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將會是他最大的轉折點——客觀評價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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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與中國 / Matters  【原題:客觀評價習近平】

習近平和新中國

二零一二年,中國成為了舉世矚目的焦點;——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最大的一黨制政權,在此年舉行高層換屆,而這必將影響到全球的政治風向。在無數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領袖習近平站在了人們面前;就如傳統的政治戲碼一樣,這位領袖經“黨內選舉”和“不記名投票”成為國家元首;十八大會議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併兼任軍委主席。

外界對這位新晉領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國人對他亦不甚了解。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國記者前亮相,最高領袖向媒體揮手致意,在按慣例宣講了共產黨對中國的積極意義後,習近平表示新的領導班子將承繼歷史,帶領民族前進。他總結道:“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

此時大家都在猜想,這個人將把中國帶往何處;許多人對習近平做了正面評價,認為他是一個平實的領導人。而民間亦對他寄予厚望;大家認為他是一個開明的君主,會帶領中國走向變革,甚至走向民主;在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過回想起來,胡錦濤上台的時候,民間的反應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會發現每一任領導上台時中國人都會做一場春夢,夢到:“明君降世,國之中興”。然而不過幾年,這份熱情和期望便會破滅,人們又開始寄望於下一任明君。

這是個稀奇的現象,似乎中國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個王朝最終都把民族帶向深淵,但這份火種不曾熄滅;因為儒家早就預表過中國會迎來君天下的時代,炎黃子孫將生活於一片王道樂土。

人們於是把希望放在了習近平身上,指望他給中國帶來煥然一新的氣象;而作為國家的新舵手,他也頒布了全新的政治綱要,提出有別以往的思路;他認為中國屈居一隅,韜光養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鋒芒。所以他要讓國家重新騰飛,博取更顯耀的國際地位。他把這種構想稱之為“中國夢”,並且和前任領袖一樣,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貧困,讓全民進入“小康社會”。

但往往人的見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會指望獨裁領袖行善,只會指望他不搞破壞。當人們還在幻想“中國夢”帶領民族闊步前行時,新的領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轉了舵。——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大概誰都不會想到將來有一個人比他走得更遠。習近平開始宣揚基於紅色意識形態的國家主義,強調思想作風建設,並提出要整頓社會風氣。

這讓全國上下的氣氛變得陰冷起來,政府開始檢視人們的言行,並禁止對敏感話題的討論;媒體的聲調逐漸改變,而許多網站也被清查。中國人曾經的精神樂園,——社交媒體,開始大批進駐網絡警察和輿論引導員。中國的輿論空間被划出許多禁區,人們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腳步,但卻發現立足之地已變得異常狹窄。

與此同時,中國的監控數量呈幾何數上漲,從城市到鄉村都布滿了政府的眼線。城市開始運行一種“網格化管理”的社區制度;同時民間的聚眾,討薪和上訪等行為受到嚴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因言論導致的“尋釁滋事”和“顛覆國家政權”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議中央”也可以成為一項罪名。

整個中國出現了遠超薄熙來時代的不安情緒,因為習近平所帶來的氣氛有些反常;如果說薄是一個拿着話筒的紅色吹鼓手,那麼習就是拿着戒尺而來。人們從未感到紅色專制的復辟如此接近,而此時媒體的論調也越發鮮明,那就是:新中國正走在習近平所領導的前進道路上

領袖的個人畫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麼看得清習近平,因為他是個風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離。人們可以從他身上觀察到很多特質,但都不足以定義他;同時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畫像。這種超然帶有政治上的理想主義,並帶有某種偶像光輝;習近平打算站在一個比傳統更高的立足點,以產生對世界的影響力。

他上台後的一個主要行動是打擊貪腐,兩年時間內,他打掉了數百位貪官,收繳了百億贓款。媒體宣稱他一改中國靡敗的政治風氣,而這也積累了他的政治資本;同時,這位領袖也不忘塑造一個親切,可敬,及威嚴的政治形象;他頻頻視察軍區,發表戰略部署和指示,讓軍隊提高思想覺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邊,則展現了慈父一般的胸懷;媒體屢屢拍到他與民眾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畫面,就像曾經的獨裁領袖斯大林和薩達姆所作的那樣。

其實按共產黨領袖的傳統標準來說,這已經算足夠的交代;但習近平的期望顯然不止於此,他要讓自己和過往的領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個循規蹈矩的繼任者。他打算用更進取的方式去宣傳自己。

在這種意願下,習近平展開了一番頗具規模的形象計劃,他把自己塑造為一個性格積極和富有技術性的領導人。他向媒體宣稱自己喜歡各類運動,諸如登山,網球,排球,武術,乃至冰雪項目;在訪美期間,奧巴馬與他談及運動的話題,習立即表示自己喜歡游泳,且每天都會游一千米。

當然在習近平釋放這種信號的同時,國內也在進行對應的宣傳;媒體羅列出習近平的個人事迹來證明他的確熱衷於運動;包括他年輕時被下放到農村,並在七年知青歲月中激勵而奮勇地前進。

這些報道獲得了領袖的青睞,讓習近平顯得意氣風發。而為博得領袖的歡心,人們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悅他。有喉舌為突出他親切的形象,給他起了個昵稱為”習大大“;當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後,立刻有人寫了一首《包子鋪》來讚美其親民作風。

這些人都得到了相應的讚賞,而其他人也唯恐落於下風。習近平在 2016 年視察新華社後,該社編輯立刻寫了一首詩:《總書記,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達對領袖的深情繾綣;而一位學者仿照中國著名的訓蒙作品《弟子規》,創作了一篇《習子規》,以讚頌習的深思見解;同時中國最權威的姓氏名譜《百家姓》,被民間作者改為以“習”為首的《新百家姓》;俄羅斯歌謠《要嫁就嫁普京這樣的人》,被改編為《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習大大這樣的人》,甚至還有兒童版的:《我家有個習大大》。

實際上每次中國領袖上台,都必然引發文藝界的投機熱潮。但習近平一開始就把宣傳上限設得太高,以至於吹捧的調門越來越刺耳。——有人將習近平比作新的紅色領袖,編寫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陽》;而一些人大膽寄調紅歌,寫出以《東方紅》為底本的《東方又紅》,及《習總書記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澤東之後,為領導人編紅歌被視為禁忌;而習近平此時已被推舉到與毛並列的地位。不過政府對此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因為他們發現領袖並不反感,甚至還顯得比較受用。而這也讓宣傳出現了脫韁之勢,這股潮流開始從國內向國外溢出;並且在其中打頭陣的人,正是習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幾年,習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體上放話說:“我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並且號召大家:”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這番話被媒體們會意,它們開始宣傳習近平與書籍的淵源,還羅列了幾份”領袖書單“。而“網民”們也應景地感嘆道:“主席的博學讓人欽佩”,“領袖的勤奮讓人自愧不如”……。

這段時期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在頌揚習近平的讀書故事。但中國有句老話:“飯不宜飽,話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見好就收,往往還能留一絲餘韻。然而媒體的吹噓卻助長了習近平的膽量,讓他走上了一條覆水難收的路。或許他看到此舉成效顯著,便忍不住把這個話題擴展到了外交場合;2014 年初,習近平出席俄國冬奧會時向採訪者說:“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並列舉了自己所讀過的俄羅斯作家,有戈里,萊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諾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並表示書中的許多精彩章節仍記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習近平參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會,他拿出一張詭異的稿件,面對鏡頭開始逐條念出他所讀過的法國名著,以及他讚賞的法國藝術。這和俄羅斯的場景如出一轍,只是名單換了法國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湯達,到福樓拜,大仲馬,乃至於凡爾納等;而藝術領域則包括莫奈,塞尚和羅丹等。

這場演講的氣氛有些異樣,顯然法國人對此感到不解;不過習近平此番演講的效應還沒有擴散,而這也讓他一鼓作氣;在 2015 的英國國事訪問中,他在參加倫敦晚宴時習慣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製地開始念書單;這次的講稿較長,整個講話也幾度間歇。他從古希臘名人念到了近代藝術家,當然也特別突出了英國。

此刻的習近平已如脫韁之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書名。在同年對美國的訪問中,他也沒有放過美國人,在演講中將具有影響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網打盡。在這幾場跨國訪問中,習近平生生地將演講變為了報幕,他的稿件很長,念完一張撤走一張,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內容後才抬頭髮言。而且他的書單過於冗雜,從文史哲到經濟政治,從先秦諸子到西方藝術,幾乎像一部世界名著彙編

然而習近平可能沒有注意到,當他幾次三番的念稿之後,氣氛開始變得微妙;外國聽眾對一個獨裁領袖販賣他們的文化感到錯愕;而中國人則分外尷尬,很多國人為這一幕感到臉紅,因為習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國。這幾份國際書單開始在世界網絡中擴散,習大大藉此闖出了名頭;但同時也有人察覺到了災難,其中就包括習近平的幕僚們。

