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進不知退、可離不可即——客觀評價薄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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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與中國 / Matters 【原題:客觀評價薄熙來】

薄熙來和中國農民領袖

中國自古是一個官民對立的社會,這個社會的法則是官為豺狼,民為羔羊;官員總是像狼一樣目露凶光,四面打量;所以群羊也就俯首帖耳,過得謹小慎微。大家都認為這是封建祖制,順理成章,而社會也就此維持着一種平衡。

但久而久之,羊群也會心有不甘,生出一些具有抗逆心和號召力的人物;這種人通常是農民領袖,比如李自成和毛澤東。而狼群中也偶爾會出現異數,對羊產生共情,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但凡民意代表,大抵都屬於這兩類人。不過中國近代卻出現了一個一反常態的官員——薄熙來,他似乎介於這兩者之間。從作風上看,他是一個親民的領袖,處處代表人民;但同時,他的權力意識又很濃厚,顯得狼性十足。

人們很難斷定薄熙來究竟是一個改革者還是個野心家;不過毋庸置疑的是,他能力傑出,魅力非凡,對廣大民眾頗具吸引力。他不是最高領袖,甚至不是政治局常委,卻開創了自毛澤東以來的先例,獲得了群眾的自發擁戴。而且他作為典型的紅二代,在墨守成規的中國政壇浸淫幾十年,卻並不顯得陳腐。當官僚們都不苟言笑,以刁鑽刻板來展示權威時,薄熙來卻笑容滿面,神采奕奕,大膽地自我表現;他似乎是一個對政治樂在其中的人,而不是像大部分官員那樣將其視作煎熬和苦旅。

這正是薄熙來的特別之處,他一反領導人矜持的常態,也沒有達官貴人那種不可一世的態度。他總是身體力行,積極作為,也願意和民眾交流。這讓群眾對他由衷喜愛,彷彿再次看到了大救星的形象,認為他會帶領民族走向輝煌。薄熙來也是體制內罕見的沒有成為最高領袖,卻能施展出超凡影響力的政治家。而且在國際上,他一度是最受歡迎的共產黨官員;外界認為他會毫無阻礙地進入常委,還有人認為他會成為總理,甚至是國家主席。

然而在 2013 年,薄熙來的政治事業被一系列突發事件所摧毀;這年 8 月,他的心腹下屬王立軍投敵並將其舉報,薄熙來被免去職務,同時押解於濟南中級人民法院接受審訊。最後以受賄,貪污,濫用職權等罪名將其判處無期徒刑。

此結果讓民議沸騰,法院外屢屢有人群聚集,為他拉橫幅鳴冤;民間出現了聲援薄熙來的集會,試圖影響政府的決議。很多人表態說,薄熙來貪污多少他們就願意補償多少,因為他至少在當政期間做了實事。此外許多意見人士,甚至體制內喉舌,也在不同場合吶喊鼓動,要求中央釋放薄熙來,讓他重回工作崗位。這些支持者懷着十足的熱情,相信薄熙來一定能逢凶化吉,並最終回歸政壇。

這是個十分特異的現象,因為中國政治風向反覆無常,人們早已養成了耳聰目明的特點。當一個人倒台後都是牆倒眾人推,人人都會劃清界限。而官員的案子被人民法院定讞,基本已判定其政治生涯終結。但這種情況下仍有如此多的人不顧以身犯險,對一個失勢者表示擁護。

薄熙來的魅力可見一斑,沒有切身體會過他執政的人可能感到匪夷所思;——官民不對立已是罕有之事,更不用說主動為他站台。而且從他淡出政壇到現在,朝野內外都持續有人為他鳴不平。大連和重慶是薄熙來駐足最久的城市,這兩個地方的人民在薄熙來離開後很傷感;無論他作為一個官員還是階下囚,這些人都一如既往地想念他。香港記者曾在大連採訪,發現市民們對薄熙來的認可比歷任市長都多;在重慶也是如此,人們說政府領導換了一個又一個,但唯有薄熙來留在了他們心中。

薄熙來的基業(大連,重慶)

薄熙來的現象讓很多人感到疑惑,不明白他到底有何種魔力,或者說有什麼作為,能引發人們如此深情。有人認為,民眾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官僚體制本身過度惡劣。中國百姓長久生存於苛政之下,正好似終年酷暑,以至於下場酸雨也被認為是甘霖,而這種民情恰恰是薄熙來的基礎。

但酸雨下久了也會讓人灼痛,而薄熙來卻經歷了時間的檢驗。的確他很善於經營政治形象,不過政治形象無法如此長久地籠絡人心;縱觀其政治履歷,他的成就更應歸功於卓著的個人才幹;否則他不可能獲得如此牢固的擁護,甚至這種擁護已經超越了他共產黨官員的身份。

薄熙來的主要作為涉及三個地方,大連,重慶和商務部。他其實起步較晚,最初發跡的地方是東北;這個區域曾受累於歷史包袱,在經濟上嚴重依賴國企重工業;這種定位拖累了它的發展,即便在改革開放中,東北也是凋敝而沉重。國務院一直提出振興東北,但無人提出行之有效的策略。

薄熙初到遼寧時同樣面臨一批積弊,——產業結構單一,經濟欠缺活力,同時官僚化嚴重;和其他官員一樣,他在這個地方也走得舉步維艱。直至他來到海濱城市大連,才看到一種別樣的潛力。他從基礎設施建設開始,逐步改善城市交通和綠化覆蓋,並同時調整產業格局。他計劃將這裡改造為一個花園城市,並以旅遊業來推動經濟。

就在薄熙來建設大連的同時,國企集中的東北在九十年代下崗潮中遭受重創,僅大連的國企就裁員 30 多萬。然而城市轉型讓大連迅速恢復,同時為了盤活就業,地方政府鼓勵企業私營化。這些措施讓大連成為了東北最早完成經濟轉型的城市,並讓外企的眼光也投向這裡;當時西門子公司的總裁來到北方考察,曾一度盛讚薄熙來打造的城市形象。

而大連的一系列舉措,其實在於遵循了鄧小平改革開放這個政治風氣;薄熙來站在一個時代的制高點,以整個國家進程作為後盾。最突出的是,薄熙來在建設城市的同時帶着一種審美情趣,他創辦了城市展覽中心,並定期舉辦文化活動,此外還修建了很多廣場,這些都是花園城市的重要指標,他最終希望的是站在這座自己建設的花園內閑庭信步。

