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濱海:回憶趙紫陽同我談話前前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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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在家中

也許當時出於記者職業的敏感。不久以後,在北航的家屬樓我見到了宗老,他向我轉述了趙本人對那個有關他和胡關係的傳言的看法。趙最早聽到有關他和胡關係的那種議論,大概是阮銘在外面發表的一些議論。不過,他沒有太在意,直至吳江的書在香港出版後,他從香港報紙的有關報道和評論中了解到吳江在書中對他的一些指責。這些指責,要麼是不了解情況,要麼是有意誇大他和胡的分歧和矛盾。於是趙警覺起來,覺得不正常,甚至覺得吳江背後有人。後來香港報刊有提到大陸有人在故意分化胡、趙改革勢力,趙更相信了自己早先的警覺:有人想在他和胡耀邦身上做文章。宗老告訴我,趙還同他講過,吳江的夫人邱晴與李先念、李鵬及夫人朱琳的關係非同一般。趙為什麼要同宗老講邱晴與李先念、李鵬、朱琳的關係,顯然有他自己的考慮。

圍繞一封趙紫陽寫給鄧小平的信的猜測

講到《十年的路》,有個重要細節不得不提,就是書中提的1984年5月26日趙紫陽寫給鄧小平並抄送陳雲一封信。這封信受到吳江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質疑:即既信中內容既然涉及解決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問題,為何要繞過總書記胡耀邦?他們認為趙在1984年5月就已開始要求解決胡的問題。這封信並不長,也不涉及胡耀邦,只是趙針對黑龍江省委書記陳俊生的一封信里提出的問題作了回應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見。陳和趙的信都不長,現抄錄於此。

陳俊生信原文如下:

彭真同志:

看了5月12日《人民日報》第4版登載您在首都新聞界座談會上的講話,很受啟發。你提出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靠健全的法制;要從依靠政策辦事逐步過渡到不僅依靠政策,還要依法辦事;黨的領導與依法辦事是一致的。我衷心擁護您的講話。照這樣辦,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會得到保證。黨中央抓這件大事,真乃抓住了根本大計。如果我們黨建國之初即抓法制這件大事,也許不會吃”文化大革命”那樣”無法無天”的大苦頭。

現在黨中央領導下的這個時期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是這樣的時期,尤應清醒地考慮長治久安的大計。現在強調法制確實是抓了長治久安的根本。

在反覆學習您的講話時,我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要想使我們的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真正做到像鄧小平同志講的那樣,使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就應當對保證民主制度和法律本身進行立法,即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通過的憲法和基本法進行立法。過去由於種種原因,還不能使憲法和基本法保持長期的穩定性,隔若干年就全面修改一次憲法。說是修改,實際上把舊的全面推翻,廢除重寫。這種做法有其歷史原因,但在現實生活中確實給法制帶來不良的後果,它使人們感到我們的各種法生命力很短,隨着領導人變動而變動,甚至隨領導人注意力的轉移而變動。因而人們不那麼嚴肅地對待它,法的權威性受到了嚴重的影響。現在都說目前這部憲法和若干基本法很好,但是誰也不敢保證說,隔若干年後不會再來一次廢除重寫。因為我國並沒有就法的穩定性、連續性進行立法。在這方面還是靠人來保證,不是靠法來保證的。這樣就使人們有一種擔心,在若干年後,會不會因為領導人的變動,而影響法的變動,法制能不能持續下去?當然,人們對法制是充滿信心的,但是這種信心也還是建立在對現在黨中央的信任上。也還是由於人們對黨中央的信任,所以對在現在的黨中央領導下所有制定的法律就要求保持它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不允許今後有任何人破壞它。當然,隨着形勢的發展變化,無論根本法還是基本法,都有需要做些相應的修改,但這樣的修改,不應該採取全面推翻,廢除重寫的辦法。應該在現有基礎上進行修改和補充,即需要增加某項條文時,就通過法律程序增加某項條文;需要去掉或修改某項條文時,就通過法律程序去掉或修改。增加和修改之條文,應從公布之日起生效,不應追溯既往。也就是說,人們不觸犯當時的法律即為合法,而不必擔心將來可能通過的任何新法律。如有違法行為,也只能按當時的法律進行處罰。這應當成為一條立法原則。這一原則,對保持法律的嚴肅性和可信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裡,欲實行法制,不使根本法和基本法都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並使法的尊嚴逐漸成為人們的習慣和生活常規,是不可思議的。為此,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立法,宣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憲法和基本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今後不論再遇到什麼情況,誰也無權將它們廢除重寫,也不能用將來的法律追溯現在,誰這樣提出問題,他本身就是違法。要規定修改憲法必須經過什麼程序,使修改憲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想,這樣從立法本身來解決法的穩定性、連續性,可以大大增加法的權威性,使人們對法產生嚴肅感,會大大堅定人們的法制觀念,更加自覺地遵守法律,這使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有了法律上的保證。

