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死不改:陳仁炳,唯一一位在世沒有獲得“改正”的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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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青 音樂文化閑聊閣 2018-04-24 00:00

核心提示:陳仁炳是當年唯一一位沒有獲得”改正”,仍舊在世的大右派。換句話說,他是眼睜睜看着大批右派獲得”改正”,而自己卻被告知雖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對他的右派定性是對的,沒有錯劃。

  去年7月初,表姐從悉尼發微信給我,大伯母陳蘊輝已於6月27日在上海去世,她已動身回上海料理喪事。我因故未能前去參加葬禮,很遺憾。表姐說大伯母已病了一些時候,最後因肺部感染離世,享年86歲。大伯父1990年年底去世後,大伯母曾赴澳洲同女兒住,後來因不習慣澳洲生活又返回上海獨自居住。

  大伯父陳仁炳是我繼父陳公綽(陳仁寬)的大哥,我7歲跟隨母親去了陳家後經常聽父母提起他,卻從未謀面。1979年大學二年級暑假,我和同學結伴去上海旅遊才第一次見到他。在此之前,從我會寫信起,就和大伯父的繼女陳怡書信來往,她是我第一個通信對象,且一直持續到有了電子郵件為止。她喜歡用很好看的信紙信封,在信的開頭總會寫”親愛的小青妹”,我很高興有了這麼一個姐姐。

  那個年代遷徙不自由,人們很少出遠門,通信成為最佳溝通的方式。我父母同在外地的幾個伯伯伯母和姑姑均有頻繁書信來往,互相通報各自的情況。文革期間人們隨時隨地可能消失。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離開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很興奮不覺疲倦。此前,最遠的地方只去過天津,學校組織參觀”收租院”。

  夏天上海悶熱,先見到大汗淋漓的大伯母,她乘公交車來接我們,然後她要回醫院上班。我是第一次見大伯母,比照片上顯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後來讀了她的回憶,才知道很長一段時間她都承受巨大壓力,從體力到精神,從家內到家外。

  那時大伯父一家四口住在裕德路一棟專門為落實政策的公寓樓,有兩間房。大間伯父伯母和表弟陳加欣住,另一小間表姐陳怡住。我們去了就和表姐睡一個大床。

  見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體前傾。他那時剛剛七十歲,思維清晰,很會談話。當時他尚未恢複復旦的教授職務,兩年後才回復旦重新執教。他給我的印象是完全沒有從文革年月走出來。四人幫粉碎已三年,文革的傷痛仍在灼燒。我記得他談的最多的是文革期間的種種遭遇,紅衛兵將他家抄得一乾二淨,把他喜愛的書籍和搜集的古玉全部抄走,將他們趕出寬敞的住房,強迫搬到郊區一個矮小的棚屋裡。他被剝奪教師資格,長年在木工廠干體力活兒,挨打挨斗受盡折磨。

  79年我23歲,文革對我們一家也衝擊不小,但粉碎四人幫後,我更渴望忘掉過去擁抱新生活。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又上了北大,胸前永遠別著”北京大學”的校章,自信心滿滿。在學校喜歡與同學討論中國的未來,喜歡看外國電影,讀剛剛解禁的政治經濟書籍和英文小說。我覺得粉碎四人幫後中國未來只會越來越好,對大伯父的談話興趣索然。

  時間過得飛快,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長輩們逐一離世,一雙雙稚嫩的眼睛看到的是不一樣的世界,祖輩經歷往事他們沒興趣也不關心,而我卻因告別中年會想起過去的時光,也更想了解前人的腳步,他們的過去和他們的想法。

  陳家祖輩的故事充滿傳奇,幾代人歷經滄桑。遺憾的是我對此了解不多,我到陳家時爺爺陳崇桂已經去世,而且家人很少提到爺爺,連他是基督教人士都諱莫如深。只記得奶奶口袋裡藏着一個帶鏈子的十字架,鑄鐵的,拿在手裡沉甸甸,因長期撫摸通體光亮。我有時從奶奶口袋裡拿出來玩一會兒。

  家裡還有一個帶磁鐵的木乃伊也是我常玩的玩具,後來知道這都是爺爺奶奶從埃及帶回來的。奶奶李哲映也是虔誠基督教徒,我記得她嘴裡經常發出細細碎碎的聲音,嘴唇輕輕蠕動,眼睛有時好像在看空氣。那時候我就會覺得奶奶有點神秘,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奶奶是在禱告。我們住在小羊毛衚衕,後來搬到永安里單元樓。 小羊毛衚衕5號是一個大雜院,奶奶住一間很小的平房,我們住一個兩間的平房。奶奶同院子里的鄰居關係很好,儘管她自己收入微薄仍幫助有困難的鄰居。奶奶有個特點記憶力出奇好,家裡任何人找不到東西問她就可以,一定幫你找到。記得我下鄉插隊時還經常和奶奶通信,可等我73年回京得知她已經去世。因為父母都去湖南幹校,奶奶只得回上海姑姑家住。聽媽媽說她最心愛的三兒子文革中慘死對她打擊巨大,雖然家裡一直瞞着她,但她最後還是猜到了。他的二兒子亦在文革遭迫害病亡。長孫大學期間因政治壓力變成智障人。我奶奶死的時候一定想起這些不幸的子孫,篤信基督教的她會請求上帝寬恕殘害她子孫的人嗎?

  小時候我對宗教的認識僅來自外國小說,從小受的教育很排斥宗教,宗教都是精神鴉片,神父修女都是階級敵人。80年代末,我曾在香港一位朋友家小住幾日,他們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當我說了陳崇桂的名字,他們吃一驚告訴我說陳崇桂是著名基督教界人士。回家問父親,父親拿出一本自己裝訂陳崇桂用英文寫的自傳。讀了之後才對爺爺以及他所做的事情略有了解。1995年和父母一起去了湖北荊州,尋找當年父親一家曾住過的地方,探訪爺爺辦神學院的遺址;2007年又讀了專門研究陳崇桂的香港學者邢福增寫的書,加深對陳崇桂的思想以及他49年後經歷的事情的了解。

  表姐辦完喪事回澳洲整理了大伯母的遺物,其中有一些是大伯母文革結束後手寫的記錄,表姐希望我寫寫陳家的故事,把這些記錄寄給了我。我越發感到陳家兩代人從19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的百年間,跌宕起伏的命運,困惑迷茫的尋路之旅彌足珍貴值得記錄。

  爺爺是著名的牧師曾經創辦荊州神學院,他和奶奶雙雙赴美國神學院留學;大伯父陳仁炳研究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獲得美國大學博士學位,又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二伯父陳仁烈物理學界小有名氣,三伯父陳仁亨是醫學界的翹楚;父親陳公綽(陳仁寬)留學瑞士和法國學習法律,曾以為法律對新中國有用,1951年興緻勃勃返回中國… 他們全部接受過西方教育,49年後又以滿腔的愛國情懷義無反顧選擇留在中國或從國外返回。但始料未及是他們的選擇為他們帶來無法言說的痛苦和災難,受盡折磨和摧殘。大伯父和我父親總算看到粉碎四人幫這一天,其他幾位都慘死在暴力之下。我想先從陳仁炳寫起。

 

 未獲”改正”的右派

  陳仁炳是當年唯一一位沒有獲得”改正”,仍舊在世的大右派。換句話說,他是眼睜睜看着大批右派獲得”改正”,而自己卻被告知雖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對他的右派定性是對的,沒有錯劃。

  粉碎四人幫後,在胡耀邦的全力推動下,全國開始了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這些冤假錯案多數是文革時期的產物。針對反右運動期間的右派分子雖然不能全面平反但將予以”改正”。(在中國用詞很有講究)陳仁炳非常興奮,戴在頭上的”摘帽右派”的帽子終於可以真正摘除。儘管右派帽子早在1960年摘掉,但是”摘帽右派”這頂帽子仍舊十分沉重。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一九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報告經中共中央審批結果,全國中央一級除了五人外,其他所有右派都將獲得”改正”。而這五人仍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這五人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宣布此決定時,其他四人均已去世只有陳仁炳還活着。

  這一消息不但對陳仁炳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對整個陳家都引起震動。誰都沒想到會留下五個人不予改正。記得當時父母在家不斷討論這個問題,姑姑每次來京出差也談起此事。我的五姨婆(奶奶的五妹)李文宜是共產黨元老羅亦農的遺孀,49年後一直擔任民盟中央主席。她曾經非常欣賞侄子陳仁炳並對他影響很大。全家於是寄希望於五姨婆,記得一次隨父親去她家,他們又開始討論此事,她對父親說不可能改變了,別說她沒辦法連再高層的人都辦不到。

  陳仁炳1983年再度當選為民盟中央委員,此前已得到復旦大學的返聘,同時有關當局恢復了他副部級待遇,工資從退休工人的工資恢復到教授的工資,住房也得到調整。但是不予改正的右派這一結論仍像一把尖刀刺傷他的心。一方面他認為自己沒有做任何不利共產黨不利於國家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不希望右派”罪名”影響家庭。八十年代初與現在不同,今天很多人不忌諱曾經當過右派。汪曾祺說過,”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那時文革剛結束不久,一個人的政治生命仍很重要,另外在心理上,人們尚未完全從恐懼中掙脫,非常擔心政治上的”污點”會對子女前途造成影響。誰也沒想到日後改革開放大批國人出國定居,沒人在乎是不是右派了。陳仁炳的兩個孩子均已移民國外。父親的右派帽子對他們沒有任何影響。