當年聯合國旅遊組織將大連評為中國最佳旅遊城市;而且由於經濟生態的改變,資本也奔赴此地;大連是外資銀行較早進入的城市,外資金融機構數量在全國位列第五。通常金融機構進駐一個城市,便意味着商業地位的認可,會給地方產業帶來活水。

城市從工業化向資本化過渡是一個巨大的跨越,會讓其定位完全轉變。而這種產業重心的轉移,很大程度依賴於薄熙來所創造的環境。他在此執政十年,讓大連從東三省這座老工業基地脫穎而出,並在名聲上蓋過了著名的海濱城市青島。大連像上海一樣成為一座標誌性城市,被譽為北方明珠;同時也類似於北方的深圳,產生了經濟特區的效應。

2007 年,薄熙來調任重慶,再次擔任一座城市的領導人。但這座城市與大連顯著不同,重慶位於內陸,風氣傳統,且經濟定位不明確。在改革開放已近 30 年之際,這裡的發展卻仍舊遲緩。

這座城市被江河所貫穿,地勢參差不平;同時工業污染然嚴重,公共條件惡劣;此外三峽大壩對環境的影響也在逐漸顯現。曾經有一部電影《三峽好人》,其中的奉節縣就是重慶周邊的縮影;破舊,拆遷,渾濁,這就是當時重慶的色彩。

儘管是直轄市,重慶並未得到政府實質性的重視;相較大連而言,這裡更像一個邊緣化的內部孤島,缺少天然的便利。薄熙來並沒有計劃再一次的經濟轉型,而是出台了“五個重慶”的規劃案,着力於優化這座城市的基礎。

但當時的重慶,或者不如說所有落後地區,都滋生着江澤民執政期的一個遺留問題,就是官員,商人和黑社會組成了壟斷性的三角聯盟。這種聯盟掌控着城市的經濟霸權,同時也在不斷地製造官民衝突。在薄熙來就任的 2007 年,中國很多沿海城市都已具備了現代化氣息,但重慶還是一個充斥着地痞的叢林式社會。

在這種情況下他發動了著名的“唱紅打黑”,這是一個很複雜且帶有多重意圖的決策。薄熙來整肅公檢法,掃蕩當地的黑社會及官僚派系。這並非一個嚴格的執法行為,而是夾帶着政治目的的清洗;且像所有的政治運動一樣,波及了很多無辜者。但民眾只要結果,而不在意程序。百姓苦於黑惡的荼毒,因此對政府的舉動一致叫好,薄熙來一時間成為了代表着官方的綠林好漢。為了鞏固打黑的成果,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跟進措施,建立了交巡警安保制度,並嚴格規定警務部門的出警效率。

而與此同時,薄熙來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爭取財政支援,以便對重慶進行基礎建設改造。政府修橋造路,極大程度緩解了長江支流造成的不便;同時各個行政區重建學校,新增公共綠地及各種便民設施。此外,政府還加強了對民生的轉移支付;薄熙來一改政府在民生上吝嗇的常態,顯得十分大方。 他推出了針對中小學生的“蛋奶工程”,表示這可以惠及山區的一百多萬留守兒童,且支出全部來自於財政。與此同時,他也進行着慣例性的招商引資,讓境外資本和商團屢屢來重慶洽談。

薄熙來的政績觀及重慶打黑典故

有人堅持認為,薄熙來在大連和重慶的作為是一系列政績面子工程;在中國,做表面功夫往往最得人心。

不過這未免把薄熙來過於臉譜化,就像是為滿足戲劇效果而刻意簡化人性;如果把薄熙來視作一個顧表不顧里,為政績馬首是瞻的官員,實在是忽略了這個政治人物的抱負,也輕視了薄一波這個政治家族的底蘊。薄熙來可以說是紅色後代中性格最複雜的一個人,紅色繼承人的身份並不足以界定他;他的所作所為都表明他有十足的進取心,希望在政治上做出某些建設和變革,以讓他顯赫的家族事業繼續踵事增華。

和大部分紅色後代一樣,薄熙來從小接受傳統教育,並在體制的熏陶下長大;但他天資出眾,個性獨立,可謂是黨內最能跳出長輩光環的一個後代;和大部分世家子弟不同,薄熙來思想開放,並受到了西方觀念濃重的影響;這種影響深入到了他的整個政治理念中,使他無論在政治作風還是個人作風上,都更類似一個西方政客而不是中國官僚。

在薄熙來看來,或許中國的體制與西方不同,但發達國家的模式可資借鑒。因為這種模式存在真正的政治創設,以及一種事業性的精細籌謀;這是在一黨制政體中不可能存在的優勢。——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它的商業制度一樣,就是講求績效和競爭;這和薄熙來的自我精神十分契合,他執政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屑於走馬觀花,同時比較反感官僚系統中無所作為,力求平穩的風氣。在遼寧期間,他規定官員不能輕易關閉電話通訊,要保持隨時待命;在商務部其間,他設立了嚴苛的行政準則,以加強工作效率。

這是集權制度下難能可貴的覺悟,因為它背離了體制的風氣。薄熙來的觀念十分西化,甚至比海外留學的人更前衛,而這讓他比較注重政績的深層意義。中國的政績標準向來是高樓大廈火車道,但薄熙來在大連時就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他當時曾表達過一個想法,認為提升城市水準的同時能提高市民素質,而這正是資本主義所經歷過的城市化和公民化過程。他取得了其中的精髓,注重對城市的軟實力進行塑造,這甚至重於那些可見的外部建設。正如在他任職前後,都沒人能把大連打造為北方濱海第一城,也沒人能把重慶打造為現代化的內陸城市。

薄熙來最矚目的政績是在大連,但他的執政作為卻更多體現在重慶;因為他主政重慶時的背景更複雜,而且正是中國政治風氣的一個轉捩點;而這個轉捩點的第一個公開信號,就是打黑運動。打黑一直被視為薄熙來最突出的政治博弈,對他的意義就和習近平的反腐一樣,都是以個人風格來推行的社會變革;這場活動指示性的意義,就是體現了薄熙來強硬的政治做派和中國時代氣候的衝突。

一件比較能反映這種衝突的例子是 2008 年重慶出租車司機罷工,幾千名司機因運輸成本上升和黑車導致的競爭惡化而上街抗議。官方媒體立刻指責工人騷亂造反,不過薄熙來採取了另一種策略;他拿出體恤民情的姿態,舉行了一次公開對話,最後與司機們協商組建工會。

