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趙紫陽】上善若水:趙紫陽的風格、關懷與胸襟(吳國光)

0

圖:趙紫陽

十月十七日是趙紫陽95歲冥誕,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及亞太關係講座教授的吳國光博士,以當年在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的親身經歷,撰文緬懷這位哲人。——編者

那是一組結構複雜的平房,這間編號為”國務院第二會議室”的房間,記憶中,似乎座落在靠南的一端,呈東西走向的長方形,門開於內部的走廊。那天,我們一行十幾個人,在長條會議桌的三邊落座,留出北邊一側的座位給領導人們。記得那天我和吳偉面西坐在會議桌東端,後來在我們這端落座的領導人是田紀雲。會議尚未開始的時候,我們擺弄了一下帶來的小錄音機,因為我們兩個人事先被安排負責整理會議的紀要,想藉助錄音詳盡地記下會議內容。這時,不知從哪裡走出來一位工作人員,從年紀和姿態看,應該是便裝的軍人,制止了我們,說這裡開會不能錄音。好像是說中辦、國辦(即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對於這些會議有統一的錄音——不過那似乎只是為了存檔,並不給我們使用。我們只能依賴自己的筆記。這倒促使我在那些會議上不得不記下詳細的筆記,這些筆記已經整理成《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一九九七年由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出版了。

中央政改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

根據筆記,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舉行第一次會議。這個小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的,趙紫陽主持,成員包括時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胡啟立,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和全國人大主持法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彭沖。趙紫陽在當天寫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信中說:這個小組定名為”研討小組”,是因為它不是權力機構;研討小組的職責是:為政治體制改革探討思路和設計藍圖,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決策。信中還說,小組下設辦公室,”閱讀材料和議論問題”,並把議論的主要內容向研討小組報告;而研討小組應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要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把有關政治改革的頭緒理清楚”。

我們這十幾個人,就是所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了,以鮑彤為首;這天的會議,就是辦公室(簡稱”政改辦”)在工作了一個月之後,首次向研討小組彙報討論內容。這次會議一個上午沒有開完,第二天又開了一個下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半年時間裡,這樣的彙報會舉行了七次——實際上不止七次,因為有的會議編號為一次,但就像第一次會議一樣,一個上午或下午開不完,過些天還要接着開,討論同一個主題。在那段時間裡,主要就是通過參加這些會議而比較密集地接觸趙紫陽。這些接觸,與此前或此後那些對於趙紫陽的觀感和了解不同,都不僅比較直接和深入,而且十分聚焦,那就是集中在政治改革的問題上。這是中國所面對的大題目、大關節,決定着中國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和未來更長時間的命運;而趙紫陽對於中國政治改革的思考、見解和立場,也可以說代表了他作為政治家的品格與水準,總結了他的政治生涯。當年趙紫陽的相關論述,我在《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中已經儘可能地詳細記載了,這裡不想再去重複。這裡只俯拾一些落在記憶深處的瑣屑碎片,圍繞政治改革的討論,談談對趙紫陽作為一個人、作為一位政治家的個人印象。

如水平和,似水包容:趙紫陽的風格與脾性

那天的會議是上午九點鐘開始。趙紫陽準時進入會場,一身當年常見的灰藍衣裝,普普通通。記得他一邊拉開椅子入座,一邊就發話說”開始開會吧”,聲調不高不低,不疾不徐——這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沒有官僚氣,也不拿領袖”派”。

“官僚氣”大家都見過很多,在中國政府的隨便一個辦事員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完美的典範;領袖”派”呢,有人這樣形容:毛澤東和鄧小平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會議的場合,一進場,先停住腳步,徐徐環顧全場,待到全場鴉雀無聲,才在所有人的目光關注下從容就位。我沒有見到過那種場合,但那個時候已經聽說了不少。

趙紫陽說話還是河南口音,他在這天的會議上首先注意到”辦公室年輕人多嘛”。他要鮑彤把每個人都介紹一下——我感覺這也有些新鮮:以前參加過一些有領導人參加的會議,好像還沒有這樣的經歷;領導日理萬機,對來開個會的這些工作人員是誰並不在意。十幾個人,介紹也要費一些時間啊。好在鮑彤語言簡潔,往往一句到位。介紹到誰,誰就站起來,趙紫陽對每一個人都投以專註的目光,並且點點頭,讓人感覺親切。介紹到陳曉魯,雖然沒有提到家世,但紫陽知道他是陳毅元帥的兒子,評論說:”和陳老總長得真像啊。”介紹到我,鮑彤誇了一句,紫陽微笑着說:”也不能說什麼文章都會寫吧?”老鮑還回了紫陽一句:”軍事文章不會寫。”大家都笑了。這樣一輪介紹下來,大家都沒有了那種初次和總理這麼小範圍地一起開會的拘謹。

