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胡耀邦平反的第一個“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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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濟澤

溫濟澤從延安到北京,直到1958年被補為右派,早就在新聞界、科學界和青少年讀者中大名鼎鼎了。

1938年到延安,就在陝北公學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哲學、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概論和社會發展史,編寫了《自然發展史提綱》和《社會發展史講義》;後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參加調查研究國民教育並編寫《中國現時國民教育問題》一書。

19417月,延安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他被調到這個研究院的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擔任學術秘書和研究員,參加了五四以來中國哲學思想課題的研究,並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參與編纂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同時寫了《伽利略在科學史上的地位》、《客觀事實與主觀願望》等文。

19431月,他被調到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副刊部,先後擔任秘書、編輯和主編。在三年多的時間裡結合編輯工作,他陸續寫出了一百多篇適應報紙讀者需要的科學小品和歷史人物、歷史知識等文章,如《學習科學》《黃花崗的故事》《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孫中山晚年對和平統一的主張》等文。

抗戰勝利不久,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溫濟澤被調任新華社口頭廣播部--即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編輯部主任。儘管戰爭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廣播工作上,他仍然擠時間寫了《蔣介石罪惡史三章》等小冊子。1948年《中國青年》復刊後,他又應約寫了些科學小品。

新中國成立之初,他相繼擔任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總編、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併兼任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常委和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筆耕不輟,先後編寫了《人類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鬥爭》等小冊子和《關於原子彈問答》等科學小品。

19493月進北京後,他已檢查出肺病複發,但仍堅持工作,直到大口大口地吐血,才不得不住院治療。在一年半的療養中,他堅持讀了20卷的《魯迅全集》(包括譯文集),在病床上寫了好幾本讀書筆記,後來寫了一本《魯迅和他教導青年的話》,成為許多青年愛讀的一本書

延安時期,毛澤東與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研究員溫濟澤等合影。

反右時溫濟澤想起了王實味 

1957反右時,他是中央廣播事業局黨組成員、副局長、中央廣播電台副總編和對國外廣播部門的負責人。局黨委辦公室的負責人對他說;你們部門二百幾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計算,應打出十幾個右派分子。溫濟澤說: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會放過;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溫濟澤這樣說,是因為延安搶救運動和批鬥王實味的教訓,使他牢記難忘——

1942年,他和王實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實味主要因為寫了雜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風中的態度又不夠端正,受到批判鬥爭。

溫濟澤因為臨時被調到院黨委搞整風工作,曾找王實味談過幾次話。他希望王實味認識錯誤,誠懇地做個檢查,不要與大夥對立。王實味後來哭着對溫濟澤說:像你這樣說服我,我願意檢查;但有些人說我是托派反黨,說我是敵人,我實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溫濟澤隨即向院黨委書記彙報說:對王實味的問題,應該作為思想問題批評,不要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和反黨問題。第二天,院黨委書記對溫濟澤說:你的意見,我向康生彙報了。他批評了我們,還批評你有溫情主義。

結果,康生給王實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國民黨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1943年下令將他逮捕;1947年又在晉綏區批准將他槍決!

19431月,王實味還沒被逮捕,溫濟澤與艾思奇一道被調到《解放日報》副刊部。康生的搶救運動初發時,魯迅藝術學院等單位就搞起了車輪戰,問不出,就硬逼。《解放日報》學委會負責人說:人家能逼出來,我們為什麼逼不出來?”也是學委會委員的艾思奇說:我們應該實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結果副刊部一個特務也沒有搞出來。

戰爭年代的溫濟澤。

 

這時上面說:整個陝甘寧邊區只有一個白點--就是《解放日報》副刊部!還有人說這是大特務包庇了小特務。艾思奇被撤掉了學委會委員,溫濟澤也因為有個叔叔是國民黨少將,被說成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幸好這搶救運動很快被扭轉了,溫濟澤才倖免落難……

事隔十幾年,殘酷的敵我鬥爭也已結束了好幾年,現在又搞起了反右,而且強行規定比例數來大抓敵對分子,溫濟澤的耳際不禁又響起了王實味的哭泣聲,他當然要脫口而出: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結果,對外廣播部門的抓右派未能達到這個規定數。

但是,保護了別人的溫濟澤最後卻保護不了自己。由於他梗直的性格得罪了中宣部的一位領導,終於在反右鬥爭基本結束十一個月之後,他在中央司局級幹部反右補課時被成成了右派,並揪出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反黨小集團 

胡喬木和廖承志都大吃一驚 

195810月的一個夜晚,已快半夜了,胡喬木聽說溫濟澤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驚,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說:你知道溫濟澤被打成了右派嗎?