  聽大伯母說,為了解決陳仁炳的問題很多朋友出謀劃策。如陳仁炳解放前在上海認識的一位中共地下黨的老朋友,70年代末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1979年他就過問此事,希望能幫助陳仁炳解決這問題,最後只能坦言愛莫能助。陳仁炳學生徐有威在回憶文章中說,80年代初,復旦大學黨委經過複查以後,已經同意為陳仁炳改正右派問題,為此曾經打報告給上級有關部門,但是被後者否定了;1986年,民盟中央也曾經出面為陳仁炳的右派改正進行了努力,但是隨着不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開始,陳仁炳生前右派改正的最後一次機會也隨之徹底破滅了。傳記作家葉永烈曾經採訪過陳仁炳,他分析認為,最高層既然不願全面否定反右運動,那就會留一些代表性人物。陳仁炳就是上海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當時被稱為章羅聯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正因為陳仁炳還活着,在這五人當中要留下一名還活着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根據1981年6月21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如果陳仁炳的問題也解決了,那麼會證明反右運動是根本錯誤的了。葉永烈曾經告訴徐有威,陳仁炳的問題是柯慶施直接向毛澤東彙報的,由此毛澤東在上海的幾次談話中,多次提及陳仁炳問題。這也可能導致陳仁炳問題的無法解決。看來陳仁炳的右派問題解決的關鍵所在,絕對是”黃河之水天上來”了。徐有威在文章中寫道:”未改正的右派”給晚年的陳仁炳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他多次對和他有着世交兼鄰居關係的王元化聊及自己這一難解的痛楚,無法接受後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勸解。王元化說”陳仁炳是抑鬱而終的。表姐陳怡也說;”爸爸晚年心情不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右派沒能得到”改正”。陳仁炳對文革對前來採訪的傳記作家葉永烈也自稱是”禁區,” 叫後者不要來採訪他。

  黃金十年

  如果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黃金年代,陳仁炳的黃金年代應該是抗戰勝利後1947到1957年。這也是陳仁炳最為津津樂道的十年。每當回憶起這幾年的經歷陳仁炳眼睛裡就會流露出自豪的光芒。我不知道他在內心深處是不是對49年以前所做的事情有些後悔,儘管他每當談起以前的事情總是意猶未盡。

  1945年陳仁炳受五姨李文宜的影響和推介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從此陳仁炳將更多的精力都放在政治和社會活動上。他一邊掙錢糊口養家一邊不斷地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奔走呼籲。陳仁炳從青少年起就對政治感興趣。那年他才17歲,父親剛辭去荊州神學院的院長職務答應了馮玉祥去擔任馮玉祥的隨軍牧師。不久,為躲避張作霖部隊的進攻,他們一家在綏遠薩拉齊的基督教堂避難。避難的人很多,有教師學生軍人職員和商人。一天,在休息的時候,17歲的陳仁炳站了起來走到講台,面對數千張陌生面孔開始講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是他首次登台,他的演講受到民眾的歡迎和稱讚,這對他是一個很大的鼓勵。他在自傳中說,從此他對自己了解到三件事,第一,他喜歡演講,第二,他對政治有興趣,第三,他享受被關注的感覺。

  陳仁炳後來進入了滬江學校,1932年赴美留學,這些經歷使他對中國前景充滿不合實際的幻想。

  抗戰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是:國民黨腐敗專權,而共產黨能把中國帶向一條走向民主繁榮的路。1948年後,原本對蔣介石有些好感的陳崇桂以及陳仁炳幾個弟弟都傾向共產黨。陳仁炳參加了民盟,弟弟陳仁烈加入了民主促進會。本來對蔣介石一直存有好感的陳崇桂也開始反對國民黨同情支持共產黨。

  陳仁炳回憶道,在聖約翰擔任教授期間,當時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召集了上海大學教授代表開會,他作為代表之一參加了這次會議。司徒雷登是陳仁炳父親的老朋友,陳仁炳早就同他見過面。在會上,司徒雷登說,蔣介石完全清楚國民黨有很多腐敗的官員,而且腐敗的規模不小。但是如果你們這些知識分子能夠利用媒體以同樣規模來揭露對抗這些腐敗,這對蔣介石將是一種幫忙。司徒雷登還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不應該懷疑蔣介石的真誠。陳仁炳則回答說,”我們想揭露國民黨的腐敗,但是媒體完全控制在國民黨手中,這些媒體以傳播謊言著稱,從來不給真相留有一席之地,我們如何揭露他們?”陳仁炳還說,你們支持這樣一個腐朽政權,給蔣介石一億三千萬顆子彈,幫助他打內戰。儘管美國以前對中國的幫助我們沒有忘記。他還說儘管我父親是你的朋友,我父親也對國民黨有看法。

  幫助共產黨在國民黨時期也是有風險的,陳仁炳過於出頭露面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比較驚險的一次是1948年上海學聯在交通大學舉行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大會,那也是陳仁炳認為是自己人生中最值得驕傲的一幕。5月22日,中共地下黨組織上海學生在交通大學召開抗議美國扶助日本軍國主義大會,指定幾位左派教授發表主題演講,陳仁炳作為聖約翰大學歷史系教授是演講人之一。

  大會有一萬五千人參加。上海國民黨當局聞訊派來大批軍警特務。臨開會時,其他幾位演講人被緊張肅殺的氣氛所震懾逃避了,只有陳仁炳挺身而出躍上講台,他當時做好被逮捕的準備,清空口袋裡全部物品從容上台演講,贏得了山呼海嘯般的掌聲,演講完畢,他被地下黨掩護安排從後門離去。雖然當場沒有被捕,但上了軍統特務的暗殺名單。1948年8月,陳仁炳收到一名同事留下的便條得知警察已經上門找他,他不得不離開住所開始東躲西藏的生活。先去了天津後回到上海一直躲藏在表弟陳仁生開的紡織廠中,聖約翰大學將他解聘,他不得不另謀職位。陳仁炳不顧風險上台演講的事情傳遍民盟,得到民盟當時領導人之一羅隆基進一步的賞識。1948年10月陳仁炳參加了轉入地下的民盟上海市支部民運委員會。1949年3月陳仁炳又成為解放工作委員會委員。他的積極性更大了,思想日益向左靠攏。他在他主辦的”展望”雜誌中呼籲民眾支持共產黨跨過長江解放全中國。 “展望”雜誌越來越受讀者的歡迎,每期發行量達到10萬份後,國民黨深感受威脅,將刊物列入禁刊之列。電影”烏鴉與麻雀”和”永不消逝的電波”,裡面都有焚燒”展望”的鏡頭,說明雜誌影響頗大。陳仁炳在此撰寫了很多文章,多是痛罵國民黨腐敗專權。我注意其中有一篇駁斥胡適的文章,文章寫道:”胡適教人用作揖打恭的方式乞求改革,胡先生的自由主義恐怕不但爭取不到自由,而且還要先自動將自由的手加上綁。解放云乎哉,自由云乎哉?我們不得不感覺,自由主義既然爭不到自由,我們要自由主義有何用?因此,我們很希望今天甚多的知識分子朋友們,能夠超越自由主義前進。”

  1949年陳仁炳將他給雜誌的撰寫的文章整理成書取名”走向民主社會”。

  一語成讖,僅僅是十多年後,陳仁炳就失去自由被關進牛棚,挨打挨罵成了家常便飯。不僅不能隨意講話寫字,連最起碼的生存權幾乎喪失。不知他這時是否想起了自己曾經寫過有關自由的這段評論。遺憾的是我再也不能詢問他當時內心的想法。

  共產黨執政的最初幾年,陳仁炳還算春風得意,他曾任民盟中央委員,華東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陳仁炳還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陳仁炳工作繁忙交際很廣,他曾作為民盟代表參加”抗美援朝”慰問團。

  陳仁炳記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二十日的民盟一屆四中全會上,有關民盟的中央領導層人選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民盟內部對有救國會背景的人取得了相當多的位置,而如陳仁炳這種沒有背景的成員幾乎沒有什麼機會,這引起了他的不滿。在一次周恩來會見民盟與會的代表時,陳仁炳從後面向周恩來遞上了名片以及一張條子,條子上寫有”請照顧方方面面”的字樣。周恩來回頭問是誰發出了一枚”導彈”,他旁邊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指了一下陳仁炳。就在這次會議上,陳仁炳當選為新一屆委員。就在十天前的一個傍晚,毛澤東和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還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參加民盟一屆四中全會的全體代表。據陳仁炳回憶,當時毛澤東面帶微笑地和每一位代表握手致意,隨後他稱讚費孝通一家三兄弟都為人民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和曾國藩的孫子曾昭掄敘”湘”情;為坐在左右側的張瀾和沈鈞儒倒茶;在會見結束後站在門口目送代表遠去,直到看不到時才回去。這是陳仁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受到毛澤東接見。當天晚上,陳仁炳激動得夜不能寐。陳仁炳覺得,毛澤東如此平易近人,與民主黨人關係融洽,今後民主黨派同共產黨的相處與合作應該水到渠成和睦共贏。

  在北京的會議給了陳仁炳很大鼓勵,以為施展拳腳的機會來了,從而更加努力工作,這也是他喜歡的事業:參與政治生活,為中國做些事情。

  然而八年以後陳仁炳和很多知識分子一樣遭遇了完全沒有預料的殘酷打擊。

柯慶施的打狗棍

  記得我去大伯父家時,看到他家有一台鋼琴,在很小的房間中,這台鋼琴似乎佔了太大的位置。鋼琴上放着一本打開的毛選五卷。每當來人,大伯父就會很嫻熟地翻開448頁,給大家看一段毛澤東的話。這段話是毛澤東在上海乾部會議上的講話: “在你們上海,就是什麼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麼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右派一搗亂,中間派就搞糊塗了。” 會議是1957年7月9日,報告題目是《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在報告中毛澤東還提到了北京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就這樣陳仁炳成了被點名的五個右派之一。陳仁炳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紅筆重重地做了記號。毛這段話的意思是陳仁炳等人挑動所謂”中間派”反黨。然而陳仁炳當時完全是按照毛的指示大鳴大放為黨提意見。

  據父親回憶,爺爺和大伯父在49年後儘管真心擁護共產黨,但漸漸地也開始發現問題,例如民主黨派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一些共產黨員對宗教信仰不尊重;政治宣傳鋪天蓋地。他們對共產黨執政後的轉變感到瞠目結舌.