論謀臣

對獨裁領袖來說,臣子們通常會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個人畫像,為的是不觸犯其尊嚴;正好似朱元璋的宮廷畫師們從不畫他本來的面目一樣。但獨裁者又不能盡信臣子們的阿諛,否則會障蔽判斷;就像習近平的幕僚團隊那樣,彷彿集體陷入了魔怔,以至於鬼使神差地相信念書單這種小聰明可以創造個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習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並且人民日報還一本正經地把這些稿件做成了“習大大的書單”。

可以說這是近代政壇上最荒誕的一場鬧劇,一國領袖即便再無知也不至於如此失格;這的確有習近平幕僚的責任,他們缺乏常識,不做考察,沒有考慮到習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這些書;但核心的問題還在於習近平自己失察,沒有考慮到正常人不會動輒念書單。這幾番讀書演講恰恰暴露了他的匱乏,讓他遭到十足的嘲諷。如果說習近平的幕僚是個出餿主意的團隊,那麼他自己則表現出無知無畏的態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明白得太晚,當反應過來時已難以挽回這一出敗筆。

並且這番舉動還有一個附帶影響,就是讓習近平自斷了退路;因為不刻意提到讀書,很多人還無法掂量他的深淺;但要扮演專家,就沒法在學問上留有餘地。而習近平又常常讀別字,這就更加深了人們的疑惑。人們發現他時常口誤,例如把頤指氣使和金科玉律這類俗語念錯;不過這還算無傷大雅的口誤,而當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贍養”念做“瞻仰”,且在發言中被鏡頭拍到“巋然不動”這個詞竟然有注音時,人們就看出他識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麼。

其實歷史沒有規定國家領袖必須博覽群書,只是獨裁者往往熱衷於造神;尤其是中國的領袖不乏文人,這更讓習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沒注意到,讀書人不會賣弄自己;例如毛澤東就遍讀經史,但他從未標榜自己讀過多少書;再比如江澤民涉獵過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見法國總統時讚揚法國文化底蘊深厚,有名人如巴爾扎克等;就如此簡單一句話,點到即止,顯得落落大方。

這種文人風度很讓習近平羨慕,因為這是他的痛點。很多人都知道他讀書不多,如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曾說:“沒想到他(習近平)文化程度那麼低”。這種評判會讓習近平感覺難堪,讓他無法與那些風雅的領袖們並列;因此他顯得很急切,並在對外公布的履歷上註明自己是博士;但這種強調讓他顯得自卑而短淺,因為每個人的環境和時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領袖們來說,毛澤東生於民國後期,處於一個文化氣息濃厚的氛圍;鄧小平早年在歐洲留學,同時做資本主義的功課;而江澤民則接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

但習近平卻在忽視背景的情況下,草率地冒充文人。這反映出他的整個團隊都很魯莽,他們只考慮修補主子的短板,以至於創造了一種脫離現實的形象。他們本想為習近平搞一出“詩書負笈”的戲碼,卻不料透露了領袖“文表而枲里”,讓他成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實是習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產生了對個人魅力的執迷;這導致他的團隊眉毛鬍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佔一頭。比如在讀書之餘,他們還打造習近平愛運動的形象,讓他在鏡頭前呼籲全民健身;對奧巴馬說每天游一千米估計也是幕僚們的主意,因為游泳往往可以彰顯膂力和積極性,就像毛澤東遊長江曾被傳頌一樣。

但習近平的團隊瞻前不顧後,他們把習塑造得博覽群書,卻沒有考慮到他不怎麼識字;把他打造為一個運動健將,卻沒有聯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徵的對應,例如普京要做硬漢,他就會騎上摩托和拿上獵槍;薄熙來提倡運動,好歹會給重慶修登山步道;而胡錦濤出國訪問,也能和日本國手福原愛打一局乒乓球。

反觀習近平的謀臣們,一味地罔顧現實,他們的宣傳毫無鋪墊,也不考慮是否存在抵觸。在習近平登基後,政府按照慣例製作了一張領袖半身像。但這張像和習近平本人差異甚大,照片的美化讓他成為歷代領導人中最脫離現實的一個。

觀察這些人設策略,其實可以看出習近平的團隊中有人留過學,喜好從國際視角來創造亮點。人民日報曾經在外網發布了一個短視頻“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傳習近平,在對外國青年的採訪中,大家都表示習近平“富有才幹”,其中的女青年還認為他頗具男性吸引力。

這個視頻是習近平訪美前發布的,和念書單有異曲同工之效。這些受訪者的奉承被外界強烈質疑,人們聲稱在其中嗅到了朝鮮的宣傳氣味。同時,為推行習近平的一代一路,媒體製作了一首童謠:“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並聘用外國兒童進行演唱。但這首歌在網上遭遇惡評,許多國家的網友留言指責,其中有人說:

“這是讓小孩對基建感興趣?”

或者說:

“顯而易見,一代一路始於童工。”

上述這些宣傳,顯示出一種洋墨水的成分,但這個墨水顯然經過了封建色彩的過濾。習近平的團隊希望在國際輿論中做出嘗試,但他們沒能把握國際文化的脈搏;人們認為這些宣傳十分低俗,並對兒童作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製作了一首反諷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樣以童謠的方式,揭露習近平在國家治理中的陰暗面。

皇帝和魅力型領袖

習近平的宣傳不但在國際上遭遇了挫折,在國內也同樣走得步履維艱;這源於他對政治形象存在過於迫切的需求;因為他在上台前是一個能見度不高的官員,整個政治履歷平平,並無值得誇耀的政績。他在一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下被選為中國領袖,而這種環境並不能給他以安全感。

這樣的資歷讓他難以得到各階層的認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後去彌補這一切;他明白人們對國家領袖的要求不同於一個地方官,因此不能繼續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領袖的政績,才能證明他有資格執掌中國的權力。

雖然習近平在上台的兩年內就打掉了大部分敵對勢力,讓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於一種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這種情緒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國舉辦抗戰 70 周年大閱兵時表現得尤其突出;這是習近平第一次閱兵,按慣例來說,正是展示領袖權威的重要場合。他坐上觀禮車,巡視三軍;但在整個過程中,習卻沒有展現出掌權者的從容,反而顯得神情僵硬,意氣消沉,似乎籠罩在一片焦慮中。

這是一種深層不自信的表現,是個人權威尚未穩固的狀態;這在過往的領袖身上很少見,況且習近平年富力強,不過 60 出頭;而回顧 1984 年的閱兵式,鄧小平已 80 高齡,卻依然顯得精神矍鑠,躊躇滿志。

人們逐漸在習近平身上看出某種欠缺,大家很難說到底欠缺什麼,因為他似乎擁有一切;但這種欠缺卻十分致命,因為這是一種領袖人物的天賦和素質,這項天賦對掌權者來說十分重要,甚至比軍權更重要,這就是領袖魅力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把領袖魅力定義為:“人格的某種特質,使某人顯得與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擁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無法獲得它們,而它們會被視為擁有神聖的源頭,而擁有他們的人因此便被認定為領袖……魅力型權威則是:建基於領袖“超凡的個人特質、神奇的洞見或成就,並吸引跟隨者盡忠和服從”之權力。”

澳洲心理學家倫·奧克斯對此作了一層註解,他說:“魅力型領袖精力旺盛,加上內心澄明,不會被常人的焦慮和內疚所困。”

從歷史上來看,這樣的領袖通常是舊權威的挑戰者,他們會與傳統的權力嬗遞發生衝突;但正是這種挑戰者的意志,能創造一種內在信念,讓他建立屬於自己的權威。而這種超凡特質會被普羅大眾視為神授的印記,讓人民萌生追隨的意願。

所以天賦魅力會為領袖帶來君權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義者和民主世界,也會為這種魅力着迷;而對領導者來說,這項特質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這種“自我本位”便是獨立人格的錨點,它是個體的自我印證,標示着他在芸芸眾生中的獨一和稀缺。

歷史中的偉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領袖,而政治開創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領袖;政治家們通常都渴望這種魅力,因為它能賦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號召力;然而這種天賦卻無法世襲,即便這個繼任者是一個皇帝。因為皇權無法賦予個人傑出的品質和讓人傾倒的風采;皇帝可以居高臨下,但魅力型領袖卻是一位學習者,友人,和導師;他們富有學識,並能傳遞深邃的思想。

——而這正是習近平所無法跨越的鴻溝,他和魅力型領袖的任何一條特質都無法匹配。曾有記者採訪他在梁家河當知青時的鄰居,他評價習為“一個不愛交流,也不愛說笑的人“。記者在香港採訪了一位習近平當地方官時與他接觸過的人,他評價習道:“很乏味,沒人會記得他”。

