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77級大學生畢業40周年||時代與人物的互動:77、78級大學生群體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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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海峰 科舉學與考試研究 2022-01-14 08:45
 

編者按:2022年1月,是恢復高考後第一屆大學生77級畢業40周年,今天特推出劉海峰教授發表在《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的一篇論文。網上廣泛流傳的劉海峰《77、78級大學生的命運與作為》一文(《光明日報》2012年7月25日),即本文的簡寫本。

紀念77級大學生畢業40周年||

時代與人物的互動:77、78級大學生群體掃描

劉海峰

社會發展進程往往並非勻速推進,而是波浪似地前進,時而湍急,時而舒緩。不同時代的大學生經歷與命運也各不相同,有的大學生在學期間被捲入驚濤駭浪,有的大學生過得波瀾不驚,因此有“幸運的一代”、“求職的一代”等說法。77、78級大學生都於1978入學,至2008年已整整30年了。他們在動亂年代拋灑青春,參加過恢復高考時激動人心的考試競爭,在風雲際會的時代成長,與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密切相關。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個特殊教育群體,近年來已出版許多《難忘1977》、《我們的1977、1978》之類的著作,並發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對這個頗有研究價值的群體,卻是個體回憶多、群體分析少;一般談論多、學術研究少。本文擬對77、78級大學生進行宏觀的掃描,在回顧其成長曆程的基礎上,分析其群體特徵,並探討該群體的命運與作為,從中看出時代與人物的互動互造關係。

一、空前絕後的教育群體

1978年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份。這一年,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首批大學生於春天入學。緊接着,夏天又舉行了全國統一高考,78級大學生是1978年秋季入學,結果這一年有兩屆學生入學。1978年冬,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征程。這樣,30年來,77、78級大學生與改革開放的歷程相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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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關於推遲1977年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

批示(1977年8月)

77、78級大學生,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個群體。1977年招生的專業較少,有不少專業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於是這些78級大學生也是等於是這些專業的首批大學生,類同於77級。還有許多專業1977年招生人數很少,如教育學專業1977年只有北京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杭州大學等少數幾個學校招生,法學專業只有北京大學等學校招生。到了1978年,許多大學擴大了招生專業。

在學期間,77級與78級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區隔,因為很多78級大學生也參加過1977年高考,而77年高考是分省市命題分地市評卷,78年則是全國統一命題分省市評卷。不過,這兩個年級之間的差異遠小於共同點。尤其是77級大學生實際上是78年春季入學,兩屆大學生都於1982年畢業,同屬於1982屆。兩個年級的大學生在生源構成和社會經歷、思想特徵等方面頗為接近。經歷過20多年的風雨,兩個年級大學生之間的差異日漸模糊,而共同點則日益顯現。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他們都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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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鄧小平關於恢復高考的批示

(1977年10月3日)

“文革”後期招收工農兵學員要求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1977年恢復高考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允許招收應屆生。教育部於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山西太原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時,決定試招少數應屆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試招的人數約佔招生總數的2%~5%,約4000至1萬人左右。到1977年9月鄧小平明確要恢復高考時,確定從高中畢業生直接招收的比例增加到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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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關於恢復高考的文件

(1977年10月12日)

1977年9月6日,鄧小平在《給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的信》中說:“招生問題很複雜。據調查,現在北京最好中學的高中畢業生,只有過去初中一年級的水平(特別是數學),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證質量。”[1]一開始還考慮報考年齡限制在25周歲以下,但後來考慮在學業荒廢多年、社會百廢待興的時刻,應最大限度地選拔人才,因此在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就明確規定“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可放寬到30周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屆高中畢業生)”。[2]這一特別規定和提醒,為1966、1967、1968三屆畢業生提供了一次難得的考試和錄取機會。同時,還規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績特別優良,也可提出申請參加報考。而當時中學的學制是4年。正是放寬了報考限制,所以才會有77、78級大學生中年齡十分懸殊的情況出現。過去出現父子同考、師生一起考中的情況是科舉時代,如康有為與梁啟超師生一起參加會試,公車上書。而77、78級也有一些兄妹同學,甚至還有個別父子同學,年歲最大者入學時已過30,最小的只有14歲。

1977、1978年的高考,是錄取率極低的高考。1977年9月決定恢復高考時,起初預計報考者有可能達到2000多萬人,原定計劃招生20萬人,錄取率是1%。[3]後來不少省市採取了地區初試,按計劃錄取數的2-5倍篩選出來,參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國超過半數的青年根據自己的文化基礎選擇報考中專,結果1977年最後實際參加高考的人數為570萬。後來經鄧小平提議,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經過擴招本科2.3萬人,各類大專班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例達29.3%,最後錄取了27.8萬人,按考生比例來算,是20.5:1,錄取率為4.9%。這是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1978年也有擴招的舉措,610萬人報考,起初計劃招生29.3萬人,考後仍有大批比較好的考生不能入學,經過擴招11萬人,總共錄取了40萬人,(楊學為:《中國高考史述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60、263頁。)錄取率為6.6%。也就是說,當時包括了大專生的錄取率,按現在一般省市的高考錄取線來比較,也都在本科重點線(一本線)以上。