以上意見,如有錯誤請指示。

黑龍江省代表團

陳 俊 生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

趙信原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龍江省陳俊同志建議一件,請閱。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們各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領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軌,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這一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

此致

敬禮

趙紫陽

1984年5月26日

趙紫陽的心結與鄧小平的反應

後來宗老在同我談話中提到,當外界對這封信開始有所傳言時,趙紫陽曾給李昭寫過一封信,並附上1984年他寫給鄧、陳的那封信。趙起初以為自己是可以澄清這件事的,但李昭一直沒有給他回復,趙開始意識到李昭可能對那封信有她自己的想法,甚至胡耀邦去世前也可能對那封信有什麼想法。這便成了趙的一個心結。趙後來在同我談到”可惜耀邦死了,本來是可以說得清楚的事”時所流露出來的凝重和無奈,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12年1月17日和2014年2月2日,趙紫陽的秘書李樹橋在同我的兩次談話中談到:信是白美清(趙紫陽秘書兼國務院副秘書長)起草的,意思是趙的意思。有人講趙為什麼不與胡聯署而繞開胡單獨寫信給鄧、陳?尤其是這樣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信也沒有抄送給胡。當時的格局,真正當家的人是鄧或說是鄧和陳,事涉領導制度的改革,也只能寄希望這兩位老人來作主,何況處於胡趙這樣位置的人如果聯署上書老人家,顯然會犯了大忌。鮑彤後來有句話:你看到過劉少奇、周恩來聯署向毛上書嗎?關於這封信,鄧小平和陳雲始終沒有作任何回復。

他們為什麼對趙紫陽的信沒有作任何回復,似乎無從談起。趙事後也只說了一句話,”我要說的已經說了”。

鄧果真沒有作任何反應嗎?

作者施濱海(右)與李銳

2013年春節,我去李銳(原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家拜年時適逢延濱(李昭好友楚俠的女婿)。延濱和其愛人王元元是胡耀邦下台後經常陪他聊天的人,有時胡還主動約他們夫婦去家裡聊天。1989年4月5日,胡耀邦離世前十天,李銳就是在王元元陪同下與胡長談(胡德平中途加入談話)。當天,在我向延濱詢問胡耀邦同他們的談話有沒有涉及過趙紫陽信件的問題時,儘管我已推測到胡會談出點什麼來,但延濱的回答仍讓我十分震驚:鄧在接到趙信後,僅一兩天就將信交給胡說,你看看。胡看後說,不明白。鄧又說,你再看看。胡耀邦接下來怎麼回答鄧小平,鄧又說了什麼,延濱就沒有再向我透露了。

筆者不太理解的是,究竟出於什麼原因促使鄧小平在僅隔一二天之後就將趙信給胡看,而且不是批轉,當面交給胡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鄧小平一定在向胡暗示什麼。

然而,趙紫陽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後來,直到他去世都不知道就在他訪歐期間,鄧小平曾有過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

同樣,胡耀邦也不知道鄧小平就在給他看過趙信一個月後的6月28日上午,又在其住地同胡啟立談了對他對胡耀邦的相當負面的看法,即”在反對自由化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

趙紫陽曾向我回憶道,胡啟立在”生活會”上講了這句話後,他才知道鄧對胡講過那麼重的話。在此之前,胡啟立並沒有向他透露過鄧的這個講話。更關鍵的是,鄧還向胡啟立講了”寄希望於趙紫陽”這樣的話。胡啟立也沒有告訴趙紫陽。直至2012年,胡啟立秘書張宏遵在整理胡啟立筆記時才發現鄧小平在1984年6月28日上午講過這句話。

2014年1月17日,《炎黃春秋》雜誌舉行新春聯誼會時,張宏遵向我證實了這一發現。此外,鄧還談到,”耀邦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處理不力”、”你胡啟立膽子太小”等。可見,在那個時候,鄧就開始動了用趙紫陽換胡耀邦的心。

胡德平對胡耀邦態度的還原和澄清

為了了解胡家對這封信的反應和看法,我請李銳老先生為我寫了一封介紹我去拜訪胡德平的信。1995年12月22日,我按事先與胡德平約定的時間來到全國工商聯,他的秘書王毅把我領進胡的辦公室。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胡德平。1984年,他在武漢《青年論壇》創刊號上發表《為自由鳴炮》,影響很大。不過,我那時在上海,並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們幾乎沒有寒喧,他看了李銳老的信後便直奔主題。