廖承志也大吃一驚,說:這怎麼可能呢?

他們兩位都認為,應該歷史地全面地看人,絕不該這樣亂打一氣。他們相約,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問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結果,得到的答覆是:這是廣播事業局黨組劃的,中宣部已經批准,並報到了中央書記處,沒法改了……胡喬木當即長嘆一聲:又毀了一個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嘆了一口氣。

胡喬木與廖承志所以為此痛心,是因為溫濟澤的的確確是一位好同志,他們都很了解。

1929年,溫濟澤剛讀江蘇省立淮陰中學一年級,就加入了黨的秘密支部領導的文學團體稚鴻社。在召開成立會時,溫濟澤和十幾個同學被捕,罪名是共黨嫌疑犯。其實這時溫濟澤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主義。經過半年審訊,他才以年齡不足12歲,不負刑事責任而被交保釋放。

從此溫濟澤反而決心尋找共產黨,結果加入了共青團。不久,學校將他開除,他改名考進了全國有名的江蘇省立揚州中學高中部,一面讀書,一面想方設法恢復了不久前被破壞的秘密共青團支部,並被指定為團支部書記。可是只過了三個月,淮陰和揚州兩地的國民黨縣黨部和警察局,就聯合派出軍警來搜捕溫濟澤。在一位老師的保護下,他化裝跑到上海,輾轉進入復旦大學附中,又在那裡建立了共青團支部,也被指定為支部書記。

1931九一八事變後,他被選為附中學生救國會的執行委員;第二年又發生了一二八事變,他擔任了附中在內的復旦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淞滬抗戰被出賣後,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上海市民眾援助東北義勇軍並反對上海停戰協定聯合會(簡稱民聯”),他被選為這個聯合會的青年部長,接着又兼任江蘇省民聯和全國民聯籌備處的青年部長。1932717日,在參加江蘇省民聯代表大會時,他和很多同志被捕,被關進蘇州國民黨陸軍軍人監獄,這時他才18歲。

在監獄中,他被極秘密的共產黨支部吸收入黨,積極投入獄中的對敵鬥爭,同時刻苦學習。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學分類,系統地閱讀了大量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書籍以及大學的物理、化學、生物學等教科書。經五年苦讀,他對從星雲到太陽系、從無生物到有生物、從猿到人、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將來必會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都有了粗略但明確的認識。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他與很多同志才被五條件釋放。第二年他到了延安,雖然只有24歲,而且又剛剛坐了五年監獄,但由於不斷苦學磨礪,一到延安就能大顯身手。

1946年,廖承志當了新華社社長,兩年後,胡喬木邊當毛澤東秘書邊做新華社總編輯,溫濟澤直接在他們的領導下擔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員會委員。從延安撤退到瓦窯堡始終堅持廣播,又長途轉戰到太行山的涉縣西戍林,又轉到阜平縣的西柏坡,後來又進了北京城,溫濟澤的多才多智、謙誠謹慎、工作兢兢業業、無畏艱險犧牲的人品,都給他們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記憶。這樣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黨的敵人,他們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來,早在建國之初,廖承志被改任為政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的時候,就曾經與梅益和溫濟澤等人語重心長地談過話。他說他有一個希望,就是同志間相處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強團結;只有這樣,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業才能蒸蒸日上。沒想到時隔數載,溫濟澤竟被自己人推到了敵人一邊。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何年何月才能把這樣的同志再拉回來?只能等待着,等待着。

19818月下旬在北京305醫院,病中的溫濟澤(左4)與王若水(左3)舉行陳力丹(左1)碩士論文答辯會。

夢中忘卻靠邊站,還向旌旗笑手招

當溫濟澤被補為右派時,他仍是對黨忠貞不二,認為黨總是對的。至於廣播事業局黨組說自己,只能先承認下來,以後再慢慢去認識吧,如有罪名與事實不符、處理過分的地方,日後有機會總能說清楚的--延安搶救運動不就是很快甄別了嗎?

