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東、邢小群:韋君宜二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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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君宜是2002年1月26日去世的。享年85歲。她的二十周年祭日快要到來,我不禁想起了一段往事。

我妹妹丁寧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編輯。1998年春節期間,她告訴我,社裡要推出《百年人生叢書》,內容是當代文化名人的回憶錄。第一種已經問世,是周一良的《畢竟是書生》。這本書我讀後感到很有意思。周一良是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畢竟是書生》不到十萬字,重點敘述1970年代進入梁效寫作組,打倒四人幫後受審查的尷尬經歷,當時除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外,其他當事人尚未直陳其事。周一良回憶錄態度比較誠懇,社會評價不錯。於是該社想繼續組織文化名人的回憶錄。丁寧為此找了幾位京城熟識的名人,希望他們供稿,收效甚微。有人寫了回憶錄,已經出版;有人沒寫回憶錄,忙得顧不上寫;有人有種種顧慮,表示不想寫回憶錄。她一籌莫展,於是問我能不能介紹有份量的書稿,支持她一下。

我聽說韋君宜寫了回憶錄,並在《百年潮》、《黃河》雜誌和邵燕祥、林賢治編的《散文與人》上讀到部分章節。當時韋君宜已經中風多年,卧病在床,書稿托咐給牧惠。

李輝等人知道這部書稿的價值,曾為其出版作過努力,但未能成功。1997年12月,韋君宜過80歲生日,她的清華大學老同學于光遠,還公開籲請牧惠幫助實現出版回憶錄的願望。

於是,我告訴丁寧,聽說韋君宜的回憶錄在牧惠手裡,不知你們社是否願意出版。

丁寧很快向社領導作了彙報。領導答覆是,如果是牧惠的回憶錄,可能不方便出,如果是韋君宜的回憶錄,我們願意出。

牧惠本名林文山,和韋君宜是兒女親家。他本人是雜文家,和曾彥修、邵燕祥齊名。雜文多刺,十月文藝出版社不願意考慮牧惠的書可以理解。其實,牧惠的回憶錄此前已經公開出版,名《漏網》。韋君宜是出版家,也是小說家,曾位居中國當代文壇要津,影響較大的作品有小說《洗禮》、《老幹部別傳》等。出版社領導或許看過韋君宜的作品,認為出她的書比牧惠安全。我想,他們可能心理準備不足。於是對丁寧說,我幫你找牧惠聯繫書稿沒問題。但你們社能不能準備好合同書,見到牧惠,一手簽合同,一手拿稿子,以示誠意。

丁寧請示了總編輯李志強,李志強一口答應。1998年2月底的一天,我和丁寧來到沙灘牧惠家裡拿書稿。丁寧告訴牧惠,社裡的稿費標準是千字45元。我說,要不要考慮以版稅的方式付酬。丁寧說,如果改變條件,還得重新請示領導。牧惠表示,只求快出,沒有其他條件。我說,能否兩個月出書。丁寧說,還是三個月吧。於是,當場簽約,承諾6月1日以前見書。

丁寧把稿子拿回家一看,書稿的分量竟然如此之重!她一則以喜,喜的是拿到了不同尋常的書稿;一則以憂,憂的是合同已經簽了,如果書出不來怎麼向牧惠交待!

好在總編輯李志強既有文化見識,也有責任擔當。他看了書稿說,我看這部書可以出,個別地方刪一點就行了。於是,他們一審、二審、三審,前後刪了三遍,十二萬字的書稿,刪了約一萬字,終於通過了終審。

這時,有人聽到出書的消息,出面阻攔。此人是一位高官夫人。高官也是韋君宜的老同學,已經去世。韋君宜在1957年險些被打成右派,蒙這位高官相助,韋君宜幸免於難。韋君宜回憶錄中提到了他的幫助,也提到了他把別人打成右派的事。那位夫人把長途電話打到美國,向正在國外公幹的韋君宜女兒施加壓力。韋君宜的女婿當時正面臨提拔,也怕此時出書會影響個人前程,問能否推遲出版。

牧惠深知出版機會來之不易,他頂住了壓力,堅決不同意推遲。1998年5月12日,《思痛錄》終於印出,比合同的最後期限提前了18天

牧惠是《求是》雜誌的離休幹部,很少乘坐公車。這次破例向單位要車,和丁寧拿着樣書,來到協和醫院病房,送到了韋君宜的手上。韋君宜已經說不清話,但看得出十分激動。牧惠也十分激動,他說:”出了醫院,我舒了一口氣:我終於完成了任務! 我終於完成了于光遠流着眼淚給我下達的任務!”

出版以後,牧惠向文化界好友分送不下百冊,一時間出現了爭讀《思痛錄》的盛況,曾彥修、何滿子、黃秋耘、邵燕祥、黃宗江、公劉、許覺民、宗璞、沙葉新等名家紛紛在報刊發表評論。新書一再脫銷,兩月內印了四次。

這時才想起當時簽協議的付酬方式是稿費,不是版稅。兩種付酬方式差距不小。韋君宜的女兒找到出版社,要求變更合同。出版社說,可以從現在起重簽合同,變為版稅,以前的部分沒法變。

本來,牧惠還想把他搜集的關於《思痛錄》的評論文章再編一書。為了避免矛盾,他把文章全部交給了同事孫珉和邢小群,讓他們合作,編了一本《回應韋君宜》。

恰逢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主編一套《中國當代文化現象》叢書,問有什麼合適的選題,我推薦了這部書稿,經金濤審定,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其間金濤還諮詢了政界高層朋友,得到了肯定的答覆。這本書使得《思痛錄》的回聲,得到了集中的展示。

