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合作和反目——從四清到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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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教授的史學研究專著《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最近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對中國文革和主導了文革運動的主要人物的表現,從政治心理和中國政治文化角度,提出了很多新穎而深刻的分析。宋教授的研究表明,毛澤東、劉少奇、林彪、周恩來、江青、張春橋這些身處中共政權高層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這些心理疾患同制度環境給予他們的恐懼和壓力相關,又反過來影響了他們的判斷和行為。從這個角度看,文革中諸般荒謬絕倫的現象,就都事出有因了。這些人之間的關係,從心理學角度看,其變化不定同恐懼與仇恨造成的心理病態相關。只有釐清了這些精神與心理因素,才能對文革做出符合實際的政治學與經濟學分析。

我感到特別值得思考的是關於劉少奇的第二章。

四清是文革的預演,文革是四清的延續


我們這些文革過來人都記得,文革作為“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發動階段帶有群體狂歡的外觀特徵,這是中共幾十年來發動與組織群眾所擅長的手法。毛澤東剛開始上天安門城樓的時候,劉少奇是國家主席,是這個國家和黨的第二把手,因此他是排在毛之後、其他所有人之前的。不久,他的第二把手排位被林彪替代。再後來,毛髮動批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年後的中共第九屆代表大會上,他被判定為“叛徒、內奸、工賊”,開除出黨並規定永遠不可翻案。之後,劉少奇淪為階下囚,最終以一種非常凄慘孤獨的方式死了。他無疑是文革受害者,是文革政治的犧牲品。

但這只是歷史呈現的局部外觀。宋永毅在分析劉少奇的這一章中指出,文革運動不是毫無預兆地突然發生的,它有一場長達三年的預演,那就是被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四清運動。這場運動從理論到實踐,從口號到組織,從目的到方式方法,都酷似文革。可以說,文革就是誕生於四清運動的。而四清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不是別人,就是劉少奇。

四清運動和文革一樣,出發點是判斷各級黨和國家的幹部很多已經“變色”或正處於“變色”的危險之中,為了防止失去政權,必須展開一場階級鬥爭。文革中盛行的“造反”、“奪權”口號及提法,其實早在四清運動中就已經提出並付諸實踐。尤其是劉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提出的“桃園經驗”,極大地引導了全國四清運動的極端殘酷手法。

宋永毅教授講解了1965年1月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條”的來龍去脈。二十三條曾經被認為是毛澤東對四清的糾偏,實際上是因為1964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無意中怠慢了毛澤東,毛澤東非常惱火,把會議結束後解散了的各省省委書記又叫回來繼續開會,有備而戰地通過了二十三條,目的是向風頭太盛而讓他感覺威脅的劉少奇找碴,埋下了由毛澤東主導將四清轉變為文革的種子。

宋永毅教授引用不完全統計:在劉少奇挂帥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77,560人,在城鄉共5,327,350人。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聯盟、集團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為敵我矛盾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

事實證明,在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澤東對國家形勢的判斷、思路和理論提法及策略方法,都是一致的,都是極左。宋永毅指出:“縱觀劉少奇在整個四清運動中的真實表現,劉少奇非但跟着毛澤東的左調亦步亦趨,在不少方面更有自己的獨創。考諸史實,毛澤東的文革思想和劉少奇領導的四清運動,實有互相影響,相互啟發之效。也可以說,在幫助毛澤東形成和發展他的文革思想上,劉少奇有推波助瀾的貢獻”。

劉少奇和毛澤東在文革理論上的一致性

不僅如此,史實顯示,文革初期,劉少奇是夥同或追隨毛澤東迫害一大批幹部,包括自己的親信和老部下如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即“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1966年5月23日,劉少奇主持了對朱德的批判會。宋永毅指出,“在1966年5月到8月的四五個月內,劉少奇是黨中央一線對全國文革的實際領導者”。在這段時間內,劉以中央名義頒發了近十個文件,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在理論提法和實踐上都和毛澤東高度一致。在這個時期,全國揪出了一大批“黑幫”和大小“三家村”。劉少奇還直接批判和撤換了一些省市委第一書記。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的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親自指導,鬥爭了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等省的主要幹部。7月2日,劉少奇親自對烏蘭夫進行極其嚴厲的批評。

宋永毅指出,“在抓黨內走資派上,毛劉其實並沒有什麼兩條路線的分歧。如果說有分歧,那就是毛的中國赫魯曉夫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最終目標是劉少奇,而劉少奇的最終目標則是為了保自己。 ”

用歷史事實指出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四清與文革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上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不是單純為了清除劉少奇而發動文革的,文革的主要動因不是個人權力爭鬥。毛澤東和劉少奇對當時黨和國家各級幹部與組織的判斷十分一致:“這個國家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 ” 如果沒有毛澤東個人精神疾患而生出的迫害狂,如果不是“一山不能有二虎”的畸形權力關係,毛澤東和劉少奇就會聯手搞文革運動,就像他們曾經聯手搞四清,曾經聯手整肅其他黨內幹部一樣。他們的一致性建立在他們對國家的一致判斷上:共產黨有可能丟失打來的江山。