作為一個共產黨人,想總該這樣想,頭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每日每時撲面而來的生活景象,總不是那麼令人舒心暢氣的。首先,家裡的電話被撤掉了,有事想撥個電話、節省時間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過的書都成了禁書,就是擺在新華書店書架上的,也全被撤下來扔進準備化作紙漿的廢紙堆里,在北京圖書館陳列架上的也被嚴禁借閱。發表文章的權利自然也被剝奪。就是他出於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與史料,他也感到繼續放在自己家裡不安全,而交給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大姐了。

儘管他一直身軀瘦弱又有肺病,也還是被發配到渤海之濱的一個農場去勞動。勞動了一年多之後,被調到北京廣播學院工作。因為頭上還戴着帽,他只能搞點資料;196010月脫了帽子之後,才開始講些課,並得以在不公開的《廣播業務》上發表點文章。

在廣播學院教書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開始,他再次遭受劫難。他所寫的文稿和出版的書籍,多半被燒毀,罪名是四舊,是修正主義;甚至連建國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和北京大學新聞專業講授新聞廣播學的講義,以及剛剛出版的《馬恩列斯論報刊·列寧論廣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7奪權風暴之後,全國籠罩在恐怖氣氛中。他也在廣播學院接受群眾專政。一次他坐14路公共汽車去醫院治病,車到一站門打開,一眼瞅見胡喬木上車。他十分欣喜,連忙點頭致意並起身讓座。但胡喬木只悄沒聲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兩個人只好都相互當作陌生人似的,都把着扶手搖搖晃晃地站着,偶爾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話都不說。最後胡喬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車,溫濟澤用注目禮送他,這時才注意到一個跟他上車的人也緊跟着下了車。噢,原來有尾巴

不久前,溫濟澤從紅衛兵小報上看到郵電學院揪斗胡喬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沒想到這次車上竟能相遇,卻又連一句話都不能說,我們的國家究竟要變成什麼樣子呢?”

1972年,溫濟澤聽說廖承志患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療後回到家裡休養,他急於想去探望。因為自從自己被補為右派之後,到現在已整整十四年沒見過廖公了。他說去就去,到廖公家裡一看,廖公雖然消瘦了一點,但仍然保持着樂觀、熱情、豪爽、幽默。此後有一段時間,他常常去看他。

從談話中得知,文革開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幫的迫害。周總理為了保護他,讓他住進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與外界隔絕的那些年,他學會了做飯做菜。看書繪畫之餘,也寫詩。他向溫濟澤背誦過一首自己寫的詩,後四句是:自悟殘生日漸促,尚拼餘力渡江潮;夢中忘卻靠邊站,還向旌旗笑手招。這表明他在孤寂苦惱中,仍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他說:烏雲終不會長久遮蔽着天空,總有一天會重見天日的。廖公的這些詩句和想法,也正代表了溫濟澤當時的心情。

溫濟澤告訴他,十幾年來,他還是在嚴格按照黨員標準要求自己,應繳的黨費也按月積存着。廖公聽了表示很欣慰,要溫濟澤如實寫個報告,他打算找周總理說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的問題。

溫濟澤把寫好的報告遞給廖公後,過了一段時間,廖公對他說,總理的處境也十分困難,不能再給總理增添煩惱了,只能等一等再說。不久總理逝世,他們都萬分悲痛。溫濟澤說:我們黨,我們國家,斷了一根頂樑柱!廖承志說:還有鄧小平,還有很多好同志,我們黨和國家還是有希望的!

是的,還是有希望的。

溫濟澤成了春天第一燕

19781月,四人幫被粉碎、文革已結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對溫濟澤說,胡喬木打電話到他家,要他把溫濟澤找去與胡喬木通話,因溫濟澤自從被補為右派之後,家中一直沒有電話。

溫濟澤匆匆到了這位老熟人家,跟胡喬木接上話後,喬木說,他已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急需調些有真才實學的同志充實社會科學院,問溫濟澤願意不願意去。

願意。溫濟澤說,不過,我正在要求解決黨籍問題,等解決了再去可以嗎?

還是先把你調來吧,胡喬木說,說不定到這裡來還能較快地解決哩!跟着喬木又表示,將由他自己與廣播事業局局長張香山直接商談調動事,要溫濟澤等着。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喬木又與溫濟澤通了話,說他與張香山談了三次,張香山終於答應了。既然說定了,你明天就來吧!

溫濟澤猶豫了一會兒,說:能不能請你先跟我談一次話?我現在不是黨員,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給你添麻煩。

不會的。我了解你,這裡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來,來了再談。

溫濟澤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談好了再去;而胡喬木偏要他去了再談,他也只好答應了。

當時喬木的妹妹方銘正在喬木身邊,據她後來對人說,喬木一掛上電話就很高興地說:我已經把溫濟澤同志調來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7點半,溫濟澤如約到了喬木的家,搭上喬木的車,來到了建國門內的社科院。在喬木的辦公室里,喬木和溫濟澤差不多談了兩小時。最後喬木說:新成立了科研組織局,局長劉仰嶠同志;副局長已有一位,是劉導生同志,你也擔任副局長。