習近平的團隊在他登基後試圖補救這一切,他們搜羅了一切魅力特質往習身上堆砌,並試圖通過宣傳強加於全世界。而且為了符合魅力型領袖的思想家特質,他們還亟需為習近平打造一個思想體系。

然而中國的政治路線基本已被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所涵蓋,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開始,價值體系已經淪為一種概念拼湊,顯然中國領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習近平心有不甘,他不願像江澤民和胡錦濤那樣成為一個過渡型領袖,這讓他強烈地想要表現一種思想見地。

習的幕僚殫精竭慮,終於為他想出了一個頗有氣局的概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口號旨在把習近平塑造為一個曠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顯示出習近平強烈的好勝心,但卻傲慢地把前任領袖們排擠到次要地位。因為它表示中國此前都處於蟄伏和衰微的狀態,才需要某個偉人來一改頹勢。

而反過來,這個口號也沒有給習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們身上尋找可資借鑒之處,以至於身上時常出現其他領導人的痕迹。他在對內政策上仿效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在樹立權威上仿效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澤民的文化氣質;但他並沒有內化這些特質,因此顯得格格不入。

習近平始終不明白,領袖素質是一種靈魂上的深度,是歷史進程刻畫在政治人物內心的烙印;它是個人的閱歷,素養,以及後天磨礪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覺醒;無論作為一個宗教家,獨裁者,還是民主鬥士,必定要樹立這種自我信念的篤定,才能將自己的意志貫徹至終。因為本固才能葉茂,唯有發自於內的認知才具有生命力。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一念書單就讓人看出是在作假,因為他絲毫沒有散發出內在的真實。

雖然習近平上台後取消了任期,以讓自己具備長期執政的條件;但其實任期制並不是問題,問題是他不具備服眾的特質。他創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沒能找到一個可依附的內核;他時常說出自我標榜的話,但具有濃烈的假大空色彩。在歷任領導人中,他是言辭最空洞的一個。在 2016 年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習近平說要給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這種言論就毫無意義。他傳達給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徑庭,但他卻相信這些手段能賦予自己魅力,以至於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種自我編織的幻想中。

負重前行之路

縱觀習近平執政十年,會發現他性格比較強勢,在政策上也比較激進。但從人格上來說,他卻是一個被動者。從頭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達,而更像被人推動一般,顯得亦步亦趨;並且在幕僚們粗暴的推波助瀾下,還一路走得跌跌撞撞。這些因素都在積累他的不自信,也讓他表現得越發拘謹。——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黨峰會上,習近平按照慣例讀稿,但在近尾聲時,卻重複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從旁將後續稿件遞過來,習近平渾渾噩噩地問了句:“我這說完了嗎?”——這顯示出他的精神狀態很不穩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羅斯的聖彼得堡經濟論壇上,採訪女記者向習近平問及中美貿易戰,說川普是個精明的談判者,中國打算如何應對?他思索一陣後,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冊子回道:”我看看我準備的這個本本上有沒有這個內容“(本本大概是幕僚為其準備的發言稿)。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場面,人們發現習近平離開稿件就異常困窘,他無法自如地回應預設範圍之外的問題。而面對這一幕,國內的喉舌只能沒話找話,辯解說是習主席在刻意展現幽默;但實際上任何人都能看出這是一個困頓的局面,習近平的反應讓人聯想到鄧所批評的本本主義,讓人感到他十分教條化。在這上面人們不免聯想到鄧或江這些領袖,他們在外事場合中矯健的談鋒和此刻的習近平形成了鮮明對比。而此時在台下隨行的王毅楊潔篪都一臉茫然,兩人既感到關切又感到失落;他們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後卻產生了一種無力感。

為避免更多的挫折,習近平只能盡少地表現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調處理。這自然能讓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讓他的政治形象越發蒼白。人們看出習近平在治國上缺乏建設性,而這種負面印象不可避免地會延伸到政權本身。習近平對此感到緊張,因為這意味着他的執政基礎在削弱,會讓他遭受更多的質疑。

這刺激到了習近平對權力的執念,為穩固權威,他讓幕僚們為其編寫了《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在 19 大時將其寫入黨章,又在次年的 13 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將其寫入憲法;與此同時,全國把習思想納入學校的教育課本,同時也將其開發成移動應用,以讓公務員們定期學習。

這些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的聲音對國家進行全方位覆蓋,並在一種強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執政合理性。同時為了穩住局勢,他大力營造宣傳氣氛,讓媒體和喉舌去粉飾自己;多年前人們曾因薄熙來濫用網評員而批評他,但沒有料到習近平對此的狂熱尤有過之,他讓輿論引導制度蔚然成風;無論學校,機關,公司,還是社區,都遍布着輿論維穩員,以維護領袖的偉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讚美領袖作為政綱,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覺性。

然而這種輿論濫用正體現了習近平內在的匱乏,暴露出他執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擴大宣傳是擔憂自己的形象在對比其他領導人時落於下風,尤其是那些能力傑出的近代領袖,如江澤民和薄熙來等;他一度羨慕他們舉止從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國際社會中如魚得水;江澤民曾在華爾街敲鐘,也曾在哈佛演講;薄熙來不是總書記,卻得到了各國領袖的讚譽。他們身上總有發掘不盡的素材,而習近平卻不得不藉助於媒體和網評員的鼓噪,去製造一種成就卓著的幻象。

習近平當政這十年,是網絡水軍最洶湧的時期。因為他執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這種偏方來彌補。但輿論煽動終究是無本之木,沒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維持地位永固。同時偽裝民意顯得過於猥瑣和下作,網評員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都臭名昭著,其引導輿論的邊際效益也在遞減。而且當一群烏合之眾獻媚表功的時候,往往不知節制;例如有人嘗試編輯“習主席語錄”這種新一代紅寶書,也有人把習近平的畫像和毛澤東並列,就像華國鋒當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國崛起”的論調下,喉舌們掀起了“厲害了我的國”宣傳活動,以誇耀習近平帶領中國步入強國之列。還有大學研究員發表了《中國國力全面超美》的文章,並羅織數據來證明這個論點。

這類文章在國內引發了批評,人們認為這會帶動新一輪的浮誇風,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這種做法。顯然習近平身邊有人發現,這種風氣夾雜着捧殺的風險;有人在暗中使力,試圖把習推向一個極端;而“低級紅高級黑”這個詞也在此時被提出來,官方指責各種夸誕吹捧看似幫忙卻實則拆台。在習近平上台這些年,整個外宣就處於這種摸爬滾打和左右衝突中。而習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覺,他在一篇講話中說:”不良文風蔓延開來,不僅損害講話者、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黨的威信……”。

這是個矛盾的現象,因為習近平的團隊就是過度宣傳的始作俑者,而他們又要對此進行降溫。作為一個領導人,習不會不明白過火的吹捧是危險的,但他對個人崇拜的熱衷造就了這個投機市場;他有時候也很難判斷哪些宣傳是合宜的,因為他拿不準這些人是否真心在幫他。——在人大會議中時常出現一些情緒激昂,飽含淚光的人大代表,對着鏡頭感嘆習近平的偉大,並希望他執政終身。這些矯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讓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讓他感到寬慰。習近平雖然要杜絕不良文風,但又需要它們來召喚忠誠。

因此各路媒體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貼金,試圖為領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習近平的個人特質太薄弱,以至於這些金箔一貼上去就剝落下來。各種讚譽在他身上總像雁過無痕,無法駐留。而這也是中國媒體的困境,他們在習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個領導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瘡百孔,即便最會搬弄辭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點的閃光,媒體都像如獲至寶,立刻集體躁動。

不過大家都明白,這些用宣傳所揮舞出的流光溢彩總會消散,剩下的將是顯而易見的簡陋和破敗。而習近平的壓力比媒體們也不遑多讓,他用空前的力量來做政治宣傳,但始終無法獲得牢固的擁護;他的執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馬不停蹄地造勢,一旦在炒作上有所鬆懈,形象就會迅速褪色。雙方就在這種情形下勉力加持,但無奈朽木難支,付出再多努力也還是看到對方一點點垮下去。

大國內政 1:重塑權威

習近平原本希望以擴大宣傳的方式,來激發人們對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撐的優勢,因此難以留住人們的擁護。這導致人們對習的態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現差強人意,是個不合格的領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虛與委蛇。

而這也讓習近平政治思路經歷了一場轉變,在一開始,他並沒有打算把個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雖然宣揚紅色思想,但和薄熙來的唱紅是基於同樣理由,就是處理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民主自由化後遺症;這是共產黨的集體決策,而並非他們的個人意見。反而習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試圖展現一個先進的形象,希望以此招來大眾自發的擁戴;不過這種嘗試遭遇了挫敗,他發現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點暴露越多,而這也為他招致了批評和嘲諷。