胡德平告訴我,關於那封信,他母親那代人有她那代人的想法,要改變也不容易,至於他和家裡其他人,想法可能也不一樣,他並不認為胡趙有多大的分歧和矛盾。他認為他父親和紫陽他們那一代人在”文革”結束後都有一種”還債”的心理,至少他父親是這樣想的。在那種局面下,經濟怎麼搞,什麼樣的發展速度才是更有益的,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他談到:”老實說,你不來談,我對信這個事也不是特別的在意。倒是社會上總有這樣那樣的傳言,莫名其妙,完全不是事實。

比如:趙紫陽來醫院看我父親,我父親當時說,你們都很忙,不要一個個來看我了……父親說這個話時我就在旁邊,可是後來被歪傳成’你還有臉來看我……等等’。”他還加重語氣說,”那可不是老百姓在傳,而是比較高的層面上的人在互相傳。”

胡德平還說:1988年11月底,我父親在湖南長沙休息,有人參加劉少奇誕辰90周年紀念活動後來找我父親,還稱同我父親是”度盡劫波兄弟在”。最後他提出要同我父親聯手參與”倒趙”。我父親不僅拒絕,而且勸他們也不要這樣做。當時,我就猜想這個”有人”是不是鄧力群?但胡德平堅持以後再說。

不久,我將此事告知李銳。老人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鄧力群嘛”;接着又補了一句:”厲害啊,他們要拉耀邦,想把紫陽搞倒,耀邦不幹!這個事耀邦最後同我談過。”

關於鄧力群的這個”動作”,胡耀邦的老秘書劉崇文曾在2009年第9期和2011年第12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上,發文作過披露,事實上,我早在1997年元月號的香港《開放》雜誌上就已發文作過披露。

2011年4月15日,我在江西共青城巧遇也來胡耀邦陵園憑弔的劉崇文先生(原胡耀邦政治秘書,編者注)。我對老人講:”回憶和分析胡耀邦下台後的心態,您老《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態》談得最徹底,因此也是最有價值的史料之一。”老人卻說,他的這篇文章發表後,有人認為是向胡耀邦抹黑;可是胡德平看了給我打電話時竟在電話里就哭了起來……。關於鄧力群當時在長沙的那個”動作”,老人說:”耀邦同我談時依舊十分生氣,也看得出他十分憂慮。”

很快,我就將自己同胡德平的談話內容告訴宗鳳鳴老先生,並請他轉告趙紫陽。

1995年12月24日接近中午時,宗老給我打電話,只說了一句話:”小施,你下午二點半前到我家來”,說完就掛斷電話。宗老是一個非常善良且非常謙卑的老人,在我們過去的交往中,老人從未用過這樣的口吻讓我去他家裡,而通常在電話里知道我要去時,就會用他濃重的濮陽口音說:”歡迎啊,你來我總是很高興的。”我本能地意識到,這個電話可能與趙紫陽有關。

下午二點一刻左右,我到了宗老在北航的宿舍,趙紫陽的司機吳增彬已在等候,宗老簡單交代了幾句,我們就乘坐趙紫陽的坐車徑直往燈市西口趙的家裡駛去。

我在車上心想,我剛想將與胡德平訪談的簡要內容請宗老轉告趙紫陽,沒想到才過二天,趙就要召見我並要聽取胡德平的看法。可見趙對他給鄧、陳的信在李昭及其下一代人那裡有什麼反應是非常重視的。

20多分鐘後,汽車停靠在富強衚衕六號的紅漆大門口。吳增彬把我們引進到趙的書房,也就是每年趙的祭日和冥誕日供來人憑弔的屋子。幾乎沒容我有時間環顧書房藏書,趙就推門進來了,一邊走一邊說”來啦”。我立即起身趨前同趙握手,只說了一句”大家都很想念您”,便回到了離趙要落座的椅子較近的沙發。這時聽到他十分宏亮的聲音,象是自言自語:”我可是張學良啊,至少是半個張學良!”