這次上街運動被雲淡風輕地處理,但卻讓薄熙來看到了整個事件後面盤根錯節的勢力,尤其是運輸業大亨黎強與他在政府內部的保護傘;而黎強傲慢的態度,更讓他動了殺機。他在打黑的旗號下掃蕩了這些勢力,並執意處死了作為黑社會後台的司法局長。

這是一出標準的政治戡亂,但也是一場行政改革;因為打黑在本質上基於一個宏觀背景,就是江澤民時期粗放和官僚化管理所造成的叢林式社會;這種社會導致利益關係毫無節制的延伸,導致官員和商人對市場資源進行壟斷,而在這層壟斷下,黑社會則起到了威脅競爭者及鎮壓民眾的作用;當時中國的強拆強佔,幾乎都是由黑社會操辦。

江澤民放任官僚野蠻生長,讓官商黑去侵蝕民生空間,這一點在內陸城市尤其突出。甚至很多官員還認為黑社會很好用,他們不用像警察那樣承擔暴力執法的責任,還能在某種意義上強化政府的權威。因為人們會在黑社會背後隱隱感受到一股官方力量,而這將讓他們更加恐懼。

但薄熙來留意到了這種模式的隱患,他看到官員,商人和黑社會勾結,已經無異於共產主義所批判的萬惡的舊社會。甚至一些家庭同時涉足三個領域,在地方上各自為政。作為一個權力意志很強的官員,薄熙來看出這種勾結會分化中央權威,並且在損害政治基礎(這一點習近平和他看法一致);畢竟社會不能在割據力量的壓迫下發展,否則民間早晚會醞釀出下一次的“八九六四”。

同時薄熙來有一個基礎觀點,就是叢林式的國家和現代化路線相衝突,要發展國力,就要構造一個讓大眾得以生息的環境;如果官員不走這一步,就無法創造真正的市場化。

顯然江澤民時期的遺風要革除,中國要脫離草莽式的政治生態;雖然薄熙來和江一樣都是作風豪邁的管理者,並且由於家族淵源而成為了同路人,但薄的執政思路更現代化一些,他用打黑帶來了重慶的穩定,並在全國產生了示範效應。可以說江澤民時期的很多流弊,都是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終結。

薄熙來的經濟學

從打黑可以看出,薄熙來行事雷霆萬鈞。但無論採用何種政治手段,他的最終目的都是服務於經濟。從大連時期就能夠看出,他極力希望打造一個現代化的,偏向西方模式的經濟體。

就這一點來說,可能薄熙來跟西方政治家溝通比跟黨內官員溝通更協調;因為他比較務實,沒有官場中慣例的模糊,空泛,和反反覆復;他顯然清楚中國的吏治和西方的政治孰優孰劣。而在商務和貿易問題上,外界也都更願意找他這樣的官員;曾經美國商務部長訪華,向薄熙來告知中國經商手續繁瑣,薄熙來便當場為他解決。除此之外,他在外交上也比較進退有度,他曾向美國提出貿易不對等的問題,也制定過國有產業的保護政策;但國際上沒有指責他貿易保護,或者是個民粹主義者。

總的來說,薄熙來在文化上比較青睞西方。一個比較顯著的現象就是,由他主政的城市,無論在行政方式,福利政策,或是市政建設上,都帶有西方經濟體的特徵;甚至就連社會風氣都會和其他中國城市不同。而這也讓他的作風自成一派。他在商務部 2007 年的演講中說,“很多工作需要創新的思維,而創新是有風險的”。

顯然傳統的官場風氣決定了官員們謹小慎微,在執政上亦步亦趨;但薄熙來從來不搞統一建設,例如他對大連和重慶的規劃就完全不同。中國的城市定位通常很固化,很難轉型成功;但他不僅在大連扭轉了工業經濟的路線,還在重慶主導了一場消費型經濟的改革。

這些成果得益於薄熙來先天的判斷力,以及他在西方經濟學中所受的教益。縱觀中國這三十年,他的規劃幾乎都走在了中央的前面。他在大連時曾力推對外開放和產業轉型;但在重慶時,則提出要改善分配。在 2012 年兩會中他說:“窮人無法消費,而富人消費又是有一定限度,這不利於經濟總體的增長。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中國的投資出口已經相當高,剩下就是要提高消費水平。”——顯然在整個過程中,薄熙來觀察到中國已經從貿易開放步入到需求結構調整的階段。他告訴記者:“中國的基尼係數相當高,只有提高民眾的富裕程度才能增加人的積極性,且政府維穩的成本都會大大降低。”

這反映出薄熙來具有很強的政治經濟學直覺,而這每每讓他跳出了集權體制的政策慣性。——集權體制是一個不善創新的制度,常常依賴於既有的產業政策,讓經濟滯留於一種循環;而這往往造成產業的過度集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房地產作為國家經濟支柱長達幾十年;這個支柱曾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下遭到重創,但政府投入四萬億貨幣,很快又將國家拉回到不動產投資的熱潮。

通常來說,官僚化的政府會像吸毒一樣迷戀一個產業,因為變革會為它帶來諸多不適。所以中央一直宣稱要刺激消費,改變經濟結構,但無人先行。薄熙來可能是唯一對此實踐的官員,當整個國家都打算在房地產上走更遠的時候,他卻打算背離這一模式。在重慶打黑後,他就開始對社會福利做根基式的改革,除了對民生的財政支付外,他還大舉推廣公租房。而與此配套的是他實行了寬鬆的戶籍政策,讓外來務工者和農民也可以入籍城市。

這是具有顛覆性的一項舉措,對推動社會福利具有深層意義。中國很多地方都建有公租房,但因為政府是商品房的莊家,所以對公租房的申請卡扣很嚴。但薄熙來的政策在本質上不同,它具有公正的執行標準。此外,戶籍一直是政府重要的政治工具,它固化着人們的階層,同時決定他們的居民權利;而這也是商品房最大的附加價值,是政府逼迫人們在城市購房的主要手段。但薄熙來具有先行者的勇氣,他是黨內第一個以開放性政策去推行城市化的官員。