這讓習近平萌生了一種逆反情緒,他認為人民在改革開放下被過於縱容,以至於失去了對領袖的尊重。——他放棄了打造國際形象的努力,而開始強化內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個政黨的層面,認為勢必要鉗制人們的言論和禁錮他們的思想,否則他們就會對政權生出異心。

這個局面實際已經越過了政黨內部所認可的界限,高層打算遏制右傾和民主意識,但並不意味着要走向個人崇拜。但習近平卻藉此加強個人集權,並在執政作風上轉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轉,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殺,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這兩個國家都曾經歷過民主改革,也獲得了短暫的社會解放,但經過獨裁者們的努力,最終還是把國家拉回了專制。

這種由民主向專制的逆轉型,給了習近平啟發;他要一改中國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讓他們重新學會敬畏。他修改了黨史,把包括文革在內的一系列錯誤,都重新定義為一種探索。他要人們把不良認知剔除,並將共產黨定義為毫無瑕疵的政黨。他在黨史學習大會上強調說:“一些錯誤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誇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歷史,攻擊黨的領導。”

而為了為重塑專政的權威;習近平的政策也顯得越發凌厲,並在宣傳上有意無意地製造恐嚇氣氛;他時不時地頒布一兩條嚴苛的法令,以此來給社會做壓力測試;如果民眾反應強烈,就把法案稍作調整;如果沒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條條政令下,大家看到違背主流意識的媒體在網絡中消失,網信辦封禁了“影響青年人意識形態”的 APP,並發布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要求算法推薦的互聯網內容符合主流價值。此外文旅部加強了娛樂場所的管理,規定 KTV 傳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國家統一等九項內容。

習近平就是以這種溫吞而隱晦的方式,給社會管控層層加碼,並收緊人民的權利。在他看來,只要實施政治高壓,人們挺直的脊樑自然會彎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從代議制退回到政教一體,緬甸軍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樣。

同時,為了讓領袖的意志絕對化,習近平打算徹底凈化中國;他認為國家要堅決清除那些影響政權的外道勢力。在這些勢力中,習尤其憎惡宗教;他認為社會主義容忍宗教是一種妥協,是政治路線的錯誤;宗教宣揚精神救贖,讓人們不向世俗權力臣服,這本身就與一黨制權威相對立。

早在胡錦濤時期,中國就形成了打壓宗教的風氣;而到了習近平這裡,更是認為下手宜重不宜輕;自 2014 年開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義開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這場活動自浙江福建開始,逐漸推進到北方和內陸。僅浙江兩年間就拆除了上千個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間拆除了九百個十字架。並且為了防範宗教活動回潮,政府將大部分宗教集會定義為非法活動,並在教堂內安裝了監控。

拆除宗教標誌被上升為國策,除基督教外,習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輪的滅佛運動和去伊斯蘭運動;——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觀音像,遼寧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習近平任內以各種理由炸毀或拆除。在雲南巍山縣,政府對伊斯蘭教展開了系統性打擊,官方以非法宗教場所為由,派出警察去突襲清真寺;而其實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覺,他們在此前給寺廟掛上了國旗,只是這未能成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領域內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學開始排查和清除有關”宗教,反動和境外“書籍,這個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學,大學,甚至圖書館;管理員按名排查,以至於荒誕到尼採的《敵基督者》和舍爾巴茨基的《佛教邏輯》這類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習近平的去宗教化大業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發現打壓教會反而激勵了信徒的熱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們屢屢聚集在廢墟上向十字架祈禱。這種執着讓中國這個無信仰社會感到難以理解,也更加讓習近平認為宗教是政權的威脅;他對此表態說:“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並且:“中國的宗教必須中國化。”

習近平下定決心,要扭轉業已執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統戰策略,從這片大地革除神權的影響;同時,他還要建立一個文化上統一的中國,在打擊宗教之餘,他也開始對少數民族進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習近平認為這些民族的獨立信仰在滋養一種內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權威。他改變了以往的懷柔政策,責令少數民族學校用漢語教學,並在各個方面取締其文化特權。這些政策尤其針對西藏,內蒙和新疆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區。

大國內政 2:君威與法制

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人們曾詬病他對法制的漠視。但在今日,人們肯定會對他表示寬容。因為相較於習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見絀。

其實無論是信仰自由,還是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都被列入憲法保護。但這些明文對習近平毫不構成約束,他在踐踏法治方面,幾乎可以說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築可以採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對信徒的打壓也可以採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習近平旨在用領導批示,行政命令,和軍警鎮壓來取代法制。這不僅針對宗教人士,亦針對普通人;政府對一切群體都採取着高壓的姿態,例如在習近平任期內發生的深圳工人維權事件,和婦女反對歧視的抗議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鎮壓和抓捕。

但習近平發現,無論宗教拒拆還是民間抗議,後面總有一群支援他們的力量,就是中國的維權律師;這些律師通過法律途徑為大眾爭取權利,並指責政府的非法作為。——這再次觸碰了習近平的權威,認為法制給了人們過多的話語權,尤其是給了律師對抗政府的資本。若說薄熙來當年對抓捕律師的質問還需要閃爍其詞,那麼習近平則顯得目空一切。——既然維權是法制系統和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屏障,他就要親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發動了著名的“ 709 維權律師大抓捕”,當局在 23 個省份系統行動,對上百位律師,維權人士和公民記者進行了傳喚逮捕。這次事件中一些律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入罪,一些人被失蹤。政府在媒體上宣稱律師是社會事件的幕後推手,和訪民與犯罪團伙相勾連,炒作敏感事件,擾亂社會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習近平發現很多人權律師同時也是基督徒,這足見宗教會在無形中傳達普世價值;而當這些普世價值喚起大眾的良知和正義時,就會引發人們對專制的抵觸。

習近平很忌憚這一點,他把抓捕異議人士定為了國策。而且他有一個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國的人權抗爭實際來自於於西方的自由思想,這種思想正是資本主義刻意給中共製造的威脅。早在抓捕律師前,西方就點燃過其中一個導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間數次報道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高官的海外財產,並列舉了詳細數據和資料來源。

這個消息讓政府異常緊張,並立刻用防火牆進行了屏蔽;這種言論自由的風氣讓習近平很惱怒,因為他們總在揭露各個國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國的官僚財富和少數民族問題;並且在習近平抓捕了律師和維權者之後,也是這些新聞媒體在國際上進行救助和聲援。

這種人權監督和自由價值的傳遞,顯然在策反群眾,給政府製造階級敵人;習近平認為形勢已發展到需要從源頭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發布報道後,政府就拒發了該社和《紐約時報》等記者的簽證;而恰好美國認定五家中國官媒為“外國使團”,並非自由媒體;習近平也立刻回擊,吊銷了外媒的記者證,並同時驅逐了美國三大報業的記者。

而一旦趕走外國媒體,政府打擊維權的行為就會更少受到關注,讓習近平可以肆無忌憚;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調查,中國 2020 年連續成為世界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僅在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記者,尤其是疫情期間前往武漢的記者。

在打擊人權上,習製造了創舉,他抓捕維權人士的數字超越了江胡兩屆領袖之和。他相信律師總有抓完的一天,記者總有噤聲的一天,少數民族也總有屈服的一天。中國可以接受低人權的狀態,而這最終能消除大眾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頌領袖,那麼這種歌頌就會變為真正的擁護;就像朝鮮人民那樣,沒有辦法去分清現實中的真偽。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1:三位一體(青少年,民企,商業寡頭)

從習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國的政治秩序,並帶來國家結構的深度轉變;而這還需要滿足一個核心條件,就是經濟領域的支持;——在這個領域,習近平同樣進行着一場鬥爭;他大刀闊斧,對國家經濟逐層整改。從他就任以來,國家對企業的政策變得越來越嚴苛;而且政府設計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擊手段,給各種產業帶來了重重壓力。

這多少讓人們感到費解,因為習近平的目的顯得隱晦難辨;人們推測他認為鄧小平的路線已不符合中國的現狀,但又沒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過這正是習布下的一個經濟迷霧,在這道迷霧中,有一個三路並進的架構;而這個架構的第一層,就是青少年管理

習近平曾不止一次強調,要加強青少年的意識形態教育。他在一篇講話中說,要:“引導青少年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提醒他們:“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

在領袖的指示下,全國掀起了一場文化批判之風,政府針對“不良”“反動”和“低俗”信息進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責娛樂行業,認為它們在荼毒青少年。國內媒體發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維侵蝕主流價值觀》,認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廣電總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風,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止未成年人節目出現商業化,成人化,和過度娛樂化傾向。

政府規定傳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價值誤區”的節目,並且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遊戲平台。習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從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學校恪守教育底線,不得宣傳違背核心價值的思想。此外,為了給學生“減負”,政府向中國最傳統的行業——課外補習下手。國務院發布了《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規定培訓機構不得佔用法定節假日及寒暑假;同時這些機構不得上市,也不再進行審批;並且嚴禁加入境外課程,以及聘請外籍人士。

