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晖:赢出一个文明,不是输掉30年“成就”:为什么蔡子强选举观不能理解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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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选举建制派获胜。 (美联社)

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选举评论家蔡子强先生接受“HK01”访问,认为2019年的运动是“以一年多的时间、输掉三十年民主运动的成就”,批评“激进派”不认识国情、不懂妥协、急于求成、不衡量自己没有底牌就“晒冷”,以致香港被“一铺清袋”。

在过去两年,其实也不时听到这类观点,不过大多来自温和建制、蓝丝阵营,这次由于发声的是代表了泛民选举评论界的蔡先生,就引起不少回响。我想,这是很需要认真讨论的题目,不应把焦点放在人身上,以免见树不见林。但讨论的切入点,却又必须从对事不对人的“蔡子强选举观”谈起。

假如在正常民主国家,蔡先生的选举评论,自然正常大路:那个党派多了一席、怎样弃保、怎样告急等等,虽然有点“阿妈系女人”,但对大众媒体、普及教育,这功能必不可少,也启蒙了好几代人。但假如我们稍为站高一点,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的角度,问一个很根本的问题:究竟香港的选举,是选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好像又是“阿妈系女人”,但其实非常不好答,因为“香港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是博士论文级的题目。当局者迷,几十年来,香港的选举评论似乎很少触及这焦点,以致不少朋友对“香港为什么享有今天的地位”这问题,经常都有一厢情愿的想像,却经不起推敲。

在正常社会,市民会期望选举有三大功能:

1. 合理的利益分配。

不同的政治模式,本来就是不同利益分配的制度,这里说的“利益”既包括商机、薪酬一类物质,也包括理念、远景一类价值观。正常选举的结果,反映了不同阵营、利益集团、理念联盟的支持度,而得票多少,则会粗略按比例反映到选民的得失身上。例如德国绿党崛起,环保政策自然变得重要;台湾民进党执政,国民党党产、中天一类亲大陆大外宣自然受到整肃。

但香港的选举和利益分配,却几乎是相互无关的。香港大约80-90%雇主都是建制、大财团、蓝丝,但约有60-65%非建制铁票,非建制派多了一席,不会多了十间“黄色产业”;民主党全盛时帮不了支持者找工作,不断萎缩后也不会影响支持者找工作;民建联输了一两席,除了对当事人自己有影响,亲北京阵营的机会、资源依然源源不绝。到了最后,选举的焦点,逐渐变成男女团淘汰赛真人秀,真正的影响,只是“边个有一份十万蚊既工”。

2. 生活方式的捍卫。

香港人不分黄蓝,本来普遍以“没有民主、但有自由”的生活模式为最后底线。这个最大公约数,成了“一国两制”出现时,被香港人普遍接受的共识。但这个“没有民主、却有自由”的国际特例,和选举同样100%无关。

六七暴动之后,英国人大幅开放公民社会参与,结社蓬勃发展,言论百无禁忌,由一国一制、港独、归英到民主回归,都是百家争鸣。但那时候,立法局连一席直选也没有。到了2021年,那个所谓被“完善”的议会,却好歹依然有20/90的地区直选议席。换句话说,香港的这种空间,更多是中英两国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妥协产品,没有因为选了谁、或没有选了谁,而出现根本改变。2003年的23条立法拉倒,更大关键是那时的北京愿意妥协:不是和港人妥协,而是和国际社会妥协,因为那时不妥协的国际代价,不是那一刻的北京所能承受。就像2021年的《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突然拉倒,不是因为出现了、或没有出现一场一百万人的游行一样。

3. 政治权力的争夺。

香港《基本法》的选举制度设计,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确保占民意主流的非建制派不能通过选举得到执政权。而只要这一点不能达到,多一席、少两席,就完全无关宏旨,而且和政制发展、民主化速度之间,更毫无因果关系。是不是这一届非建制派多了一席、多了几万票,普选就会快点出现?不会。《基本法》确实说过“循序渐进”,但同时也提及了一大堆模棱两可的头盔,无论怎样演绎,都涉及一个由人大抛出方案的过程。这方案的内容,和香港有多少人投自己一些说会争取民主的人,属于两个独立函数。选举唯一可以影响大局的方式,理论上就是根据《基本法》的游戏规则选赢,这却在《国安法》后被指“夺权”;姑勿论北京如何看,主流泛民领袖在2019年前,连最后这一点也没有去做,或不愿去做。