無論以公租房平抑房價,還是向大眾開放戶籍,都是典型的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政策;而與此同時,薄熙來也在重慶完善着一個商業社會所應有的規則機制,他對中國經濟的一些痼疾,如勞資糾紛和商業欺詐進行了強力整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蔚然成風的工程爛尾和轉包,也出現了罕有的工頭不拖欠薪資現象。此外,薄熙來的維穩意識不同於傳統,他不許官員以勢逼人,對民間的管制也比較寬鬆,城市裡甚至容許商販小推車和地攤。至少在涉民事務上,重慶顯得很有法制;而與此相對的是,全國此時都在整頓市容,追趕攤販,更換統一的招牌。

薄熙來可以說是鄧小平之後經濟見解最成熟的政治家,他比較追求市場的自由,而這是發達經濟體所必備的要素。他認為中國的未來需要內需支撐,因此在政策上要普惠底層。

不過一直有人就重慶的政策指責薄熙來,認為他執政期間大肆舉債,實則是慷他人之慨;他的城市建設和社會福利帶來了龐大的財政透支,會留下讓未來不勝負荷的債務。但其實在這一點上攻擊重慶,更像是在攻擊整個中國。因為每座城市都在拚命舉債和透支,都在向未來借貸。中國一直奉行“粗放的凱恩斯主義”,大多數省份早已無法填補它們的債務。就算走到美國和日本,政府所作的也是大肆發鈔和舉債。

而且就在薄熙來倒台的幾年間,中國的貨幣發行猛然超越了前幾十年的總和,債務累積也達到了 GDP 增速的兩倍,今日這種擴張規模估計十個薄熙來都望塵莫及。反而相比之下,他的資本投放更有規劃,也就是說他並沒有用債務去推高資產泡沫。他確實改變了大連的產業結構,也改變了重慶的民生和環境。

儒家文化和紳士文化下的魅力領袖

在薄熙來執政的二三十年間,民間從來就不乏對他的追捧。曾有一些女人表示過,她們希望嫁給薄熙來這樣的人;因為他儀錶堂堂,又富有涵養,幾乎是理想的男人標準。

這可以說是中共官員得到的最高讚譽,薄熙來最顯眼之處就是打破了老套的官僚印象;比較那些挺着肚腹,背負雙手的官員,他顯得身姿挺拔,神采奕奕,所過之處讓人如沐春風;同時薄熙來還展現了他中西合璧的特長,將東方儒家翩翩君子的氣質,和西方文化下的紳士風度結合於一身。

他通曉中國傳統社會的人情練達,也知道人們一直在幻想集權制度下的明君明主;他和毛澤東一樣,將自己塑造為一個民意領袖。而另一方面,他又在西方政治中萃取魅力型領袖的精髓,對民眾展露出活躍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正如一個出色的西方政客那樣,薄熙來能言善道且善於周旋;他的一大特色是能脫稿演講,當那些書記幹部在講台上逐字逐句地念八股文時,他卻揮灑自如,滔滔不絕;其從容流暢的姿態讓整個體制都望塵莫及;他的聲線像一個電台播音員,字正腔圓,抑揚頓挫,充滿情緒渲染力。

在一次大學生的交流講座中,薄熙來以訓育的口吻說:“現在年輕人喜歡的都是靡靡之音,都是輕歌曼舞。這樣沒出息,人活着就應該豪邁。”——這番話很有代表性,因為他本是個豪邁之人,從不畏首畏尾。在這場談話中他像一個指點江山的領袖,他講到農村和基層,再從而轉到國情,隨後又從國情提及就業和商業社會的本質,最後以馬克思的理論作為總結,形成一篇飽含主旋律的講義。這時的薄熙來儼然是一位大學講師,對學子們進行着諄諄教誨。事後大學生對他的評價是:“高屋建瓴”。

薄熙來有一項得天獨厚的能力,就是能在公共場合創造一種政治立場和個人魅力的融合;他可以在交流中維持談話主題,但又不會顯得僵化和陳腐。他思維敏捷且言辭幽默,無論在大連接見外國商團還是在重慶接見台海基金會,都能與眾人談笑風生。外界很喜歡這個舉止得體,沒有官僚做派的領導人。同時他知識面豐富,對各種文化領域都有所涉獵;他身上充滿了話題性,一度是國內外媒體的寵兒,被譽為中國的政治明星。不但有中國人喜歡他,西方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種熟悉的政客形象。台灣把他稱為大陸馬英九,西方把他稱為中國的肯尼迪。在商務部時期,薄熙來獲得了“魅力部長”的稱號;《南方人物周刊》2005 年的中國魅力五十人排行中,薄位列榜首。

不過魅力這個詞,和中國拘謹刻板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因為官員們個人特質尚且不健全,更難以奢談魅力。但封建文化又一直存在對個人魅力的推崇,因為這是領袖讓自己獲得擁護的重要特質,它通常出現在一個變革者或開拓家身上;實際自中國建政以來,嚴格意義上的魅力型領袖就只有毛澤東一人。

但在新時代崛起的薄熙來符合人們對魅力領袖的幻想,他以出眾的個人天賦及自我學習,構建了屬於自己的魅力特質,並成功把這些特質內化於自身。同時,薄熙來成熟和務實的執政方式,也佐助了他的形象,他的每一個宣傳背後都有政績作為支撐;在中國官僚系統長期的形式主義下,這一點尤其讓他深孚民望。

其實薄熙來的這種特質,更像西方政治的舶來品,但他顯然是黨內運用得最成功的一個。西方政治家有一個基本特點,就是會刻意展現真實的人性色彩,讓人感受他作為普通人而不是高官的身份。而薄熙來也是如此,他不避諱自己生活化的一面,而將其視為一種宣傳;——在 2007 年商務部的告別會上,他和家人並列向全體成員致辭;期間他向人們介紹自己的妻子和岳母,表示自己的父母已經離世,而岳母就是家中唯一的高堂。在告別會最後,他和所有人一起歌唱“團結就是力量”,此後攜妻子鞠躬致謝;在臨行上車前,他再度擁抱了家人。——這場告別會並不太官方化,而更像一個真實人生的環節;無論這出畫面是表演還是真情流露,都讓人感受至切。

所以當薄熙來在濟南受審時,民眾更多對他表示寬容;人們認為他被指控貪污兩千萬,甚至還不如一個村長,而這更顯得他是一個清官。——雖然中國官場人人都貪,但政府在道義上還是要指責;然而在貪腐後還能被包容的,卻唯有薄熙來一人。他證明了個人魅力的影響,甚至比政治權力的影響更大,以至於在他倒台近十年後這種影響還在持續。

