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中日關係—台灣文化協會100年: 2020年8月14日光傳媒主《抗戰與中國的轉折及中日關係》研討會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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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國國旗

作者 | 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

(沈淑華整理)

關於抗戰歷史或者是中日關係,兩岸間其實是因為基於過去不同的歷史經驗,還有各自的政治發展,以及在當代涉及的一些價值認同的問題,所以台灣人和大陸的小粉紅對於日本大和民族的情緒就有很大的差別。

我想讓我接在矢板明夫之後發言,在這個可能國語的北京腔比我還濃厚的一位日本人之後從台灣人的角度來談中日關係,我覺得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場面。

我今天,為什麽要從台灣來看中日關係呢,我還下了一個副標題,叫“台灣文化協會100年”,這是有一定的用意的。

為什麼談這個問題呢,為什麼從這邊來開始談呢?

當然,我們知道,在上個月,中國共產黨才慶祝它建黨100年。但是對台灣人來講,這個100年其實這個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意義,就是台灣文化協會創立100年。

台灣文化協會是什麽樣的概念呢?我稍微做一點介紹,讓各位可以知道我怎麽從這個角度帶出這主題,我們能怎樣來看待中日關係。

啟蒙的先聲──台灣武裝抗日
台灣文化協會,他的靈魂人物蔣渭水,有“台灣的孫中山”之稱。
蔣渭水長成的時代,是日本在台灣所設立的第一個高等專科學校,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是現在的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前身。
早年日本侵略台灣,在乙未戰爭當中病死的比戰死的還要多,主要因為水土不服,再加上清朝時候,台灣或當時中國,大家的公共衛生觀念不足,也欠缺醫療水準,所以日本人到台灣來,病死的比戰死的還要多。日本人佔領台灣以後,一開始就推動的新式教育,是以公共衛生與現代醫學為主,因此台灣早期接受日本近代化影響的第一批菁英,主要是醫學生或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學生。這也造就整個100多年下來,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台北市長柯文哲就是醫生,高雄市長陳其邁也是醫生,台灣中華民國副總統賴清德也是醫生,所以在台灣來講,醫生從政,大醫醫國,和當時日本人把台灣的近代化教育重心放在醫學教育有非常大的關聯,當然也和孫中山先生是醫生從政也有某種程度的關係,所以造成台灣人跟台灣社會對於醫生有非常高的崇敬。
台灣文化協會就是由當時台灣醫學校醫學生共同創立的,當中的靈魂人物就是蔣渭水。他為什麽要發起這個台灣文化協會呢?
當時是有這樣一個背景,因為今天談抗戰,那我們從台灣的抗日說起。
我們知道在1894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當時台灣人並不服,所以就有了台灣最早的獨立運動。台灣民主國的領袖有總統前台灣巡撫唐景崧、內務大臣前台灣布政使俞明震、副總統台灣本地仕紳邱逢甲、還有特地請自中國、曾擔任過清朝代理駐法國公使的外務大臣陳季同等等,也就是說,台灣本地仕紳、中國大陸受到近代化洗禮的知識份子、還有開明的官員,共同在台灣集結成立台灣民主國。
台灣民主國是以民族自決的思想作為開國精神,當時是研議依法國跟德國交界的洛林(Lorraine)跟阿爾薩斯(Alsace)自決事例,透過公民投票爭取獨立,因為台灣當時不服《馬關條約》割讓的決定,因而想透過民族自決的方式,決定建立台灣民主國來對抗日本。
台灣民主國非常積極地從事國際交涉。台灣民主國為什麽敢放手一搏呢?為何台灣人敢不服《馬關條約》的決定,要和日本人來做一個決戰呢?因為台灣民主國其實是擁有相當多的外匯,台灣當時的米、糖、樟腦等農產品,在全球擁有非常高的市場佔有率,再加上台灣在清朝開港以後,位於東西國家交通必經之地,所以有非常多的外國人士跟台灣本地仕紳有所交流,台灣本地仕紳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國際觀,所以他們認為可以用國際交涉的方式來抵抗日本。台灣在進行國際交涉的過程中曾經接觸的國家,最積極交涉的對象就是法國,因為法國佔有越南,舊名叫安南,法國的海軍也就經常穿梭在台灣海峽與南海間。台灣民主國希望法國支持,所以就請清朝駐法國特使王之春兼任台灣民主國駐法代表來擔任台灣對法國的交涉事宜。這件事情最後導致王之春和清朝駐法國公使館人員被法國驅逐出境的這一段歷史。
另外台灣曾經積極交涉的對象還包括俄國,台灣民主國宣告獨立的時候,俄國曾經有賀電到台灣來。而英國,也是台灣積極交涉的對象。
還有一個,就是澳洲。今天澳洲跟台灣的關係其實也越來越密切,澳洲曾經表達過萬一台灣海峽有戰事,澳洲的軍隊願意來維持台海區域的和平安全。而澳洲,我告訴各位,在1895年台灣乙未戰爭的時候,王之春曾經接受駐英公使館參贊宋育仁提議,借款購買英國制兵艦五艘、魚雷快艇十艘,招募澳洲水兵組成艦隊,聘前北洋水師統領琅威里(William Metcalfe Lang)領軍,假借澳洲商團自組護航名義,由菲律賓奇襲日本長崎與東京。此議洩漏,而為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上奏朝廷所阻。這是當年台灣的抗戰,軍事戰之外,還有外交戰和國際法律戰。他們建立了法國式三權分立憲政體制的台灣民主國,而想以一個近現代國家的形式,透過當時國際法的觀念,意欲利用國際關係,援引外國勢力介入,來抵抗日本。而這個努力我們知道,就是沒有完成,因為法國態度後來非常遲疑,根本未出兵,所以台灣民主國很快就淪陷了。它在台灣歷史當中的意義在哪裡呢?
台灣民主國設置了總統,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總統”這個詞這樣的中文翻譯,就是從台灣民主國開始的,在台灣民主國之前,總統可能只是一個軍隊統領的概念,但是台灣民主國把它上升成為國家元首的名稱,跟英文的President做一個對譯。後來中華民國建立,把President同樣翻譯成總統。在中國的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總統的概念指涉國家元首的,就是台灣。
另外三權分立的概念,行政、司法、立法、國會等等這些概念,都是在台灣民主國憲法的草案當中提出來的,但很可惜,當時由邱逢甲彙整的憲法文本,在戰火當中焚毀掉了。這些資料,我們只能從當時人們的筆記還有報紙雜誌留下來的報導來拼湊,台灣民主國的建國人士,他們基於現代的憲政主義、三權分立、人權保障、主權在民,這些朦朧概念所建構的國家藍圖,我們只能從這些歷史的殘篇斷簡中去把它勾勒出來。
這邊我再跟各位說明,日本實際上是以軍事征服了台灣,但在法律上,《馬關條約》不平等條約割讓台灣,在當時的國際法也是沒有問題的,軍事是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日本因而是取得台灣的主權的。日本徵服台灣的過程,整個完成還在乙未戰爭之後,台灣人在面對中國國民黨人說八年抗戰,或是中國共產黨人說十四年抗戰,其實台灣人能有一種更誇大的說法,台灣人對日抗戰二十年,比中國抗戰還要更久。為什麽台灣人會有這個說法呢?因為台灣人的武裝抗日整整持續了二十年,為什麽台灣這麽小的島武裝抗日可以持續那麽久,這也跟台灣併入中國的版圖時間非常晚有關。
中國東南沿海的各個族群,主要是客家人、閩南人當中的漳州人、泉州人和在廣東的潮州人。他們到台灣來,和本地的原住民族有過摩擦。台灣原住民族,有過去所稱的高山族,還有平埔族,加起來林林總總共有二、三十個族群。這二、三十個族群與中國大陸各地方來的族群,在台灣形成族群間的械鬥與戰爭。以我們客家人為例,當時幾乎每個客家聚落都有武力。清朝政府鼓勵民間舉辦團練,所以台灣本地也有團練,就形成了台灣民間的武裝力量,變成台灣對日抗戰的民兵主力。
台灣的抗戰打了二十年,前期武裝抗日由清光緒21年(1895年)年台灣民主國打到光緒28年(1902年),以殲滅割據鳳山縣後壁林即今天高雄市小港區的林少貓告一段落;後期武裝抗日則受中國革命鼓舞,由光緒33年(1907年)台灣復中興會總裁蔡清琳領導新竹縣北埔起義發端,終結於民國4年西來庵事件,大明慈悲國奉旨平台征伐天下大元帥余清芳與日軍決戰於台南縣噍吧哖(今台南市玉井區)敗陣,這是台灣武裝抗日最後的一頁。
台灣人當時對日本的統治並不服氣,日本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本身是醫學博士,他著有《國家衛生原理》,主張將生物學原則運用在國家治理。他觀察到日本若要能夠治理台灣,靠武力鎮壓的方式是不行的。後藤新平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心得,是對於台灣民族性的論斷,他說台灣人愛錢怕死愛作官,故用威脅跟利誘兩手策略來收編台灣的仕紳,當然前提也是日本有足夠強大的武力來台灣進行鎮壓。所以日本的確是在《馬關條約》二十年之後,用二十年之久的時間,才終於將台灣完整地平定下來。