因此,77、78級大學生,是一個多數人經歷過上山下鄉磨練的群體,是一個歷經艱辛終於得到改變命運的機會的幸運的群體,是一個經歷了最激烈的高考競爭後脫穎而出的群體,是一個大浪淘沙後特色鮮明的群體。

二、群體特徵掃描

1977年的高考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由此,77、78級大學生便註定成為一個很特殊的教育群體。

以往靠推薦上學的工農兵上大學生中也有一些優秀的人才,但總體而言,文化程度嚴重參差不齊。而經過高考的篩選,77、78級大學生的文化水平相對較為整齊。除此以外,這一批大學生還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大體分析,其群體特徵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年齡差異巨大,社會閱歷豐富。以往豐富而複雜的學前經歷,使這兩屆學生呈現多樣化的特點。相比現在同一級大學生多數是一個年級的高中畢業生所構成,77、78級大學生在上大學前幾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狀態都不一樣,每一個同學都可以說出自己獨特的高考故事。有的人已經是幾個孩子的家長,有的人連什麼是戀愛都還沒想過;有的人帶薪學習,有的人拿助學金讀書;有的人成熟練達,有的人年少氣盛。這種差異化的班級集體,可以有更多的交流。當時錄取分數也略有不同,通常是年齡較大的“老三屆”基礎較好,分數也要求較高一些。

正如有的論者所說的:“不會再有哪一屆學生像77、78級那樣,年齡跨度極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層生存經歷。不會再有哪一屆學生像77、78級那樣,親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會轉變,並痛入骨髓地反思過那些曾經深信不疑的所謂神聖教條。不會再有哪一屆學生像77、78級那樣,以近乎自虐的方式來讀書學習。……這就註定了77、78級要出人才。”[4]在飽經滄桑之後,這一群體普遍個性堅定沉毅,較能吃苦。而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形成堅毅的個性和練達的人情,也成為日後的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求知慾望強烈,學習格外刻苦。77、78年的高考,由於備考時間很短,考生原有基礎便顯得格外重要。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文革期間堅持讀書者不全是最聰明者,更多的是喜歡讀書者、有信念者。[5]77、78年考上大學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過去,科舉時代有“讀書種子”之說,我看77、78級大學生中也有部分屬於“讀書種子”。在“讀書無用論”盛行的年代仍然堅持讀書,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氛圍中追求知識,在一般人理想破滅的時候追求理想,因為有信念,有愛好,或者就是天性喜歡讀書。

另外,這兩個年級大學生中,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的比例也較大。以廈門大學8821名學生記有家庭出身的檔案作為有效樣本作研究,可以看出,77、78級大學生中家庭出身於學界的比例達到25.38%和23.46%,在各個時期中是最高的兩個年級,尤其是與1965年的6.2%、1976年的9.83%相比大大提高。而1977級出身於農民家庭的比例是11.93%,1978年是11.27%,是各個時期中最低的比例,尤其是與1965年的47.05%和1976年的26.08%相比,更顯格外懸殊。[6]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在書籍匱乏、社會普遍不重視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響起到較大作用。

而且,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學生普遍有一種“知識饑渴症”,尤其是77、78級大學生,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時光。當時人人會背誦“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 這首詩,大家都懂得要“將被四人幫損失的時間奪回來”的道理。這是一個在文化斷裂的年代堅持學習的人所形成的群體,知識的飢餓感十分強烈。大學期間都努力抓住機會,給自己補課。這一群體中許多人的強烈求知慾,還延續到畢業後的長時期。

(三)心態積極向上,敢於拼搏進取。恢復高考改變了以往許多人聽天由命、前途由領導決定的觀念,使廣大知識青年知道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處境,讓人們覺得有了盼頭。許多參加過高考的過來人認為:“高考以它的公正,豐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夢想,賦予我們公正平等的競爭精神,冷靜沉着的競爭意識,以及一種永恆的拼搏精神。”[7]經歷過高考的成功,77、78級大學生普遍帶着一種樂觀向上的心態投入學習。當時還是物質高度匱乏的年代,糧票、布票、肉票、油票……許多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但學生普遍有助學金,對未來充滿希望和自信。在那個物質匱乏、精神亢奮的年代,對理想的追求遠遠高於對金錢的追求。科學的春天到來,冰封多年之後的解凍,造就一批富有理想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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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至80年代大學生中流行的《青年友誼圓舞曲》