唱紅的時代背景和薄熙來的政治兩面性

其實薄熙來所展現的魅力和他的群眾路線,是一種逆潮流現象;通常來說,政治的建基立業者才會具備這樣的特點,而一旦國家政權開始鞏固,階層便會分化,官民之間會轉變為豺狼和羊群的統治關係。

然而薄熙來所塑造的形象一反常態,他以自己對西方文化的兼容,成為了一個政治時代的先行者。在涉民事務上,他創造了民主和人權的樣板,儘管不如西方政治那般明朗,但也足以讓中國人大喜過望。他以資本主義的方式去經營政治形象,以擴建自己的權威和影響力。

這讓薄熙來在無數共產黨官員中脫穎而出,因為大部分官員無法像他那般領悟西方文化,也沒有那種素質去走同樣的路線。而且他不僅諳熟民情,對駕馭輿論亦爐火純青;他從不浪費自己的每一筆政績,總是在做出成績後讓媒體去造勢和捧場。

但從本質上來說,薄熙來並非一個心系蒼生的人,他在主政思路和江澤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是一個徹底的官本位者。但這恰恰體現了他的過人之處,薄的權謀就是實用主義為先,可以在民主性和官本位中任意切換,以讓自己在變幻的環境中乘勢而上。

這種政治兩面性體現在他唱紅打黑的全部過程中,打黑運動的主旨是為了整肅社會風氣,但也帶有粗放和野蠻的色彩;薄熙來發揮了一個警察國家的特色,任用以王立軍為首的酷吏,大肆使用刑訊逼供和非法拘押;而這往往導致司法機關以涉黑名義去勾連一些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犯罪者,並讓政府以行政手段去兼并被官方定義的灰色資本(這一點在後來被習近平所大力發揚)。

而與打黑相併舉的唱紅,曾一改薄熙來進步和開明的印象,給他帶來很多詬病。人們看到他宣揚毛語錄,組織唱紅歌,甚至鼓勵學生按上山下鄉的方式去農村體察;因此認為他思想中有很強的紅色流毒,是個左傾政治家,會讓中國向文革復辟。

不過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復辟,因為很多政治家都喜歡在毛澤東身上借屍還魂,從而提升政治話語權;但唱紅並不代表薄熙來左傾,正如不能因為他在大連搞開放就認為是右傾。左右不過是政治工具,實際上薄熙來唱紅,包括後來習近平的紅色作風,都建立於一個無形的政治背景,而這個政治背景早在胡錦濤時代就成形了。

——大概十幾年前,共產黨高層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伴隨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文化交流,正在對中國的意識形態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到了 2010 年前後,這種影響變得越發顯著,以致部分中國人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一些人提出重新審視政府的角色,並呼籲政治改良,甚至在媒體中都出現了自由化的風氣。

而恰恰在此時,遙遠的西方出現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政治事件;——位於非洲的阿拉伯國家突尼斯,有一位公民在遭遇社會性困境之後,又遭受到政府的苛刻對待,他走投無路,最終選擇了自焚殞命的方式抗議;這個事件引發了大眾的同情,也點燃了他們的怒火;人民憤起遊行,最後而推翻了政府,並趕走了獨裁者。這次事件由突尼斯的國花被命名為“茉莉花革命”,但這場革命並沒有止息於突尼斯,而是在北非和中東蔓延,並最終成為了傳導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運動。

阿拉伯之春掀起了人民反對專制政權的浪潮,就在一兩年間有幾十個國家出現群眾運動,很多國家的獨裁統治被推翻,政府被改組;而這個運動還在從阿拉伯向外擴散,在 2011 年初,安靜的中國出現了一絲敏感的徵兆,——有人在網絡中號召民眾效法阿拉伯民主的模式,在鬧市中集會並呼籲憲政改革。

這個風聲讓政府異常緊張,立刻出動警察和國安在全國進行搜捕。但網絡的倡議並沒有發動起來,而更像一場捕風捉影的事件。不過民主化永遠是中共政權上方盤繞的陰影,一旦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讓政府如臨大敵。且阿拉伯之春本質上是 90 年代顏色革命的延續,有東歐政變的血脈;它和 89 年的學潮具有同樣的基礎,——人民不滿政治腐敗,貧富差距,以及言論自由被剝奪。中國政府經歷過顏色革命的威脅,因此十分敏感。在胡錦濤執政後期,政府開始加強社會管控,尤其是對互聯網和媒體的控制。

阿拉伯的運動使中國政黨內部產生了警惕,並形成了遏制民主自由化的意見;繼胡錦濤之後,無論是薄熙來還是習近平,都要將其作為政策重心,因為他們都是這條政治脈絡上的節點。

薄熙來並不是一個左傾政治家,而是一個敏銳的投機者,會根據時代氣候而切換執政作風;他在大連是開放的 90 年代,而到了重慶已時過境遷。只是大眾一廂情願地把政治家設想得很迂腐,認為他們非左即右;同時出於這種單純的解構,把薄熙來孤立於他所屬的政黨;實際上政治家絕不會把權謀當作信仰,薄熙來一直在左右之間擺弄着權術。只是重慶這座邊緣化的直轄市,給了他更大的行政支配力;重慶的勞工階層較多,不會像商業中心城市那樣對政治運動產生抵觸。同時從個性上來說,薄熙來不喜歡屈居人下,他喜歡講政治排場,唱紅和他所有的活動一樣,都帶有高調和鋪張的特色。

但在這場運動之下,薄熙來的腦子卻沒有像大眾那樣發熱,他清楚政治博弈和經濟制度要並行不悖;他一方面強調紅色文化,宣稱馬克思主義能創造生產力,一方面仍然奉行着市場化機制。這種調和的作風也受到了體制內文人的推崇,他們把薄視為政黨利益的維護者,認為他既能改善經濟環境,又能堅守一黨制的底線。他已經實現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跨越,讓黨的基業萬古長青,西方再沒有理由質疑共產主義是虛幻的烏托邦。

所以對那些唱紅打黑的批評之聲,薄的支持者至今都在反駁,他們聲稱很多黨員都違背了自己的初衷,唯有薄熙來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榮耀之子薄熙來

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來說,薄熙來為共產黨創造了一份榮耀;——他出生於頗具底蘊的政治家族,這個家族不但有素質傑出的薄書存作為代表,而且還培養了一個同樣傑出的後代。而且薄熙來天賦深厚,即便沒有家族作為先天條件,他也是個可以獨立成才之人。薄熙來雖然是養尊處優的權貴後代,但和大部分安於現狀的官宦子弟不同,他一直在從時代風貌和國際文化中吸收學習;以致於讓自己突破了紅色家庭的限制,具備了遠超他階級的認知。