在以後的日子裡,對於趙紫陽這種平和、謙溫的態度,有了更多的一手觀察和感性了解。政治改革,不僅是一個頭緒繁複、涵蓋廣泛、任務困難的題目,而且更是一個矛盾交匯、利益衝突、乃至劍拔弩張的戰場。更有甚者,一九八六年冬天到一九八七年夏天的這半年,可以說是中國政局自”文革”之後、到”六四”之前的那十幾年當中,最為霜雪交加、風高浪惡的一段時光。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討論政治改革,從來見不到趙紫陽疾言厲色,甚至也聽不到他說話的時候會提高聲調。

說到重點、要害的時候,我感覺,趙紫陽只是把句子組織得更為精闢,可以說是出口成章。就在第一次會議上,當討論政治改革究竟要集中解決一些什麼問題的時候,趙紫陽說:”分權就是實質問題。近期目標,是要解決黨與各種組織的關係,包括黨與政府、黨與人大、黨與別的組織、還有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沒有華麗的詞藻,也沒有空談的所謂理論,更不會躲躲閃閃去繞任何彎子;雖然是極尖銳的觀點,但卻用最為平和的語氣說出;實實在在的語句,對問題給出了準確、精鍊的闡述——這就是我所說的”精闢”。

就是在這樣論述問題的時候,趙紫陽也並不因為自己有了準確的闡述而忽視別人的看法,包括我們這些年輕的工作人員的看法。就在他自己這樣總結了政治改革的近期目標之後,趙紫陽接着就詢問大家:”黨校有什麼提法?”來自中央黨校、當時還是碩士研究生的一位政改辦同事,馬上做了簡要的回答。對於回答,趙紫陽總是頷首示意。這樣的詢問,趙紫陽經常提出,有的實際上是當場進行調查研究。比如說,當鮑彤在第一次會議的彙報中建議撤銷黨組的時候,趙紫陽不是首先表態,也不是急着發表評論,他首先給在座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賀光輝提出一個問題:”你們的黨組討論什麼問題?”對於工作人員所提供的材料或觀點,趙紫陽的反應,也不是居高臨下地讚揚或批評,而是用平等討論的態度,把自己的看法擺出來。記得有一次,討論機構精簡問題的時候,政改辦的一位同事提供了一個數字,強調幹部之中處級以上幹部所佔比例過高。趙紫陽回應說:”這不能說明問題。總理辦公室全是處長以上的幹部,但其中也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有些辦事員,因為資格老,級別也比較高。”這就把相關問題的多種情況估計得更為全面、也更為接近實際了。還有一次,忘了是什麼題目了,鮑彤對趙紫陽講的一個情況有不同看法,他大聲說:”紫陽同志,情況是這樣的。”然後開始解釋,說著說著就站了起來。趙紫陽右手輕輕擺擺,說:”老鮑,坐下慢慢講嘛。”我看在眼裡,心想:這比學校里的大多數老師都更為和藹、理性、平等啊。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在美國讀書的經歷。很多年之後,在編輯《趙紫陽紀念文集續編》的時候,看到深度參與了農村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的政策諮詢的周其仁特為文集所寫的回憶文章,說和趙一起開會,感覺就像和美國大學裡的教授上討論課一樣。紫陽的秘書李湘魯當然非常了解紫陽,他也這麼說。他們兩位都強調了趙的那種討論問題的方式,就是以設問、追問、駁問的方式把觀點一層層地清理出來、展示開來。他們總結得非常好;回憶我所經歷的趙紫陽論述政治改革的那些會議,感覺真的就是這樣。參加十次這樣的會,那比聽下一門課來收穫還要大得多。這裡討論的是重大題目,參與者之中就有位高權重的、不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有的人可能很反感我們正在討論的政治改革,甚至對趙紫陽本人懷有很強的敵意。但是,這在趙紫陽那裡,都不構成討論問題的障礙。他的平實與溫和、包容與理性,作為一種風度,決不因為這些困難因素而有所減色。那並不僅僅是一種風度,如果說風度是某種外在的東西的話;那其實是他面對問題、征服困難的方法,更是他看待事物、對待他人的哲學。