他們知道“人生能有幾回搏”,在激情燃燒的歲月,在大學綻放出青春的花朵。在校期間,他們欣逢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解放運動,經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大家開始反省“文革”,接觸西方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存在主義、民主政治觀念、鄧麗君歌曲……並參與了人生觀大討論、傷痕文學的創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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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紀念公園(劉海峰攝於2008年6月)

命運之神對77、78級大學生也格外眷顧,歷史給了他們非常好的機遇,他們中的多數人對鄧小平、對國家和社會也有一顆感恩的心,具有報效祖國的使命感和責任心、為國家民族勇攀科學文化高峰的豪情壯志。在大學生被視為“天之驕子”的時代,77、78級大學生相對較為樂觀自信,許多人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期待,並具有較強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觀念。在特殊歷史時期、在學期間形成的頑強拼搏、昂揚向上的精神特質,影響了他們的一生。

(四)知識不夠完整,外語基礎較差。“文革”的十年,在“打倒封資修,砸爛舊世界”的口號下,有多年教育基本中斷,即使“複課鬧革命”後,有幾年語文課本中連唐詩宋詞和西方文學作品都基本上被逐出,甚至以《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課程代替數、理、化課程。歷史、地理課就根本沒有開設,77、78級大學生的歷史、地理知識很多是靠準備高考的短時間內“惡補”的。英語教材學完26個字母后,就以“毛主席萬歲”為開頭,背誦少數單詞包括了“貧下中農”、“資本家”這類現代英語中極少用到的詞彙。在“教育要與工農相結合”的宗旨下,除了短暫的“回潮”時期以外,每學期都“開門辦學”,安排中學生學工、學農、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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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高中教材(福建人民出版社,1972年)

這一群體中的多數人,或在中學畢業後上山下鄉,長期投入體力勞動,或者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齡整天處於動亂的環境中,知識不成系統,有的甚至是殘缺不全,尤其是外語水平,除少數同學外,普遍較差。或許勤能補拙,但有些知識和能力錯過了最佳學習時間很難彌補。因此,有77級大學生反省:“我們都經歷了磨難,經得起摔打,同時心態成熟,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因此當官的和經商的都有不錯成績。但我們做科研有先天不足,相對來說後面的大學生基礎更紮實。”[8] 77、78級大學生有許多出類拔萃者已作出許多貢獻,但也有大量的人由於知識的缺陷和缺乏系統訓練,加上畢業時年齡已大,註定只能做出一般成就。

當然,以上所概括的只是77、78級大學生的群體特徵,並不全面,在67萬餘人的群體中,許多個體還有巨大的差異,肯定也有一些個體與上述特徵不符。但一般不排斥個別,個別不否定一般。本文只是作群體掃描和宏觀概括,這一群體中的多數還是具有這些特徵的。

三、群體的命運與作為

77、78級大學生走出大學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緊鑼密鼓之中,他們用青春年華和才智參與其中,他們見證了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也正是改革開放的大潮,舞動着他們的人生奇蹟。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受惠者、推動者和維護者,其命運與改革開放息息相關。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還是處於萬物復蘇、需才孔急的狀況。甚至在77級本科生讀到三年級時,主管部門就曾在部分大學徵求學生的意見,問是否願意提前畢業,讀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畢業走上工作崗位。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間,1977年考錄的27萬本專科大學生陸續畢業,成為改革開放後所選拔、培養的第一批優秀人才,為求才若渴的中國社會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萬名78級大學生也基本畢業。經過十年浩劫,各行各業人才出現斷層,“青黃不接”嚴重。而十一年的耽誤和積壓人才,67萬畢業生匯聚到一起噴湧出來,作為當時社會的稀缺人才,受到社會的普遍歡迎。他們畢業後,填補巨大的需才空缺。

當時流行在大學生中的一個順口溜叫作“金77,銀78”,大學生把這個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比作金銀一樣珍貴。另一種說法是,後來因這兩屆學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間戲稱為“金77,銀78”。[9]77、78級大學生集合了13個年頭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較為集中一點也就不足為奇。“有人稱:‘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意謂在歷史的斷層,適齡人才短缺成就了‘77、78’的一代風流。其實,‘77、78’的成功不在知識,不在年齡,而在精神。這是一種落入底層社會、過早承載人生苦難、洞悉人情世故、強烈渴求改變身份現狀而又能屈能伸的堅忍奮鬥的精神。改革開放近30年,‘77、78’大體扮演了新思想的傳播者、舊秩序的改革者、新體制的維護者三種角色。”[10]

