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英子:憶儲安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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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

大概是三四年前,我寫過一篇懷念儲安平的文章,寄給儲安平曾經工作過的報紙,過了幾月,杳無音訊,於是我給總編輯先生寫了封信,問他是不能登、不想登還是別的原因。過了幾天,總編輯先生把稿子退還給我,沒有寫一個字。這是不表態的表態,我當然懂得。後來,有一位朋友見義勇為,把這篇文章寄給了同儲安平有點關係的一家雜誌,可是也是石沉大海。做了幾十年的右派,受盡折磨之後,誰也不知道他是否還在人世,可是連一篇懷念他的文章也難於用出,則是出乎想象之外的。

為什麼不能用、不提一提儲安平呢?我自然也心照不宣。魯迅先生寫過一篇《為了忘卻的紀念》,既然不能紀念他,我也只能把他設法忘卻了。我同儲安平談不上有什麼深厚的交情,只是彼此踽踽獨行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交叉點上碰在一起罷了。我們一起辦過報,一起寫過文章,可是僅僅這麼一點,要忘卻他也不容易。他的聲音笑貌,好像經常在我眼前,不把它寫出來,也好像欠了他一筆債未曾還清一樣。前幾天,鑄成同志介紹儲安平的侄女來找我,說要收集一些儲安平的資料,為他寫一傳記,這倒引起了我重新寫一篇懷念安平文章的慾望,即使是一鱗半爪吧,也算為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記錄。

那是1945年的春天,我在湖南晃縣辦一張《中國晨報》。晃縣是黔湘邊境的一個小縣,照現在說法是一個窮山溝,可是就在報紙出版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對中國大陸的最後一次進攻。晃縣的邊上是芷江,那是美國航空隊的基地,每次轟炸日本,都由芷江出發。日軍的攻擊矛頭對着貴州,我怕他把攻略芷江作為目標,倘芷江一失,晃縣自亦難保,因此我們決定把報紙搬到辰谿出版。

《中國晨報》的社長叫李宗理,他是一位湖南大學的學生,一個偶然的機會做了幾年稅務局長,發了財,投資辦報。他也聽說儲安平能辦報,那時安平在蘭田師院教書,李通過關係,把他重金禮聘來做主筆。到報紙在辰谿出版的時候,儲果然應聘來了。他是宜興人,儲南強的侄子,皮膚白皙,長身玉立,一副秀里秀氣的知識分子的腔調,溫文爾雅之至。那時他已與端木露茜離了婚,身邊帶着一個三四歲大的孩子。《中國晨報》的編輯部設在銅灣溪,而營業部則在辰谿的街上。從銅灣溪去辰谿,隔着一條辰水,辰水上沒有橋,靠小划子擺渡,上坡下坡,上船下船,安平都背着他的孩子,父親而兼母親,生活非常艱苦。有時我們覺得他很累,幫他背背孩子,他總含笑謝絕。我們發現他有一股堅忍之氣,有時也覺得他有一種涯岸自高的知識分子的傲氣。

我們銅灣溪的房子是一排沿坡而築的兩層樓的木屋,底層做排字房和機器房,樓上則是一間間的小屋,每人一間,屋中的傢具完全竹製,竹床竹凳。安平與我貼鄰而居,有時就互相串串房,天南海北,無所不談。

《中國晨報》在辰谿是5月份出版的。19455月,正是歐戰急轉直下,希特勒自殺,納粹德國向盟軍無條件投降的時候,儲安平為《中國晨報》寫的第一篇社論,即是談的此事。他在分析了歐戰形勢之後,對於希特勒的死不勝惋惜之意,認為希特勒也是一代人傑。我拿到這篇社論,很傷腦筋,發呢,不同意他這一論點;不發呢,他是重金禮聘來的主筆,豈有第一篇社論就碰壁之理。同副社長嚴怪愚商量了很久,最後還是決定發這篇社論,第二天我再寫一篇社論,以否定他的一代人傑的論點。

安平的作品,通曉紮實,說理明晰,邏輯思維很強,常有他自己獨特的意見,為他人所不及。那時《中國晨報》能執筆寫社論者,有吳希之、姚家積、黃達三、嚴怪愚等人。吳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識見高超;姚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文筆精美;黃、嚴均為湖南大學的同學,在湖南以文名著稱。然而安平落落寡合,倒是同我還比較談得來。他不想留在湖南這個山城裡,想去重慶創一番事業。他一再建議和我合作,去重慶辦一份晚報,他負責評論、編輯部,我負責經理、採訪部。非常清楚,他認為我還可以做他的副手,餘子碌碌,不足道矣。我當然不會離開《中國晨報》,因此這樣的煮酒論英雄,也只是論論罷了,並無什麼結果。

