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崇義:楊恆均系獄三年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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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恆均是一名博客寫手,也是中國的前外交人員。

物換星移,恆均系獄已整整三年,這兩天澳大利亞及其它民主國家的主流媒體都對他的現狀與案情進行廣泛報道。恆均蒙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備嘗艱辛,因而深受世人同情。澳大利亞政府更是一再嚴正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楊恆均,因為拘捕澳大利亞公民楊恆均三年以來,中共當局既沒有提供他的犯罪證據,也沒有遵從正當的司法程序(特別是刑訊逼供和關押近兩年之後才允許律師會見),按照國際標準屬於典型的“任意拘禁”。

中國官方指控楊恆均涉嫌“間諜犯罪”,其實是羅織罪名對他進行政治迫害。2019年1月中共當局拘捕楊恆均是為了達到兩個政治目的:第一是打壓民間意見領袖以防範“顏色革命”,第二是抓捕人質作為籌碼以保護華為。在華為受到抵制、加拿大警方履行美加引渡條約於2018年12月1日拘押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之後,據說習近平親自下達任務,要求各個部門竭盡全力保護華為。外交部門和安全部門全力以赴,甚至於使出“人質外交”這一下策,於2018年12月10日將旅居中國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思巴夫抓捕。美國盟邦澳大利亞在抵制華為行動中沖在最前線,中共當局也急於制服澳大利亞。不受黨國待見的澳大利亞公民楊恆均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回國,正好碰在槍口上。

但是,中共當局抓捕楊恆均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維穩。防範2019年可能發生的“顏色革命”,或者習近平口中的“灰犀牛、黑天鵝”,是中共維穩部門全力以赴的頭等大事。2019年可能發生“顏色革命”,坊間有很多議論。這種議論之所以流行,是因為當時中共政權就已困於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中共面臨的危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習近平的極權復辟、倒行逆施,不僅使中國經濟持續下滑,而且使中國的公民社會受到嚴重摧殘,中華大地怨聲載道。其二,為了動員民族主義資源來強化極權統治,習近平在國際上推行“戰浪外交”、咄咄逼人,公開挑戰普世價值以及基於普世價值的國際秩序,從而造成中共政權在國際社會中空前孤立,特別是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其三,習近平在2017年取消任期限制,謀求終身掌握絕對權力以及對黨中同僚的生殺予奪之權,使黨國高層也離心離德,習近平也因為擔心“禍起蕭牆“而疑神疑鬼、寢食難安。2019年有“六四”30周年、“五四”100周年、鎮壓法輪功20周年等重要紀念日,中國朝野上下紛紛預言,當年會“出事”。

在當時,習近平全面摧殘中國公民社會、系統清除黨內政敵、橫掃維權律師和網絡大V等民間意見領袖,已經達六年之久,公民社會中的“漏網之魚”寥若晨星。因為擁有龐大的讀者群,2011年楊恆均就因涉嫌發起“茉莉花革命”被國保抓了一回。2019年因為當局防範“顏色革命”又被國安抓捕,真可謂在劫難逃。如果他的身份是中國公民,當局很方便就會給他安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由於他是外國公民,“煽顛罪”無法安到他頭上,所以只好選擇“間諜罪”。

但是,要證明楊恆均犯有“間諜罪”,即便是以造假為職業的中國國安部門也非常艱難。按照中國法律,“間諜罪”的要件是參加外國的的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的任務。楊恆均在1999年移民澳大利亞之前,一直在中國國安部門工作。如果在那段時間就犯有“間諜罪”,他離開中國之後豈敢再踏上中國土地半步?更不用說他還敢大半時間回中國居住,還如此放肆地上躥下跳、指評時政、招惹黨國。黨國豈能不早就將他拿下法辦?

楊恆均是澳大利亞公民,系獄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確實有機會接觸這兩個國家的間諜組織。但是,我們可想而知,中國國安會不遺餘力查獲他與這兩個國家情報部門的關係,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當今中美交惡和中澳交惡達到這種程度,哪怕是能找到任何微乎其微的證據,中國當局也會立馬公之於眾,不但嚴厲治罪楊恆均,也藉此對美澳兩國大加撻伐。中國當局拿不出證據來,還硬是用“間諜罪”懲辦楊恆均,只不過是再次證明,這個專制政權沒有底線,進行政治迫害的套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楊恆均的坎坷磨難,體現的是中國政治文明的挫折。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和蘇東劇變,中共喪魂失魄、變成沒有靈魂的殭屍,出走者眾。有些人採取轟轟烈烈的方式離開,更多的人是平平淡淡地離開。官階顯赫的許家屯,當年也是淡淡而去。很多人留在體制內是身不由己、無可奈何,但已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人在體制內,思想信仰已經轉向自由民主。楊恆均1999年才離開體制、作為隨遷家屬移民澳大利亞,已屬後知後覺。但是,在中國經濟起飛後離開中共體制,經濟上放棄的更多。告別優厚的待遇和仕途,中年轉道走上從頭開始、自食其力、自謀生路的新征途,並不是一種容易做出的選擇。楊恆均在香港和美國工作多年,有機會對專制暴政與自由民主兩種制度、兩種文化進行深入比較,因而他棄暗投明的選擇淡定而決絕。道不同不相謀,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楊恆均服務於中國國安部門,但他既不是執法人員,也不是核心情報人員。無論是在海南省政府外事辦為海南經濟特區的對外關係做調研,在香港為香港回歸中國做調研,還是到美國華盛頓為中國加入世貿做調研,他都只是從事普通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涉密級別不高,因而仍能得到淡出的機會,儘管這種機會可遇而不可求。