為什麼他倆會有這樣的判斷?這是宋永毅教授的著作引起我思考的問題。

中共革命的唯理主義思路

在中共即將執政之時,毛澤東等最高層就開始思考執政後怎麼辦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鞏固政權和經濟建設這兩大問題。

中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後,由蘇聯派人組織起來的政黨和武裝力量,它曾經是共產國際和蘇聯主導下世界共產革命的一部分。雖然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死後中共有了獨立意識,但是直到五十年代末,遇到重大問題,毛澤東和中共仍然是從蘇共的榜樣中尋找答案。鞏固政權用的方法是斯大林式的鎮壓和清洗;發展經濟的思路是計劃經濟和合作化運動。

十餘年後,到四清前,中共政權事實上已經沒有被顛覆的威脅,政治上的新舊敵人已經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被“殺關管”,但是經濟建設和民生卻達到了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狀態。計劃經濟效率低下,農業合作化全盤失敗,人民公社運動造成了空前大饑荒。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劉少奇做出了需要搞四清的判斷,後來轉變為文革運動,給中國人民造成空前大劫難。毛劉中央對當時國家情勢的判斷和現實完全相悖,這一判斷出錯則全盤皆錯,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毛劉和中共領導層,是怎麼會做出這個判斷的?

宋永毅著作的最後一章,也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文革中的異端思潮和公民異議,講述了對文革理論和實踐的反思批判。這些異端思潮和異議,全部來自社會底層。雖然顧准曾經是黨的幹部,但是他在文革前早就受到壓制批判,他的思考也是來自社會底層。中共黨內沒有出現批判性異議,這既是專制制度從生理上消滅一切反對力量的結果,也和中共及整個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唯理主義思想狀態有關。

宋永毅指出:“顧准批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唯理主義的獨斷論,指出其表現其實是另一種神學,結果必然走向真理的一元性,並由此導致思想專政的文革”。指出這一點是非常深刻的,這是中共革命的要害問題。文革中年輕一代的異端和異議,限於那一代人的閱歷學養,幾乎都是在馬列主義和共產革命的語言框架中思考和言說,只有顧准這個老革命是唯一的例外。顧准指出了中共革命理論秉承蘇聯模式的命門:社會發展的歷史決定論。

這種唯理主義的歷史決定論是蘇共革命與執政,也是中共革命與執政的“正當性”來源。全球共產革命依據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使這套理論及思想方法被全黨全民接受從而奠定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合法性,這一“洗腦”工程是斯大林的首創。中共從延安時代開始非常重視理論教育工作,從《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照搬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理論體系,由此不僅導出了階級鬥爭推動歷史進步的觀念,使得任何殘酷非人道的鬥爭都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而且發明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這種現實世界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中共非常重視這一套理論的教育和傳播,這套理論是中國所有大中學校的必修課程,視之為黨員幹部的理論修養。根據這套理論,社會發展是有客觀規律的,這種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就是說,是非常強大的,是無敵的。而這種規律已經被馬克思主義所洞察,被共產黨所掌握。根據這一規律,社會必然向某個方向發展,走向唯一的終極目標。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必然性由此而生。符合這一規律、追求這一終極目標的任何做法,就都有了道德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烏托邦理想主義是這種唯理主義思維方式的產物之一。也正是這套看上去“科學與理性”的唯理主義思維,吸引了上世紀中國社會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精英投入了中共革命,相信自己找到了為勞苦大眾乃至全世界全人類創造幸福新生活的不二法門。然而在經歷幾十年“砸爛、摧毀、打倒舊世界”的折騰,導致中國空前災害,帶給民眾無盡苦難而產生疑惑以後,他們中很多人卻仍然不知道從何處開始反思,不知道應該不應該後悔和懺悔。我們在我們的上一代中見過很多這樣的老幹部和老知識分子。如果他們能明白,這個世界上本沒有他們曾經相信的“客觀規律”,他們才有可能想通,這場中共革命從根本上就是錯的,它帶給國家和民眾的,只有災難,沒有好處。所謂“理想主義”不是對民眾、對家庭、對個人犯下如此錯誤造成如此磨難的可接受的理由。國家和民眾遭受了那麼深重的苦難,幷不是因為那本來就不存在的“客觀規律”的“必然性”,而是某些為數有限的人

的決策,而且這種決策常常受這些人心理病態的影響。中共革命的歷史已經證明,放棄傳統和經驗而去尋找“規律”,企圖實現一個現實中不可能的目標,就會繼續走在一條災難的路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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