既然正常选举的三大功能,在香港都一直不能达到,选举的最大价值是什么?民主运动是什么?这些功能还可以怎样以其他途径争取?对这些问题的觉醒,其实才是本土派兴起的原因,与“激进”不“激进”完全无关。当然,选举自然不是一无是处、民主运动不是一事无成,毕竟可以产生一些民意代表,去关注各种议题,很多前辈也非常值得尊敬。但客观效果,也就仅此而已。这和一般人对选举的期望,有严重落差。不少人开始相信“选举无用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北京从第一天起,就只是要香港的“议会”当人大式花瓶、橡皮图章,而不是要它真的发挥正常民主社会的功用。现在“完善”了,是坦白交代,杜绝了幻想,总是一件好事。

假如大陆真的遵守承诺,与香港“河水不犯井水”,纵然选举没有大用,也没有反效果。只要香港人的既有生活方式、既得利益可以维持,在香港这样的中产社会,相信不少人会想“民主不错,但就算暂时未有,我们也不介意慢慢等”。

问题是从2003年开始,河水就不断犯井水;到了2012年,更是公然大举进犯。

这是一个基本国策改变的问题,有了今天众所周知的“锐实力”政策,而这不只是针对香港,而是针对全世界。我经常举这样的例子:在九十年代、千禧年代,大量人晚上出席六四晚会,第二天就过关到深圳倾生意,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大陆不管你在香港的政治立场,香港人也不管你赚人民币。但2012年之后,中国明确将一切政治化,连外国企业在美国、英国讲“错”一句话,也不容许留在中国市场,何况香港人?在过去十年,无论香港人怎样投票、怎样抗争,“锐实力”政策下,香港人的利益早已大幅度受损,因为有人质、物质被勒索,而只能在金钱和信念之间取舍。香港人的意向越清晰,国进民退的速度却越快。今天西方国家终于觉悟中国“锐实力”是一种“胁逼”政策,终于开始研发“反胁逼工具”(anti-coersion instrument),依然成效微忽。

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选举评论家蔡子强先生接受“HK01”访问,认为2019年的运动是“以一年多的时间、输掉三十年民主运动的成就”,批评“激进派”不认识国情、不懂妥协、急于求成、不衡量自己没有底牌就“晒冷”,以致香港被“一铺清袋”。(网站截图)

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选举评论家蔡子强先生接受“HK01”访问,认为2019年的运动是“以一年多的时间、输掉三十年民主运动的成就”,批评“激进派”不认识国情、不懂妥协、急于求成、不衡量自己没有底牌就“晒冷”,以致香港被“一铺清袋”。(网站截图)

但起码是一种觉悟。

当中国连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庞大企业都来这一套,对“一国两制”的香港,怎可能例外?这新政策的出现,既有中共对分离主义、本土主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有本朝习近平政府对中央集权、大数据监控比江胡温更病态的野心;既有国际博弈的大形势分析,也有国内新兴既得利益集团急速壮大、要直接控制香港这个白手套的内因。无论这些因素最重要是什么,“香港人有多少筹码、用什么策略”,从来不是北京决策者关心的主要思考范围之一,顶多只是side dish。

阿里巴巴的马云对中央政府不够恭顺吗?1966年就实质解放的澳门对北京不够听话吗?新疆“再教育营”对所有维吾尔人日常生活监控,难道不是在控制一切后反而变本加厉吗?