  陳仁炳起初抱着諒解的態度,共產黨打下江山不容易,犧牲了很多志士仁人,現在剛剛執政難免有人想從中破壞,政策嚴厲些宣傳多一點情有可原。他也想起1949年毛澤東在北京接見民主黨派成員時曾說過,很多從舊社會過來的官員思想很難扭轉,需要時間。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許多問題逐步暴露出來:七八年過去了,黨員幹部的官僚態度沒有好轉而且不學無術自以為是日益嚴重;共產黨獨霸天下的傾向也日益顯露。特別是三反五反肅反等政治運動以後,陳仁炳聽到來自民眾的很多不滿意見。民盟內部也有人對共產黨的做法提出質疑。民盟副主席羅隆基認為三反五反肅反運動有很多偏差,政協應該成立進行檢查,給一些受冤枉的人加以平反,儲安平則認為共產黨在搞新的一黨獨大。陳仁炳接觸文藝界較多,從文藝界的朋友那裡他也聽到很多抱怨和不滿之聲。正當陳仁炳感到迷茫時突然傳來好消息,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其中也包括很多的不滿情緒。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勇於糾正錯誤,陳仁炳非常興奮,他感覺他對共產黨沒有誤判,他們會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會帶領民眾走向光明。一向直言不諱的陳仁炳便在各種場合和會議上說出自己的看法,提出批評。他還鼓勵其他人勇敢講出自己心中的真實想法。陳仁炳認為他說這些話做這些事都是為了共產黨好,為了國家好。陳仁炳仿照西漢文帝時賈誼上書言事所寫的《治安策》的筆法痛陳了他這個歷史教授,民主人士對國事的意見,並提出一些興利除弊的措施。陳仁炳曾經說他真心誠意希望共產黨一些幹部改掉身上的毛病,虛心學習專業,並希望共產黨能夠給民主黨派更多空間。他批評共產黨過多干預文藝,他說每天打開收音機都是革命歌曲,為什麼其他音樂沒有生存空間。他還說為什麼每拍一部電影一定要上級嚴格審查把關,這是不相信群眾的表現,而以前不是這樣子的…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轉眼之間熱火朝天的鳴放運動變為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他的新版《治安策》言論成了惡毒攻擊的罪證,他這位老牌愛國民主人士,歷史學教授,也就名正言順地成了右派分子。陳仁炳果真沒想到大鳴大放之後是無情的整肅和批判。據一些當事人回憶,1957年6月間在上海政協的一次會議上,陳仁炳向柯慶施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引起柯慶施的震怒。柯慶施說,”我們共產黨是要飯出身的,手中拿着一根打狗棍,如果遇到主人比較客氣就算了,但是如果遇到主人不客氣,那麼我們是要用打狗棍打的。陳仁炳聞此言一下子默不作聲地坐了下來,稍後便即起身離開。”

  不久的八月間反右運動高潮時,在上海的中蘇友好大廈召開的上海市二屆二次人民代表大會的一次預備工作會議上,柯慶施再次放言道:幾個月前我見到陳仁炳,我告訴他不要看你跳得多麼高,我會叫你知道,到底是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

  陳仁炳真正嘗到”打狗棍”的厲害是接下來鋪天蓋地的批判他的文章。報紙批判,同事批判,上海各界人士批判…

  6月28日,《解放日報》總編輯張春橋以吳松的筆名發表《陳仁炳的”另外一條道路”是什麼?》一文,從幾個方面批判陳仁炳。批判陳仁炳的”暗無天日”論,因為他說上海作協為”某個角落”已”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批判陳仁炳的”辯駁有罪”論,因為他說了:”在整風運動中是應該着重鼓勵人發掘缺點和錯誤的,決不要拿’抹殺過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頭上戴”;批判陳仁炳的”拆橋頭堡”論,因為他稱那些反右積極分子是”橋頭堡”要”拆除”;批判陳仁炳的”火燒基層”論,因為他說了”整風暫不到基層,是由於基層的’消防’力量不夠”;批判陳仁炳的”大病重葯”論,因為他常說:”治大病要用重葯。”所以陳仁炳”所說的、所走的是一條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之後大批點名批判文章見報,有言慧珠《陳仁炳的鬼把戲》(人民日報)、覃漢川《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陳仁炳的錯誤言行》(解放日報)、尹大貽《再揭發陳仁炳的錯誤言論》、吳兆洪《我不同意陳仁炳同志的看法》等等,聲勢浩大的口誅筆伐將陳仁炳永遠定格在全國大右派的行刑柱上。

  別以為批判歸批判,思想上的問題必須肉體償還。9月,陳仁炳和上海名右派共四十八人,被送往郊區上海縣的顓橋”集中學習”, 十二個人睡一個房間。上午在田間勞動,下午寫交代材料。陳仁炳嘗到了厲害,他的心也灰了一大半。

  聽大伯母說陳仁炳在下河勞動時劃破腳底面,造成細菌感染。高燒不退而引發了心內膜炎住進第四人民醫院,醫院幾次發出病危通知。經醫院大力搶救命是保住了但留下二閉二狹的心臟病。

  除了陳仁炳,陳家另一名右派就是陳崇桂。陳仁炳在回憶文章中說,”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要把我父親打成右派,他從一解放就擁護共產黨,參加三自愛國會。他始終希望能在共產黨的體制下繼續傳播基督教。反右時說他是資產階級傳道士。他明明是木匠出身,小時候家庭非常困苦,和資產階級有什麼關係!”

  陳崇桂被打成右派後國家將他原來住在江擦衚衕獨棟樓沒收(當時是周恩來分配給陳崇桂住,希望陳崇桂在此接待瑞典宗教界和其他領域的友好人士),全家搬到建外小羊毛衚衕一雜院中的一個兩間平房。

  陳仁炳被打成右派後復旦大學的教職並未解除,儘管工資降低了,但他還是教授,仍然在復旦大學教書,他和家人還可以住在條件比較好的公寓房…

  然而對陳仁炳一家來說災難才剛剛開始。

  同甘共苦陳蘊輝

  1960年陳仁炳右派帽子被摘掉,但是工資並未恢復。這時陳仁炳已與在美國的妻子辦理了離婚手續。在一次民盟舉辦的舞會上陳仁炳認識了比他年輕二十歲的陳蘊輝,陳蘊輝回憶說:”我與陳仁炳早在1954年秋天由農工黨的朋友介紹在文化俱樂部相識。此前常聽他的報告,他參加抗美援朝慰問團回來演講,我就是聽眾之一。那時流行舞會,他已有好多和我同齡的女朋友做舞伴,有幼教老師,小學老師,外貿公司的職員都喜歡跳舞。凡是民盟舉辦的舞會或文化俱樂部的舞會,大家都一起玩。但後來俱樂部的舞會只邀請我一人參加。57年以後就沒有聯繫了。直到61年偶然在26路公交車上相遇,他特別高興。”

  陳蘊輝曾在德國人開設的德本善堂醫學院學習婦產科,畢業後就在醫學院當助產士。1949年後醫院併入黃浦區中心醫院。陳蘊輝長相俊秀,賢惠能幹,幾年前離異獨自撫養女兒。對陳仁炳的追求陳蘊輝猶豫過,一是對方年齡偏大,二是當過右派,政治上有”污點”。陳蘊輝已經因政治問題與前夫離異,不希望再同有政治問題的人交往了。但是她又覺得陳仁炳人特別善良,對女兒極好。陳仁炳的媽媽和弟弟妹妹也都對她很好。陳蘊輝說:”他的這些優點吸引我,我竟忘了自己定下的找一個不超過40歲丈夫的標準。當我回家告訴我父母卻遭到反對,我亦不理會,64年1月19日結婚了。在幾位親友的陪同下,在淮海中路綠野餐廳吃了頓西餐。算是結婚喜宴,就這樣開始了我苦難的人生。”當時敢同右派結婚的人少只有少,陳家對陳蘊輝的勇氣十分佩服。結婚第二個月陳蘊輝就懷孕了,到六七個月時,正好遇到四清運動,在這一運動中陳仁炳再次受批判,這次運動對陳仁炳來說比反右還要殘酷,陳仁炳因此丟掉了大學教授的教職。

  導火索是他曾於62年在家中開過幾次舞會。陳仁炳從青年時代就喜歡文藝,吹拉彈唱樣樣可以。中學時代起就喜歡演出話劇,抗戰期間曾經同白楊合作出演話劇”少奶奶的扇子”。49年後這種機會越來越少,但是50年代初由於學習蘇聯的熱潮,跳交際舞在全國風行而且受到鼓勵。上海本來就洋派,民盟內更是聚集較多的洋派人士,常常舉辦交際舞會。到了60年代中國與同蘇聯的關係日趨緊張,舞會也慢慢減少。由於民盟跳舞的機會不多了,復旦大學的同事就催促陳仁炳在他家中舉行舞會。陳仁炳當時的住房比較寬敞,僅客廳就有40平米,大家也知道他一人生活,沒有家屬,方便辦舞會。況且他家裡有留聲機和很多唱片。陳仁炳回憶說,一共只有七八次,其中有幾次是借給朋友們房子,他自己有事沒有參加。據說,為了使舞會有些氣氛他們置放了紅色綠色的彩燈。但不知什麼時候什麼人將在家中跳舞的事情告到了學校領導處,有人提出陳仁炳作為大右派不老老實實改造還在家中開黑燈舞會,完全是道德敗壞。這種道德敗壞之人無法為人師表。四清運動後,有人更是揪着這個問題不放。(每次運動總要有替死鬼,一朝當右派永世替死鬼)大伯母回憶說,”四清運動時仁炳幾乎每天在復旦民盟兩地接受小組大會的批判,回家寫檢查。我也受醫院同事們的蔑視。他雖然沒說什麼,但看到他焦慮的神態,我預感問題的嚴重,所以我當時雖懷孕6個月卻不想要這個孩子了。但孩子已經超過人流的時間,沒有醫生敢冒險做這樣的手術,只好作罷。以後幾個月風平浪靜,似乎什麼都沒發生,我以為批判過就結束了。64年11月14日,我順利生下一個男孩。為了補貼家用陳仁炳工作之外在家翻譯巴拿馬史,生活還安定。沒想到很快厄運降臨。”陳仁炳回憶說,”1965年7月的一天他照常去歷史系開會,兩位復旦的領導把他叫到另一個房間,嚴厲指責他說他在家中開黑燈舞會,道德敗壞,已經不配做一名人民教師。這兩名領導還對他說有兩條路可以選,或者接受學校的安排,去工廠勞動,或者將扭送他去公安局。”這明明是逼着陳仁炳離職。學校負責人還向他展示了一封由復旦校長陳望道具名的通知書。稍後總務科便安排陳仁炳到木工廠勞動。大伯母說,”仁炳當右派後工資本來就減少了很多,這次又減至82元,不夠家用,我賣掉皮大衣和部分珠寶和金首飾。陳仁炳賣掉一些古玉和書籍。以維持家庭的開銷。從此陳仁炳每天扛木頭,鋸木條,早出晚歸。”