啟蒙的辯證──台灣文化抗日
我們知道在1920年代,日本進入了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日本受到西方洗禮,在明治維新《明治憲法》的基礎之上,開始推動了民權運動,也激盪並鼓勵了台灣人的民心。
在台中霧峰這個地方,有一位年輕仕紳,林獻堂,當時只有20多歲,他知道梁啟超流亡在日本,所以設法到日本去請見梁啟超,跟他談論台灣如何回歸中國的問題。梁啟超非常誠實地告訴林獻堂,中國並沒有能力來收復台灣。台灣人如果要在日本的殖民之下,爭取到一個比較平等的地位,梁啟超對林獻堂提出了一個建議,就是採行愛爾蘭模式。
這個愛爾蘭模式是什麽呢?愛爾蘭人在英國的統治之下,利用英國的《大憲章》(Magna Carta)、《國民權利與自由和王位繼承宣言》(An Act Declaring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the Subject and Settl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Crown)等憲法性法律所構成的不成文憲法制度,爭取到愛爾蘭人在英國統治之下的平等地位,後來逐漸實施自治,成為英國的自治領,最後變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和英國維持非常好的關係。梁啟超對於台灣人提供這樣一種建議,這個建議就形成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最早的發想。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就是學習愛爾蘭在英國的統治之下,形成愛爾蘭本身自治的議會,邁出自治的第一步。台灣人當時就組織隊伍到日本東京的帝國議會進行請願,希望能在台灣成立台灣人自己的議會,台灣民黨籌設之時,甚至主張在未來條件成熟時,台灣總督能由台灣人民選出。台灣地方自治的思想,就是在大正民主時期,與日本對抗當中萌生出來的。
跟隨林獻堂到日本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蔣渭水,和林獻堂有著不同的教育程度與家庭背景、階級出身。林獻堂是地主出身,蔣渭水父親蔣鴻彰在宜蘭以命相維生,蔣渭水童年時曾是靈媒,台灣人俗稱之為乩童。但蔣渭水是接受現代教育的,是日本時代台灣最高學府台大醫學院前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所以他的日文程度非常好,而林獻堂則是接受古典國學教育,從來不說日語。
就在100年前,蔣渭水這批青壯派就在台北市私立靜修高等女學校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推舉林獻堂為總理。台灣文化協會有非常重要的精神。是什麽呢?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蔣渭水在《台灣民報》發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文章篇名叫做〈臨床講義──關於名為台灣的病人〉,非常符合他本身是醫生的形象。他以醫生的角度為台灣診斷,台灣人到底有什麽樣的文明病。蔣渭水認為當時台灣人罹患了嚴重的知識缺乏症,也就是台灣人欠缺現代的知識。所以台灣文化協會就以文化啟蒙做為協會主要宗旨,舉辦各種讀書會或讀報會、演講會,聚集擁有現代知識的台灣人到台灣各地去進行演講、舉辦活動。
台灣的抗日,其實是從武裝抗日開始,到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後轉而主張採取愛爾蘭模式,來進行憲法的鬥爭。亦即透過日本的《明治憲法》來爭取台灣人跟日本人同等的國民地位,不再是次等殖民地的人民,而是普通的公民,要在台灣成立自己的議會,所以到了1928年,蔣渭水草擬《民眾黨黨綱大要》,就提出台灣制憲的主張。我是苗栗縣竹南鎮中港人,台灣民眾黨竹南支部就是在我們的媽祖廟慈裕宮成立的,蔣渭水和各地黨人跋山涉水到中港來舉辦演講和座談,為我們當地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父親曾群芳曾與我口述,他是聽祖父曾鴻鈞說的,我去查考史料得到證實。
相對於當時同樣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蔣渭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非常具有國際觀,他還倡議推動聯合被日本壓迫的民族組成聯邦如台韓聯邦,共同對抗日本。這些思想當然不見容於當時的日本政府。我們也知道,在100年前,共產國際在中國協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事實上當時台灣人也受到共產國際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論是俄國的列寧(Vladimir Lenin)或是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的《14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都主張民族自決,殖民地自決的觀念就此成型。
這就是台灣人民族解放運動的整個過程,從武鬥進入到文斗,且學會用現代的憲政主義來向日本人爭取平等地位,這個過程當然形成了台灣人的憲政主義跟民主人權意識,而這些觀念就在戰後就跟中華民國的歷史銜接起來。
談到這邊,回過頭來再看台灣文化協會,在蔣渭水這邊,他曾經有這樣一種看法看待中日關係。我們要提醒的是,台灣的主流是漢人,蔣渭水的時代是把漢人跟蕃人(台灣原住民)分別看待,他口中的“台灣人”基本上單指漢人。
台灣的漢人非常關心中國革命,也看到日本跟中國關係的緊張,所以蔣渭水為首的台灣文化協會這批台灣青壯派知識分子,認為台灣夾處在中日兩國之間,一方面是日本的國民,另一方面在文化與民族上面又是漢民族,所以台灣人可作為兩個民族國家和平的橋樑。他們認為,台灣人握有世界和平,或者東亞和平的鑰匙。台灣人,當時在東亞國際關係當中,特別是中日關係之間,以身為和平的鑰匙的這樣一種身分來自我期許。當我們在談台灣文化協會100年跟中日關係,我們從這角度來看的話,我想跟各位分享,在100年前,當時台灣,還有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怎麽樣來看待中日關係,怎麽樣來看待台灣在東亞、在這個世界的地位與重要性。
後來,我們知道,日本以大東亞共榮圈這種說法來侵略中國,那台灣人呢?台灣剛開始是以台韓聯邦的主張來對抗。其實如果當年日本不是以武裝侵略的方式來佔領中國的話,而是像蔣渭水,或者孫中山,以大亞洲主義,來重新整頓日本的中國觀、東亞觀或世界觀,也許此後亞洲的歷史,會走向不同的一種面貌,就不再是以中日民族為國家跟種族的界線,用整個歷史悲劇,包括銘刻的民族傷痕,直到今天仍舊作爲政治上被運用的工具,不時地刺痛中日兩個民族的感情。
以上是從台灣來看中日關係。