相對其他同齡人而言,77、78級大學生級無疑是時代的幸運兒。考上大學,在當時是令人羨慕的大好事,“大學生”似乎是頭上罩着光環的三個字。他們的工作和發展機遇特別好,作為與眾不同的群體,起點普遍比其他同齡人高,後來發展也較快。20多年後,無論是在政界、學界、商界,都有許多領軍人物是77、78級大學生。2008年以來,隨着各級、各地中高層黨政領導班子中77、78大學生的增多,有人將之成為中國政壇的“77、78級現象”。“77、78級現象”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屬於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時代的需要、特定時代的產物。[11]當然,並不是所有77、78級大學生都很成功,也存在許多默默無聞的平凡人。這就有如宋太宗所說的:“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12]宋太宗很明白科舉所取之士不可能個個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高考所選拔的人才也類似,在一個群體裡面,成材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可比的對象,便可看出其特徵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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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歷史系七七級畢業紀念冊》中的“級史”(1982年1月14日印發)

時勢可以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時勢。歷史時代與教育群體之間存在一種的互動互造關係,77、78級大學生也體現出一種時代與人物交互影響的關係。特定的時代造就了77、78級大學生,恢復高考、招收優秀人才進高校深造,讓他們具有了登上歷史舞台施展抱負的機會,而77、78級大學生畢業後為後來國家的發展積蓄了足夠的能量,也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貢獻出智慧和力量。歷史不一定記得他們中單個人的所作所為,但一定會記得這一群體的所作所為。1977年恢復高考的重要意義,不僅僅是鄧小平順應時勢的英明決斷所賦予的,而且還由於77、78級等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的人才的所作所為體現出來。

“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13]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人物,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產物,如唐代的詩與詩人,宋代的詞與詞人。台灣和大陸都有產生校園歌曲的一段時期,過了那陣風頭之後,就很少校園歌曲產生了,或者即使產生也難以流行了。校園歌曲的淳樸、鄧麗君歌曲的甜美、孟庭葦歌聲的純情,在台灣社會動蕩紛擾的時期已很難產生。77、78級大學生是從2000多萬被耽誤了青春的人中突圍而出的一個群體,相對於現在的大學生,他們的命運與經歷頗有幾分神奇的色彩。作為一個在特殊歷史時期產生的特殊群體,77、78級大學生的經歷和道路不可複製,但其經驗和精神卻可以傳承。通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可能將是一個科學和文化成果集中產出的時期,經過多年的磅礴鬱積之後,終會有噴薄而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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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2017年6月7日):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7778gkmrb/

(註:該榜資料主要來源於網站,而由於有許多77級大學生的簡歷都寫成1978年入學、1982年畢業,沒有標明月份,因此該榜將許多77級誤標為78級。如廈門大學鄭蘭蓀、田中群、孫世剛3位院士都是77級,該榜剛發布時卻將他們寫成78級,經劉海峰指出後,改為77級。目前該榜中還有許多77級誤為78級的情況。)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但在現代,即使是人才,大概也只能各領風騷數十年甚至三五年。77、78級大學生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畢業後起點相同,經過多年的發展,終點卻各不相同。不像一般大學生多為同齡人因而基本上同時退休,由於年齡差距很大,77、78級的人才洪流,在一波“老三屆”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後,還將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持續上十年。77、78級大學生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其影響和作為,相信還將在未來的歲月中更加顯現出來。

(原刊於《教育研究》2008年12期,原文刊出時略有刪節)

該文寫於77、78級大學生入學30周年的2008年。14年後,這兩級大學生絕大多數已經退休,但在學界、政界、商界,還有一批高層次的77、78級大學生在起着頂樑柱的作用,例如這兩級在學界還有一批院士、文科資深教授等將會發揮長遠的影響力。

——作者附記,2022年1月14日

注釋: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23.

[2] 楊學為.高考文獻(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0.

[3] 楊學為.高考文獻(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2.

[4] 郭巍青.成功的77與78級面對挑戰[N].南方都市報,2008-5-8。

[5] 劉海峰.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試[J].教育發展研究,2007,(7-8A).

[6] 鄭若玲.高考對社會流動的影響——以廈門大學為個案[J].教育研究,2007,(3).

[7] 武皓.公正——我與高考[J].中國考試,1997(5).

[8]盧文潔.恢復高考第一屆:77級大學生精通做人不善科研[N].廣州日報,2007-11-17.

[9] 信力建.我的高考及大學之路[J].中國教師,2007,(4).

[10]陳明明.77級和78級群體還能繼續引領潮流嗎.http://www.jyb.cn/comments/sz/t20071015_118639.htm

[11] 高新民.中國政壇上的“77、78級”現象[N].北京日報,2008-5-5.

[12] 脫脫.宋史.卷155.選舉志[M],北京:中華書局,1977.3607.

[13] 歐陽修.新唐書.卷122.魏元忠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6.4339.

編輯、排版:韋驊峰

審核:李木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