  大伯父在家中開舞會的事情,父母和姑姑也經常提起,大家都認為不好。我記得當時聽大人說這事的時候非常好奇,在家開舞會是什麼樣?記得父親曾說大伯伯性格外向,且不會防人,經常遭人算計。姑姑說,大伯父是個性情中人,沒有心機也不會掩飾。像他這樣的大右派本應夾着尾巴做人,萬事小心謹慎,可他卻不會審時度事。

  就這樣,一個獲得美國博士學位,有幾十年教學經驗,回國後從未中斷過教學,即便遭到國民黨追捕也沒有中斷過教學生涯的陳仁炳成了一名老木工。

  木工廠的老工人

  復旦大學已故教授賈植芳曾寫過一篇回憶陳仁炳在木工廠勞動的文章,非常生動地描寫了當時陳仁炳以及其他”牛鬼蛇神”的處境:”文革前夕,我從監獄被押回校內到印刷廠”監督改造”,轉眼文革風暴一起,校園內成了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天下…我與機關那些新老牛鬼蛇神被押解到木工廠勞動。我看到陳仁炳一個人坐在靠牆堆積的木材堆上,頭頂靠牆釘了一塊油毛氈。像是他自己為了躲避風雨和日晒設計而成的。他戴着深度近視眼鏡,低頭學習”毛主席語錄”,旁邊散放着幾張”人民日報”。據說他又有了替彭德懷翻案的新罪行,已被提升到”現行反革命”了。後來又聽說是木工廠的造反派勒令他不準進房間,只准坐在露天的木料堆上學習。我們這些牛鬼蛇神一進廠,木工廠的造反派就吆喝他下來和我們一起勞動。他身材細高,面色灰白,背又有些躬,走起路來身子有些向前傾,但他干起打掃衛生,從舊木材上卸鐵釘這些活都很熟練,說明他干這些專業已頗有資歷了,只是干起重活:像肩膀扛木料之類的,就顯出力不勝任的狼狽相… 當時我們在監督下勞動,在負責監督我們的造反派的吆喝聲中干這干那,不準說話更不準交頭接耳。一位戴着右派帽子的教授,趁監督我們的造反派臨時走開的瞬間,嘆了口氣說,這麼下去,我們這些人都不會說話了,成了名副其實的牛馬了!一次他在木工廠工人師傅的帶領下到印刷廠修房子,我正在廠門口掃地。這是一座二層樓的建築,帶領他來的木匠師傅和泥水匠師傅都進入樓內干自己的活去了,只留下他在樓門口搬運車來的那幾根修房頂用的滾圓而又長的木料,要他一根一根地把它們搬到樓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只能幹那些最重最苦以至最危險的活。我手裡提着竹掃把,站在當地,我看到他從車上把一根木料扛在肩上,歪着頭一步挪一步地向樓門口移動,顯得吃力而狼狽。我想他在平地上都力不能支,扛上這根木料上樓梯,恐怕更吃不消了。要是從樓梯上摔下來,那就性命交關。我不覺摔掉手中的掃把,跑到他跟前說,陳仁炳,你坐下來休息,我替你扛,我比你年輕,身體又好,扛幾根木料不成問題。他停下腳步,從木料下歪過頭對我說,這使不得,使不得!你替我扛,他們會斗你。我笑着說:他們要斗你,扛了要斗不扛也要斗,扛不扛一個樣,咱們也算老階級兄弟了,親不親階級分嘛,來,我幫你扛。說著我就從他肩膀上接過來木料,蹚蹚地上了樓梯,他站在原地又掛心又擔心地瞅着我…1968年春節前夕,紅衛兵把我們招來訓話,一位兵團頭頭站在講台上隨意叫起坐在底下課桌後面一個”牛鬼”,要他站起來回答他的問話。他先叫起朱東潤先生(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專家),要他背一首毛主席詩詞,朱先生只背了一句,就接不上來了,只好站着。他又叫起趙景深先生(作家,出版家,翻譯家),要他背”敦促杜聿明投降書”,趙先生低下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頭,兩手摸着褲沿沒有吭氣。這個頭頭訓斥說:”怎麼,你裝聾作啞?”趙先生吶吶地說:我背不上來。這個頭頭聽了一拍桌子,大聲訓斥說,你們當中什麼貨色沒有?都是些烏龜王八蛋!我勒令你們,春節期間,你們只准規規矩矩地坐在房間里,學習毛主席語錄,寫思想交代,不準亂說亂動!春節過後我們又被召集到這間教室,還是這位頭頭,他說:春節期間我們說到做到,我們抽查了幾家。趙景深你站起來,我們到你家裡,你看到我們進門才戴上眼鏡四處找”語錄”,說明你根本不把我們的勒令放在心上,根本就沒有學習,這是對抗改造,對抗無產階級專政!還有陳仁炳,你站起來,春節期間,你還穿上毛料褲子,打扮得整整齊齊,真像個過年的樣子!你是什麼東西?老右派,現行反革命,你們這幫混蛋!我再一次警告你們,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無產階級不是吃素的!”

  大伯母回憶說”陳仁炳戴着老反革命老右派現行反革命壞分子這四頂帽子後勞動非常辛苦。每天鋸木材,擔黃沙和水泥,要從一樓擔到四樓。夏天他要到各室去安裝吊扇,冬天要去拆除吊扇安上火爐。可是造反派仍舊虎視眈眈要找他麻煩,幸虧木工廠的老師傅對他很好,總有人在暗中幫忙。有一次在勞動中有一座歪歪斜斜的牆突然倒塌,有一名工人被壓死,多人受傷,倒塌的牆離陳仁炳僅一步之遙,他躲過一劫…

  陳仁炳曾經自嘲說,祖父是木匠,我現在也成了木匠。

十次抄家

  紅衛兵抄家是文革的重要內容,陳仁炳在文革初期抱着僥倖心理,也許他會躲過一劫?他在文革前一年已經被開除了教職成為一名工人,工資也是工人的工資,而那個年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無比光榮。即使不拿他當工人階級看待也不會再把他當作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了。但他想錯了。

  大伯父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66年六月七月份,他的左鄰右舍紛紛被抄家,特別是樓上的鄰居李平心。李平心比陳仁炳大兩歲,是華東師大著名的近代歷史學家,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促進會發起人之一。49年前曾遭國民黨特務追殺,文革開始不久李平心即被抄家並在學校遭到批鬥,他被逼下跪,紅衛兵反綁他雙臂不斷毆打他。一天,在開完批鬥會回家後,李平心支走保姆打開廚房煤氣自殺身亡。

  李平心的自殺給陳仁炳很大震動,那個年代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命懸一線。陳仁炳一家也十分擔憂,但暫時似乎平安,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沒人來騷擾他。而文革的烈火越燒越旺。1966年7月4日清華附中的一篇《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各大中院校”紅衛兵”聞風而動,走上街頭,到處張貼傳單和大字報。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紅衛兵”大破”四舊”的消息後,全國各大報紙均以”新華社22日訊”的形式在頭版刊登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的文章。《人民日報》還在第一版發表《好得很》、《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兩篇社論,對紅衛兵極為荒唐的行動給予高度評價。此後紅衛兵闖進各家抄家的行動愈演愈烈。據統計,僅1966年8月18日後的一個月內,北京市被抄家的達11.4萬多戶,被趕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從8月23日至9月8日,紅衛兵共抄家84222戶。到9月下旬,天津市紅衛兵抄家1.2萬戶。紅衛兵在抄家過程中,還私自批鬥、抓人。一些紅衛兵甚至私設公堂,濫施酷刑,打人致死。

  六月和七月和八月都沒有對陳仁炳下手,但是恐怖氣氛日益逼近。8月底,厄運終於降臨。

  大伯母在回憶手稿中說:”66年八月,培文公寓前後鄰居都被抄家。當時尚未抄到我家,但我們已經非常擔心了。8月31號,我趁上夜班準備把我的首飾帶出藏匿,當我剛開家門,紅衛兵一行40多人衝進家中。 在一個像老師的人的帶領下衝進屋家。他們把我和仁炳分隔在兩個房中,他們開始翻箱倒櫃,無一處漏掉,一直抄到第二天9月1號,抄走陳仁炳珍貴的書籍和心愛的古玉。臨走還把我們的卧室貼了封條。他們說晚上再來,可幾個月都沒有來。當時全家都穿的夏衣,眼看天氣一點點轉涼,白天沒有衣穿,晚上沒有被蓋。我又跑街道又跑紅衛兵總部,都得不到解決,婆婆給了一條毛線披肩,我拆掉給兒子織了一件毛線大衣。孩子姑姑寄來兩件薄棉襖給仁炳穿,還給了我一條粗毛線褲。大人可以勉強過冬,可兩個孩子以及晚上的被褥仍沒有着落。一天我發現浴室有一個氣窗通向儲藏室,我就從氣窗爬向儲藏室再進入卧室,取出了被褥和孩子的毛衣棉衣褲。一天怡失蹤了,仁炳正穿好皮鞋準備去找,復旦的紅衛兵來了,訓責他一頓後要他把皮鞋脫下,讓他光腳在客廳里走,拖鞋也不許穿,最後他們把皮鞋帶走。還回時皮鞋面開了天窗?隨着運動的深入,仁炳被揪,掛着大右派的牌子批鬥勞動,生活費三十元。那時紅衛兵大串聯,車子擁擠得無法上車,女兒怡還是每天送弟弟去託兒所。學校已不上課,下午她回家擠車,怕弟弟受傷,把弟弟從窗遞給售票員,自己拚命擠總算上了車。我得知這情況後決定讓女兒怡在家看孩子。