中國抗戰與台灣兵
轉到台灣人和抗戰。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台灣人就是以志願軍的方式被徵調參軍。我這邊告訴各位,日本人並不會將徵調參戰的台灣人派去中國的戰場,甚至非常防範台灣人與中國接戰,主要原因是怕台灣人因為與中國的連結,到了戰場,陣前起義。所以,台灣兵基本上都是派到南洋戰場,台灣兵當中戰力最強的是高砂義勇軍,就是台灣原住民的部隊。台灣的原住民屬於南島民族,跟南太平洋的各個國家有著不同程度相似的文化、語言與血緣。
戰爭結束,中國便有人注意並討論,台灣人在抗戰當中,到底屬於戰勝國或是屬於戰敗國的議題。如果將台灣作為日本的國民,它屬於戰敗國,但台灣若是被認為是中國人的話,它就屬於戰勝國。歷史上曾經有過這種的討論。不過我要告訴各位,在抗戰期間,台灣籍特別志願兵並沒有開赴到中國大陸戰場實際作戰,台灣混成旅是派駐在海南島,確實有與當地中國游擊隊接戰,但也真的發生了陣前起義。當然有台灣人到中國大陸去做官,比如說,在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或者在滿洲國,有非常多的台灣人在當地任職,但你不能光批評台灣人,因為參加滿洲國和參加汪精衛政府的更多的是中國人而不是台灣人,所以在那個時代的人們,有他們所置身歷史的環境,我們不能用抗戰勝利之後成王敗寇的觀點來看待當時作為日本國民的台灣人在中國大陸任官任職的事實。像滿洲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謝介石,他就是台灣的新竹人。
在抗戰勝利之後,有一個《懲治漢奸條例》,然台灣人算不算漢奸?國民政府的確也逮捕了一些台灣人,把他們丟到監獄裡面用《懲治漢奸條例》來定罪,第一屆立法院對此曾經有過相當大的爭論。而帶起這一議題的人,用在質詢行政院者,當中有丘漢平委員,是後來中華民國政務委員丘宏達的父親。南京立法院就反對國民政府或者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把在日本政府當中任職的台灣人當成漢奸來定罪的做法,因為他們說,台灣已經割讓給日本了,所以台灣人在日本政府當中任官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台灣人的情況跟中國人投入日本政府或於偽政權中任官的性質是不同的。所以後來司法院做成一個解釋,台灣人不受《懲治漢奸條例》的規範,才解決當時一度緊張的台灣、中國大陸民間跟國民政府三方之間關係。當然後面爆發所謂的228事件,這是另外一個議題,就不再討論之。