如水清澈,似水堅韌:趙紫陽的觀點與立場

既然政治體制改革是個敏感而有高度爭議的話題,既然持有爭議的各方都在參與政治改革的討論,那麼,不論主持人趙紫陽如何平和、包容,不同意見的呈現、乃至在重大問題上嚴重分歧的出現,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毫不奇怪的。趙紫陽的平和,不表示他迴避爭議,雖然他也不去激化爭論;趙紫陽的包容,不意味着他沒有自己的堅持,雖然他不會去強硬、霸道地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在當年那些會議上,我有機會親眼見證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等這些人怎樣挑戰趙紫陽,更看見了趙紫陽如何應對這樣的政治鬥爭。今天回想起來,趙紫陽在面對這些爭議的時候,不僅展現了成熟、深湛的政治智慧,而且表露了令人敬佩的人格特質。

趙紫陽這種人格特質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我看來,就是清澈、透明、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態度。搞政治的人,特別是中國官場上的人,陰陰陽陽、兩面三刀是不稀奇的,吞吞吐吐、含糊其辭更是極為常見,真真假假、言不由衷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趙紫陽與這些東西都距離很遠很遠。我還記得聽到他說”中國人當面客客氣氣,背後計較,中國政治不可測”這句話時給我的震撼:不是震撼於中國政治的這種特點,而是震撼於這個話這樣直白地從中國總理的口中說出,而在座的不光是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還有那些與總理少說也是勢均力敵的政治老人。一句話,我為趙紫陽的清醒和坦誠所震撼。有些話,我們這些年輕的工作人員聽了,都心裡打鼓說,這會不會引起誤解呀,會不會有人打他的小報告啊——貴為一國總理,也還面臨被人打小報告的問題,真真讓人嘆息!可是,趙紫陽襟懷坦蕩,絲毫沒有這樣的顧慮。那一次,是聽取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擔綱關於”黨政分開”的專題研討的溫家寶的彙報,大家談到了基層單位里的黑暗、黨委書記作為”第一把手”的為所欲為等這些現象,趙紫陽議論說:”我們黨的領導太絕對化,每一個單位里黨委書記就是絕對權威,一個單位一個太上皇。”在當時那種權力格局下,鄧小平垂簾聽政,剛剛把總書記胡耀邦搞下去了,”太上皇”這三個字就是一等一的禁忌,誰敢隨便亂講?趙紫陽講的時候,應該沒有想那麼多,他就是針對時弊講的。講完了,他可能意識到有人會發生誤解,於是補充了一句:”這話不要傳出去。”如果真是有機心的人,後面這句話,說實話,還不如不補充。我想,趙紫陽並不是政治上天真,他只是直面現實而已。

趙紫陽講這個話的時候,鄧力群在座。一九八七年年初,胡耀邦被迫下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其勢洶洶,說是”不僅要反說自由化的人,更要反干自由化的人”,矛頭直指趙紫陽。誰都知道,胡喬木、鄧力群就是那時反自由化、也就是反改革的軍師兼急先鋒。這兩位都是政治老人包括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人所倚重的理論家,主管意識形態,甚有口含天憲的權威。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那個時候比幾個月前最初起步的時候更為艱難了;將來把研討結果提交到政治決策層面的時候會怎麼樣,其命運更不可知。趙紫陽沒有知難而退,他反而把這些反改革的頭面人物請到研討小組的會議上來,請他們參與研討。從那個時候起,胡喬木、鄧力群,還有當時中央黨校的常務副校長高揚,就開始列席研討小組的會議。這樣,有什麼不同意見,他們可以當時就提出來。

