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纯钩:香港人造就了香港,香港也造就了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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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走了古苍梧,陈松龄先生也走了。古苍梧和我交浅言深,陈先生却是我三十多年出版生涯的上司。我每天上班八小时,与他近距离相处,几乎比我和家人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他对我的影响也不可谓不深。

照我所知,陈先生曾担任过《广角镜》杂志副总编辑,也曾任《七十年代》副总编辑,「七十」与天地分家后,李怡先生带走杂志,出版部和门市部由陈先生管理。那时天地图书的董事长是方志勇先生,还有两位跟陈先生一起留下来的高层,一位刘文良是执行董事,一位李俊雄是副总经理。

天地是民间出版机构,但有中资出版集团的背景,也有一些股东是海外中国文人。在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香港文化环境相当自由,出版没有禁区,天地图书在短时间内成长起来,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得风气之先。

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从噩梦中醒来,老作家纷纷「出土」,新作家纷纷冒头,那时我们开始做一些大陆文学精品的引进,陈先生对这个方向一直很支持。我们出版了王蒙﹑张洁﹑刘心武等一大批老作家的作品,更出版了贾平凹﹑张炜﹑王安忆﹑苏童等新作家的代表作,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废都》都曾引起极大反响。

陈先生一向主张严肃与流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亦舒﹑李碧华﹑蔡澜﹑梁羽生的书长期畅销,大陆文学作品缺乏香港市场,如非陈先生坚持,是不可能长久支持的。他曾说:只做通俗书,我们自己都唔过瘾啦!坚持文化多元,出版不同的书给不同的读者看,这是他长年坚持的原则,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思路。

天地图书是商业机构,出书不可能不顾及经济效益,但九七前香港有很活泼的文化市场,文化信息四面八方涌来,香港人关心大陆社会变化,对政治解冻满怀期望。我们出版的《毛泽东的黄昏岁月》﹑《雪白血红》﹑《上海宝贝》﹑《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墓碑》等反映大陆历史﹑政治和社会现实的书,都曾经有很好的影响和效益。后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冯唐的《不二》,两本性质完全不同的书,成绩都很理想。

陈先生要管理整个公司,分身乏术,但他对同事给予充份的信任,支持他们的工作,平时最多是提点一些注意事项。有时我们判断错误,书卖得不好,他也会安慰说:有输有赢,唔紧要。放手是信任,安慰是体贴,他管理公司采取的是兄弟班的方式,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他与我之间保持了三十多年良性互动的关系。

天地曾有过辉煌发展的时期,九七前后生意欣欣向荣,在陈先生带领下公司稳步扩充,自置两层写字楼,在九龙开分店,也有独立的货仓,编辑部陆续增聘,一度每年出版三百多本书。曾经有几年,公司出钱请同事旅游,年底分红也可观,公司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也渐次提高。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之初,我们申请政府资助,出版一些香港文学书,创办长篇小说创作奖,也取得不俗的效果。

天地有过十年八年的好日子,九七后开始面临政治上的压力。公司始终有左派的背景,陈先生与左派文化圈子联系密切,出版界老行尊蓝真先生是公司顾问,很多事情都要和他商量。蓝真先生本身思想也开放,但局内人难免要顾全「大局」,因此我们慢慢感受到政治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头顶。

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做很多大陆新闻研究,掌握最新动态,也邀请不少大陆媒体人到香港访问。我们先后和中心合作出版不少好书,也合作举办一些活动。因为作品和作者都有政治敏感的问题,这批书有点难以为继。后来改用香港大学的书号,仍由天地制作和发行,减少了天地的压力,勉强维持,而彼此都意兴阑珊了。

陈冠中的《裸命》出版后,社会影响大,因涉及西藏问题,压力也很快降临。后来陈冠中的新书稿送来,陈先生迫于环境只好婉拒,退稿给陈冠中时,我头都抬不起来。

这类事情多了,渐成常态。每有敏感书稿,我与陈先生商量时,他都欲言又止,苦恼写在脸上,事情拖几天,虽然力争,最终还是否决了。为此我也郁闷不乐,觉得工作越来越不顺心,时时掣肘,处处陷阱,但大趋势如此,也怪不得陈先生。

陈先生是老派人,为人温柔敦厚,工作作风稳重踏实,对同事从不疾言厉色,同事做得好,他不吝给于赞赏,做得不好,也从不正面批评。他也在生活上关心同事,主动为同事着想,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家庭的难题。

我退休前,编辑部开会道别,陈先生拿了一本总书目,一页页翻过去,说这是颜生做的,那也是颜生做的,话说到一半,突然悲从中来,老泪纵横,搞得同事都不知所措。这是我目睹他的第二次当众流泪,之前一次是执行董事刘文良先生急病离世,他在编辑部会议上也泣不成声。陈先生是性情中人,视同事如家人,这是他虽然无为而治,而公司上下都能同心同德的基本原因。

陈松龄先生并不是才气纵横的文人,不像李怡先生那样一生笔耕不辍,他有自己的文化理想,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为人厚道,处世温润,他的真性情成就了他的事业,他的事业成就了他正派坦然的人生道路。几十年默默耕耘,不求闻达,香港就是由无数像他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打造出来的。

不同行业的香港人,数十年兢兢业业为自己打拼,也为香港打拼,百年以下,香港在香港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成就了一个东方神话。香港是香港人打拼出来的,香港也造就了不同凡响的香港人。

一个人一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那是极大的幸运,一个人一生能与好上司和好同事合作,那更是难得的机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与理想,自己的特长和局限,只要与人为善,就能取长补短,我很庆幸自己的生命中有陈先生。

陈先生大我十来岁,等于半个前辈,我们属于同时代人。我们这一代正在逐渐走入历史,我们留下来的香港,却处于阴晦未明的世纪风雨之中,想及此,真是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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