抗戰與戰後兩岸關係
接下來我要來談,對於中國抗戰,台灣一般人怎麽來看待。
我們要知道,在1949年後有60萬從中國大陸來的軍民遷移到台灣。它佔台灣人口比例有多大呢?本來有台灣只有200萬人,一下來幾乎等於台灣三分之一的人口,這些人就是我們台灣所謂的外省人。外省人其實已成為現今台灣重要的人口結構一部分。不僅如此,因為外省人是跟著中華民國的政府和軍隊過來,他們大部分很多都是官員、軍人或是其家屬。他們把他們在中國大陸體會到的歷史意識與政治觀念帶到台灣來。因整個中日戰爭過程造成他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結果,加上抗戰勝利之後面臨國共內戰,國軍厭戰,最後不得不流亡台灣。這些台灣外省人流離的命運,都認為和中日戰爭有很大的關係,所以他們也就把這個仇日意識,非常強烈鮮明地帶到台灣來。
但是為什麽台灣人不仇日?我告訴各位,台灣雖然曾歷經過我前面講的二十年的武裝抗爭歷史,但畢竟後來在大正民主期間,日本的民權政治家,甚至台灣共產黨作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日本共產黨也非常支持台灣殖民地的獨立,所以台灣跟日本的民間關係,經過長期的磨合之後,早年的民族間對立,就因此慢慢地消失了。太平洋戰爭的時候,其實又緊張起來,因為日本人對台灣人是有某種疑慮的,特別是對於台灣人的忠誠問題。誰知道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參戰的台灣兵包括學生兵,戰後集結起來,就成為反抗國民黨的民間武力。
台灣人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作為日本人被捲入戰爭,但是戰場上又感受到歧視,尤其面對不忠誠的質疑時,就讓台灣人非常清楚地瞭解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台灣人。所以台灣人出頭天的意識,就格外地強烈。因此,對於抗戰勝利這個事情,其實很多台灣人是非常高興且歡迎的。為什麽呢?台灣人有機會參與建立新中國,然後參與當時中華民國的制憲,成為這個國家的主人,成為中華民國這個新憲政國家的主人,所以台灣人,是非常歡迎國軍來台灣接收。
我們也知道,如果不是抗戰勝利,日本其實可以繼續統治台灣。在國際法上《馬關條約》是合法割讓,因為在1928年《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約》( 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通過之前,戰爭的確是國際上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台灣算是合法割讓。
因此,若日本後來沒有發生軍國主義、沒有侵略中國的戰爭行為,且在最後戰敗,那麽台灣事實上是沒有機會回歸中國的。所以從這點來說,我們也可以這樣地承認,中國軍民在抗戰過程當中的犧牲,導致日本陷入中國戰場,最後在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當中敗亡,讓台灣人終於有機會脫離殖民地的地位,回歸中華民國,而有機會去實現台灣人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當中希望成為國家主人的夙願,用我們台灣人的話說,叫做“台灣人出頭天”。
各位可以想像,抗戰勝利的時候,8月15號,整個日本經由天皇裕仁宣佈投降,台灣人很多人可能不知所措,不知道到底該高興還是該難過,但是當時比較具有進步意識、有國際觀的台灣人,其實非常歡迎這天的到來,當然之後存在高度的期待落差,所以就形成台灣近代史上非常複雜、愛恨交織的一頁,那個是另外問題,暫且不表。
好那我們回過來談中國抗戰和台灣的抗爭,在1945年8月15號當天日本投降之後,中國大陸人民的命運和台灣人民的命運終於有機會,在《馬關條約》五十年之後,重新又集結,而有機會凝聚在一起。照理說,可以推動戰後政治協商,通過和平建國制憲,建立新中國,重建中華民國的這種方式,重新建造一個新的憲政主義的現代國家連結在一起。但是抗戰勝利四年之後,中國大陸可以說是變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統治了中國大陸。
就像我們上一節馮崇義教授主持的失板明夫演講〈後疫情時代的中日關係〉當中聽到的,他也提到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保存實力,讓國軍消耗在正面戰場,所以這導致在抗戰結束之後,國軍的確有厭戰的心理,也不願意在內戰當中和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兵戎相向。這種厭戰心理也導致國共內戰當中的形勢逆轉。共產黨在抗戰期間,把第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新編第四軍慢慢坐大,在抗戰之後成長茁壯,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後將國軍趕出中國大陸。所以這段共產黨崛起的歷史,我想也和抗戰這段歷史無法分割。毛澤東曾經向日本表達感謝,說日本人侵略中國,把國軍消耗在戰場上,不然不可能有機會在中日戰爭當中持盈保泰和捲土重來,最後席捲中國,成為新的統治者。
歷史非常大的嘲諷在接下來的兩岸戰爭中發生。
今天是8月15號,再下一週下個禮拜,8月23號就是著名的八二三砲戰紀念日。這是兩岸之間最後一次戰爭,──到目前為止。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再有戰爭,至少現在就是民國47年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八二三炮戰當中解放軍的砲彈最先打死的中華民國軍事將領,是當時鎮守金門、而在八年抗戰當中著名的對日本開第一槍的河北省宛平縣守將(第29軍第219團長)吉星文。這個揭起八年抗戰,重要的盧溝橋事變的主角,吉星文將軍。他因為蘆溝橋事變成為中國抗戰大家的永久記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吉星文將軍是死在解放軍的炮彈上,就在下個禮拜8月23號八二三砲戰。當時共軍的炮彈打向金門,它這個砲彈非常地准,奇准無比,直接打向金門防衛司令部,三位副司令趙家驤、章傑和吉星文當場陣亡,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胡璉雖然受傷,但是僥倖地躲過砲彈,國防部長俞大維也躲過。三位副司令當場陣亡,其中一位就是抗戰歷史當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吉星文。
胡璉本身也是抗戰英雄,在金門被稱為恩主公,他守護金門、守護台灣海峽,在1949年之後,可以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古寧頭戰爭扭轉國共在台海強弱的形勢,古寧頭戰爭最後的決勝就是胡璉從江西一路帶出來的第12兵團,第12兵團全面接手金門防衛後改製為金門防衛軍,胡璉鎮守金門中間一度離職,在八二三砲戰前夕又從第一軍團司令再調回金門防衛司令部領軍。
兩岸最重要的戰爭,胡璉都是非常吃重的角色,而他本身成名,是在抗戰期間因為鎮守長江三峽,在石牌戰役將日本軍隊阻擋在長江三峽之外,這個戰役被稱為無聲的戰爭,據說中日雙方軍隊彈藥都打完了,所以最後進行肉搏戰,所以那一場戰爭,是聽不到槍砲聲的,而嘶喊聲最後雙方都喊不出來,有的也只能在山谷當中迴盪,山壁向遠方遮擋了所有的聲音。胡璉就是這場無聲的戰爭當中負責守衛石牌這個地方的將領。這場戰爭讓重慶不至於淪陷,國民政府苦撐待變,才有最後迎接勝利的機會。所以石牌戰役其實是阻擋日本長驅直入四川、保衛中華民國的一場非常重要的戰役。胡璉和其他有功將領獲頒青天白日勳章,胡璉的勳章現就放在金門太武山下的莒光樓。
莒光樓正對中國大陸,今天胡璉把青天白日勳章,當年抗日戰役的一個象徵,在身後放在莒光樓,對於台灣人或對國軍來講,也有跟石牌戰役守護住中華民國命脈同樣的歷史意義。胡璉駐守長江三峽,今天胡璉和12兵團的軍魂同樣地駐守在金門,抵擋未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於中華民國可能再一次發動生死存亡的戰爭。面對未來可能同樣歷史、似曾相識的情境,胡璉兵團跟他的青天白日勳章有著守護台灣、守護中華民國的那種鼓勵人心的意義。這位抗戰期間非常重要的軍事將領,最後成為守護台灣非常重要的力量。
抗戰期間中日之間互相對峙,可是我要告訴各位,抗戰勝利之後,因為國民政府對日本採取所謂的以德報怨政策,所以日本幾位躲過南京審判或者是東京審判的軍事將領,是非常地感激蔣中正的不殺之恩。所以在面對中國國共內戰、台灣保衛的軍事部署情形時,就有非常多的日本將領投入國軍擔任軍事顧問來協防台灣,就像日本的支那遠征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是在南京受降當中代表日本,向中國的代表何應欽將軍呈遞降書者,而他是國共內戰及其後台灣重要的軍事顧問。
另外,在古寧頭戰爭的時候,金門山上有個地方叫湖南高地,是當時國軍主要的軍事參謀總部,當中就有一位日本軍事顧問根本博,中文化名林保源,他是自願到台灣再來到金門前線的,他對古寧頭戰役有非常大的貢獻,就是他建議國軍善用戰車。國軍有非常多的戰車從中國大陸運送到台灣和金門,都是美援的戰車,就用戰車來守衛金門,因為共軍第一波登陸之後,未必有能力把後續的士兵和補給源源不絕再運送到金門島上,金門島上除了太武山周邊山地之外,有很大片的面向中國大陸那邊叫安岐的平原,是非常適合戰車馳驅的戰場,日本的這個軍事顧問,就給國軍提供這方面的建議,同時也協助國軍進行操練,所以古寧頭戰役,共軍後來的確就是敗在國軍的戰車戰術上面。若各位有機會到古寧頭戰史館,可以看到立了大功被稱為金門之熊的M5A1戰車。
在戰後,有日本的軍事顧問富田直亮,中文名白鴻亮,組織顧問團白團協助國軍在台灣重整部隊,白團的日本顧問和教官,原本也是日本遠征軍的將領。他們都以化名來台協助國軍。各位要想,在國共內戰當中,其實能夠撤退到台灣來的部隊都是殘兵敗將,並沒有一支完整的部隊從大陸遷移到台灣來。胡璉部隊當然是當中戰力最強的,但實際上胡璉他的12兵團早就在淮海戰役,也就是徐蚌會戰當中被打掉了。後來防衛台灣主力的12兵團金門防衛軍,其實是在江西重新徵兵招募還有沿路抓兵、重新打造的一個新的部隊,和淮海戰役之前的12兵團是兩個概念,雖然胡璉重組兵團因而前後幾個將領是相同的。所以台灣防衛國軍的戰力是不強的。在韓戰爆發之前,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在等待中國內戰塵埃落定,才有進一步的選邊站問題,所以在古寧頭戰爭期間,國軍並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援,那一場戰爭,僅有的所謂外國勢力,可能就是日本的軍事顧問根本博。
所以這個歷史非常弔詭,八年抗戰當中在中國戰場上面敵對的雙方,在抗戰勝利後中國內戰中,日軍成為國軍非常重要的支持,應該這麽說,就是這些日本將領,他們成為國軍非常重要的軍事顧問來協助國軍抵抗解放軍的對台進攻。這是一個讓人覺得非常弔詭的一段歷史。