面對胡喬木薄一波的挑戰

記得在討論黨內民主的時候,趙紫陽強調要健全中央政治生活的規則,清楚地劃分職責,胡喬木卻認為沒有必要劃分。趙紫陽回答說:”要劃很清楚也不可能,不劃也不行,連個方向也沒有。規定性的東西可能不完滿,但是要有,可以在實踐中完善,這就走上了軌道。法律也是這樣,都怕煩,規定的都是些原理、原則,太粗了,沒有辦法執行。”胡喬木則堅持自己的看法,強調說:”規定是沒有用的。”面對這種情形,趙紫陽依然聲調平靜地重複自己的觀點:”得有個規定。”他指着手中的《工作規則》討論稿說:”要有這個東西,又不能完全靠這個東西。並不是有了規定就可以完全解決問題,但是要有個起碼的規定。這裡有法治和人治的問題。先要有法,人再去發揮作用。”我感覺,在面對這樣的爭議的時候,趙紫陽的話講得直接、明確、到位,但是避免了對立的情緒,也沒有爭吵的意思。趙紫陽的看法和相關說理,我認為,比號稱理論家的胡喬木,不僅更為針對現實對症下藥,而且也更有理論深度和辯證思維。就在制定規則這個問題上,胡喬木說不出什麼道理來支撐自己的看法,只是一味武斷地說”沒用”,而趙紫陽不僅深刻地指出了這關係人治還是法治的根本問題,而且也沒有絕對化地認為有了規則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在胡喬木再三重複”規則無用”的對立情緒中,趙紫陽回以柔和之中的堅韌,顯示出他在重大問題上的高度原則性。

年長趙紫陽十一歲的薄一波,不僅資歷深,而且那個時候正當其晚期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在倒胡耀邦的過程中很出風頭,於是,在耀邦下台之後、十三大舉行之前這不到一年的一段時間裡,成了中共政治老人在前台的”監軍”(這個角色,十三大之後則由楊尚昆扮演)。這位習稱”薄老”的人物,有的時候說話蠻開明,可多數時候不是這樣;而且說話常常有刺,那往往是針對趙紫陽的。趙紫陽前面綜括政治改革,他後面接上一句”不要想一下子搞出來超過馬、恩、毛主席的東西”、”不要自認為比毛主席還高明”;趙紫陽強調了選舉制度要改革、選舉要體現選舉人的意志,他不咸不淡地來上一句:”比戈爾巴喬夫不能落後”,乍聽還聽不出是讚揚還是批評。這種情況下,趙紫陽總是不接那個茬,繼續說正題。包括那一次,就是在中央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第二天下午的會上,彭沖提到《深圳青年報》登載了要求鄧小平退休的文章,薄一波大為光火,在發表了一通嚴厲的批評言論之後,見趙紫陽不表態,他就轉臉對着紫陽說:”建議常委過問一下《深圳青年報》的事情。”對這樣直接的、可以說是咄咄逼人的要求,趙紫陽竟然還是一字不答,這種定力當場就讓我十分敬佩。趙紫陽是這樣接話的:”我還在想昨天的問題……”——什麼問題呢?他指的是用一句什麼樣的話來概括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和目標的問題。後來,這句話確定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有些人可能感覺”社會主義”這個定語有問題,但是,在當年那個時候,在這樣的氛圍中,能把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確定為”民主政治”,這不僅是根本性的進展,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水之流,似水之溉:趙紫陽的眼光與關懷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第七次會議,與以往不同,改到了勤政殿開——這裡是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地點,就在毛澤東以前所居住的”豐澤園”的旁邊。那個時候,豐澤園是開放給遊人觀覽的;我們開會的時候,可以看到外面的哨兵和遊人,還有哨兵背後扯的一道繩把辦公區和遊覽區象徵性地隔開。到散會出門的時候,其實我們就走到遊人之中了。

那次一得知會議地點,我們就議論,看來紫陽不得不接任總書記了。這是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底。一月中旬,胡耀邦被迫辭職,中國處於文革結束之後少見的政治低氣壓下,研究政治改革的這些人愈發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壓力。看完新聞聯播,有兩位同事(我仍然記得是誰,不過這裡不方便寫出他們的名字)約上我,一言不發,走出當時我們辦公的中直機關招待所的樓房、院子及大門,直到上了地安門西大街,我們才開口,一腔悲憤沖盪而出。那個時候我們就懷疑這棟樓房乃至這個院子里有監聽設施,所以要避開——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鎮壓之後,有人用在院子里的監控裝置所拍下的鮑彤與同事談話的鏡頭,指控鮑彤泄露機密,這就證實了那種懷疑是對的。早就聽說,副部級以上官員的電話,是全部被監聽的。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中南海的電話局,也就是三十九局,可以幫助找人——一個秘書到別的辦公室聊天去了,三十九局就能把這個串門的秘書給找到。我在到人民日報社工作之前,曾經在中南海當過半年秘書,了解這個情況,雖然不明白其運作原理是什麼。中共高官的不自由,不知社會上一般能否想象得到?