安平在《中國晨報》只搞了三個月左右,即帶了兒子去重慶。他在重慶得張稚琴的支持,辦了一個《客觀》周刊。那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中國晨報》決定遷漢口出版,我先期到了上海去採辦設備,而由黃達三帶報社同人到漢口。《中國晨報》在辰谿被國民黨政府當作湘西的《新華日報》,湘西這個地方,天高皇帝遠,李宗理又是暴發的財主,有錢好使鬼推磨。但遷去漢口,當然不是這個形勢了,我當時設想是不管如何先在漢口出了再說,因為只要能出版,其他問題就好辦。但李宗理畢竟是個官,他想到了向國民黨宣傳部申請,要安平去聯繫,申請《中國晨報》遷武漢出版。這申請卻出了毛病,國民黨宣傳部當然不同意這個湘西的《新華日報》遷到武漢去出版,而李宗理這時則別有意圖,也就順手推舟,賴在長沙不走了。這就導致後來《中國晨報》的關門。我當時認為安平替李宗理去請示宣傳部,太書生氣。看來這一點書生氣,正是他後來的致命之由。

《中國晨報》停刊的時候,儲安平也決心離開重慶,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擺脫了同張稚琴合作的《客觀》,回上海辦一份《觀察》。後來曾養甫的弟弟曾憲立告訴我,他當時也在經濟上給予儲安平以支持。1946年我回到了江南,先在南京工作了一個時期,後來回到蘇州,在《大江南報》掛了一個社長的名,也在上海民治新專教一點課,經常往返於蘇滬之間。這時安平的《觀察》辦得很有聲色,在當時死氣沉沉的上海雜誌界大出風頭。它比較客觀地報道了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大失民心的作為,批評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弊政,以敢言著稱,極受知識界的好評。到1948年時,《觀察》的聲望已到了它的高峰,儲安平這個名字,在上海也非常響亮。他那些乾淨利落、情文並茂的文章,受到讀者的歡迎。

那一年我的《大江南報》已被封門,安平有一次忽然寫信給我,約我到《觀察》去做經理。他的信中開列了一系列條件:一,給我以教授待遇;二,如果我同意住亭子間,可一個人住一間;倘住前樓,兩個人合住一間;三,每周工作六天,一天休息。大概還有幾條,我己記不起來了。其實我那時正想和王造時合作,辦一名叫《自由》的刊物,由我主編。如果去了《觀察》,就不好辦《自由》了,而且事實上我也不大想去干經理這一行,因此沒有馬上給他回信。

不料過了幾天,儲安平已到了蘇州來了。那時蘇州蘇綸紗廠的老闆嚴欣淇在西美巷辦了一個裕社,用以交結、拉攏各方面的人物,儲也住在裕社。他到詩巷我家來看我,我們回顧了在湖南時的工作,他又一次希望我和他合作,問我為什麼不給他回信,是不是因為條件說得太具體了,有損我的尊嚴。他說他因受在英國留學的影響,做事也像英國人那樣,把條件講得非常清楚,要我原諒。其實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些,只是如實告訴他我與王造時的計劃,打消了他和我合作的希望。

1948年的下半年,軍事形勢的發展對國民黨政府越來越不利,社會上物價飛漲,各地的學生運動此起彼伏,這時《觀察〉的言論也日益為國民黨政府所不滿,對它的壓力與日俱增。那時我也因《大江南報》被封之後,蘇州地方當局對我不很放心,他們用各種方法造我謠言,最方便的當然說我是共產黨,因此我也不常住蘇州,大部分時間在上海打溜,這裡住一天,那裡住一天。張稚琴家中的客廳,則常常是我行宮。有一天在路上碰到儲安平,他約我到他住處去長談。

那時他住在八仙橋青年會的宿舍里。他同我談了《觀察》當日處境,問我有什麼辦法?我當時建議他:如果維持現在的立場,出一期算一期,能拖下去最好;倘要改變立場,則不如停刊,以待將來複刊。這個將來,大家是心照不宣的。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他認為他撐下去已經相當困難,是不是可由我去接替他,支持下去。我因當時已決定去香港,沒有接受他的建議。據我所知,後來他是請了笪移今同志來支持下去的。