這種特質讓整個家族對他抱有極高的期許,且他在各方面都具備一個新生代領袖的條件。在薄熙來到重慶推出他特有的政治模式以來,他的聲日漸譽高漲;十八大領導層換屆前夕,他的呼聲很高,人們認為他必將身居顯耀,很多黨內人士也押注在他身上;儘管此時他還不是政治局常委。

不過這些造勢活動很多是出於他家族的努力,他們看到薄熙來已具備了很高的民意基礎,便希望把他推進政治權力的核心。但這個家庭沒有顧忌到,他們為薄熙來提供蔽蔭的同時,也讓他過於不受束縛的生長。傲人的成績和各方的支持讓薄熙來躊躇滿志,以至於過早地暴露了自己的野心。

在民間有一個比較分化的現象,就是薄熙來更讓年輕人喜歡,而老一輩對他的態度則趨於保守。一些年長者認為他鋒芒太盛,總是舉步生風,一馬當先,顯得過於幹練;這屬於西方式的人才,不過卻難容於中國的官場;中國的領導人通常要面容開闊,四平八穩,而薄熙來顯得有些恣縱;他更適合做一個開創者和民間領袖,不過也容易成為一個造反者。

這從側面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大眾往往看到薄熙來的閃耀之處,但其實他的步伐不太穩健。薄精力過人,豪邁而粗放,但卻總是自行其是。他在仕途上高歌猛進,但也一路留下隱患。從薄熙來入選政治局委員就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和黨內的衝突從未消停過。十五大前薄熙來嘗試競選中央委員,此時他在大連的政績斐然,但在政黨內部,很多人認為他用家族勢力導致政策偏向大連,才搞得如此有聲色;而在重慶他也受到過同樣的指責,表示他以個人影響力擠佔了其它城市的資源。

儘管共產黨是一個裙帶系統,但薄家還是被認為在競爭上有失公允。薄熙來一直在競選政治局委員,但直到他父親去世那年的十七大才得以遂願;而這也是薄一波苦心經營所留下的最後一筆政治遺產。人們認為薄熙來將在十八大進入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他面臨的阻力已經太多。

他最大的問題是自視甚高,過於冒進地為自己搞宣傳;他一直是中國官場的焦點,媒體將他捧上神壇,甚至他的聲望有超越國家主席之勢。儘管在薄熙來看來,這些宣傳與自己的付出相得益彰,無可厚非;但這在中國論資排輩的政治環境中則是一個隱憂。因為下屬官員的聲望蓋過現任領袖,總顯得有些逾制。一黨制內大體不喜歡太招搖的人,他們更認可泛泛之輩,讓彼此保持在一個同溫層。而薄熙來的個人特質太強,他大多數時候都表現得與團體形象格格不入。

此外很多人認為薄熙來所塑造的政治成就,實際上已將自己的利益置於政黨之上。他在大連和重慶的政績,更多代表他個人,而不是代表組織。人們讚揚大連的風景線,也讚揚重慶的社會改革,但這些讚譽卻被歸於薄熙來一人。而且他喜愛標榜個人特色,尤其在城市建設上,每每因為個人喜好而大費周章。同時他那種顯著的西方式審美,也是典型的自我展現。——如大連的女騎警隊,就屬於歐洲王室的風格;而那座的世界最大的星海城市廣場,音樂,噴泉,以及直通海岸的航標燈,帶有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廣場上真人踩出來的浮雕腳印,也不免讓人聯想到好萊塢星光大道上的手印。

的確,薄熙來身上有一股被西方文化所熏陶的國際風範,他在很多時候像一隻展翅的孔雀,毫不吝惜展示自己最出眾的一面。而這讓那些審美眼光俗不可耐的官員們感到五味雜陳;他們在體制內接受了半輩子陳腐的教育,此刻正像鄉村道路上的泥土一樣被時代所簸揚;然而薄熙來卻駕着資本主義的駿馬,在他們前面一騎絕塵。

厄運之子薄熙來

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說,天賦的榮耀通常會伴隨天賦的厄運,除非他在早年經歷一些摧折。但薄熙來一直榮耀傍身,而這也使得他過度地陶醉於自我;且這樣的心境導致了他心無旁騖,對外界的看法顯得不以為意。

很多人都表示薄熙來有些看不起黨內同僚;他比較恃才傲物,不會將體制內的等閑之輩置於對等地位;他的政治關係也是以家族為中心,由終至始,與他保持親密的只有家人和少數盟友;而在處理其他的同僚關係上卻顯得過於粗疏。

這種態度給薄熙來帶來不少敵意,早在任職大連期間,他就和遼寧省長聞世震不睦;儘管在職位上他比聞世震低,但因為有上層通道,所以很多事上會繞過這個上級。當時有人猜測薄熙來要把大連變為深圳那樣的特區,將行政權力從省里剝離。而這也引來了非議,大家認為薄的功勞被誇大,因為建設大連有改革開放的因素,也有歷代官員的付出,而他不過是在前人的基礎上佻天之功。

聞世震是第一個公開表達不滿的官員,他批評大連的政績是面子工程,建設項目急功近利。然而薄熙來對這種批評不甚重視,保持着依然故我的風格。不過這種作風導致他與另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交惡,就是國家副主席吳儀。薄熙來任商務部長時和吳儀是直屬關係,會以隨行人員的身份陪同她和溫家寶出訪;然而薄行事主動,往往會在外事訪問中充當交流的主力;而事後媒體也積極誇大他的作用,描繪他的外交手腕如何高明,但這種誇耀顯然淡化了其他人尤其是吳儀。

這段時期國內對薄熙來的宣傳甚囂塵上,曾有一篇文章:《政壇“明星”薄熙來的五種面孔》,對薄熙來極盡褒揚。但商務部長在級別上低於副總理,這讓薄熙來顯得喧賓奪主;中國官場有越俎代庖的忌諱,即便對於紅二代也是如此。 吳儀反感薄熙來的作風,並直白地揭露其善弄權術,這讓黨內高層看待薄的眼光產生了異樣。在中共十七大時,吳儀採用極端的方式去阻止薄熙來升遷,並且在薄倒台後,她的批評也被官媒所報道,這更加惡化了薄熙來的處境。