  轉眼到67年春天,紅衛兵來開封,但要借房子做總部,我們不敢違抗就把客廳讓給這些小將胡鬧。女兒怡帶加欣住我媽家。不久我弟弟亦受牽連,說是窩藏了大右派的孩子亦被抄家,弟弟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至今未愈亦無法成家,成了我娘家的包袱,兒子加欣只好回家來進附近的託兒所全托。68年4月仁炳因現行反革命罪被隔離審查,住在復旦的牛棚里,我去送生活用品時,造反派圍着我說陳仁炳已經坦白在家裡對你講過反對毛主席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話,你不老實交代,我們會向你單位反映,暗示我讓我說出陳仁炳是說過林彪諂媚相,我只能裝糊塗不能承認。我對紅衛兵說,他白天勞動晚上寫檢查,我回家洗衣做飯,他說什麼我聽也聽不見。逼供沒有結果,把材料轉到我單位,正好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把我當活靶子,進行疲勞戰術,白天上班晚上逼供到深夜。深夜沒有公交車,我只好步行40分鐘回家,終於病倒了,醫生只開藥不開病假條,但我始終沒有承認他說什麼反動言論。

  一次我休息接加欣回家,幾個紅衛兵從樓下沿落水管爬到二樓進入房內,對加欣又是小右派又是狗崽子的罵還打他。我抱起加欣衝下樓梯逃到派出所避難。當戶籍警護送我們回家時這些小將已不在(上海戶籍警還干點人事)。可是屋子裡亂得不像樣子,棉被泡在浴缸里,上面倒滿污水,廚房裡的菜倒在地上。以後趁我不在他們經常這樣搗亂,我們客廳外面的平台左右相通,他們從平台上破窗而入。實在忍無可忍,我跑到房管所要求調房,但要通過單位,我又有些顧慮。隔離了四個多月的陳仁炳回家了,一看他我大吃一驚,怎麼成了光頭,成了監獄犯一樣,兒子嚇得躲在門背後不敢出來。仁炳說,四個多月來,除了沒挨打(不幸中的萬幸)他什麼都經歷了。他穿的厚衛生褲兩個膝蓋都磨破了,因為批鬥時要跪,背不出老三篇也要跪,穿了厚褲子可減少疼痛。所以天氣熱了也不敢脫掉。每天吃早餐時擴音機里就喊某某人某某人今天大會批鬥,要老實交代等等。仁炳說他照樣吃三個饅頭,他把主席台當舞台,把革命群眾當觀眾,他是演員。現在戲演完了,我這演員卸妝了。陳仁炳生性開朗默默忍受折磨。正因為他這種精神更加深了我對他的愛護,在任何壓力下我都不會離開他。”

  文革期間,陳仁炳家遭到大大小小十餘次抄家,每逢各種運動(生命不息運動不止)都會有人上門來抄家。表姐回憶說,一次表哥到家中玩,因他剛剛參加過軍訓,帶了幾個子彈殼給她玩,紅衛兵抄家時在她的鉛筆盒裡發現了兩個子彈殼,因此懷疑陳仁炳家私藏武器,於是把家翻了底朝天,甚至用剪刀剪開沙發和床墊,最後沒有發現所謂槍支,非常失望。當年紅衛兵無限希望找到所謂反革命證據:一張穿國民黨軍服的照片;一枚國民黨黨旗的郵票,一封寫給海外的信,一張49年前的舊報紙等等都可以成為反革命證據。找到這樣的證據紅衛兵就立了大功。

  搬進斗室唾面自乾

  被趕出淮海路的公寓,住到郊區曹楊路的破房子對陳仁炳一家來說是繼抄家後的又一個沉重打擊。上世紀60年代,普陀區是上海近郊區,曹陽路則是沒有自來水沒有衛生設備的貧民窟。大伯母回憶道:”1968年國慶後,仁炳第一天去木工廠勞動,造反派把他叫到辦公室對他說,你們住的淮海中路的房子烏煙瘴氣不適合你改造,現在讓你搬到有利於你改造的地方去住。仁炳不敢違抗,晚上動員我一起去看看。才兩間房八平米,我堅決不搬。由於我的阻撓,拖延造反派的時間,他們就萬般折磨仁炳,專門叫來一個廚房工作的粗壯漢子打了他五十多記耳光,把他兩顆牙齒敲斷(留下兩隻牙根直到85年鑲全口牙時才拔掉),把他嘴打腫,一個星期都無法正常吃飯。當時我真的感到絕望只想一死了之。那天我抱着死的念頭,早上去滄浪亭吃早餐,晚上帶回仁炳愛吃的醬牛肉,看見他和孩子愉快地吃着,我強忍着淚水。經過反覆思想鬥爭,終於放不下高堂老母受難的丈夫和兩個無辜的孩子…11月初造反派叫來大卡車,不管同意不同意,硬是把傢具裝上卡車。我的12件卧房傢具原來放在24平米的房間,後來搬到培文公寓已經有點擠,現在搬到8平米的房子絕對放不下。所以把梳妝台和凳子30元賣掉,席夢思床50年代訂做的只賣了14元。留下床櫥等必需品外,客廳等傢具都歸舊貨店處理。新家除了電燈以外什麼設備都沒有。用水要到給水站排隊;出行要等半個小時的公共汽車…”

  陳仁炳全家搬進8平米的斗室後,表姐陳怡只得回外婆家住,不久後去了東北兵團。大伯母硬着頭皮帶著兒子也回到復興路的娘家,因為陳仁炳的事已經給娘家添了不少麻煩,可是實在沒辦法還得麻煩娘家。陳仁炳每天從木工廠下班後去丈母娘家吃晚飯然後帶上第二天的午飯再回自己家。大伯母回憶這段生活時悲從中來:”那年中秋節是仁炳60歲生日,我照例多燒了幾個菜在娘家為他祝賀,忽降暴雨不止,他冒雨回曹陽路,下車時已有積水,他淌着尺把深的積水走了個把小時才到家,回家看到家裡全被誰淹了,米缸衣櫥全泡在水裡,抄剩下的書和相片也浸濕了。第二天我回去收拾殘局。周圍鄰居也忙着清理家中的衣物,有些人自己忙完了就來幫我。我們的新鄰居大部分都是蘇北人亦有本地人和廣東人,都是勞動人民,有些人很講義氣,看到我回去總是主動打招呼。在和鄰居的談話中了解到原來這房子的原主人叫梁應保,是復旦大學的造反派,串通造反派頭頭把我們淮海中路的70多米的房子換成長樂路24米住房作為他的新居,再強迫我們住進他的8平米的房子(誰說文革時期沒有腐敗!)。我們得知這一情況就寫信到復旦革委會告狀,要求討回公道換回房子。我親自到復旦大學評理,正巧撞在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徐景賢和復旦革委會的頭頭張國枚的手上。在惡人當道的年頭誰也不會為專政對象解決問題。”

  大伯母69年春天出現咳嗽咯血,經結防所檢查診斷為氣管內膜結核,開始休長病假。到了1971年,全國開始發還部分抄家物資,陳仁炳一家也很高興,日益殘酷的文革運動稍有鬆動,陳仁炳自己叫車把鋼琴運回。古玉全部發還,但精細的全部粉碎,有些首飾象徵性折價償還。大伯母說:”黃金一律88元一件,如果是飾品還要打折扣,兩枚鑽戒50年代為買進時4千元,只做一千元。 這已經不錯了,自己的東西拿回來已經要感恩戴德。”最令陳仁炳痛心疾首的是他的幾千冊藏書,有中文古籍書也有英文原版書,這些書佔了整整一間屋,可是等還回來時只剩一百多本。但陳仁炳一家人事事往好處想(否則活不下去)因為比起那些在這場大劫難中丟掉性命的人,損失一點財產又算什麼呢。大伯母說:”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只要全家平平安安保住性命就是萬幸。我常常這樣鼓勵仁炳教育自己…”

  即使在如此的逆境中,陳仁炳仍舊保持樂觀心情。記得我父母曾經從幹校回京路過上海去看望大伯父。是個夏天,天氣酷熱,大伯父一家的斗室根本無法接待客人。大伯母於是將幾個板凳搬到屋外,支了一個小方桌,泡了一壺茶招待我父母。這時大伯父開玩笑說,你看像不像巴黎的露天咖啡廳,大家聽了都笑了。陳仁炳依靠這種苦中作樂的精神撐過了這些艱難的歲月。

  80年陳仁炳被複旦返聘後曾在課堂上引用了一個生僻的成語”唾面自乾”來形容他以後幾十年的受辱生活:”別人往你臉上吐唾沫,不擦掉而是讓唾沫自己幹掉。”(來自劉殐的《隋唐嘉話》故事發生在唐代武則天時期。婁師德的才能非常得到武則天的賞識,招來很多人的嫉妒,所以在他弟弟外放做官的時候他對他弟弟說:”我現在得到陛下的賞識,已經有很多人在陛下面前詆毀我了,所以你這次在外做官一定要事事忍讓。”他弟弟就說:”就算別人把唾沫吐在我的臉上,我自己擦掉就可以了。”婁師德說:”這樣還不行,你擦掉就是違背別人的意願,你要能讓別人消除怒氣你就應該讓唾沫在臉上自己幹掉。)

  文革結束後很久,血腥殘暴的畫面仍如噩夢一般時常侵擾陳仁炳。最難忘就是在復旦大學私設監獄中度過的那四個月,猶如發生在昨日記憶猶新。陳仁炳在回憶錄里寫道:他們被關在小屋子裡,頭頂上一支二十四小時永不熄滅的燈泡,他們隨時被叫起來接受審問,隨時準備挨打。不被審問時必須學習毛選,一刻不停地學。稍有打盹便招來一頓毒打。更為恐怖的是夜深時分從隔壁”監獄”傳來的凄厲的喊叫聲,劃破夜空,穿越大地。此時此刻陳仁炳在想,難道他從小篤信的上帝真的不存在嗎?