溫濟澤連忙推辭說:20年沒做領導工作了,現在還不是黨員,我不要擔任領導職務,只願當好普通一兵。

喬木說:這是社科院黨組的決定,已經在科研組織局宣布過了,現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間,溫濟澤就從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長,雖然覺得受了20年的冤屈終於吐了一口氣,但仍未免有點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組織局一看,秘書小於已給他布置好一間辦公室,局裡的同志待他都蠻好。他深深感到同志這兩個字是多麼可貴。

3月,黨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此時喬木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長鄧力群主持。鄧力群指定溫濟澤為社科院代表團團長,率領一個10人代表團去參加大會。溫濟澤推辭不過,只好硬着頭皮去了。

在會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聞界的不少老記者與溫濟澤久別重逢;倍感高興。但是溫濟澤這個代表團團長只能參加公開的大會和小組會,而不能參加人數較少的黨的會議,頗為彆扭。

科學大會結束不久,喬木也出院了,溫濟澤就向喬木提出黨籍問題。喬木要溫給中組部寫個申訴書,由他交給社科院政治部轉給中組部。

申訴書很快就寫好了,喬木在將它交給院政治部時,還附了一封自己寫給胡耀邦的信,證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確屬冤錯案。政治部的同志問溫濟澤:還有誰能給你作證明?”溫濟澤提出還有廖承志、吳冷西、熊復,他們就去請這三位也寫了證明,連同溫濟澤的申訴書一併送到了中組部。

這時,中央五個部門的代表正在煙台開會,研究為全國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並為確實搞錯了的甄別改正的問題。耀邦看到了溫濟澤的申訴書和廖承志、胡喬木、吳冷西、熊復的證明,隨即要中組部的同志去找過去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問題的文件,看看對被搞錯了的同志究竟叫平反還是叫改正。不一會兒就有人向他回報: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改正’”,耀邦說,即刻讓干審局的副局級調研員唐佩榮,給廣播事業局黨組打電話,說溫濟澤已向中組部申訴,耀邦同志已同意給他改正現在徵求一下你們的意見,希望今天下午就答覆。

廣播事業局黨組立即答覆: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當天就批給社科院:給溫濟澤同志改正。

社科院與廣播事業局幾乎同時宣布,改正溫濟澤的被錯劃右派問題。1958年跟着溫濟澤被劃入反黨小集團的鄒曉青、張紀明所受的撤職、降級、留黨察看的處分,也被徹底取消。

這會兒,專談右派問題的煙台會議剛剛結束。在這個會議上,人們還為到底是給確實完全劃錯了的極個別右派改正,還是為所有被劃錯了的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爭論不休。溫濟澤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脛而走,幾乎傳遍了全中國。

不少外省市被劃為右派的人紛紛來找他,問他是怎樣得到改正的。他們說他們聽到了這樣的傳說:煙台開會以後,北京又開了一次會。耀邦在這個會議上說:右派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確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溫濟澤這隻燕子,又輕又快又矯健地飛起來了。改正時他已六十有四,總覺得大好時光被浪費得太多了,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使得當時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鄧力群不得不對他說: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發了那樣不要命地工作。我勸你還是應當注意勞逸結合,保重身體才好。

但是,溫濟澤一心要補回20年的損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況社科院已有14個研究所,科研組織局不但要密切聯繫這些所,還要籌建新的研究所。招考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揚任院長,他兼任副院長,從辦院的方針、計劃、體制、學制、課程、教材到各個系的主任人選,他無不得一一過問。1982年周揚病重,他又接任院長,一直到198571歲才離休。

在他離休前,李維漢向黨中央建議編一套完整系統的《革命烈士傳》。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以黨史研究室的名義把這個任務委託給溫濟澤。1980年,中央決定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烈士平反昭雪,並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論著作在內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也把這任務交給了溫濟澤。

歷時12載,包括着一千多位烈士的10卷本(革命烈士傳),於1991年全部出齊,成為向建黨70周年的獻禮。大約六百萬字的14卷《瞿秋白文集》,也於1995年秋白同志就義60周年時全部出齊。

19964月本文草就時,溫濟澤已82歲高齡了。他得過腦血栓,腿腳不靈便,但他還繼續被遴選為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名譽會長、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顧問、中國新聞教育學會顧問、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顧問,等等,加上個人的寫作,每天仍工作不少於六小時。

溫濟澤這位飽受磨難已八旬開外的老者,不但沒向社會索取什麼,也沒去頤養天年,而是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這是為什麼,難道不值得如今許多一個勁地追權逐利向錢看的人們好生思索么?

轉自《新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