这种政策下,假如香港人什么也不做,不会得到和新疆不同的结局。而且从北京对内对外的政策,可以看到时日无多。要尽力挽回,而又不能靠选举,理论上,不出以下方案:(A)假如相信中国政府不能没有“旧一国两制”的香港,把希望寄托在和中国政府讲道理,就应该深入中国官场,不是唯唯诺诺当走狗、也不是争论是否进入中联办支持政改方案这类无关大局的决定,而是通过深入敌阵的任何方式,让中国充分了解保留香港制度优势对他们的好处,这是一些浅蓝的路线;(B)假如相信香港的地位是通过国际法维系,就应该将香港紧密融入国际网络,争取这方面的议价空间,以备不时之需,即所谓“国际线”;(C)假如相信抗争,无论力量多么悬殊,也应该思考怎样出奇制胜,这是2019年的“和勇合一”;(D)假如相信制度,最起码也应该研究现有制度的最大空间,例如2019年、2020年尝试通过选举制度变天,让人相信参选是为了执政,而不是为了多一两席。

没有一个可能性是(E),即蔡子强口中所说的单单靠尽力迁就北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赢”。这种说法,已经和2021年被夺舍后的冯检基等前“泛民”成员、即“新香港八大民主党派成员”,没有分别了。退一万步,假如真的没有任何筹码,逻辑上,对这样的对手,不能战,又怎能和?现在我们很清楚,上述ABCD北京都不接受,因为它们不容许挑战“一国”,自己有自己的蓝图,认为香港人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只能够配合当花瓶,就像1949年之后大陆的“八大民主党派”一样。

它接受“E”,唯一的原因是“E”没用。

假如没有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继续“蔡子强路线”,逻辑上,香港的下场只能是以下图像:中国“锐实力”雷厉风行,各国批评中国的声音都不能进入中国大陆、中国在各国的侨民都会战狼出击,同一情况下,香港的“非建制派”支持者只要一发声,工作、生意、学习就会受到影响;但已经壮大的大陆企业依然会大举进驻香港,从而改变香港的既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因为国际形势令他们自以为不得不牢牢掌控香港这个白手套,普通话、简体字依然会取代广东话、正体字,各种政治不正确信息依然会被清洗。

英国人懂得的柔性管治、由下而上的法门,中国从来没有管理殖民地的经验,就是做不到。

这种已经算不上温水的温水煮蛙,会令香港人像1966年后的澳门人、1949年后的上海人那样,下场依然是被夺舍,但由于过程缺乏国际关注,几十年后,什么是澳门文化、什么是上海身份认同,已经大幅削弱,也不会有多少人关心。

何况早在2016年,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包括了香港;2019年前,中国的“社会信任评级系统”就预留了位置给香港;今天国安“大案”公布出来的情节,反映他们十年前,就已经对香港全体非建制派、乃至香港本身,就下了“港独”的定性。真正“认识祖国”的人,又岂会不知道?

2019年的运动,其实是扭转了这样的结局,赢出了一个能清晰定义的、世界都知道的、和中国大陆不同的另一个文明。国际社会的救生艇计划,制造了“海外港人”这个族群,未来十年内的300万海外港人群体,去捍卫香港核心价值、融入世界,这绝不是“蔡子强路线”足以制造的。

对香港人的利益而言,国际企业此刻对香港人的招徕,突破了中国“锐实力”的紧箍咒;而对依然有心“建设民主中国”的“大中华胶”,香港人和海外民运、各种异见人士,经过2019年,也终于无缝交集。青年人的牺牲非常悲壮,但他们并非不知道结果,而是明知道结果,而依然觉得牺牲有其价值,才能避免全体香港人被无声无双夺舍的下场。

我深信过了大黑暗时期,他们终究是时代的赢家。

讽刺的是,在“新香港”,中共“锐实力”笼罩下,能继续原有工作模式的人很少,显得自己在鸟笼内依然可以写专栏“畅所欲言”,来告诉市民“一切如常、继续争取一万年、外围情况没有变”的意见领袖,却是其一。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的香港人,对以上被扭曲、误导了30年的认知障碍,都是时候觉醒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蔡子强先生在墙内受访激起的讨论,相信会有助不同立场的朋友,看清历史的原貌。这方面的贡献,值得历史留名,也衷心希望他未来在“新香港”,过得平安快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