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我與趙紫陽總書記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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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

(原題:我與總書記的告別)

文革前在廣東,趙紫陽與我父親陶鑄共事15年,他那時年輕瀟洒,我管他叫紫陽叔叔。那時他雖是中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但工作經驗卻很豐富,有一套見地。他工作作風紮實,注重調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基層跑。父親每當談起他和王任重時,那種欣賞之情毫無掩飾地溢於臉上。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父親還認為是自己連累了紫陽叔叔。

我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事踏過總書記的門檻。有一次去看紫陽叔叔,我反映了國寶藝術家們的狀況,還開玩笑地說:”人家人藝對你有意見啦!說你老不去看他們的戲,當年周總理、陳老總等中央領導經常去看他們的戲。””我很喜歡看人藝的戲”,趙說:我喜歡話劇。但現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戲麻煩事很多,你拿些錄像來看看。於是我向人藝要了5盒錄像帶,有《小井衚衕》《紅白喜事》《遛早的人們》。叔叔還真看了這些錄像,他說他比較喜歡《小井衚衕》,而”狗兒爺”太慘了些。

黨的十三大後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張口就說我認為你還是適合當總理,不適合當總書記。他饒有興趣地問我持這樣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說:”至少我媽媽是這麼認為的,她說你擅長經濟,懂基層,有實際工作經驗,更適合當總理。紫陽輕輕嘆口氣:我也是這麼認為的,我婉拒了幾次,可是不行啊!

我說起了知識分子與黨的關係緊張、腦體倒掛現象、知識分子政策失誤,以及知識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徵。”當前改善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從抓教育入手最為有效。”我說。但他感興趣的是”這次的’反自由化’很溫和,大多數人都沒受到傷害,知識分子為什麼還會反應這樣大”。理由是開除劉賓雁等人的黨籍對知識分子衝擊很大,他極力為劉賓雁做了辯護。我也說文人往往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毛病,別太在意他們說什麼,否則自尋煩惱。趙說:”你們還要考慮黨內及一些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處理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會認為黨太軟弱無能。但現在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好的,人們敢於講話了。”

趙有時也主動通過小兒子五軍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當地問些問題,如中小學教師對增加10%工資有何反映?知識分子對允許自謀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這些措施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他讓我如實回答嚴家其究竟有什麼言論時,我為嚴君做了辯護,我說:”我了解嚴家其,他人非常單純,書生氣,他只是對改革有些擔心。他認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應該是簡單的,而現在有些理論搞得太複雜了,連他都看不懂了。”趙聽後說,這些人其實也沒什麼,讓外面輿論給弄嚴重了。至於後來的變化,我掐算不出來兩年後的事。

回憶那段經歷,我至今都希望當時那些見面確實為最高層了解知識分子的真實情況,從而善待知識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 紫陽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 自然會有一種不同凡響的氣質使他與眾不同, 既使混在一堆人中你也會一下子判斷出他的地位。在我與紫陽叔的交往中,最深的感受是平等公正開明, 他善於傾聽, 對我反映的一些坊間流言 ,既便是涉及他及子女的負面說法, 也看不出他有任何的不悅。他一般只是聽, 不輕易打斷你, 更不會訓斥你, 就是發表不同看法也是娓娓道來, 從不以長者之尊圧晚輩一頭, 這一點是連我父母都做不到的。他從諫如流, 雖然我說話大大咧咧, 但只要他認為是對的, 從表情上你會感到他聽進去了, 因為他知道我說的是真話。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後一次去看紫陽叔叔。見他明顯消瘦,特別是兩隻手近乎乾枯。他掛着氧氣,坐着說話似還有底氣,頭腦也極清楚,只是離不了氧氣,也不能站立活動,一站起來血氧飽和度就會從90%掉到80%。

至於家,清貧至極。房廊門窗已是油漆斑駁,室內沒一件鮮亮的擺設,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傢具,早已陳舊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飲水機龍頭上,系一根繩到門把手,那是紫陽叔叔為小狗進出設置的。他的忠實夥伴,小狗”拉肯”已死,現在是一條西施犬在守護他。

梁阿姨在另一間房獨坐。她的雙眼已失明,什麼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時光。

看到這個破敗不堪的家真讓人沉重,鼻子發酸。

要告別了,萬沒想到紫陽叔叔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然是:”你批評我對知識分子不夠關心,不如耀邦關心,我都記着哪!”曾經的總書記,位高權重,一生波瀾壯闊,在我們都知道已是最後的見面時,卻說出這樣一句略帶孩子氣的話,讓我特別的震動,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終點,人性越是濃烈到極致,而極致就是回歸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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