我承認,在沒有參與政治改革研討、有機會比較深入地接觸鮑彤之前,特別是在沒有這樣接近地聆聽趙紫陽談論中國政治改革之前,我想象不出中國有這樣的深知自己政治制度弊端的國家領導人和高級官員。我所供職的人民日報,有這樣的高級官員,比如胡績偉、王若水、劉賓雁,但我總覺得他們更多地是新聞人、知識分子,而不是黨政官員。作為一個平民子弟,我從小生長在貧困地區的社會底層,見到和經歷了太多的社會不公和政治黑暗;我那時想,這些東西的存在和猖獗,主要是因為中共高官不僅不關心民眾死活,也根本不了解民間疾苦。然而,我的這種成見,在趙紫陽那裡,是被徹底顛覆了。現在,我會說,趙紫陽對於中國國情、民情的深刻了解,在我從沂蒙山到中南海、從中國到國外的個人經歷中所接觸到的各色人等之中,穩固地佔據第一位。就像水流低處一樣,趙紫陽的眼光總是能夠看到中國的基層;也像水能灌溉一樣,趙紫陽的關懷總是給予了普通民眾。

就在這第七次會議上,我記得,趙紫陽集中論述了發展民主的問題。他肯定方勵之所說的合肥學生鬧事的原因是中國的選舉制度有問題,而那個時候方勵之剛剛被開除中共黨籍,針對這次學生運動而在全社會展開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尚未結束。薄一波在那裡強調”要講無產階級專政”,而趙紫陽卻在展望如何在不遠的將來過渡到縣長的直接選舉。事實上,關於選舉制度的改革,趙紫陽已經多次講了,而且已經立竿見影地把相應的改革措施貫徹到了當年中共十三大代表的選舉之中。對於原有選舉制度的種種弊端,趙紫陽了如指掌。有一次,他說到那種所謂”戴帽”選舉,非常不以為然:”例如一個機關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選一個女藏胞,這又何必選呢?”那種做法”是與群眾的民主願望完全背道而馳的。”他也已經不止一次援引了一九八六年冬天學生抗議的例子,來強調現行選舉制度的荒謬:”學生第一次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就作不了主”。還有一次,趙紫陽以福建龍岩地區當時發生的事情為例,着重批評了不尊重選舉人意願、把群眾提名當選的市長在選舉之後馬上調走的做法,尖銳地指出:”不允許強姦選舉人意志”。

直言批評基層黑暗

在關於政治改革的總體部署上,趙紫陽在注重中央層次的民主建設的同時,特彆強調了發展基層民主。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們基層,黑暗的事不少”;”基層一些很不像話的事受不到監督”;”許多事不公,人民不滿意,要求解決,卻沒有說話、出氣的地方”;”基層黑暗的事相當多,不講道理的事很多,群眾有話無處說,說了也解決不了問題”。怎麼辦呢?趙紫陽認為:”光搞上訪不行,要從組織制度上解決”;”根本上,要靠基層監督、基層民主”;”從根本上說,要搞直接民主”;”要把基層民主、人民參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二十五年之後來看這些觀點,不能不讓人深深感到趙紫陽對於中國的民情和國情號脈之准:很明顯,這些問題,這些年不是發展得更為嚴重了嗎?有些不了解情況而又喜歡下結論的人,曾經指責趙紫陽是代表資本、市場等等這些所謂右派的東西的,似乎趙紫陽為了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而寧願犧牲普通大眾。他們其實是要趙紫陽為中共那種權貴化的市場改革的積弊負責。這是完全不尊重歷史事實的說法。事實上,就在中共高層為波蘭團結工會的迅速壯大而心驚肉跳的氛圍中,趙紫陽直指要恢復被毛澤東所批判的”工團主義”,要通過改革而使工會能夠代表工人的利益。在討論基層黨政分開的時候,當工作人員建議削弱黨委的權力,並同時強化廠長、經理等管理人員的權力時,趙紫陽馬上敏銳地指出:那樣廠長有可能取代黨委書記而為所欲為,因此要發展工會而形成對於廠長的制約,要強調”工會有監督幹部的作用”,”工會是實行工人自治的一種形式”;”工人的事情工人去辦,為什麼一定要廠長來辦?”