台灣人的日本懷舊病灶
我最後可能再留一點時間好,也許可以再做一些交流。我最後要談的就是說,台灣人對日本人的感情和中國大陸其實有很大的差別。主要差異呢,在於很多大陸人,包括台灣外省人,他們會說就是因為台灣人被日本人殖民,因日本奴化教育形成的皇民化表現,台灣人對於日本佔領台灣期間的種種近代化建設,相當程度是感謝的。也就是說,不像韓國人與中國大陸人士,到目前為止還有很多強烈的仇日意識。
那我要告訴各位,其實這是經歷了一個過程,這過程就是所謂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使台灣人對於國民政府、中華民國、中國形成高度的期待落差,政治學上叫做政治懷舊病(political nostalgia),也就是說它使得中國和日本有了對比,殖民者日本人跟被認為是自己同胞的中國政府,怎麽在對待自己上有大同小異的君臨態度,由此表達出對於國民黨政府的譴責。也就是說,藉由對日本的懷舊病來凸顯,聲稱是自己同胞的國民政府對待台灣人的不仁不義。所以要知道,應該在二二八事變前後的歷史脈絡來看台日關係。
戰後日本跟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簽訂了《中日和平條約》,中華民國和美國之間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所以台日之間,其實是具有軍事的合作和同盟的關係,再加上戰後世界經濟體系重組,台灣依賴於以美日為中心的經濟體系,才有戰後的經濟奇蹟。這個就是日本人所謂的雁行理論,也就是說,日本處在東亞經濟體系當中,東亞就像一個雁群,日本是前面帶領起飛的大雁,日本把它重要的技術或者資金利用台灣的勞動力形成一個產業鏈,然後將生產出來的商品對美國輸出,形成日、台、美間的經濟產業鏈關係。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台灣在東亞產業鏈當中的作為生產基地的地位,就被中國大陸取代,台灣最後保留了的是高科技產業,也就是半導體產業。當年能夠讓台灣在冷戰結構之下的兩岸對峙中能夠維持和平,同時經濟能夠起飛,日本人對台灣的協助,可以說功不可沒。所以對台灣本地人來講,對於日本從早期的敵視,也就是說非我族類的情緒當中,因為對比國民黨政府對台灣的白色恐怖統治,所以產生了一種親近感。
台灣本地人在白色恐怖期間,比如說以我的家庭為例,我父親曾群芳,他因為受日本教育,但是又受到國內國民黨政府的迫害,從而導致社會的排斥,正是他在戰前所接受到的日本高等教育,然後利用台日美之間的經濟體系,讓他的日本教育背景在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當中,才華有機會發揮,才讓他的整個社會地位與經濟情況有機會改善。以我父親那一代的大多數台灣人來講,因為殖民地教育的語文障礙,是沒有機會進入到中國的政府服務的。可是因為台灣的經濟跟日本之間的緊密關係,他可以利用他在戰前日本時代所受到的教育加入讓台灣加入到日本跟美國的這個產業鏈當中,所以也就改善了他作為台灣人本地人的社會跟政治地位,當然也包括他的財富。這就是說,台灣人對於日本人從日本殖民時期的那種對立狀態,因為加入了戰後回歸中國不愉快的經驗,然後再加上台日美這個冷戰結構非常緊密的以經濟體系為基礎的同盟關係,所以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印象和感情發生驟然與巨大的轉變。
但是我最後要講的就是,日本後來改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對當時台灣人,不論是外省人或台灣本地人,在心理上有非常大的打擊。
我記得,那時候我剛要念小學,還有印象,當時日本來台灣的談判代表叫椎名悅三郎,這名字我現在都還記得,其實我那時候是小學生。所以你可以想見當時整個台灣全國同仇敵愾的情形。我記得那時候我的小學老師在課堂上還跟我們這麽說,他說,日本在抗戰後曾經投降過中華民國一次,今天日本拋棄中華民國,去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終究還是要再投降中華民國一次。那時候,我們小學生被這種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鼓動得情緒高亢。過去五十年了,我現在對那些往事,還是歷歷在目。
當台灣有衛星電視的時候,我父親發現,日本放送協會NHK電視頻道節目特別是新聞報導或者是天氣預報,其實眼裡是沒有台灣的,而直接跳過台灣,亞洲各國的天氣預報,沒有台灣,台灣是不在日本的視野當中的,因為台日斷交之後台日之間也斷航,經濟往來曾經有一段期間非常地低盪。日本因為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讓台灣人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種印象是存在了的,日本是一個比較沒有骨氣的國家,非常地媚共、非常親中。
直到李登輝出任總統以後,大幅度改善台日關係,我們才對日本有重新比較好的正面印象,這是因為李登輝的日本殖民地菁英教育背景,使他摸熟了日本的民族性,而能根本地改變日本對台灣的關係。
好,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從抗戰的歷史,來看台灣的抗戰跟中國抗戰,以一個台灣人身分來談台日關係、中日關係。以下還有一點時間,非常歡迎各位來提出問題,我們做一點交流。