  劉明君

  我雖然從未見過陳仁炳的第一任妻子劉明君,但聽奶奶說起過她,也在奶奶拿出來的相片簿上看到過她的照片。劉明君比陳仁炳大六歲,出生於福建一個商人家庭,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那個年代不多見。奶奶說過劉明君是新女性,生活方式西化。比如她生完孩子後明明有奶水卻不願自己餵奶,要孩子喝牛奶,還比如她生了兩個女兒,仍不願停止工作也不願同丈夫一起留在中國,而是帶着孩子去了美國。奶奶給我看了他們全家福照片,大伯父懷抱着只有兩歲多的大女兒安。

  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妻子不願留在中國?陳仁炳的英文回憶錄講了他和第一任妻子相識過程以及他們分分合合。

  陳仁炳與劉明君是在去美國的船上認識的。劉明君小巧玲瓏纖細秀美,同身材高大的陳仁炳在一起顯得小鳥依人。1932年,陳仁炳乘船去美國留學,而劉明君福州華南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已先於陳仁炳於到達美國,並在紐約州的雪城大學讀生物學。1932年劉明君利用假期回國探親並在福州一所中學找到短期教書的工作,假期結束便返回美國繼續讀書。兩人就這樣碰到了。中國到美國的船要在海上漂泊三個月,這三個月的朝夕相處兩人發現他們有說不完的話。

  在交談中陳仁炳覺得劉明君不僅面容姣好且思維敏捷談吐不俗,他一下就喜歡上了這個南方女孩子。而身材高大氣宇軒昂又能言善辯活潑可親的陳仁炳也給劉明君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年近三十的劉明君已經在美國同一名同鄉留學生訂了婚,但她發現她已深深愛上眼前這個優秀又多情的青年。儘管比自己小六歲,但劉明君毅然決然決定解除婚約同陳仁炳在一起。

  到美國後陳仁炳去南加州學社會學而劉明君回到紐約繼續雪城大學學習。二人因互有好感便留下了通訊方式。雖然不在同一個城市但他們頻繁書信來往敘說思念之情。第二年學校放暑假,兩人相約在芝加哥碰面。同時他們找到了當時正在芝加哥舉辦的世界博覽會的接待工作。隨着二人感情升溫,他們決定在同一個城市同一所學校學習。劉明君上了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生物系,陳仁炳念了該校的社會系。1934年他們在美國登記結婚,第二年他們第一個女兒出生了。他們為這枚安娜堡的愛情結晶取名”安”。

  在美國留學期間,陳仁炳和劉明君已表現出不同的興趣愛好。劉明君學習生物,她對自己的專業很有興趣,她喜歡呆在圖書館或實驗室沉浸在美妙的生物世界,陳仁炳雖然喜歡讀書,也熱衷社會活動。陳仁炳在芝加哥他加入了中國留學生聯誼團體Flip-Flap,也稱為兄弟會。當時留美學界的團體組織生活非常活躍,這些團體洋溢着友情團結氛圍,充滿民主競爭意識,滿懷愛國熱情也經常展開學術交流。類似的兄弟會不少,除Flip-Flap(簡稱F.F.)外,還有鴨黨(起於清華)、誠社(Sincerity)、仁友社(起於清華)等等。此外還有教育學會、東社等。其中很多名人參加過這些兄弟會。如宋子文等。陳仁炳和劉明君正在熱戀當中,劉明君對陳仁炳言聽計從,在陳仁炳的鼓勵下,劉明君也加入了女子學生團體。團體活動很多,組織合唱,編排話劇,學習舞蹈,擺弄樂器,全都是陳仁炳喜歡並擅長的娛樂活動。社團也常組織校外的社會服務,去醫院和學校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陳仁炳還擔任過學生團體地方分部的負責人。這些陳仁炳來說對此駕輕就熟,樂在其中。

  1936年陳仁炳拿到社會學博士學位,劉明君拿到生物學博士學位,二人帶着兩歲的女兒安回到中國。

  夫妻雙雙獲得博士學位在那個年代還是很稀少的。況且他們是留美博士,回國很受器重,父母也非常驕傲。由於父母都在武漢,陳仁炳同妻子接受了武昌大學的教職。然而好景不長,僅一年的光景,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同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陳仁炳希望為抗日做出貢獻,而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劉明君更盼望有一個安穩的家,二人的分歧逐漸明顯。為了躲避戰爭,劉明君於1937年在新加坡找到了中學教書的工作,帶着女兒離開大陸去了新加坡,從此陳仁炳和妻子開始了長達十年聚少離多的生活。1938年,陳仁炳組織了武漢合唱團為抗日募捐。合唱團不僅僅限於合唱也演出話劇舞蹈等,受到各界廣泛響應。1938年9月,合唱團從廣東出發經過香港澳門來到東南亞國家面向華僑華人以及當地居民展開抗日宣傳和募捐工作。陳仁炳借來新加坡演唱的機會同妻子和女兒團聚,此後合唱團又奔赴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兩年時間,合唱團所到之處受到華僑華人熱烈歡迎,募捐成果非常可觀。

  1940年陳仁炳帶着妻子和女兒回到中國。戰爭尚未結束,祖國山河瘡痍滿目,慘不忍睹。經過六天疲憊艱辛的路途跋涉,他們終於回到當時在重慶的家。為了養家糊口,陳仁炳在重慶同時應聘多個職位,先在宣傳部國際廣播電台做過一個月的翻譯部主任,稍後去位於重慶的財政部工作,同時還擔任位於重慶附近的國家社會教育學院的教授。而劉明君則留在重慶萬縣同公婆一起生活。

  劉明君是一位事業性女性,在家中無所事事是她難以忍受的事情,為此劉明君同丈夫不斷爭吵。在家中才幾個月時間劉明君便決定再赴新加坡繼續在中學教書。不管丈夫是否同意,當時已經懷有六個多月身孕的劉明君托陳仁炳的表兄弄到了兩張重慶飛往仰光的飛機票,帶着四歲的女兒離開中國。陳仁炳很晚才知道這個消息,當他立即趕往飛機場時,飛機馬上要起飛了。在機場他們匆匆見面並決定為未來的孩子取名”弗朗斯”或”弗朗西絲”。到了仰光後,劉明君又搭上了從仰光去檳城的船。也許由於旅途勞頓海上顛簸,劉明君很快感到腹中陣痛,她和陳仁炳的二女兒弗朗西絲就在船上過早地來到人世。

  就在劉明君到新加坡的第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了,陳仁炳和妻子女兒中斷了所有聯繫。陳仁炳能想象到拖着兩個孩子的劉明君有多麼艱難,但他卻無計可施。劉明君所在的中學因戰爭而關門,她斷了經濟來源,生活非常窘迫。後來經人介紹找到一些私人教書的工作,僅夠糊口。一人撫養孩子,丈夫音訊全無,戰爭無休無止,劉明君此時身心疲憊陷入絕望。

  表姐陳怡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澳大利亞同一位原籍新加坡的華裔結婚後得知她的公婆曾在新加坡開辦中文學校並僱傭過劉明君為教師。據她說當年在新加坡華文教學圈子內很多人認識劉明君,大家都認為劉明君一人撐起一個家確實不容易,而以事業為重的陳仁炳沒有盡到丈夫和父親的責任。

  6年後,終於迎來抗戰勝利,1946年,劉明君帶着兩個孩子回到中國與陳仁炳團聚,陳仁炳在此時才見到已經六歲的二女兒弗朗西絲。陳仁炳曾回憶說,當時他十分高興,他知道劉明君對他的感情沒有變,他會同妻子重續前緣和好如初,他們未來的生活一定十分美好。

  然而事與願違,戰後中國經濟凋敝內戰頻發,中國陷入新的危機。陳仁炳和妻子都希望生活從此安定,但是現實情況令人失望。他們沒有放棄做了努力,劉明君找到上海大夏(前身為廈門大學)大學的教職,在學校找到一件宿舍,陳仁炳在聖約翰教書在學校也有一間屬於他的房間。為了兼顧家庭事業和孩子,兩人的生活非常繁忙。每天陳仁炳將孩子送到聖約翰所屬的小學校讀書,中午接回來同他一起吃飯,下午放學後三人一起去大夏大學同劉明君回合,晚上在大夏大學住宿。陳仁炳和妻子儘管努力工作,收入仍舊抵不上支出。戰後物價日益高漲,二人的薪水難以維持家用,陳仁炳不得不兼任其它工作來養家,他們仍感到生活捉襟見肘,負擔沉重。

  陳仁炳加入民盟後不但額外工作繁忙還要躲避國民黨抓捕,而劉明君對陳仁炳捲入過多的政治活動十分不滿。二人矛盾日益加深。劉明君多次勸說陳仁炳離開中國前往新加坡。劉明君是南國女子,更喜歡南方的生活,更何況這些年她已經習慣新加坡的生活,非常希望丈夫同她一起去新加坡,劉明君說以陳仁炳的學歷和資歷在新加坡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完全不成問題,這樣他們可以安穩平靜幾年。陳仁炳也不懷疑他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他難以割捨對祖國的牽掛和眷戀,他覺得這麼多年嘔心瀝血為之奮鬥的祖國有實現民主繁榮的希望。眼見國民黨日益衰敗,新中國將會誕生,這時的他不能也不願離開中國。