而薄熙來的個人主義不但讓他與高層交惡,也頻頻導致他與自己的幕僚決裂。很多人曾表示,儘管薄熙來是個勤政的官員,在公共場合也頗有素養,但私下卻傲慢而跋扈;他往往給公務員分配繁重的任務,並制定嚴苛的績效考核;而且他粗暴的態度讓人難以忍受,這之中包括他的頭號副手王立軍;王立軍是薄熙來樹立的唱紅打黑標杆,並且從遼寧一路跟隨他到重慶。然而在兩人產生衝突時,他卻難以承受薄的強勢。在法院的庭審中,王立軍當面指證他態度兇狠,不但褫奪他的權力,還扇過他耳光。

無論王立軍是否受到任何勢力的策反,但他的處境一定是沒有迴旋餘地,才會兵行險着,連夜投奔美領館。因為這種投誠舉動哪怕是名義上的,對共產黨都是一種衝擊;不過他仍選擇了玉石俱焚,讓薄熙來給自己陪葬。

王立軍並非個案,在薄熙來妻子所涉案件中的受害人尼爾·伍德,也是和薄家交從甚密的一個國際代理人;但他和這個家庭產生了糾紛,並成為了薄熙來倒台的主要誘因。此外在濟南的審判中,大連實德集團的董事徐明,也成為了一個指控者;而他和薄一度是商務夥伴,並且交往甚篤。

從這些案例可以看出,無論對薄熙來不滿的高層,還是與他割裂的幕僚,都顯示出他人際經營不善。他被家族權力抬得太高,讓他充滿了稜角而失之內斂。他行事大開大合,愛滿足自我喜好,也愛擴充私交。徐明幫他打理大連足球隊,很大程度就是為了投合他的個人志趣;而在擔任遼寧省長時,薄與蟻力神董事長王奉友交好,並頒給他直銷牌照,但這家公司後來卻陷於醜聞。

最重要的是,黨內官員都對私人生活諱莫如深,而薄熙來卻時常將家庭曝光於台前;他將生活和政治牽纏在一起,引來了很多質疑。薄曾與青年大學生會談,他的兒子就坐在領導席那邊;而最不妥當的就是他妻子參與了很多政務。——通常家庭和政治牽涉過深,當事人就很難置身事外;谷開來捲入殺人案,薄熙來就動用司法力量去掩蓋,而這也是他管控王立軍的主要原因。

“黨內”起義者

王立軍交給美國人和中共高層的材料,透露出的問題比想象的更多。其中一個關鍵信息就是黨內高層早已對薄熙來有所忌憚。

從根本上來說,中國的政治是一個人事自洽的過程,黨內總在尋找一條共同路線。自毛澤東以後,大家就認為鬥爭不宜白熱化,否則很難在一起共事;如果大家都明白博弈的界限,就比較容易維護政權穩固。但這種規則很難限制兩種人,即具有過人才幹和強烈權欲者。比如薄熙來的出現,就在某些方面打破了這種平衡。

從薄的執政履歷來看,他私下不但待人輕慢,甚至也不重視上級意見;從吳儀和聞世震都可以看出,他好勝心重,而且善於越級挑戰。加之他的家族十分顯赫,更被他視為了一道政治上的銅牆鐵壁。

這讓薄熙來知進不知退,以至於發動了打黑這種會傷及官僚裙帶的激進舉措。而同時他高調唱紅,表面是宣傳中央意識形態,但卻藉此為自己造勢。

這實際上是一個高風險舉動,因為它讓人聯想到毛澤東那種極具破壞性的鬥爭手腕;加之薄熙來本就善於越權,他用唱紅推高了自己的政治聲望,讓他更像一個地方諸侯而不是市委書記;這帶有僭越之嫌,也會讓黨內評估其中的影響。在這場運動中大家看到的不是薄熙來對黨的忠誠,而是一個獨立領袖策動政治變局的能力。在唱紅打黑期間,黨內高層都沒有表示太大的熱情;政治局九名常委中七個去了重慶,其中對薄熙來最表示肯定的是習近平,但胡錦濤和溫家寶始終持保留態度。

高層對薄的警惕還有一件事可作為佐證,美國《紐約時報》曾報道說薄熙來策划了一場大型監控計劃,以協助打黑除惡專項行動。警察局長王立軍是這個項目的設計師,他在重慶建立了一整套監視系統,被外界形容為“覆蓋電信互聯網的綜合配套竊聽系統”。這個竊聽行動不僅針對普通人,還涉及所有到訪重慶的,包括中央領導在內的高層。

據稱在 2011 年,胡錦濤與同行官員之間的電話被薄熙來與王立軍竊聽;這件事沒有官員出來澄清,但並非空穴來風。觀察王立軍的作風,他確實有主動收集官員信息的特性,對薄熙來的翻盤就是依靠這一點;而政治間諜這種陰鷙的手段,也比較符合薄熙來的權謀。

在政黨內部,上級對下級的監聽是心照不宣的,而下級對上級監聽則是越權犯上;薄熙來的舉動顯然會觸怒北京高層,因為被監聽者擔心自己的隱私泄露;如果一些敏感信息被掌握在別有用心的人手上,就很容易成為政治打擊的籌碼。很多人還記得賴昌星當時逼官員就範,就是通過監控掌握了他們的把柄。遠華案所帶來的災難在多年後還影響着中國政壇,在這一點上薄熙來的作風也與其相似;如果讓他手握官員的資料,就會讓系統內人人自危,其傷害性是不可控的。

而且薄熙來的個性是共產黨這個國家機器所難以把控的,他具有顯著的個人風格,而這種風格和整個體制有很大分歧;他屬於中國的政治系統,但似乎又凌駕於這個系統。他的才幹和膽略都讓他不會甘於人下,而是會建立自己的派系,甚至是自己的政治路線。——在商務部期間,薄熙來和西方精英過從甚密;他被西方政界所看好,被認為是東方的精英。中國和西方打交道多年,很少有價值共識;唯獨薄熙來與眾不同,他的思想很西化,很容易被國際接納。他作為商務代表和西方溝通,但也在背後和一些利益集團建立私交。他在英國和法國都有代理人,而這些關係直到王立軍叛逃才暴露出來。