答問:
命運共同體經驗凝聚成民族意識
馮崇義:非常感謝建元兄非常詳實的講演,別開生面從另外一個很新的角度來對比中國的抗戰和台灣人的抗戰。
我們的觀眾主要是在YouTube上,在Zoom現場的人不多。我借這個機會請教建元兄一些問題。你談到台灣人、台灣人很糾結的這個民族認同,或者身分認同。特別是在跟中華民族、日本人跟本地人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我現在想探討的是台灣民族主義如何整合的事情,它面臨一個很大的事,就是現在香港出來的香港獨立態度。
我們回顧民族主義,它有兩個不同的脈絡。一個是從英美法起源的脈絡,它就是最經典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叫自由民族主義也好,叫公民民族主義也好,它的整個民族主義是跟自由、民主完全糾纏在一塊的,是以自由主義為前提的。像英國,它的民族主義起來就是在英國革命的過程中,它應該是近代第一個近代的民族,但是它的民族認同,則是與現代自由的公民連在一起。公民有權去參與政府官員的選舉,就是參與國家政治。英國不再只是那個皇室的英國,而是通過議會代表民意的國家。公民本身是納稅人,他本身有選票,他這個民族認同是跟民主、自由連在一塊。
美國更典型。因為它的獨立戰爭,本身就建立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最典型的民主共和國。它是通過跟英國之間做一個切割,它的民族的形成是跟這個民主建國完全重疊的。
法國也一樣,法國它這個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它本身這個法蘭西民族也是在大革命以後形成,民族認同與對自由、民主的認同相一致。
台灣現在的這個民族主義,它好像是走的另外一個路子,就是從德國那邊過來的,就是我們叫的族群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強調族群血統。甚至於某種意義上講,還受著黨國民族主義的概念,就是身份認同直接跟血統和族群連在一塊,然後跟其他的族群,需要很鮮明的分割,和當今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同是一個類型,以族群血統來確定公民身分。這與美國最典型的公民民族主義不同。美國不管你從哪裡來,不管你是哪個族群,只要你向美國的憲法效忠、你對美國國家核心價值效忠,你就是愛國的美國人。
台灣現在是屬於什麽狀態。就是說,特別是新生代,已經屬於自然獨的這片,是為什麽?我想問下你是怎麽觀察這一塊?
曾建元:好,謝謝。馮老師這個提問聯繫到我前面講的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他們面對日本指責他們要將台灣從日本獨立出去,不斷提“台灣人”的概念,日本政府對於蔣渭水或台灣文化協會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指控。
當時台灣文化協會提到一個概念,他們主張,“台灣人”和“台灣本島人”是不同的概念,台灣本島人指台灣的漢人,台灣人呢?是所有住在台灣這個島上願意認同台灣共同支持建設台灣的所有人,所以日本人也可以是台灣人,生蕃,他們將原住民稱作生蕃,也可以是台灣人。
在100年前,台灣本地人的自我認同是本島人,而台灣人的概念呢,其實是日本人帶進來的,是日本的近代憲法帶進來的,以公民身分為界線,形成一種新的民族認同。
這種新的台灣人的概念,在台灣人跟日本人文斗當中慢慢地形成,台灣人的概念取代了本島人,台灣的漢人跟原住民就慢慢被台灣人的概念凝聚起來,這個概念因為後來碰到1949年之後大量湧入的外省人,所以台灣人跟外省人的概念在台灣是互斥和分開的。台灣人怎麽樣把外省人納進來,其實也是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才慢慢開始,特別是在現在所謂的天然獨世代,很多是外省人第三代。
所以剛才馮老師所談的台灣民族主義,其實是有兩種典範的衝擊,一個是日本時代台灣人在近代化過程當中在與日本的抗爭中學習到的愛爾蘭模式,以及由此而啟發的公民民族主義,和中國在抗日戰爭當中所形成的中國種族民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典範,在台灣島上因為國民政府在台灣的威權統治,而形成強烈的碰撞。所以在台灣民主化過程當中,我想不容否認的是,台灣本省人的確是運用了種族民族主義來進行政治動員,非常有效。這就是民主進步黨形成的社會基礎。台灣的統獨認同論爭,之所以會延續到今天,和選舉利用族群動員有關。放到這個大歷史背景,可知其實和中國的抗戰、台灣的抗戰是有關的。
前面馮崇義老師提到,比如說美國,美國沒有獨立革命,法國如果沒有法國大革命,英國如果也沒有光榮革命,德國沒有歷經普法戰爭,沒有經過政治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民族認同不易凝聚。台灣的國家認同,以台灣為界限的現代公民國家建立過程還沒有完成,我要講的就是說,如果台灣今後的國家認同要以台灣為中心凝聚起來,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地對台灣打壓,讓中華民國走不出去,其實是在幫助台灣形成它的台灣認同。蓋這個被中共打壓的經驗,在台灣是不分外省、不分本省人、不分原住民等族群所共同經歷的,這種休戚與共的命運連結,是使台灣走出過去的中國或者是台灣的悲情歷史而完成台灣民族主義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覺得如果中共能夠看清問題的話,就它所指摘的台獨,從台灣的角度來說,它才是台獨最大的催生者。今天台灣的民族主義還在演變當中,希望以李登輝所講的建立台灣新中原的概念,用《中華民國憲法》重新去凝聚台灣人的認同,並不那麽順利,為什麽,因為“中華民國”國號沒辦法使用,特別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場的時候,所以這個問題現在還在。台灣的民族主義或者國家認同會走向哪個方向,我想還是要放在兩岸關係怎麽樣去發展的脈絡下來觀察。
弔詭的是,也是因為中共的壓迫,被中共壓迫的中國大陸民主人士,和台灣人重新找到命運共同體的基礎,這就是被中共壓迫的經驗以及對民主憲政價值的認同,我覺得這是未來台灣跟中國重新連結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覺得未來不論台灣會走向怎樣的方向,今天我們共同面對共產黨的壓迫的命運共同體經驗,是未來台灣跟中國共同命運的發展很珍貴的一個資產。今天我能在這邊跟各位來暢談這一問題,也是因為我們都有同樣開闊的心胸,同樣的價值認同,才會有這樣的機會,而這個機會,我在台灣還不見得會有喔,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珍貴的共同的精神資產,我們要好好地去承襲它。