  陳仁炳拒絕了劉明君的提議,劉明君十分失望,在她眼裡陳仁炳只知道他的國家他的事業,從來沒有想過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陳仁炳永遠將國家放在第一位,而把她和孩子放在第二位。

  在多次爭吵無果後劉明君於1947年再次帶着孩子前往新加坡,二人再次處於分居狀態。但為了見到丈夫也為了讓陳仁炳看見兩個孩子,劉明君允諾她有機會會去中國大陸任教職。1948年夏季至1949年春天劉明君找到福州基督教聯合大學的短期教職,便帶着孩子回到福州。當時時局十分緊張,由於在大會上發表反對國民黨的言論,陳仁炳被聖約翰大學免職,但在上海市立師範大學找到臨時教書的位置。為了準備劉明君和孩子返回,他向學校要了一套宿舍。本以為劉明君完成福州的工作便會返回上海,沒想到此時國共戰爭已到了一決勝負的關鍵時刻,北方很多城市已經被共產黨攻陷,南方少數城市仍舊在抵抗。福州就是其中一個城市。當時國民黨駐福州的軍備司令宣布說,他們準備抵抗共軍三年的時間。聽到此消息,劉明君非常擔心未來三年被困在福州,為了保險起見她前往美國領事館,以女兒安是美國公民的名義申請到了赴美簽證。在完成福州的教職後,劉明君便回到新加坡,就在劉明君離開後的幾周,國民黨失去了福州。

  陳仁炳和劉明君完全沒有想到,此一別終成永別,他們再無緣見面。陳仁炳後來非常自責,他說,他知道劉明君雖然喜歡在國外教書,但她從不會長期待在國外,每次他們在吵架後,劉明君便會離開中國去新加坡,但是距離產生思念,過一段時間她又會回來。但是這次離開卻成為訣別。

  為什麼劉明君沒有在稍後的一兩年回國同丈夫匯合呢?當時中國尚未封鎖邊境,很多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都是1950年或1951年回來的。遺憾的是當事人都已不在,我們無從了解,成了一樁懸疑。表姐說,父親對此的解釋有些模糊,他說因為中美關係交惡,劉明君在新加坡的合同尚未結束等等。但我覺得這些理由都不充分。其中二人感情必定出現了問題。回國十多年,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很有限,雖然二人都沒有第三者,但是長期的分居和彼此的分歧使得他們對未來的生活沒有信心。特別是劉明君,回國的十多年她對中國的生活日益不滿,動蕩窮困戰爭令她厭倦和疲憊,為了自己和孩子的前途,她更希望留在國外。如果陳仁炳願意與她一起離開中國,我想他們不會分手。劉明君似乎在冥冥之中感到了刺骨的寒涼和鑽心的疼痛。陳仁炳晚年寫回憶錄時也承認,如果劉明君沒有離開大陸,她也會被打成右派的。

陰差陽錯 失之交臂

  國共戰爭造成無數家庭悲劇,陳仁炳和劉明君二人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分手三十多年後,傷痕纍纍受盡折磨的陳仁炳只有一個念頭再見到劉明君。對陳仁炳來說劉明君不僅僅是前妻也是他青春的回憶,是他生氣勃勃,意氣風發,滿懷理想的見證人,提起劉明君就讓陳仁炳想起那些美好歡快激動人心的歲月。劉明君也一樣非常希望同陳仁炳見面。劉明君1956年先將大女兒安送到美國留學,她自己1957年帶着二女兒去了美國。在美國劉明君繼續在大學教書,據說她雖然有過異性伴侶卻一直沒有結婚。1975年中美關係稍有解凍,劉明君就想同陳仁炳聯繫。1975年復旦大學給陳仁炳轉來一封劉明君從美國寫來的信,(當時海外寄給陳仁炳的信均要經過單位審查,回信也得審查後才能寄出)信是寫給奶奶的,詢問陳家情況,主要是陳仁炳的近況。在信的落款處是”兒媳明君”劉明君始終將自己看作是陳家兒媳。她在信中還透露了希望到中國來教書的願望。收到信後陳仁炳立即給她寫了回信,告訴她奶奶已經去世,他已再婚,現在有兩個孩子。從此陳仁炳同劉明君開始書信往來。

  粉碎四人幫後,中國同境外的聯繫進一步放鬆,陳仁炳同海外親友通信也增多了。改革開放後,陳仁炳很多親戚朋友及曾經共事過的摯友以及當年合唱團的朋友陸續回中國探親訪友。大伯母回憶說,”仁炳的好朋友,著名學者楊慶堃,香港知名人士杜學魁等人都來看望他。雖然仁炳對自己的遭遇一字不提,還積極動員他們回祖國發展,但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些人回去來信說了一句,這樣的愛國人士卻落得這樣的遭遇令人心碎。”從這時起陳仁炳非常盼望見到劉明君併到國外定居。

  我問了表姐陳怡當時大伯父是什麼樣的心態,為什麼如此想見到劉明君。實際上陳仁炳同第二任妻子陳蘊輝感情非常好,歷經苦難不離不棄。妻子對他生活上的照顧無微不至,幾十年同甘苦共患難。表姐說,陳仁炳想見到劉明君當然有一定感情上的考慮,他四十年沒有見到劉明君和兩個孩子,當然想念他們,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陳仁炳覺得自己虧欠現在的妻子蘊輝和兩個孩子太多了,他希望兒子陳加欣女兒陳怡能夠去美國深造。陳仁炳覺得當年就因他過分顧及國家和事業才放棄家庭,今天他把家庭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最後,陳仁炳深感自己耽誤了太多時間,他曾經是個很有抱負的人,但是解放後不僅日益邊緣化,連正常人的生活都無法持續。

  曾經的同學好友在國外都獲得了很多成就,而他受壓被辱,從教授貶為工人,喪失人格尊嚴也丟掉了很多專業研究機會。陳仁炳曾經有宏偉計劃,他想把社會學理論帶到中國,他希望不但在大學教授社會學並且能在社會上親自實踐。但新中國並不需要社會學,更不可能進行任何社會實踐。陳仁炳在大學始終教授歐洲歷史。

  中國打開大門後陳仁炳儘管已經七十多歲,但感覺自己身體尚可,可以工作。中國既然不需要社會學,他回到美國教書。可是他長達三百七十頁的博士論文被紅衛兵抄走,誰能知道他曾寫過論文呢。陳仁炳的朋友告訴他,美國學校對學生的博士論文全部保存,他可以去要求。抱着試試的心情陳仁炳寫信給母校,沒想到很快他的論文複印件就寄回來了,翻着一頁頁帶油墨香的論文陳仁炳老淚縱橫。

  我總在想,是不是還有一個縈繞陳仁炳心頭的念想,那就是陳仁炳要為自己的錯誤向劉明君道歉:他判斷錯誤,才使他的命運如此悲催,才使他不但沒有展示他的才華還險些送了命;他拋棄家庭的錯誤才使他失去了同妻女在一起的機會。他後悔了,如果當時他不堅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他今天也許會是另一種命運。

  而此時在美國獨自撫育兩個女兒的劉明君也非常希望回國並見到陳仁炳。當時很多海外華人幾十年沒有國內親友的消息,他們焦慮等待期盼,終於中國的大門打開了,海外華人爭先恐後回國探望親友。劉明君是其中之一。

  1978年劉明君決定回國看看。劉明君通過使館的幫助找到陳仁炳的住址寫信給陳仁炳告訴他要到中國看他。陳仁炳收到信後非常激動,全家都非常興奮。那個年代有海外親屬來信是非常振奮人心的消息。陳仁炳和家人藉此機會先去復旦大學要求搬家,理由是這麼破的貧民窟無法接待外賓。在陳仁炳家屬的強烈要求下,復旦大學給他們換了落實政策房,就是我1979年去過的裕德路公寓,當時很多文革被迫害的藝術家學者都搬到這裡。住房安排好後陳仁炳便回信告訴劉明君歡迎她來中國,希望她來上海。

  命運捉弄人,陳仁炳的這封信劉明君沒有收到,因為信到達時劉明君已經登上飛機,而陳仁炳並不知道劉明君沒有收到信。陳仁炳在家中等來等去沒有劉明君的任何消息。那年代大多數家庭沒有電話,陳仁炳只好每天都去上海各大酒店詢問,都回答說沒有此人。半個月後,陳仁炳越想越不對,他拿出劉明君的信,全家一起仔細讀了一遍。劉明君在信上說,”我先到廣州,然後沿鐵路線去北京…”陳仁炳想當然認為,沿鐵路線去北京的意思是一定路過上海,但是後來細想,突然意識到當時廣州到北京的火車並不經過上海,這表明劉明君並不打算來上海。

  意識到這一點,陳仁炳立刻大電話給我父親,要他趕緊到北京各大酒店打聽有沒有劉明君的行蹤。可是這時間已經到了劉明君離開中國的日期。父親於是去北京各個飯店打聽,最後在華僑飯店打聽到的確有劉明君這樣一個人,她在旅館住了一個星期,似乎在等什麼人,一直沒有等到,今天剛剛離開。得知此消息,父親馬上乘車趕到機場,但飛機已經起飛…

  劉明君回到美國後非常氣憤,她認為陳仁炳故意躲避不見她。氣憤之餘,劉明君給陳仁炳寫了一封絕交信:”你以前不負責任現在仍舊不負責任,你從來就不對家庭負責任。我同你沒有任何來往的必要,從此絕交。”

  陳仁炳收到信後非常難過,這對他的一個深深的誤會。他是如此期盼這次會面,但是命運捉弄人他們的會面沒有成功。

  後來陳家的親屬們都在分析為什麼兩人沒能見面,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誤解也是兩個國家長年隔閡造成的。信件沒有及時送到是一個原因,劉明君對當時的中國不了解是更重要的原因。在劉明君看來,陳仁炳來一趟北京同她見面是很平常的事情,她在信上明明寫了要去北京。所以她認為陳仁炳不來北京一定是不想見她。她不了解四十年後的中國,更不了解一個被迫害被貶黜的右派的處境。首先陳仁炳出行是很難的,特別是到北京這樣的地方,要單位開介紹信才能買到車票;第二,陳仁炳當時經濟十分拮据,拿着退休工人56元的工資,自己糊口都困難。陳仁炳說曾經六年時間他每天早上是一碗清水麵條,中午一個饅頭,夏天西葫蘆冬天圓白菜很少吃肉,買一張火車票的錢根本沒有。然而陳仁炳很難向劉明君解釋這一切,他擔心劉明君也不會相信他的解釋,因為一切太過於荒誕了:一位留美博士名校教授,去趟北京都那麼難?