就此來看,習近平似乎是衝著孩子來的,因為課外教育和娛樂業有浸染中國意識形態之嫌;不過這場行業整頓也引出了習近平經濟迷霧的第二層,——政府並不只是在整肅娛樂和教育,而是在對民企的全行業下死手;習的政策不是為了規範市場,而是打算推倒重來。

在最近幾年的市場整頓下,有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對民企的打擊往往和政治打擊並軌;政府在幾年間抓捕了數位“言行不審慎”的企業家,其中包括重慶的李懷慶,河北的孫大午,北京的耿瀟男等,這些企業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論不當,並且為維權者和異議分子發聲。

這再次反映出習近平最根本的顧慮,就是經濟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變革;他上台後遭遇了不少反對之聲,其中很多就來自於律師和企業家之流;他認為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樣,都會讓人產生政治訴求,而這也是西方輸入資本主義的意圖所在。在某種意義上,經濟自由化是一種錯誤。需要糾正的是這種模式本身,而不是一兩個企業家。習近平執政期間,以“非法經營”,“破壞生產”等罪名抓捕和剝奪營業許可的企業很多;中國的《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分析,近幾年被定罪的企業家中, 民營企業佔比八成以上。

而對那些無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習近平策動了一場行政風暴;他頻繁出台法規,收緊企業的經營許可,加強生產流程審核;同時將稅收和社保繳納比率大幅上調,此外還在信貸上提高了他們的融資門檻;不過最關鍵的,還是規定私企要建立黨支部,讓他們養一批官方眼線去監控自己。

企業在這種整頓之下異常艱難,他們看出政府在刻意製造經營困境和流動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為了對私營企業進行侵蝕和吞併;因為每當企業難以周轉時,後面就會出現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許記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國曾出現大批金融難民;但人們並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過接管的只有資產,而不包括債務。

對習近平來說,他經濟規劃的第一,第二層不過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順勢而為;而這個迷霧的第三層,則是一場權力革命。這場革命的對象是那些財雄勢大的金融寡頭,它們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後卻盤踞着一幫政治權貴;他們壟斷着中國的經濟命脈,並以此干預朝政。

這成為了習近平最大的執政阻力,他一直試圖瓦解這些勢力。而這個意圖最早見諸於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提出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主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讓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稱這是為了讓所有制結構優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條兼并私企的方案。如中國聯通這類業績不堪的國企,通過混改方案讓眾多互聯網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資金之後,聯通公司仍被國資控制。

在這個風潮下,金融領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 2018 年,有不少簽署了股權轉讓的上市公司被國資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團;海航舊股東的股權在一番清算後被“依法”清零,至於依據什麼法律隻字不提,只說是企業野蠻生長的結果,但中國的法律並沒有關於“野蠻生長”的罪行。同時在 2019 年,馬雲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馬化騰卸任騰訊的徵信法人,騰訊的遊戲和音樂都被要求釋放版權,理由是反壟斷。

習近平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逼迫企業出讓股權。而且為了乘勝追擊,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這種頗為詭譎的論調;這種口號帶有共產主義原教旨的氣味,讓他更方便把矛頭對準私營企業。他用給全民畫餅充饑的方式,代表着共產黨第二次向資本家宣戰。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2:“新國企”(國企 PLUS)

這番經濟迷霧中的三層結構已經被揭開,但人們仍難分辨它們如何構成一個整體。這正是習近平的過人之處,他在擺布策略時總能讓人一葉障目,而實際上他的每項舉措都帶有系統性的目的。如果追溯習近平執政的軌跡,會發現一個模糊的脈絡,這條脈絡貫穿着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頭;它們看似有不同的出處,但都是習近平經濟規劃中的要素。

這個目標可以追溯到“供給側改革”,習近平當初宣稱要消化過剩產能,並淘汰殭屍企業;但他沒有讓國企破產,反而通過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關鍵的一環,”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籌資,去解決政府的財政赤字。但習近平並沒有給它們留下翻身的餘地,他不惜讓大公司市值縮水,也不在乎行業凋敝導致大規模失業,他似乎對一切都不畏懼。

顯而易見,習有一項顛覆性的計劃。其實把“共同富裕”這個詞轉化為“集中共產”就便於理解了,習近平在籌謀一種新型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是以打擊私企的方式來擴充國企,以便讓他全盤掌握經濟資源;他要讓國營經濟回歸,當然並非以計劃經濟的方式,而是創建一種經過優化和精簡的“新國企”制度。

從表面上看,這是為了扭轉經濟自由化的趨勢,但究其根本,卻包含着習近平要簡化社會結構的意願;他一直不喜歡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從於政治上的一元性;因為從他就任之初,就沒有獲得過太多認同,國際社會對他並不看好,國內也不認可他的能力。他在這種困頓的景況下執政了七八年,而恰逢 2019 年中國爆發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誤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評。

在這種聲浪之下,習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他認為外國列強一旦找到機會就會對中國發難,因此中國一定要”全面獨立“。然而他發現國家在經濟上存在嚴重的對外依賴,因此在很多方面無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貿易戰和疫情爆發所帶來的外交圍堵,卻刺激了他的決心,讓他確信中國要提前政治獨立;他提出了“雙循環”的思路,將中國未來的經濟定調為“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循環為輔”。他打算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創造一個由國家主導的,可以自給自足的產業形態。

這個思路源自德國所提出的“工業 4.0 ”概念,工業 4.0 代表產業從電子化普及的第三級工業革命,躍升到信息化和製造業深度融合的 4.0 階段;這個階段可稱之為“工業互聯網”,其特點是製造業的智能升級。這個概念在中國被改造為“兩化融合”,旨在讓信息與工業兩個進程相融合,將產業製造和物聯網,大數據以及雲計算相整合,從而優化生產與供應。

在 2013 年,工信部發布了《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專項行動計劃》,並由國務院提出了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中國製造 2025 》,李克強提出要把中國發展為了一個製造業強國。“中國製造 2025 ”並非“工業 4.0 ”這種科技革命,而是致力於製造業的轉型。習近平把這種轉型定義為國家向全民製造業過渡,他認為中國要自力更生,就務必要提振工業。中國雖是製造業大國,卻並沒有釋放出應有的產能。他認為這是勞工結構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年輕人被多元的產業所分流,不去從事製造業,從而消解了產業集中的優勢。

而這些多元產業便是所謂的”第三產業“;經濟學認為第三產業能增加社會獲取感,促進經濟活力,但習近平卻認為這些產業造成了勞動力的內耗,因為中國的第三產業沒有出口優勢;反而被西方用來(通過娛樂,金融,文化等)輸入意識形態,加大了政府意識統戰的成本。

這種產業模式帶壞了中國的企業和勞工,讓整個國家副業發展過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訓業最無裨益,這個行業讓年輕人接受西方教育,讓他們學習外語,成為了留學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勞動力的流失,還帶走了國家的外匯。

這對政府來說是雙重損失,習近平毅然關閉了課外培訓,並取消英語考試,就是為了阻斷這個源頭。而與此同時,公共教育也開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魯迅這類具有進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這個舉措是為了削弱素質教育,培養年輕人的勞工意識基礎。

為配合這項經濟規劃,政府對傳統學制進行了改革;教育部發布公告,在全國設立 12 個“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要求“不斷深化基礎教育綜合改革”。這項改革將高中教育分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職業高中”三類,並通過“中考”實行分流。

媒體稱此舉勢在必行,因為中國正處於“從‘工業 3.0 ’向‘工業 4.0 ’轉型的階段,疊加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的雙重影響,容易導致製造業外遷”,因此急需“具備較高文化程度的高級技工”。而“職業高中,特色高中和職業本科教育”,將會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趨勢;同時也要讓更多的應用型大學舉辦“職業本科教育”。

顯然,習近平在為他的經濟計劃打造教育基礎,他要讓勞動力進入實體工廠,為財政創造更多的現金流。並且這種經濟結構能創造充分的就業,讓中國的失業人口被產業調配所安置;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就應該是一個工農社會,並以公有製為特色;而其它冗餘產業必須得到整肅。他認為創造第三產業的消費不如創造製造業的供給。在今後的中國,無論房產經紀人,遊戲代碼員,寵物飼養員,舞蹈老師,娛樂經紀人,或是自媒體和培訓導師,都應該成為工廠的齒輪,投身於製造業和實體。

而從更深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正陷入一場危局,債務累積和產業凋敝必將造成一場不可避免的蕭條。常規手段已經很難奏效,習近平認為只有將產業國企化才能解決困局。簡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樣抓經濟,把資源集中以便於“齊抓共管”。

他認為這並非計劃經濟的回歸,而是國企的升級;而這場升級的終點,就是把國企再度合併為具有高級產業優勢的“大型央企”。

這個合併的浪潮從 2015 年的南車北車合併開始,然後持續有 2016 年武鋼和寶鋼重組,17 年神華集團和國電電力合併,18 年兩個中核公司合併,19 年保利集團和中絲集團,中國寶武和馬鋼,招商局和遼寧港合併;以及 20 年中國化工和中化集團這兩個巨頭合併。