生活中的自由中國
馮崇義:就你剛才講的這個民族認同,梳理兩個不同典範在台灣的演變過程,確實是可以解掉很多中國人裡頭的一個心魔。因為在現在這種長時間的分離還有在中國大陸中共政權長期的洗腦,讓普通中國人的思維能力是滿低的,他們沒辦法去準確理解一個很複雜的概念和現實。
對台灣這個新的民族,最困擾人的這個民族認同問題,他們沒有辦法去理解,因為超出他們大部分人的理解能力,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悲的事。
但你提到另外一個變量,就是中共政權。其實,我們的後代或我們將來有機會寫這個歷史的話,中共政權它本身對中華民族的破壞是非常非常大的,因為它本身從立國開始就是要把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連根拔起,現在才想回去用一個實用主義的方式去利用它。但是這種對民族心靈的創傷,這幾代人的創傷是一時半載無法醫治的。現在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大陸漢人與周邊民族,也就是邊緣地區的族群,包括新疆人、西藏人、台灣人、香港人與中華民族之間發生這種深度的疏離,是這種政權它本身造成的。
所以中共政權現在煽動中華民族主義,是極不夠格的。如果它說它是民族代言人,它不夠格。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就是梁啟超所講的國族,包含居住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各個族群。中共掌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就是中國,中華民族所信奉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更不能與對中共政權的認同混為一談。我不曉得對這麽個問題是不是要從這個角度去觀察。
曾建元:其實我非常贊同馮崇義老師的見解,所以我覺得中國要有一個未來的話,共產黨黨國極權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一定要終結,不但是從實際的政治秩序當中結束,它對中國人民心靈精神的奴役狀態也應該要終結。讓中國人真正成為一個具有自主人格的地球人,中華民族才有重新去整合凝結的機會,否則的話,就像馮崇義老師所講的,現在我們台灣因為夾雜著中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概念上的混淆,然後在國際上所謂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沒有辦法被正常地使用,所以在台灣現在日常的語境當中,慢慢因為兩岸交流變得頻繁,談到中國大家不會想到我們是中國,中國是他稱,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像馮崇義老師在台灣,人家也不會覺得你是中國人,他會把你當成是澳洲的華人,因為講到中國人的時候,我們想到就是小粉紅或是共產黨青面獠牙非常猙獰的面貌,所以中國這個概念在台灣並不是個光榮的符號。對此我覺得很可悲,為什麽?因為在我們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就好像昨天是台灣的民俗節慶七夕,我們叫做中國情人節,我們不會說它是台灣情人節,七夕我們台灣各地的廟宇香火鼎盛大家都去拜拜,去祈求好的姻緣或什麽的。這個現象我想在中國大陸的民間可能看不到,像台灣交通繁忙堵塞,大家都忘了現在還是在疫情期間,大家都到廟裡去進香,這是什麽,這是傳統中國文化在台灣的日常生活當中所發生的作用、所發生的力量。這跟你是不是承認是中國人沒有關係,因為中國的那種文化,中國的精神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實踐當中。所以跟中國、跟共產黨去爭執誰是中國人誰是中國正統,對我們台灣人來講,會覺得非常無聊沒有意義。想當中國人就讓他去當吧,中國人這個符號已變得如此地醜陋不堪,就讓它去吧,但是我們台灣人呢,會繼續維持著我們祖先流傳下來的這些文化,然後我們也將帶著現代的憲政意識來充實我們日常的公民生活。我們日常生活具體的實踐,正好就可以打破共產黨所講的中國人不適合自由民主的這樣一種說法,如果我們認為台灣在文化上面具有大量中國的成份,我們現在的《中華民國憲法》秩序淵源自中國,台灣不是證明中國人非常適合現代憲政主義國家的生活嗎?所以我覺得在這點上,的確現在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妨害中國成為文明國家非常重大的阻礙,我身為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在台灣這方面的努力,也是希望台灣人面對我們未來的命運,一定要和所有的華人團結在一起,把中國故土上面這樣一種邪惡的政權早日讓它終結,這樣我們所有的華人,所有的中華民族或全世界人類,才有真正自由解放的一天。