讓黨內警惕的是,薄熙來並不是執政權力的核心,但卻在經營一個跨國際的人脈圈;共產黨在大方向上講究集體協商,利益均沾,但薄似乎可以憑一己之力另立同盟。高層有理由懷疑他和西方建立了某種利益關係,得以讓他在境外布局自己的勢力。王立軍所引出的顯然不只是薄家和外商的私人恩怨,而是他竟然在境外打造了一個如此之深的人際網絡。

此外,薄熙來在重慶的所作所為,也讓高層從他身上看到一個冒險家建立獨立王國的風險;他處處敢於自行其是,樹立自我威儀。就像他在星海廣場所建的高二十米的華表,就頗有主宰者的意味;而天安門前的華表高僅十米,直徑也不足大連華表的一半。同時薄熙來還自顧自地搞了《重慶新聞聯播》,相較於中央新聞聯播,這帶有和華表同樣的暗示性。而最讓人注意的是,雖然重慶大張旗鼓地宣揚紅色精神和毛澤東崇拜,但人們在歌頌毛澤東的同時,卻把崇拜歸於了薄熙來。

這一切都符合一個革命家和創業領袖的特徵,人們甚至都不確定是否還應該把他視作一個共產黨員,因為他已經具備了顛覆者的條件。如果不是他的家族背景,這些因素早就引發了猜忌。雖然薄熙來並未以帝王自居,但他確實在以領袖的姿態主事。如果重慶的運動持續,再加上他的社會福利計劃,可以想見他必然會成為新的民間領袖。而這也為他帶來了一種風險預判,黨內會對他的目的浮想聯翩,擔心他在政治上圖謀不軌,要成為內部起義者;因此寧願打倒他也不能讓政權承擔風險。

最終評價

可以說,薄熙來的倒台是一個定數。有人認為他的失敗是運氣使然,因為他遇人不淑;但他在政治道路上的隱患實在太多,早在王立軍事件之前,就已經將自己置身於敗地,註定會遭遇後來那種上下夾擊的局面。

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中國實行着一條政治中庸的路線,以避免極左極右的傾向;但薄熙來在他冒進的政治投機中左右騰挪,同時觸犯着兩方面的禁忌。在整個幹部群體中,薄可謂鶴立雞群,但他的整個家族都陶醉於這種光環而忽視了他們的政治基礎。——作為紅色子弟,薄熙來得益於這個體制,但這個體制也會束縛他的個人主義;他一度希望以自身的作為去創造獨立,但卻發現自己的雙足深陷於這片政治土壤,即便他是一棵挺拔的良木,也終究無法將自己跳脫出來。

薄熙來的個性早已讓他站在了整個體制的對立面,而體制也成為了他的羈絆。如果他生逢亂世,反而更可能做出決斷,選擇更自由的道路;但在既定的政治環境下,他就必須要尋找一個折中點。不過命運並沒有給薄熙來合適的時機,他最大的災難正好發生在事業的頂點,讓他來不及自省。如果他能夠像鄧小平那樣及早地經歷人世滄桑的劇變,或許就能提前醒悟,懂得去調節自身與外部的平衡。

應該說,薄熙來的前半生被上天過度寵幸了;這種寵幸讓他生存得過於自我,因此只能做順境中的英雄,而一旦遭遇困厄,就會變得難以自控。——當年習近平以副主席身份視察重慶,幾乎全國都知道他是內定的領導人;而薄熙來當時卻與常委無緣。在整個視察過程中,習表現得面無喜怒,穩重紮實;而薄熙來卻顯得面色陰鬱,神情不耐。

對政治家來說,將喜怒形於色是一個致命缺陷,會敗壞他的氣場;在這一點上薄熙來完全輸給了習近平。而這也正是他最大的癥結,他的性格總是喜怒無常;總的來說,薄熙來是一個可離不可即的人,他只有在面對大眾的時候才會顯得寬厚,因為他和普通人有一道居高臨下的距離。但與他過於親近時,會發現他十足的自我,乖戾,和冷酷無情。

與薄熙來相處,只可在台前,不可在台後;只可與公,不可與私;越無力抵抗的人,越容易喚起他的憐憫;但無論台前台後的樣子,都源自他複雜的人格兩面性;——他是個富有政治理想的人,但也是一個善於起事的陰謀家;他具有開放和包容的西方意識,但也是一個原始的官本位者。

不過薄熙來的確是專制制度下的一個異數,他有一種發自本心的大眾情懷,願意對國家做出改善。這種氣質在中國一壇死水的政治環境中掀起了微瀾,重慶和大連都曾在他治下煥然一新,見證了一種新穎的政治改良;不過在他走後,這兩座城市被一步步邊緣化,最終被拉回到平均水準。改良的希望最終還是敗給了政治,薄熙來的政治事業中道崩殂,讓很多人陷入了落寞和失意。

薄熙來可以說是共產黨領導人中最有群眾緣的一個,他曾帶來一段歷史少有的官民和睦的時期。雖然他並非人們所理想的民族救星,也並非一個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者,但或許在民眾眼中無傷大雅;中國歷經了幾千年的專制,大部分人對民主並沒有什麼期望,他們渴望一個有體恤之心的官員更甚於民主領袖。因為在人們看來,共產黨熱衷搞運動,總是周期性地折騰國家;而薄熙來則不會傷害底層,也算得上重視民生。

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寄望於薄熙來的復出,希望重溫他執政下的中國。不過拋開這些期望性的因素,今日的政治背景已經成為他不可逾越的阻力。他是親江澤民系統的官員,且群眾基礎很強,而這都會對習近平造成威脅;之前習對薄熙來的審判異常鄭重,就是為了在政治上將他定性。因為啟用被判刑的官員會影響共產黨的公信力,黨內通常不會冒這種風險。

還有一點就是,薄熙來那種開拓者的個性,讓他難以恪守中庸之道,他永遠不會循規蹈矩。所以他要復出,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黨內的元老們要首肯;薄熙來的個人特質,需要在一種沒有上峰壓制的情況下才能大放異彩。或許只有當他坐到權力頂峰的那個位置,才會消除鬥爭之心,而展露自己的平和與寬容。

不過薄熙來已年逾 70,且淡出了中國政壇近十年。就算能夠復出,也再難展現當年那種意氣風發的神采。只能說按照黨內的默契,他不會遭受苛刻的對待,也不會按照法院判決的刑期去服刑。審判薄熙來更多具有象徵意義,為的是斷絕他的政治後路。當局很可能以患病的名義讓他保外就醫,當風波平息後,讓他在一個舒適的地方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