關於這次趙與我的談話,宗老做了記錄,有時也插話,我也作了錄音。事後,我讓吳稼祥、單少傑、李可等聽了全部或部分錄音。

趙紫陽同我的談話文章發表前後

依據談話錄音,我形成了一個文字稿,大約有一萬多字,試圖說清楚趙的那封信和趙本人有沒有在胡被迫辭職問題上起過”關鍵性作用”。文字稿經宗老送趙審核,趙不贊成馬上發表,也不是很滿意。宗老傳話說,趙主要是不贊成我的寫法,認為那樣只是針對吳江個人。其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吳江是真姓實名,而我只能匿名。在以後半年多時間裡,先後看過稿子的李銳、胡績偉、王若水(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張顯揚(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原研究員)等都主張應在境外發表,他們認為其中有些細節有助於現時人們了解當時的高層運作。為此,我又向宗老徵求意見,他的意思是:趙考慮過我的安全,如果吳江背後真的有人,用諸如泄密什麼的說法,來治我的罪,易如反掌。既然李老、胡老他們都贊成發,我也有準備,那就由我自己決定,至於趙那裡他會去解釋。

孫長江夫婦

我又將文字稿作了修改,並讓學兄單少傑、胡少安等看過,遂於1997年元月發表在香港《開放》雜誌上,題為《駁趙紫陽倒胡說——吳江新著『十年的路』讀後感》,署名史筆。雜誌總編金鐘先生為我安全着想,有意在編者按中稱作者為中共中央北京高幹。不久,宗老告訴我,趙紫陽看了《開放》雜誌上的這篇文章後說了一句話:這算是個開始吧!後來我知道趙又找了孫長江(首都師範大學哲學教授,1978年《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主要撰稿人,編者注)等人談話。

有意思的是,文章發表約半年後,孫長江突然告訴我,吳江曾打電話問他香港《開放》雜誌上的那篇文章是不是他寫的。他的回答倒也實在,說哪有學生批評老師的道理,再說如果真是自己寫的也不會匿名,更不會稱自己是北京高幹。

孫長江是不是吳江的學生,我未及細問。但趙找他談話以及他寫成稿子後送趙修改的事,我是知道的。我還知道在與趙談話後他又找吳江交換意見,但吳江拒絕了他提出的再版時修改部分內容的建議。孫長江後來沒有發表他與趙談話的那篇文章,直至今日我都沒有問過他為何沒有發表。倒是在2012年1月17日我陪他和師母孫偉同往趙家憑弔的第二天,他讓我看了有趙修改字跡的那篇文章。

隨着時間推移,吳江書中有關他認為趙紫陽在胡耀邦被迫提出辭呈問題上起了”決定性作用”的說法,顯現出來起來越多的硬傷,特別是有關當事人的回憶已足以糾正那些不管是因有意誇大、還是因不熟悉高層運作,而主觀臆想出來的並以訛傳訛的失實之處。

比如,像在批評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薄一波宣讀趙紫陽1984年5月給鄧、陳信這件事,趙曾十分遺憾地對我說,有沒有薄念信這回事,不少參加”生活會”的人都還在,稍作了解,就不會發生後來有關這封信的這樣和那樣的誤傳。趙紫陽是在1987年1月4日鄧小平召集陳雲、楊尚昆、彭真、萬里、薄一波、王震、趙紫陽等人,討論研究胡耀邦辭職信的會上被指定為1月10日”生活會”的召集人之一,另外還有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四人,其中薄一波為會議主持人。(見王曉中《中顧委工作紀實》1982~1987)因此,趙的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2013年5月29日,我在三亞第二次訪談閻明復(1987年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當年參加過”生活會”的閻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在”生活會”上他沒有聽到薄一波在批評發言時有宣讀趙的信這回事。他還特別大聲地對我說,余秋里(1987年任中顧委常委)發言的火藥味特別濃,胡耀邦突然站起來說:”我受不了”,緊接着摔門離席,在走廊里放聲痛哭……

吳江對我的文章”很不高興”

早在1999年8、9月間,在一次由杜潤生、于光遠、李銳、朱厚澤、李慎之、吳明瑜(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劉堪(原農業部副部長)、孫長江、林京耀(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鄭仲兵(著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記略》)等參加的老人聚會(也有幾位年輕人如韓鋼、李勝平、馬立誠、李郁和我都在場)上,我曾利用空隙時間向朱厚澤了解”生活會”的情況。他告訴我,大概吳江也聽到了趙紫陽對他在香港出版的《十年的路》有意見,就到我家裡來談。

我對吳江講,在”生活會”上,薄一波在對胡批評發言時有沒有宣讀趙在1984年5月給鄧、陳的信,我沒有印象。但過後不久,我從別人那裡聽到他跟別人講,朱厚澤說他在”生活會”上聽到了薄一波宣讀趙的信。朱厚澤說,薄一波如果在”生活會”上念了趙紫陽這封信,這是大事,我不會沒有印象;孫長江過去同吳江在黨校共過事,關係好,我就請孫長江帶口信給他,說在胡趙關係上,我有看法,但你講的不是我的意思,把我沒有講過的話說成是我講的,這樣不好。