中國再啟蒙的力量
馮崇義:是,因為你提的另外那個文化人可以大派用場的任務,就是使中國人從這個極權黨國洗腦教育造成的精神籠獄中解脫出來。你講第一步需要把這個黨國解體,然後去創造一個政治和社會的外在條件。但是這並不是要從外邊去解放,而是這些人要嘛裡面走出來,他需要真正意義上的Enlightenment,啟蒙。就是他要從自身封閉的精神世界走出來,他必須來一次Enlightenment,就是有一個思想上的轉型,也就是社會學上的再社會化,從新再接受一個新的一個價值體系,新的一個甚至於最基本的價值觀,關於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而不僅僅是政治上的那些自由民主與法治那些觀念。
現在,中共政權對中國人的毒害已經深入到良知層面,就是判斷是非善惡的良知已經受損。現在在中國日常生活中已經遇到相當大的麻煩,你在中國有親戚朋友的話,會知道他們日常為食品不安全提心弔膽過日子。哪一個民族能夠製造出這麽多帶毒的食品出來,因為要經過產業鏈多少環節才會把這些帶毒的食品生產出來。
在道德認知相當混亂的情況底下,才會對這個同胞的生命,對生命尊嚴,沒有最起碼的敬畏,完全可以把它放在一邊。唱紅歌唱了很高大上的語言,跟這種互害行為是完全分裂的,這與精神奴役有關聯。
李酉潭教授講到現在這個擔憂。好不容易開放一點言論,互聯網開放了一段時間,現在又嚴格進行信息封鎖和閹割。因為信息來源非常重要,精神奴役無法解脫,根源於信息不對稱。你跟他講良知、講道理,往往變成雞同鴨講。就是因為訊息渠道的阻塞,再加上他們那種處理信息的那種特別的黨國方式,根本無法接受事實和道理。事實上現在這樣子,讓很多人很擔憂。就是說,若明天中共政權垮啦,解體了,這群人是不是有能力去重建一個好社會,完成道德重建與社會重建,重建一個符合現代人類文明一個道德體系與政治制度。這個是一個蠻多人憂慮的問題。
曾建元:確是個大問題,也許我們有賴《光傳媒》未來再開一個論壇,我們來討論中國精神文明如何重建的問題,我是對於從中國大陸內生產生這種力量,在現在電子極權主義這個壟罩之下沒有那麽樂觀。我反而要寄望於外在的力量,這個啟蒙的力量,就在於熟悉中文的外部力量。我們台灣人或者海外華人,應當是中國再啟蒙再社會化過程當中非常關鍵的力量。
馮崇義:現在這個肩膀上就很重,我剛才一開始就介紹建元兄是學人干政的典範。其實,我們從我們自身的個人愛好和能力而言,我們關起門來做學問,來過小日子,會很滋潤。所以我們一起探討這麽多現實政治議題,其實是因為這個責任感、使命感,讓我們沒辦法去關起門做象牙塔裡的學問。我們人生裡頭,中國憲政轉型沒有完成,其實對我們自身的工作和生活本身影響極大,你講的到這個《光傳媒》,他們其實也是一樣。
做這件事情是聖徒行為,它本身是給社會做一個奉獻,為社會轉型和重建添磚加瓦,從不同角度激發我剛才所講的Enlightenment,就是那個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必須參與進去,才能夠得到剛才建元兄講到的一種解脫。如果說不參與進來,沒有變成一個理性自覺的、精神上獨立自主的個體,就是一個積極的公民,他是沒辦法擺脫這種蒙昧、這種精神奴役狀態。
當年孫中山說以革命來啟蒙,就是要透過革命過程本身來觸動靈魂、帶動思想轉變。英美法這些國家的轉型經驗中,有一個完整的啟蒙運動。孫中山等人走捷徑,就是將民眾捲入憲政轉型的現實政治運動,認為這種作用比純文字的啟蒙速度會更快。你可以講他們的深度有限,但是如果從大眾層面看,那個時候的國民在革命過程確實有很大覺醒。
我們如果回到歷史,舉辛亥革命的例子,孫中山、中國革命同盟會他們所做啟蒙宣傳,《民報》也好,《新民叢報》也好,他們當時的發行量,滿當滿就是幾十萬份或是上百萬份,就是中國那麽大的國家,有四億人的國家,恐怕是100萬人可以接受這個“共和”概念。
但是一旦把皇帝給掀翻了,到了袁世凱以後,你想再搞帝制,全國人都不認同,就是這個觀念一下子從帝制時代走向共和時代,人們的觀念轉變不是說以前靠思想傳播。思想傳播的範圍是窄得多,政治制度一下子變過來後,大眾的思想也就跟著過來。到五四的時候,你看參加這個新文化運動的人,那個學生群就是幾千萬的人。也就是說,一個政治運動本身,有啟蒙的功能,如果它們是朝著相同方向的話。
曾建元:這個是極大的問題啦,就是怎麽看中國在嚴密的社會控制下,星星之火如何可以點燃,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對這個問題感到非常地沉重,特別是看到香港很快地遭到打壓。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在現代電子極權主義之下,怎麽讓馮老師所談的政治啟蒙這個薪火怎麽去點燃,我覺得這真的得好好地去思考這個策略。
馮崇義:但是你談到香港,香港還有另外一個面向,就是我和我太太看得很難受的,像林鄭月娥,她以及一大批在英美教育系統裡頭培養出來的公務人員政府人員,現在一下子就轉過來就去當中共的鷹犬。你看她的表現,好像沒有這個良知心理上的障礙。就是去年香港流水革命中警方的表現,也很接近大陸的公安。除了政界、警界,還有一些無良商人。最讓人震驚的就是,這些受過很完整的英美教育的人,竟然要走得這麽遠。最典型就是這個林鄭月娥,你現在閉著眼睛想,如果給她一個權位把她放在北京習近平的位置上,她的行為模式會跟習近平不相上下。其實這是一個權力問題,就是我們講這個極權政權授權作惡,個人的墮落非常之快。另外一個層面,比如像香港政客,思想啟蒙擋不住權力的腐蝕,很快就變得非常醜陋、非常兇殘。
曾建元:權力要靠權力來制衡,要期待林鄭月娥內聖外王這個不太可能,把她當成壞人以後還有機會,當像這樣的制度才不會再產生這樣的惡人,那才是根本,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有一個足以對抗極權的力量,我們才有辦法去扭轉今天中國大陸走向更加極權的方向。最近美國提出來,要在年底召開民主峰會。我覺得透過全球民主國家力量的集結,才有辦法去抑制中共極權的擴張,這個部分可能自由世界應該要好好地反省跟檢討。
馮崇義:最重要就是人們的選擇取捨。現在包括西方很多政客不再去珍視自由價值,而是完全採取實用主義的方式去跟中共極權政權做勾對,就包括川普(Donald John Trump)本身,如果你純粹用這個經濟民族主義來跟中國的民族主義交手,會很成問題。這裡頭當然有它的內在利益邏輯在裡頭,但是你如果沒有提到這兩種價值體系、兩種政治制度之間的生死搏鬥,就無法取勝。
林鄭月娥其實也是出身寒門,以前跟中共之間並沒有非常深的利益關係,一旦被放到行政長官特首的位置上,就完全背靠著中共來支撐。為了她現在這個權位權勢,就可以把所有的民主自由法治生命尊嚴全部踩在腳下。有時候我看她答記者問那種神情、那張臉,絕對受不了。從香港文官系統出來的人,怎麽就變成簡直像妖怪一樣,專制權力對人的毒害實在太可怕了。
如果國際上沒有把自由民主價值放在一個很高的位階,讓這些不同制度底下的政客們,有一個良好期待,世界就好不起來。就是剛才講的是非善惡問題,究竟站隊站在哪一邊?如果他們認為,現在大家都不把自由民主當回事了,而且主要民主國家也放棄了他們捍衛自由民主的責任,那麽他們就會採取像林鄭月娥那種只問利益輸贏而不問是非的行為。

民國111年1月19日8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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