國務院在 2020 年提出:“推動跨企業整合,併購困難企業,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其作用在於:“提高產業集中度,打造高質量示範企業,減少重複投資並優化產業鏈”。

在這種基調下,央企合併的趨勢在逐年擴大,顯然習近平要集中產業項目,並讓這些企業成為新的經濟骨幹,去取代權貴手中的巨型公司。這能帶來行業的優化,並改善國家的社會結構。他認為只要處理得當,計劃經濟就仍然具有優勢,憑藉他的手段可以盤活那些殭屍企業。在“工業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國企”才能具備製造業優勢,足以抵禦西方的競爭和衝擊。

此時習近平的藍圖變得異常清晰,而新經濟格局中的三個要素:勞工,產業,和資本,也逐一歸位,並對應着之前的三個層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來的製造業勞工;對民企的兼并,就是創造產業集中;而對商業寡頭的制裁,就是籌集新國企的資本。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3:“紅色貴族”

從形式上看,“新國企”更像一種國家化的勞務派遣,這是一個政治-經濟的混合模型。習近平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更純粹的製造業國家,人民應該恢復工農階級的本色,並學會尊重領袖。同時社會文化也需要一場變革,以徹底摒除西方的影響。

但這種構想更類似一個官僚化的工業烏托邦,即便習近平制裁互聯網巨頭,提出共同富裕,但沒有顯著的理由說明國家工廠的模式更優越。削弱其它行業去提高製造業的比重是反經濟規律的,越發達的經濟體製造業比重越低,而第三產業佔比越高。此外經濟多元化能抗擊風險,即便是工業 4.0,也不代表各個行業的勞動力都要轉型去做廠工。

“新國企”更像一種後現代計劃經濟,這種經濟模式類似工農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籠統的結合。其實很難說這到底是工業 4.0,還是希特勒對德國所規劃的工業強國模式。工業國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財政和就業,而更可能導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的內耗。

顯然這個構想更多代表着習近平強烈的掌控欲,他的經濟規劃其實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挾,透露出他對伊朗和北韓那種一元化政體的嚮往。但這類國家的產業導向單一,經濟結構十分脆弱;而這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不具備現實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們不能理解習近平到底要如何變革;因為無論國家工廠多麼先進,只要產業由政府支配,就會導致市場化不足和技術滯後。不過習近平的確考慮到了這一點,他並不打算否認市場化,而是要加強國家對經濟的主導。並且在這項經濟規劃中,他要創造的是“新一代國企”模式,要全面理解這種制度,就需要結合習近平的另一個重要概念:“紅色基因”。

習近平不止一次在媒體上強調“紅色傳承”,並提出“紅色基因“的說法。早在 2004 年,他就說:”要把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而在登基之後,習更加頻繁地提到這一點。在視察軍區和革命老區時他再三重申:“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並表示:“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繼承紅色基因是習近平國家結構的核心,很多人以為他強調的是“紅色文化”,實際上他強調的是“紅色血脈”,也就是紅色權貴的嫡系後代。他在中央黨校幹部培訓班上說:“立志做黨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實傳人。……以堅定的理想信念砥礪對黨的赤誠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個牢固,忠誠,以及血脈純正的紅色貴族系統

在習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國家應該更徹底地掌控在紅色子弟兵手裡;這種掌控不僅限於政治領域,也包括經濟領域。習近平經濟模式的最終構想,就是要打造一個絕對的二元結構。他一方面在國內扼制現代化教育,加強大眾的製造業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積極地讓紅色子弟去西方學習管理和技術,然後回國管理那些新型國企

雖然在這種模式下勞動力的綜合素質會降低,但企業將會由擁有高學歷的紅色後代們治理;習近平認為通過管理上的優化能解決市場化不足的問題,留學歸來的官僚子弟們具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這能消除計劃經濟的劣勢。在今後的企業中,無論是董事,CEO,研發總監,還是會計和各類高管,都將是紅色家族的子女。這能無限拉開兩個階級的差距,塑造一種穩固的二元結構。《求是》雜誌曾引用過習近平的一句話說:“傳承好紅色基因,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

這種創造絕對階級的想法,曾有一個節點,就是習提出“金融創新”的概念;他以這個口號鼓勵國家在金融上大膽嘗試,隨之企業開始濫發金融產品,地方政府虛構項目融資,同時國家下發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種借貸。這間接引發了兩個事件,就是後來的 P2P 大面積違約,以及 2016 年股市崩潰。但這兩個泡沫破滅後,資本仍在“新經濟”的口號下創造更多的龐氏項目。

顯然,習近平有意在經濟上製造一種亂局,並以資本手段讓有產階級返貧;這不但可以消滅人們的政治訴求,而且赤貧階級也更容易接受計劃經濟。習相信,只有讓貧民永世不得翻身,並由血統純正的紅色後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維護紅色江山。在這種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層建築,民眾則充當生產資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監工督促苦力們去堆砌社會主義的金字塔,而習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發的疫情給了習近平實現這個事業的契機,他藉由防疫限制民眾辦護照出國。移民管理局表示:“對非必要非緊急事由,暫不簽發護照”。——普通人無論留學還是因公出國,都變得更加艱難。此外政府在邊境開始修建隔離電網,防止勞動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嚴控民眾出境的同時,美國領事館外排起了長隊,紅色後代們通過特批手續,正在瘋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國夢的輪廓逐漸清晰,習近平要以經濟規劃為支點,將偏離路線的社會主義回爐重鑄。他培植的新一代權貴會重新執掌中國的經濟,打造一個以他為核心的製造業國家。“新國企”將創造一種絕對的紅色壟斷,將中國改造為理想的專制王國;而代價則是抹殺大眾的價值和理想,讓他們永無出頭之日。這個夢將會是一部分權貴的美夢,但卻會成為全民的夢魘。

大國外政:第三世界和一代一路

由習近平的內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個敢於破壞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這幾年間,他的見解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尤其是他看到中國對西方的依賴,已然成為了內政上的阻礙;這讓他相信“政治獨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國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分立。

而且資本主義席捲後的中國,已經留下了一片經濟殘局;中國跟隨西方奉行凱恩斯主義,二十年間不斷地投資和發債,而這種模式現今已經面臨瓶頸;財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縮小,投資收益在變低,而資產泡沫卻過度高企。

一旦中國的發展停滯,資本定然會外流,並同時推高國內的通脹;中國在貨幣體量上早已超過了美國,但又無法像美國那樣輸出貨幣;習近平發現中國竟面臨上世紀 80 年代日本的處境,他甚至感到這是西方資本有意為之,讓中國掉進他們所設計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認為只有尋找一條外部出路,才能消化業已過剩的產能和貨幣。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認為這將是中國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設計了一代一路亞投行的計劃。

這個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後地區提供基建援助和貸款,並增進雙邊貿易。習近平打算創建一條新的絲綢之路,並由中國牽頭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給一代一路的參與國提供金融支持;亞投行不但能服務於基建投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亞洲開發銀行的影響,為中國創造更多的經貿關係。而一代一路和亞投行更深遠的目的,是組建一個分立於西方的聯盟;習近平將在這個聯盟內推廣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讓那些沒有受到西方眷顧的第三世界去分擔中國的產能和通脹。

客觀地說,這是習近平最出色的一個構想。中國從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鄧小平時代也是如此;而習近平以經貿合作的方式去牽頭第三世界,可以開闢一個全新而獨立的經濟領域。這可以減少中國對西方的依賴,並為雙方的貿易衝突製造一層緩衝;而且一代一路還有一個附帶效應,就是通過基建計劃在沿線國家獲取軍事戰備便利,從而擴充中國的政治影響力。

可以說,一代一路比那些虛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義,因為它具備宏觀戰略性;而這是基於習近平對國際關係的態度;他幾乎是鄧小平之後與西方共識最少的一個領袖,他很排斥他們用人權武器對中國進行政治干預。他曾在一次採訪中評論西方的態度是:“吃飽了沒事幹”。

因此習近平希望創造一種全面的政治獨立,以摒除西方的影響;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攏第三世界,就如當年的蘇聯一樣。但習近平顯然認為自己比蘇聯領導人更成熟,因為他創造的是一個以經濟主導的同盟,就類似於美國的馬歇爾計劃。他打算像美國在二戰後所作的那樣,以經濟協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代一路成功,那麼中國將獲得當年美國那樣的影響力,甚至會讓世界出現東升西降的景象。

