發生過火鬥爭的偏差。”(第161頁)至今還有人寫文章稱三反運動是一次反腐敗的重大舉措,予以充分肯定的。

可是事實上呢,這時曾彥修是《南方日報》的社長,他在書中說了他看到的情況,說,這些”老虎”,都是

硬逼、硬打出來的,根本上沒有什麼材料,或者找些事情來附會上去罷了。比這更嚴重的事,我都體驗過,所以我能判斷這些全是假的。我一看這些”老虎”,嚇了一跳。他們怎麼可能會在進城之後,就立刻變成貪污分子呢?這些人,有些不是比我參加革命早么?他們中有哪一個不是經歷過多年苦鬥,不惜犧牲生命來幹革命的呢?有些人還經歷過幾年艱苦危險的游擊戰爭鍛煉的,怎麼一進城幾天就變成貪污分子呢?……我從根本上不相信會有此等事情。(第14-15頁)

書中提到了兩個登在《南方日報》頭版頭條的”大老虎”:南方日報副社長楊奇和華南革命大學副校長羅明,結果什麼問題也沒有查出來:

羅明、楊奇同志半正式地平反後,報紙也照樣在頭版頭條黑體通欄登出他們平反的事情了--不過未用”平反”二字。(第16頁)

1955年,曾彥修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由反胡風發展而成的肅反運動開始,各單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布置成立一個”五人小組”領導運動。曾彥修又擔任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組的組長。可是曾彥修是怎樣做的呢?書中說:

我在人民社以第一副社長名義,大約從反胡風后期起即奉命擔任單位的”五人領導小組”(單位的最高權力機關)組長,我不得不負起責來,一一把事情弄清。1956年,我已經只能重點對人,而不是對書了。就是說,不務正業了。但我絕不是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幾乎全是為了脫人於難或脫人於困而忙。(第129頁)

這裡以他對於戴文葆的歷史問題的處理一事為例。幾個月以前,陸定一就已經向王子野、又向曾彥修兩次提出了戴文葆的”特嫌”問題,在肅反運動中,戴文葆當然成了一個必須重點審查的對象。他找戴本人深談了三次,心中有了底,知道他的這個所謂”特嫌”問題並不能成立。開始必須找出證據來,證實自己的判斷。於是他一再派人出去調查,終於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過硬鐵證。書中說:

1955年至1957年春,人民出版社內部肅反中(即未公開動員,未號召檢舉自首等)最突出的一個成績,就是在強烈壓力下,我們仍然十分肯定地為一個出版界的傑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沒有政治歷史問題的非常肯定的結論。(第42頁)

人民出版社有這樣的五人小組,有這樣的五人小組組長,在肅反運動中恐怕應該說是一股異數,才能夠做到”我們這次’肅反’,不但沒有增加一個有問題的人,反而是給一批人解除了疑問”。(第44頁)許多單位的情況都不是這樣。

現在人們要了解當年肅反運動的總體情況,也不必看許多材料,只要看看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胡喬木撰寫的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胡喬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0-569頁)一篇就夠了。社論提供了官方的的數字。一個數字是”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有八萬一千多名”;又一個數字是”在肅反運動中,還有一百三十多萬人弄清楚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問題”,換句話說,就是給一百三十多萬肅反對象寫出了並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也就是說,肅反運動對於這一百三十多萬肅反對象來說,是肅錯了。肅對了的八萬一千多人,加上肅錯了的一百三十多萬人,列入鬥爭面的當在一百四十萬人以上。約佔當時五百萬知識分子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四個知識分子中間就有一個肅反對象。這就是肅反運動的規模,而以一百四十多萬做分母,以一百三十多萬做分子,錯案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四強!這就是說,每一百個肅反對象中,只有六個在運動結束時被定案為反革命分子。換句話說,當運動結束時,每一個定案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十六個不能定案為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對象作陪。這兩個數字就決定了肅反運動必定搞得一塌糊塗。曾彥修的這一章回憶的標題是”肅反記無”。說的是人民出版社的肅反運動沒有肅出一個反革命分子來。看了胡喬木在這篇社論里提供的數字,就可以明白許多單位的肅反運動都是沒有肅出一個反革命分子來的。運動的”成績”,只是一百三十多萬錯案和冤案,只是這一百三十多萬人及其親友的滿腔怨氣。

在反右派鬥爭中,曾彥修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又是第一個上《人民日報》的黨內右派分子,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報》刊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引題特別提出”黨內也有右派分子”。不過這時候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組的組長,正是他在主持本單位的反右派鬥爭。他這右派分子是他自己決定要劃的。

曾彥修的一條最引人注目的右派言論,是他在人民出版社內部的黑板報上發表答黑板報記者問里,在世界知識出版社的一次座談會上,都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這一聯詩來說明共產黨處於執政地位的時候容易受到腐蝕的意見,據黃秋耘說,”康生對’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這兩句詩特別反感,用紅鉛筆在《簡報》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單憑引用這兩句詩,曾彥修就該劃成右派。’曾彥修的命運就從此決定了”。(《黃秋耘文集》第四卷《風雨年華》,第156頁)7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專文批判他的時候就正是抓住這一點做文章。