五年後,韋君宜與世長辭。因為《思痛錄》的影響,給她送行的不但有許多文學界的老朋友,也有許多思想界的新朋友。

其後,《百年人生叢書》又出版了楊憲益的《漏船載酒憶當年》、何濟翔的《滬上法治夢》、葉篤義的《雖九死其猶未悔》、杜高的《又見昨天》、徐光耀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等力作,得到讀者的好評。

《思痛錄》的篇幅只有十萬字左右,為什麼影響超過了韋君宜一生的其他著作?此書共十六節,講述的都是作者參加革命後親歷的政治運動。從延安的搶救失足者,到鎮反、三反五反、清理中內層,批俞平伯、批馮雪峰、批《武訓傳》、肅反,反胡風、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批小說《劉志丹》,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斗黑幫、下幹校、清隊、整黨、清查516、學大寨、反文藝黑線回潮,一直寫到粉碎四人幫以後。作者用一個個活生生的實例,讓人感受到政治運動治國,必然傷害無辜,導致冤假錯案

回憶和反思治運動的經歷,韋君宜既不是第一個人,也不是最後一個人,只是諸多回憶者中的一個。為什麼她這本書格外引起關注,流傳了十八年,至今不衰,已經成為一本公認的名著,其中還有某些特殊的原因。

其一,韋君宜是個有才華的作家,但又不是那種無節制地抒情和賣弄詞藻的作家。她以特殊的敏感體察人情世故,文字簡潔卻極有張力。本書篇幅僅為中篇,但密集的細節卻勝過長篇容量,僅第一個章節就衍生出長篇小說《露沙的路》。而這些精心選擇的細節,每一處都直指政治運動的邏輯的荒謬。

其二,韋君宜沒有把自己打扮成一貫正確的聖人。她也講述了自己在運動中的盲從、失誤和怯懦。從而拉近了作者和讀者的距離。

其三,韋君宜是體制中人。她多年在文化界從事領導工作,比局外人更熟悉體制的內在機理,因而她的反思更為徹底,更能切入體制深層的弊端

其四,韋君宜觸及了一代革命人的特殊痛點。韋君宜出身富裕家庭,學業出類拔萃,父母有意送她赴美留學。她在清華的一些同學,學業上不如她,留美後成了著名學者。她冒險吃苦,奔赴延安,參加革命。不曾想到從此開始,就像卷進了絞肉機,要麼被整,要麼整人,不戴上面具,就會引火燒身!暮年回首,實在慘痛!

其五,韋君宜選擇了一種特殊的語境:徹底敞開思想,面向抽屜寫作。有人誤以為《思痛錄》是韋君宜離休後在病中寫作的。事實並非如此。此書開筆於1976年初,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是軍代表掌權。她就開始秘密寫作。主體部分完成於1983年以前,她當時的職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國內最大的文學出版社的一把手。對於出版規定的言說尺度,她再熟悉不過。她知道這種尺度的可能空間,在任上幫助過一些文壇新秀破土而出;她也知道這種尺度的風險邊界,阻攔過一些著作的出版。作為作家,她還知道怎樣表達,媒體和社會易於接受。後來她告訴女兒:”我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再不把這些親身經歷的悲慘醜惡甚至令人髮指的事情記錄下來,就得帶進棺材裡去了。可是,寫出來卻絕不可能發表。到了這稿子真能發表的時候,國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這種寫作心態賦予《思痛錄》某種超越性品質。

當然,《思痛錄》問世後受到的不全是讚揚,也引起了一些質疑。最值得關注的批評來自與韋君宜資歷相仿的馮蘭瑞。馮蘭瑞本人也是從延安走來的老共產黨員,在改革開放和反思歷史中也有獨特的建樹。她的批評主要是以當事人身份,質疑韋君宜所述與婚戀相關的史實。我沒有能力考辯其中的是非。即使馮蘭瑞的批評完全屬實,《思痛錄》仍然瑕不掩瑜

韋君宜深知《思痛錄》在自己的筆墨生涯中的份量,但她在殺青之時並沒有考慮拿到自己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並非避免瓜田李下之嫌,更多的可能是怕這本書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帶來風險。韋君宜沒有想到的是,事態並不像她最初估計的那麼一成不變。

1990年代後期,反思早年的政治運動有了一定空間。國際形勢的變化卻讓人們對斯大林模式的反思走向深化。1998年出現了相對寬鬆的出版環境,於是,《思痛錄》雖然沒有像她希望的那樣一字不改地出版,但主體部分還是成功地與廣大讀者見面。同一月份,其他出版社還推出了戴煌的《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朱正的《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都是可以傳世的著作。這些著作問世後,也沒有給出版者帶來麻煩。201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以精裝本的形式推出了《思痛錄》的增訂紀念版。這一版在印刷裝幀上優於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第一版,還收錄了一些韋君宜的其他回憶性散文。但《思痛錄》本身採用的仍然是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刪節版。

我認為,隨着時間的推移,《思痛錄》應當有新的版本。1998年初版時刪節的內容,應當儘可能恢復。《思痛錄》作為一二九知識分子的絕唱,已經進入了當代文學史、當代思想史和當代政治史。名著是一代又一代後世學人研究的對象,被刪的文字也是重要史料,因而對於出版界來說,還原名著原貌就成為有意義的課題,版本學也是學術研究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