顯然一代一路是一盤複合性的棋局,但作為一項經濟計劃,其核心就是條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卻擔心習近平的債務援助會綁架他們的經濟,因此舉棋不定。而且一代一路的國家大多政治不穩定,其中有些還處於主權爭奪中;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信用向來很低;他們起初並不拒絕來自中國援助和貸款,但在中方投資以後,就以各種手段來規避責任;他們指責中國干擾內政,或是在非洲輸出勞動力,以及用貸款給他們帶來債務陷阱。

一代一路從一些細枝末節的摩擦開始,到後來很多國家開始集體違約,更有甚者把權屬中國的項目收歸國有。而且人民幣國際化還遭遇了一個荒誕現象,就是有些國家在拿到人民幣後轉手就換了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成了空頭承諾。

習近平發現,這些國家竟抱着超限戰的思路來應對自己;他們不過是在一代一路上揩油,而漠視中國所主張的經濟同盟。儘管習近平努力地打點一代一路,但這個項目面臨的衝突太多;且不論西方是否會對這個計劃採取反制,單單是那些第三世界參與國就存在很大的倒賬風險;同時絲綢之路上還盤踞着中國的宿敵印度等,他們也不可能坐視習近平在地緣上擴張。

不過習近平仍做了很多嘗試,他積極地參與各種貿易同盟,希望創造多邊關係。比如他加入了東盟的 RCEP《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便 RCEP 的參與國大多是貿易保護國家,也不能給中國帶來順差;但習近平想藉此銷售他的絲綢之路;他試圖把更多國家拉入自己的版圖,甚至擱置了爭議去拉攏印度。

為配套一代一路,習近平還創造了一個概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基調下,中國向其他國家輸出價值觀,同時招收第三世界青年來留學,這些學生不用考試,享有政府的生活關照,並且學費由國家倒貼。此外習近平用贈與和捐助的方式給非洲人民派發福利,同時還免除了一些國家的債務。但這讓他的政策看起來更像新時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時代的馬歇爾計劃。

大國外政:瘟疫和民族主義

在外交上,人們很容易把習近平和毛澤東相比較;兩人的政策都是聯合第三世界抵禦西方。雖然習近平比毛澤東還是要務實一些,但兩人最大的相似點都是不單純考慮經濟的得失,而更關注政治利益。

而且獨裁國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於領導人的氣質和秉性;從一開始,共產黨的很多高層就比較排斥西方,而在這些高層中,習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個;他身上的體制氣息很濃厚,這種風格在國際社會並不討好;比之以往的中國領袖,西方對他的認同度尤其低。

這讓他更願意在外交上尋求一種舒適感,而不是去與不同的體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帶來的經濟利益,他更傾向於亞非拉那些“窮朋友”給他帶來的政治擁護。這種個人主見和他的政治目標相混同,以至於在無形中影響着他的對外決策。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在開放的二三十年間和國際社會積累了無數矛盾,而這些矛盾通過政治交班的方式轉給了習近平;這些問題會在一個經濟周期結束之後集中爆發,而這個時間點恰恰截止在習近平任內。首先中國加入 WTO 所申請的十五年保護期截止,但並未按協議開放市場,這讓西方感到受了矇騙。同時中國在貿易中一直被指責出口管制和傾銷式競爭,並通過入股的方式竊取外資技術。

從習近平的態度來看,他並不打算理會這些爭議;中國本就沒有準備成為開放的市場,況且他還認為經濟自由化會帶來政治演變。而且習近平對西方政要和中國權貴的勾結頗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會開放中國,反而加強了經濟上的封閉。

而西方也對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奧巴馬在第二個執政期開始加入 TPP(跨太平洋合作協議),聯合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進行貿易隔離。不過特朗普上台就廢棄了這個協議,給中國帶來很大的緩和空間。但特朗普批評中國進行貿易補貼,並侵犯知識產權;以及用各種手段為伊朗紓困,導致美國的封鎖失效;這最終引發了 2018 年的貿易制裁。

面對美國提升的出口關稅,中國只能加強補貼,同時也代表着開啟一段經濟冷戰。而恰逢此時湖北爆發了冠狀病毒並波及全世界;雖然這是一個公共衛生事件,但國內外的輿論都責怪政府處置不當,並歸結為習近平執政責任;這引發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讓的態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這場公關危機。——他煽動民族氣焰,宣稱是因為中國變得強大,帝國主義才藉機發難,而此時人民更應該團結在領袖周圍。同時政府的對外口徑也徹底變調,外交部拿出強硬的姿態,開始與世界針鋒相對,而網評員也大舉出動,四處展開謾罵和攻擊。

在這種氣氛下,媒體宣稱韜光養晦已不適用於當下,中國要崛起,就要打贏與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場戰爭不僅限於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國衰落的國家。習近平試圖讓人民相信,正是由於民族偉大復興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對中國的敵意。

這是一場氣急敗壞的民族主義,習近平與世界的對抗更像一種義氣之爭;中國外交部很多時候不是在辯論,而是在逞口舌之快。習所面臨的處境並沒有鄧小平當年那麼艱難,但他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攻擊性。

其實這種激烈的反應來自於習近平個人的危機感;——自他執政以來,國內經濟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臨很多質疑,認為他不適合領導國家;而瘟疫的爆發更成為他執政危機的風口,世界指責中國在疫情處理上失職,並要求對病毒溯源,這讓習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脅。

他希望儘快撇清責任,把鬥爭的對象轉移,因此採用了民族主義作為武器。——外交部在國際上放風說疫情來自美國,又有媒體說來自意大利,法國等;政府不斷在民間釋放國際陰謀論,最後乾脆把焦點轉移到共濟會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 ,而這個計劃的目標是清除全球 50% 的人類,投毒只是他們的第一步。

這種策略引發了世界強烈的反應,大家沒想到習近平如此無理取鬧。而習近平也放棄了協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現不理想,境內外勢力會趁機讓自己大權旁落,因此他務必要採取主動。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脅越大,中國對外展示的鋒芒越強。習近平不斷推高民族情緒,宣揚中華民族危亡的論調,並在軍事上對台灣展開新一輪的威脅;他派遣軍艦和戰鬥機巡航,營造出武力攻台的氣氛;同時也將這種軍事活動擴大到南海,他以一種高調的姿態宣示着中國的主權。

人們看出,習近平為了維護權威,不在乎賭上國運;即便面對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戰。國外媒體宣稱他已“ Showdown ”,而這種四面出擊的方式激怒了越來越多的國家,並讓民主世界嗅到了體制性競爭的意味;他本想用對外示強來解決自己的危機,但卻讓世界達成了不退讓的共識,並打算在經濟上弱化中國。

這對中國來說是很危險的,鄧小平就清楚體制性競爭的危害,所以才要國家韜光養晦;但習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敵意;起初還有一些國家的態度模稜兩可,並試圖向共產黨釋放善意;但習近平擔憂他們包藏禍心,意圖與黨內的高層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機解除之前維持鬥爭態勢,因此在宣傳上顯得越發促狹而好鬥。

然而這種舉動讓世界重新團結起來;——西方和亞太有意重建經貿關係,台灣,美國,日本和歐洲召開了會談,討論“重組供應鏈”;中國所大力宣傳的“中歐貿易論壇”被黯然取消,但曾經被川普否決的 TPP 已經蛻變為新版本的 CPTPP 協議,那些對中國製造業具有替代性的國家都被納入了這個協定中。

而在軍事上,亞太和歐美開始制定共同防禦協議,以便在地緣上遏制中國。並且為了應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世界再度掀起了軍事演習和擴充軍備的潮流。而這一切,都將中國和世界推向了他們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競爭

這是自毛澤東以來最惡劣的外交時期,為突破困境,習近平不斷渲染外部威脅,並告訴人民:“世界正進入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並且“中華民族正面臨著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

不過這更像一出偽民粹,習近平雖然宣揚民族鬥爭,卻小心翼翼地看顧着這團火焰;媒體不斷地煽動群眾,但從不讓這股狂熱落到實處;人們感覺在和虛無的對象作鬥爭,就好比不停地給愛國憤青喂春藥,但他們又沒有性伴侶,只是在憑空透支身體。

因為習近平並不是一個政治強人,至少與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強硬更像一種偽裝。習近平對民主國家不依不饒,但對俄羅斯,印度等國卻保持着低姿態;俄國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開採石油,中國媒體就異常安靜;印度和中國發生邊境衝突後,亞投行隨即就發放了貸款。——習近平在推動鬥爭外交的同時,卻異常懷柔地對待着周邊真正的威脅。

大棋局:二次集權

其實僅就政治角度來說,習近平很擅長策略,同時行事也具有系統性;不過他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存在嚴重的認知偏差,以至於在目標選擇和執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現實。這終究會讓他的執政之路無以為繼;因為共產黨還希望更長久地執政,而他顯然縮短了這個過程。