1953年秋,我結束了香港《周末報》的事務,調上海工作。從廣州到上海的旅途中,我特別去北京繞了一下。那時安平在出版總署任出版局局長,開始做官了。我去出版總署找他,發現他穿了制服,有如臨風玉樹,一表人材,人也微微發胖了,不復是在辰谿時的憔悴。那時解放不久,大家對未來充滿了信心,他告訴我已經重新結婚,歡迎我到他家中去玩。很抱歉,我沒有到他府上去,只是後來在奇珍閣的一次宴會上,看到安平和他的新婚夫人,年輕、漂亮,兩個人在一起,正是一對璧人。

50年代我都在上海,安平去《光明日報》之後,來過一次上海。他找人談辦報理想,找人寫文章,是想大有作為的。有一次問我怎樣辦好《光明日報》,我哪裡談得出來,但答應他可以寫點零零碎碎的文章。那是我與安平最後一次見面,因為不久之後,他就一跤摔了下來了,成為全最頑固右派了。

反右前後那一陣子,我在《新聞日報》做夜班,有一天收到了一份新華社的稿子,就是儲安平關於大和尚和小和尚的發言,我一讀全文,發現此君又如在《中國晨報》寫社論一樣,抒發他的獨特意見了。編輯們大家叫好,我不同意放在一版,把它放在三版下角登了。第二天《文匯報〉是一版頭條,《解放日報》也放在一版,我一下變成編輯部圍攻的對象,貼報欄上貼滿了責問我的大字報,傍晚舉行的編前會議上,好幾位同事對我大張撻伐,要我說明為什麼不把儲安平的文章放在一版?那時我當然還沒有聽到過引蛇出洞這樣的名論,只是憑我對儲的理解處理,可是我能解釋些什麼呢?後來反右一開始,儲的那篇文章竟成他反黨的鐵證,這倒出我始料之外的。

儲安平變成了右派,而且據說是死不改悔的右派。儲安平對於辦報有他的理想,一句話,就是書生論政。他很嚮往於倫敦《泰晤士報》那樣的報紙,言論能影響政府的決策,但是他畢竟是個書生,沒有看到中國的現實,怎麼會允許有一家《泰晤士報》呢。他的接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是他躊躇滿志之時,以為從此可以振翅高飛,直上重霄了。其實,那拋物線到了頂端,也就開始了下降之時,而且更沒想到,他的騰達僅僅是曇花一現,馬上枯萎了。從他被劃為右派之後,我先是聽說他被送到新疆去改造,後來又聽說他從新疆跑掉了,最後又聽說他到青島投海自殺了,人言言殊,誰也弄不清楚。一直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全國右派絕大多數已經改正,卻始終聽不到儲安平的消息,我想,他是凶多吉少,活在世上的可能是微乎其微了。

安平對於新聞工作有着特殊的愛好,也特別喜歡跑政治新聞,記得他有一次同我談起,他認為一個記者要有一枝筆,一隻照相機,一輛汽車。他認為有了汽車,可以結交許多重要的人物,得到許多獨門消息。那時我們在遠離政治中心的山溝中辦報,而前線的消息也不那麼美妙,大局如何,很難預見,但他卻想得很遠,為戰後的工作勾出一幅藍圖,這也說明了他對新聞工作的執著和信心。然而誰想得到,他不是倒於新聞工作的崗位上,卻倒於一次政治運動中,引蛇出洞,這條蛇,終於成為祭台上的犧牲品了。我聽到安平跳海的傳聞之後,不寧者幾日,像這樣一位同志,如果不是過早地隕落,是可能對新聞工作作出更多貢獻的。

安平這個人,受過英國的教育,相信英國的制度,他以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種民主,因此一談心,他總以為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氣縱橫而驕傲絕頂,萬事不肯下人,其實歸根結蒂他只是一個書生,當別人在引蛇出洞之時,他卻自投羅網,竟以身殉,這不僅是知識分子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這篇短短的文章,竟然斷繼續續的寫了幾天,前半段寫於上海,後半段成於北京。1987年的元旦,北京大雪紛飛,全市銀妝素裹,一派和平印象。過去的歷史過去了,但願消逝的歷史,在人間永不再現。

本文選自《風雨故人來》,馮英子/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5月。

轉自《文史雜記》

——轉自《民間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