我相信,類似基層的黑暗這樣的問題,在中共領導階層,甚至在整個精英階層,包括很多具有自由傾向的知識分子,可能很少有人認為這屬於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上面所引述的這樣的話,在中共領導階層,也只有胡耀邦、趙紫陽這樣很少幾個人能講得出。如果你不是一個在社會底層親身經歷過中國無處不在的那種暗無天日、無理無法的人,你也許很難想象得出,當這樣一個人坐在中南海的會議室里聽到了中國總理的這些話,他所感到的那種溫暖與他所看到的那種光明。那個時候,我常常有些不解:已經至少四十多年,趙紫陽應該是生活在民眾難以一窺的深宅大院,他怎麼會這樣深知下情呢?

那個時候我就聽說趙紫陽喜歡調查研究,但是,在那之前多年,作為一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農民,我也早就知道了基層是怎麼對付上級領導來考察的,所以我並不認為那樣的調查研究就是我的問題的答案。這要到最近一兩年之前,當我讀到同是蔡文彬先生所主編的《趙紫陽在四川》一書時,看到趙作為省委書記不僅是常年在農村奔波考察,而且他的調查方法就是事先不打招呼直接走進農民的家裡,我才找到了答案解開自己的迷惑。而且,就在寫到這裡的時候,有朋友傳來了新華社高級記者石圭平的文章。她在一九七一年前後曾任職新華社內蒙古分社,親身經歷了當時擔任內蒙古黨委副書記的趙紫陽多次下鄉調查的實情。總共在內蒙古任職十個月的趙,在履職之後不久的幾個月內,就走遍了整個自治區當時全部的四盟二市。按照石女士的說法,”他每到一處從不事先通知當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層幹部和農牧民談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開農家的柴扉,走進農民家的茅屋,坐在農家的土炕上和農民促膝談心,傾聽他們的呼聲、願望和要求”。那篇文章里有好多細節,包括記者巧遇秘書為冬天下鄉的趙紫陽買皮帽子、趙紫陽到縣裡考察的時候晚上睡會議室等等,很感人。還有其他人的類似的第一手回憶,都幫助解答了我當年的疑問,更生動、真實地顯示了趙紫陽實實在在地是心裡裝着老百姓的。

似水之淵,如水之汪:趙紫陽的學養與胸襟

那個時候我還有一個類似的不解:趙紫陽從青年時代就投身於抵抗侵略者的戎馬倥傯的生活,後來一直主政一方,直到總理全國國務,應該總是公務繁忙的,他的那些書本知識是從哪裡來的呢?中共建國之後,中國基本上處在閉關自守的狀態下,要到一九七零年代的末期才開始對外開放,特別是對領先世界經濟、科學、教育、管理的西方世界開放。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時候,這種開放不過才有六、七年的時間,而且,對西方的政治制度、政府管理、社會管理等等,當局還一直是持抵制態度的。在這樣的背景下,趙紫陽的世界眼光、國際知識,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當然首先是因為趙的廣博知識讓我吃驚。我們都看過《戰爭風雲》這部小說,美國作家赫爾曼沃克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長卷,譯成中文我記得是三卷本的篇幅,應該有八、九十萬字的樣子。有一次,說到西方國家辦事有規矩,但是規矩也並不能完全防止出現一些濫權的問題,趙紫陽就說到這部書,說書中有個女兒也是走了老爸的後門進了電台。說實話,我完全不記得這個細節了。可是趙紫陽記得,他順手就引來了。討論精簡機構問題的時候,趙紫陽用古語”生之者寡,食之者眾”來概括情況,而且他還對古語作出新的解釋,說生產效率提高了之後是可以做到”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