孫長江有沒有按朱厚澤的意思給吳江帶話,我曾兩次向其證實。在決定寫這篇回憶文章後,我於今年2月4日再次對他訪談。孫幽默地對我說,”人家是部長啊,我當然得帶啊!”他停了一下又說,不過,吳江”很不高興”。對於吳江的”很不高興”,孫長江的解釋是,不光有我給朱厚澤捎話的原因,還與我同他在趙是否參與”倒胡”和那封信等問題上都有不一致的看法有關。很長一段時間,吳江也不怎麼理我了。他是我的老師,又是我的頂頭上司,按今天的話來說,是我的老闆!

我聽得出來,孫長江有些許無奈。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他一直保守着一個秘密。吳江去世以後,孫長江談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時說,不僅他自己不是很滿意,于光遠也說過,他看這篇文章只把它當做一個馬克思主義常識問題,”瀏覽一下就放下了”,而且後來聽說胡耀邦對文章本身在理論論述上也不是很滿意,儘管這篇文章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

當時有關這篇文章引起的爭論還遠沒有結束,照鄧小平講話的意思,要考慮補課。因此,吳江同孫長江商量,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是受到責難的,他要求孫長江寫一篇反駁這種責難的文章。這就是後來發表在1978年6月24日《解放軍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署名”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由孫長江執筆,但孫一直強調吳江作了很多修改,而且這篇文章怎麼發表、怎麼署名、在哪裡發表,等等,都費了很大工夫。發表後,胡耀邦是滿意的。2009年9月,《吳江文稿》(全三卷)被收入”當代中國思想家文庫”,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文稿》上卷收錄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並將其列入首篇。

近幾年來,我有更多的時間去探望孫長江和師母孫偉,話也說得多。每每談及他參與的一些事情的經過和細節,他常常只是搖頭,說沒意思,也不想再多說什麼,多寫什麼……。

2007年初,由宗鳳鳴記述的《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一書由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錄了1995年12月24日趙紫陽與我的談話(見附錄)。這篇談話是宗老根據我發表在《開放》雜誌上的那篇文章和他自己的記錄整理而成的(書中稱”施濱海整理要點如下”)。書稿交香港出版前,我曾看過一部分內容,包括宗老為我整理的那部分談話內容。當然,也有個別容易產生歧義的地方,例如,書中第211頁趙講到,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所做報告《四化建設與改革問題》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事實是,胡耀邦的這一講話因胡喬木的反對而至今都沒有全文發表。此外其他地方都記述得比較準確。說實話,這對當時已有七十多歲的宗老來說實屬不易。

宗鳳鳴記述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在香港出版後,海內外反響熱烈。尤其是對趙晚年有關中國未來的思考和有關改革的歷史反思,社會各界表示出極大的敬佩。不過,也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宗老年事已高,趙與他的談話,未必是深思熟慮的,而宗老又缺乏文字經驗,談話由宗老來回憶整理,無法真實記錄和準確表達趙當時的思想和認識。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正因為趙與宗老的談話常常是不經意的、慢談性的、沒有特意經過梳理的,才顯得更為真實,更能反映出這位政治家當時的特殊心境,也因此,才顯得更有價值,更是珍貴。

可惜,我的這些看法都沒有能像以往那樣及時同宗老溝通。事後我從單少傑那裡知道,宗老那段時間心情並不愉快,甚至有些傷感。從2004年5月起,我受聘為香港上市公司星美國際的獨立董事,後又受聘為香港《成報》及其出版社的執行董事和第一副總編,參與報紙版面審定和行政管理工作,疲於奔命北京和香港兩地。關於宗老後來的很多事,尤其是他的健康狀況,也只能從單少傑那裡了解一二。直到老人家辭世,我也是在三、四天後偶然從於浩成老先生那裡知道。為此,我曾電話向單少傑抱怨,為什麼沒有及時告知。少傑回話:宗老病後,他不忍心過多地去打擾他老人家,他也是在幾天後才知道的。儘管如此,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沒有能在最後時刻去送別宗老。

去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今年是胡耀邦誕辰一百周年和趙紫陽逝世十周年。整個80年代的歷史,點點滴滴無不牽動着許許多多經歷過並仍關注着這段歷史的人的心。作為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有責任來回憶這段歷史,從而更好地展望未來。

2014年2月11日(初稿)
2014年2月28日(改稿)
2015年1月13日(定稿)
(註:作者施濱海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時報原編委,香港成報原執行董事總編輯,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金融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