楊恆均從離開國安到成為“民主小販”,中間隔着五年的作家夢。他來澳之初幾乎與世隔絕,閉門寫作他的“致命三部曲”,在2002-2004年間相繼推出《致命弱點》、《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殺》,意欲填補中華人民共和國間諜驚險小說的空白而走紅文學界。他當時還積極聯繫香港的製片人和導演,想法將這些驚險故事搬上銀幕。他在寫作時除了努力開拓思想深度,還一應俱全地加入諸如卧底、策反、謀殺、色情等大眾影視作品的刺激性標配。不過,因為題材過於敏感,這些小說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也無法在香港搬上銀幕,好夢難圓。

楊恆均2005年投入我門下讀博士,並不只是簡單的回爐求學,而是同時加入中國自由主義陣營。我當時執掌悉尼科技大學中國部,已公開亮出“中國自由主義學派”的旗幟,連續幾年舉辦專題研討會,邀請中國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中國自由主義學者到悉尼相互砥礪、共襄盛舉。會議的論文編為《中國自由主義論叢》分集出版,包括《憲政與中國》、《李慎之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等。我當時還和學生及友人辦《悉尼時報》,這是一份有32版的大報,楊恆均在入學後也同時兼任這份報紙的總經理和副主編。

當時互聯網問世不久,舉世為之興奮不已,中國自由主義學人更是對互聯網抱有無限期待。楊恆均的博士論文選題,就是互聯網與中國政府的關係,重點研究公民記者、自由主義學人以及其它民間意見領袖在互聯網這個虛擬空間里與壓制言論自由的中國政府之間的博弈。開博客,在網絡上發表時評,通過實驗積累第一手材料,起初只是楊恆均博士課程的組成部分。但是他一發不可收拾、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無意間成為“賣文為生”的網絡職業寫手,活躍於網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網絡平台。他的文章情深意切、深入淺出、特別接地氣,深受讀者喜愛,因而迅速成為名滿天下的“民主小販”,不厭其煩地向國人傳播現代民主政治及其相關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在幾年時間內,他本人也完成了思想飛躍,帶着為大眾和社會奉獻的家國情懷和聖徒情結,義無反顧地投身於中國憲政轉型事業。他的這種經歷和成功,被陳行之總結為“楊恆均現象”。十多年來楊恆均販賣民主自由的文章多達上千萬字,結集出版的著作有《家國天下》、《黑眼睛看世界》、《伴你走過人間路》、《說中國》等。

從政治光譜和精神氣質上說,楊恆均是一位溫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位以聞道為樂的謙謙君子。他堅定地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但他並不主張通過暴力革命的路徑來實現這些理念。他所心儀的是朝野互動的和平轉型模式,將憲政轉型當成民主思想啟蒙的邏輯結果。他發表在互聯網上的啟蒙文章,以溫和理性為基調,而且精心拿捏分寸,以能夠在”牆內”生存為前提,完全沒有超出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範疇。

黨國當局對這樣一位為民請命的謙謙君子進行政治迫害,實在令人髮指。有關部門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的惡法條款濫用到極處來折磨他。他先是被“指定地點監視居住”,單獨關押6個月;然後是正式刑事拘留37天,到2019年8月23日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之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長“調查”,直到2020年3月23日才將案件移交檢察機關準備起訴;檢察院“準備”了近7個月,才於2020年10月7日送交法院準備開庭審理;法院又“準備”7個多月,終於在2021年5月27日開庭一審,一天之內就結束了,而且是不公開審理,不允許親屬、媒體或澳大利亞外交人員到庭旁聽。按照《刑事訴訟法》,一審結束之後,兩個月內就應做出判決,“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但是,這部法律還規定:“經上一級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長三個月”;“因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對楊恆均的判決,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不知哪裡是盡頭。

三年的牢獄對楊恆均的身體造成嚴重摧殘。酷刑逼供主要發生在 “指定地點監視居住” 6個月期間,主要是剝奪睡眠、疲勞審訊和單獨監禁三種方式。本來是很健康的一條漢子,三年下來成了一個重病號,出現高血壓、高尿酸、頭暈眼花、四肢無力等癥狀,特別是肌酐指標迅速上升,有腎衰竭風險。

但是,楊恆均通過律師探訪和領事探訪兩個渠道帶出來的信息表明,他內心很強大,不屈不撓。他在口授的一封信中說:“我沒有犯罪,更沒有犯間諜罪。…… 推廣、普及、踐行法治、公平正義、社會公正、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中國夢。我不會在任何勢力壓力下屈服。…… 我樂觀地等待我重獲自由的那一天,樂觀地等待自由降臨到每一個人身上的那一天,至死不渝。”在帶出來的言談中,他也一再感謝世人對他以及他的家人的關愛。

天佑恆均!天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