當然,不光這類書本上的東西是知識。趙紫陽也善於從經歷中學習,更汲汲於向世界學習。前一方面的例子,趙紫陽談到選舉的時候,舉過一個例子,讓我印象深刻。他認為,選舉要真正起作用,而不是像中國經常做的那樣走走過場,裝裝樣子,一個起碼的條件,就是被選舉者和選舉者之間比較熟悉,至少要提供機會讓選舉者多方面了解候選人。他說自己當年調到內蒙工作,”上午下飛機下午當選”,人家根本不認識自己,那個所謂”選舉”可想而知。正巧,也是剛才引過的石圭平的文章,為此提供了進一步的情況。文章說,趙紫陽當時正在湖南的工廠里作為”走資派”勞動改造,突然被叫到北京,周恩來讓他第二天趕到內蒙古任職並出席黨代會。結果,趙紫陽連一身換洗衣服都沒有,穿着從車間被叫出來時的勞動布工作服,出現在呼和浩特的大會主席台上。就這樣,原定上午九時召開的黨代會,因趙紫陽沒有及時趕到,還推遲了十多分鐘。石文沒有說到選舉的事情,因為,我想,誰都知道那種選舉不認真。可是,顯然,趙紫陽當時在經歷這個事情的時候,一定就有了一些思考,感到了這種選舉的荒謬。這應該也是他能夠對中國的政治體制認識深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他在多年的生活、經歷和實踐中已經看到了很多的問題,也想過很多的問題,只是過去沒有機會去探討、去變革而已。

不斷學習,不斷思考

我這樣想着,感覺就比較容易理解他為什麼會有淵博的知識了:因為他的經歷非常廣泛,而他在自己的經歷中是在不斷學習、不斷思考的,那些知識和他所思考的問題有吻合,對他有啟發,當然就很容易記住了。我還發現,趙紫陽對中共黨內的一些歷史情況、一些掌故,也是很熟悉的,而這類情況往往也和他的思考有關聯。比如說,前面提到,談到工會問題,他會提出李立三、賴若愚當年被毛澤東批評的那些所謂”工團主義”的主張,要求工作人員去研究和借鑒這些主張。我當時就想:很可能當年在批判這些東西的時候,趙已經有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所以,事過幾十年之後,當討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很自然地就這樣提出問題了。

至於向世界學習的例子,那就很多了。初進政改辦的時候,聽到胡啟立和鮑彤給大家交代任務,專門提出要系統地了解世界不同國家政治體制的情況,特別是西方國家、蘇聯東歐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的相關情況,我當時心裡就想:好,看來這不是一幫僵化、保守、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領導人,這樣的政治改革應該是認真的、負責任的、有眼光的。到中央研討小組開會的時候,更是可以不斷聽到趙紫陽引用英、美、日本、香港的相關政治運作經驗來討論改革,比如引用美國國會開會的程序問題來強調程序的重要性,借鑒香港廉政公署的例子來探討如何強化監督並推行廉政建設,等等。一九八六年、八七年間,正是蘇聯政治改革的攻堅時段,也是東歐國家孕育歷史性變革的前夜,趙紫陽對於那裡的情況予以高度關注。八七年春節剛過,趙紫陽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兩次專題研究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計劃,聽取了包括外交部、中聯部、國家安全部、體改委和政改辦等七八個部門的相關彙報。平時,對於匈牙利、捷克、波蘭等這些先行一步推進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情況,趙紫陽也非常重視,經常會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提到。那些國家的改革,很多是他親自去考察過的,說起來更是如數家珍。

今天用回顧的眼光來看,我會說,趙紫陽對於人類所創造的共同知識的重視,對於世界局勢的了解和對於世界大勢的把握,都是第一流的——這一點我沒有什麼資格來評說,但我們知道,這已經得到了多位世界一流學者比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佛里德曼的肯定。今年三月,在回母校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一個研討會的時候,我在晚宴上見到了著名的經濟學教授鄒至庄先生。旁邊有人提起趙紫陽,鄒教授馬上熱忱地讚揚趙的不同凡響的經濟學造詣,盛稱趙的知識、眼光、才智與能力。鄒教授一九八零年代曾經和趙紫陽有過多次接觸,我相信他作為經濟學家的判斷。一個所謂”土包子”的共產黨人,他的經濟學水準得到來自當代第一經濟大國的世界頂級經濟學家的讚賞和欽佩,撇開其中可能會有的政治隔閡不說,單從專業學識的角度來看,這似乎也是不可思議的。這樣來看,趙紫陽的知識和學養,就不單純是某種書本上的淵博和書齋里的修為;他那是一種格局,一種胸襟,如古人所言,”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探之內懷民生艱辛人類創造,瞻之但見天高地闊風雲際會,學問自在其中而已。

老子曰:上善若水。信然。

2012年7月,於太平洋上”桴浮書屋”

——原載《動向》雜誌2014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