他當然知道,被抓住這一點做文章,不過是造輿論的需要,真正的原因還不在這裡。書中說:”我之劃右,恐怕與我徹底否定戴文葆是’特嫌’之事有關。”這是真的。這才是他被打成右派的更根本的原因。這也並不是曾彥修一個人的遭遇,就是這麼一種體制嘛。可以舉一個許多人都知道的類似的例子:當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在參與處理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一案的時候,主張實事求是,沒有按照領導意圖辦案,結果自己被打成右派了。

曾彥修劃為右派分子的經過。倒是很有一點與眾不同。書中說:

上面催要”右派”名單了。五人小組急急議了幾次很難擬定。倒不是大家要劃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報”右派”,其餘四人不大同意。我擬的”右派”名單大約共三個或四個,其中有我。五人小組討論更困難了,幾次定不下來,無一人對我列入”右派”表示贊成。但上面催名單很緊。可王子野、陳原、周保昌、譚吐四人(引者按:他們是五人小組成員)仍久不表態。因為平時關係好,哪裡”反革命”要來就來呢!我說,事情擺在這裡,上報得用五人小組全體的名義。久無動靜是上面在觀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們也會被拖進去。這裡,除陳原同志外都是老”運動員”,親身經歷很多。全國轟轟烈烈,我們這裡冷冷清清,又是重點單位,這預示着什麼?暴風雨前的暫時沉寂啊!一旦一個”反黨集團”下來,整個單位就成粉末了。……經我詳說之後,算是說服了五人小組,譚吐說,那就照彥修說的辦理罷,不然,未來確是可能更嚴重。這樣,五人小組就算通過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內的三四個”右派”名單的報告。(第148-150頁)

這樣的五人小組組長,這樣的右派分子,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了。曾彥修就這樣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可是這一篇《反右記幸》說,這是他的幸事:

像1957年那樣九十級地震式的反右派運動,沒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這樣被提前一點反了右從而免掉了我去發號施令去打他人為”右派”,其實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

身而為一個負責人,在1957年能夠免於去打他人為”右派”,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在”打人”與”被打”之間,無意中得到了後者,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第125-126頁)

兩難選擇,是什麼人都碰到過的。可是像在”五人小組組長”和”右派分子”二者之間選擇,卻是只有曾彥修碰到了。

從運動發生的先後次序來說,《平生六記》中的最後一記是《四清記實》。作者說:

1964-1965年,這一年或者一年多時間我在上海一個大中型印刷廠--群眾印刷廠,參加了全過程的”四清運動”。這個運動是從河北省某縣某鄉或某村開始的,叫”××經驗”,當時廣泛風傳出來的要點,是說我們農村的基層的黨政組織全都”爛了”,全部要上面組織工作隊到農村去重新”訪貧問苦,紮根串聯”。重新組織階級隊伍,重新奪回基層黨政大權才行。這個報告,在全國對黨內的幹部做過廣泛傳達。(第45頁)

這裡的”河北省某縣某鄉或某村”,我以為大可以寫明是”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經驗”也大可以寫明是”桃園經驗”,今天已經沒有必要再為之隱諱了。

四清運動的目的,據我看來,就是要尋找(或者說製造)為大躍進的失敗承擔責任的替罪羊。具體的做法是,在社會的底層,把一切有可能找出毛病的人,包括基層幹部(或者應該說首先是基層幹部),”清”成有各種問題的人,讓他們充當積累了許多不滿的公眾的泄憤對象,作者寫了他參加了四清工作隊的經歷,書中細寫了他經辦的十個案例,從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當年中國老百姓是怎樣生活的。特別是那些被認為有着各種”問題”的人是怎樣在屈辱和恐懼中捱日子的。而他們的所謂”問題”,又簡直是顛倒是非的無端陷害。曾彥修在這裡負責清查了三十來個人的問題,他可不是努力在本來毫無問題的人身上”清”出問題來,而是努力脫人於罪,還他一個清白之身。像查明一個被懷疑當過漢奸警察局長的人其實僅僅是同名同姓;查明一個被認為漢奸的人其實是我們指定的兩面村長;查明一個戴着雙重反動帽子的”反革命資本家”的人原來是一個捨命掩護過地下黨員的人……他就都是這樣辦的。書中說:”問題弄清楚後,這三十來個人的結論全是我一人起草的。正因為我參與了每一個人的全部審查過程,因此基本內容我至今仍然記得。奇怪的是全部被認為或被懷疑為有大小政治問題的三十來個人,最後都一一弄得清清楚楚,一個人也沒有稱得上問題的問題。”(第103-104頁)

讓基層幹部承擔大躍進失敗責任這個意圖收效甚微,四清運動沒有達到預定的目的。於是另出新招,調整部署,把打擊的方向調轉一百八十度,由打擊基層幹部改變為打擊高級幹部,即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書中說:”我們工作隊於1965年深秋或1966年初春,在工作了一年多,撤離工廠以後,不幾個月,’文化大革命’就來了。……”

《平生六記》雖說只是個人經歷的回憶錄,我看也是一個人的政治運動史,它對歷次政治運動的反映,比眾口一詞的正史更深刻、更生動,在細節上也更符合事實一些。

 

轉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