  陳仁炳的理想主義

  我曾經對1949年後留在大陸或者從海外歸國的知識分子非常好奇,他們為什麼選擇留在大陸?我問過父親為什麼1951年他要從法國回國。父親說當時留學海外的年輕學生中只要有理想有水平的多數選擇回國。首先,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很多人對歐洲的政治制度產生懷疑,而對全新的共產黨執政非常期待。此外,新中國百廢待興需要他們這些有專業水平的人,因此於國於民於自己,回國似乎都是最佳選擇。

  陳仁炳也一樣,相信共產黨,相信新社會將不同於腐朽的舊社會,相信共產黨會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和建議,相信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會逐步實現民主。他正是抱着這種信念才不惜拋妻棄子堅定地留在中國,也正因為此他才會在鳴放期間暢所欲言。陳仁炳對民主的嚮往追求同他從小受的教育以及成長環境有很大關係。

  陳仁炳1909年12月15日生於武昌,是著名的基督教牧師陳崇桂的第一個兒子。在他出生前不久陳崇桂得到湖北荊州神學院擔任教員的職位,陳家狀況有較大的改善。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以及在民眾中的聲譽也比以前很大提高。百年多來中國始終在西化和去西化之間搖擺,每每西化時更寬容,去西化則更嚴酷。

  陳崇桂幼年就是在很嚴酷的環境下長大的。陳崇桂的父親受朋友影響受洗加入了美國聖公會。卻不敢將此事告訴自己父親及家人,因為當時信”洋教”讓人瞧不起,是件丟臉的事情。但是父親還是知道了。由於他信了基督教不能參加中國傳統的祭祀活動,為此常挨家長毒打,家人對他非常不好,其他親屬也歧視他,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了這一信仰。由於受歧視,家族在財產分配中對他非常苛刻,使他一家陷於貧困之中,陳崇桂就成長在這樣一個貧困家庭。為了生存,父親當了箍桶匠,走街串巷給別人箍桶同時還做其它木工活。陳崇桂經常吃不飽,受凍挨餓。父母由於信了洋教,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儘管經濟窘迫他們堅持將孩子送進學堂。由於陳崇桂的哥哥已經入學,家中沒有餘錢供陳崇桂讀書,他們便把陳崇桂送進瑞典行道會專為窮人子弟興辦的免費的”義學”。”義學”不僅不收學費而且提供免費食宿。陳崇桂從小聰明過人,學習極好,受到教會學校的重視,十八歲被送進博文學校,相當於現在的高中。教會認為陳崇桂是一棵可以栽培的好苗子,將來能成為很好的佈道人。1909年教會在荊州辦了神學院,陳崇桂被邀請擔任華人教師。而陳仁炳正是在這一年出生的。

  陳仁炳小學順其自然地進入了瑞典行道會辦的教會學校學習。陳仁炳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政治相對寬鬆的時代:權力分散各行其是,經濟文化也千差萬別,各種國外思潮也趁勢傳播進中國。而陳仁炳又成長在基督教環境中,從小學到大學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

  陳仁炳自小聰慧活潑,繼承了父親能言善辯的演講才能和母親的樂觀善良的天性。(陳崇桂曾被譽為中國第一佈道師)

  陳仁炳後來就讀的教會學校北京匯文中學和滬江大學更是給了他廣闊的空間。特別是滬江大學,在那裡他接受了自由平等思想,享受到快樂活潑的學習氛圍。

  滬江大學是一所十分特殊的學校,創立了中國大學第一個社會學系。學生之間一視同仁互敬互愛,男女平等以禮相待使陳仁炳對未來產生了美好的憧憬。滬江大學在教學方式上鼓勵學生參加社會實踐並邀請名人來學校演講。劉湛恩是第一任華人校長,他親自帶領學生開展社會工作。在上海創立了滬東公社幫助工人子女學習文化,為附近工人農民送醫送葯。

  陳仁炳後來赴美留學選修社會學同滬江大學有着重要關係。而陳仁炳在此吸收了開放進步多元的思想的養分。

  陳仁炳1932年9月到達美國洛杉磯到達進入南加州大學學習,此時正值美國總統大選,他在回憶文章中說,他借住父親的朋友家中,這是一對原籍瑞典的老夫婦,他們家中有一台電視,他每天晚上都和老夫婦一起收看美國大選的節目,而他最喜歡聽羅斯福演講。當時美國尚未從經濟危機中復原,美國民眾對現任總統胡佛非常不滿。而羅斯福以他能言善辯和新的執政理念吸引着美國選民。陳仁炳對總統競選辯論會非常着迷,一看就是數小時,一方面鍛煉了他的英語聽力同時也使他對美國民主生活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回憶說,在總統競選期間,有時一個家庭的成員其觀點和選擇都是不同的,他就知道一個家庭,爸爸選擇胡佛,媽媽選擇羅斯福,而女兒選擇社會黨托馬斯杜威。在觀看辯論時陳仁炳也他常常設想如果自己在對手提出某一問題時應該如何應答,應該怎樣駁倒對方。

  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進一步增強了他對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信心。儘管中國同美國有着很大差距,但是自孫中山起,民主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他覺得只要他們這些中國精英努力爭取,民主自由的光輝終有一天會照亮中國。

  陳仁炳晚年

  在被罷免教職二十五年以後的1983年,74歲的陳仁炳終於恢復了復旦大學的教授職位,重新站上了講台。也恢復了民盟委員,工資恢復到右派前的水平。二十五年!這是什麼概念啊,相當於很多人一輩子的工作時間。

  儘管受了巨大挫折陳仁炳仍舊相信民主,他教授英文的閱讀課時,為學生節選蘇格拉底柏拉圖盧梭的著作;挑選了丘吉爾羅斯福馬丁路德金的演講… 他希望給學生們多多澆灌民主自由的思想。他相信即使經過幾十年荒蕪愚昧殘暴的教育,人們的頭腦中仍會存留人性的光輝,因為這是人天生具備的品質,就如人需要空氣和水一樣,人也需要自由。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末,隨着身體漸漸衰弱,陳仁炳的情緒也開始低落。表姐說他越來越不愛說話,對什麼事情都心灰意冷。認識陳仁炳的人同事朋友均認為陳仁炳最後幾年鬱鬱寡歡。表姐說,一方面由於右派始終沒有改正另一方面也因為前妻劉明君於84年去世,他再也沒有機會向前妻解釋他的失約。陳仁炳儘管80年代後期同美國兩個女兒都見了面,但前妻對他的誤會卻深深刺痛着他。

  陳仁炳更多的時間沉浸在對過去美好時光的回憶:滬江學校,密歇根大學,談戀愛,講演,當主席,演出話劇,組織合唱,參加民盟…

  他經常拿出他在美國獲得的博士畢業證書慢慢欣賞,這張羊皮製作的柔韌精美的證書散發著溫暖的光亮,娟秀華麗的英文字母透着人性的力量。沁入之中久遠的時代氣味訴說著青春的故事,見證着他的愛情和曾經的雄心壯志…想來也有意思,當年紅衛兵抄家時看到這張證書便惡狠狠地要把它撕碎,就像撕碎所有珍貴書籍郵票相片一樣撕爛它!踐踏它!不撕爛不解心中惡氣,可這張羊皮證書卻不願任人宰割,以它滑韌堅實的品質毫不動搖,紅衛兵只好將它揉皺扔在一邊。陳仁炳因此也得以保留這張證書。改革開放後,還曾用此證書申請美國大學教學位置,並且得到某大學的職位,但此時他已經力不從心。

  陳仁炳最後幾年越來越懷念美國的生活,他想起麥當勞的可樂和薯條,如果再能吃到香甜乾脆的薯條多好啊!表姐回憶說,”為了讓爸爸吃炸薯條,媽媽買來土豆切成條狀自己炸,可是怎麼炸都炸不像,現在想想,如果爸爸再多活幾年該多好,現在炸薯條到處都是,一定要買給他吃…”

  陳仁炳最後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1989年,陳仁炳寫完了20萬字的英文自傳。為了不讓學校知道他只告訴了少數的朋友。他本希望拿到美國出版,但沒有成功。據他的美國學生傑內特說,她幫助陳仁炳找了美國幾家出版社都沒有成功,最後她在此書的基礎上增加了她本人採訪內容和自己對中國政治的分析作為她的博士論文在美國出版。書名為《Mao ‘s prey》。

  大伯父於1990年12月9日在上海去世。 

  參考書籍和文章:

  《Mao’s prey》Jeannette Fernandez Ford

  《陳崇桂的神學思想與時代》 邢福增

  陳蘊輝手稿:我們文革的遭遇

  ”我的老師陳仁炳教授”徐有威

  ”一段難以忘卻的記憶–悼念陳仁炳先生”賈植芳

  ”中國最後一個右派—陳仁炳” 王海波

  ”陳仁炳民主思想研究”肖師靜

  感謝陳怡提供多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