不過習近平認為自己之所以諸般不順,是因為對權力的集中度不夠;黨內還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導致政治意見不統一。因此他要重建組織紀律,推動一場集體領導向個人集權的二次過渡,他認為毛澤東式的專制再加上自己的經濟規劃,一定能讓共產黨煥發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現太差強人意,恐怕很難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機來營造民族危機,從而換取執政合法性;儘管這種態度造成了國際社會的孤立,但習近平認為這是因為世界還沒有看清自己的決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對外示威的過程中,早已選定了一個定點打擊的對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聯盟成員國,一直夥同美國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同時還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國的擴張;而且這個國家帶頭抵制華為網絡,並提出要調查新冠疫情的源頭。

習近平認為澳洲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很高,卻如此不會察言觀色,正應該拿來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項產品上的出口,將他們的貨輪阻留在港口之外,並徵收反傾銷稅。他認為這種全方位的打擊將重創澳洲經濟,並給世界帶來示範效應;而這最終能讓他挾中國市場以令諸國。

不過澳洲得到了美國和日本的支持,而後歐盟也加入了這個陣營;同時這些國家與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TPTPP 區域同盟,以尋求更穩定的經貿關係;並且伴隨着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澳洲還彌補了出口縮減的損失。——習近平再次犯了主觀性的錯誤,低估了民主國家的尊嚴。澳洲強硬的態度讓他感到為難,因為中國抵制能源進口,導致自己出現了能源緊張;而且由於撕破臉,只能以更高的價格在他國購買替代品,而這些產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們看到習近平所期望的勝利沒有出現,中國的經濟運轉卻出現了惡化的徵兆。而就在這個檔口,和中國競爭的國家卻開始搶佔市場,印度以關稅去排擠中國的產業鏈,讓資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則開始接收世界的貿易訂單,逐漸成為新的製造業基地。習近平始終忘記了一點,就是中國的產業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態度加強了世界重組供應鏈的決心。

其實世界對中國一直很難割捨,因為這裡有成熟的產業鏈和市場;尤其是美國一直在細心呵護中國,因為他們在這段關係中付出了很多。——共產黨在國際上獲得的很多勝利,如鎮壓學潮後被西方接納,在 WTO 中的最惠國待遇,產業發展中的技術支持,大都是美國扶持的;但這種關照卻正好讓習近平用來實施政治訛詐,要求西方不但在貿易層面,而且在人權等問題上都要做出讓步。

這讓外界發現與習近平很難溝通,因為他總在改變既有的框架,並不斷壓縮協商空間;習近平曾一度向美國示好,承諾購買商品和糧食,但臨到後來卻取消了訂單;中國在聯合國許諾參與公益性的國際協作,但最終卻把這些問題摻入到政治論議中。外界逐漸失去耐性,認為習近平反覆無常;他老是牽扯出毫不相干的議題,把不同的談判籌碼攪和在一起。

而習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遠他個人,並鼓動黨內替換他;這讓他很緊張,因此更不能做出讓步。他打算先穩住權力,再去修繕外部關係。他認為世界離不開中國的市場和供應體系,就好比鄧小平當年面臨更嚴峻的圍堵,但一俟政局穩定,民主國家立馬就簇擁而至。習近平相信,西方對人權的指責不過是惺惺作態;只要他能順利連任,並通過“新國企”重振經濟,世界就一定會回心轉意,而他也能獲得所期望的“政治獨立”。

因此他時不時地向外界傳達一種信息,表示他無意破壞國際秩序。但西方並不相信這一點,他們看出習近平言不由衷,在鞏固權威後必定會進一步破壞規則,所以世界的不妥協態度變得愈發堅決。

這樣的反應讓習近平很難下台,他已經失去了戰略優勢,讓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變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權就沒有說服力。被趕下台的威脅再次籠罩他,他決定就算和世界脫鉤,也要維護權力不倒。他加強宣揚大國崛起和雙循環,同時以軍事上的強勢姿態來彌補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讓軍艦駛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懾美國本土。但這導致了周邊國家的危機感,他們開始聲援台灣,並在各個領域抵制中國。

可以說習近平的所有計劃都不遂他所願,但他認為堅持下去西方一定會妥協。不過黨內擔心無止境的外交對抗會耗盡國力,並引發真正的國際衝突;因為不止西方,就連越南,菲律賓,日本等亞太國家,都表現得更加強硬;而印度和中國的衝突更是達到了毛澤東時期以來的高點。

大棋局:計劃生育和芯片大躍進

其實習近平政治上的諸多失敗,是因為他的想法欠缺實證基礎。而且他為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個人尊嚴,已經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深淵。雖然他把個人目的裹上家國民族的外衣,並且把自己的政治構思包裝得十分新穎;但他不顧一切地集權,已經嚴重損害了集體利益。

而且客觀地說,習近平運氣也不好,他就任時正逢經濟周期的轉折點,中國開始進入衰退;他執政這十年,國家債務和貨幣發行都呈爆炸性增長,但財政刺激的邊際效用卻在變小。他設計了一系列應對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術升級,但前者阻難重重,後者因貿易戰而被擱淺。同時在出口上,中國面臨著後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競爭。顯然國家在宏觀上迎來了一個下降節點,這很大程度是經濟周期和產業結構決定的,而並非習近平個人所導致。

但中國的某些政策卻加劇了下行的態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計劃生育;——中國的出生人口在 60 年代達到高峰,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勞動主力。而此後計劃生育持續了幾十年,讓中國的人口結構頭重腳輕;在習近平執政時,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進入拿養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開始取締計劃生育,但社會成本的攀升又阻礙了生育率。

這種趨勢不會在短期發作,但它的效應會逐年遞延。老人比重的增加會加大財政負擔,青年的減少會讓經濟活力下降。而且國家還不能指望消費,雖然中國人口基數很大,但消費在 GDP 中的佔比很低;這不僅對於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這些國家相比也偏低。

習近平在任期內連續開放了二胎和三胎,但這種生育政策是畫餅充饑。年輕人很恐懼,一方面是社會福利沒有改善,另一方面還因為政府對內盤剝的力度在加強;——因為習近平的政策很激進,他一方面要擴大國際戰略,一方面還要發展國營經濟;而這讓中國面臨收支上的雙向負荷。對此習近平只能目光四顧,明偷暗搶;——他將地方的土地出讓金劃歸了中央,並增加了房地產稅種;他提高了企業行政收費和社保繳納基數,並延遲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萬黨員補繳黨費,同時降低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福利和獎金。

但這些手段並不足以抹平財政開支,政府唯有全力擴大表外負債,並儘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來,個體戶,自由職業者和電商被要求補交稅費,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計算所得稅;此外海關加強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時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個行業的行政審批項目;同時司法部門增加了罰款種類,例如通過整頓市容來禁摩限電等。

為度過困境,習近平窮盡了各種方式去搜刮社會;人們只要聽聞發改委開聽證會,就明白有商品會漲價。習近平不斷地測試民眾的壓力,權衡中國人在基礎生存需求之外還有多少可榨取空間;他把通脹維持在民眾苦苦支撐的邊緣,導致人們的生存慾望降低。——在資本和政府的雙重盤剝下,新一代年輕人會選擇主動失業,不去為政府創造稅收;並且無論開放幾胎,一些人都不再願意為共產黨生育後代。

但習近平堅信權力能支配經濟運轉,他要全國陪他共度難關;因為舉國體制正是共產主義的優勢,全民動員一定能創造奇蹟;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會多生育;美國封鎖技術出口,政府就投入數萬億去研發芯片。

不過這將中國帶回了大躍進那種浮誇的時代;——就在華為芯片斷供的當晚,媒體鋪天蓋地傳出中國芯片面世的消息,彷彿一夜之間各種技術屏障被連番突破,芯片行業出現了一大片衛星田;中國再度湧現趕英超美的氣氛,而騙補貼的企業也蜂擁而至,資源壟斷造成了習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動技術進步上,政治遠沒有市場化有效。但習近平認為國家當年可以舉全國之力造原子彈,他就能以同樣的動員能力去造芯片。

但這種運動式的治國終究脫離現實;習近平創造的概念很多,但從沒有一個順利實現;他過於好大喜功,一門心思只想彎道超車;無論一代一路,南海造島礁,或是芯片大躍進,都是一種代價高昂的冒險主義。這導致改革開放累積的財富迅速揮霍,這種大手筆不免讓黨內人士感到心驚肉跳,擔心未來的中國會在資源進口上面臨外匯緊張。

習近平的危機 1:破滅的金縷衣

越來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經濟都無法支持習近平繼續冒險;他的策略不太周詳,但卻激進而不留後路;這大概是他上台前沒有被看明白的一點,他最初向黨內隱藏了某些意圖,直至上台後才通過集權去推行。這損害了集體領導的初衷,因為即便是專制社會,沒有制衡的權力也是最大的變數,可能將政權帶上一條不歸路;

但習近平相信局面一定會改觀,他只是需要時間。不過他可能沒察覺到,很多人在隱隱地懷念江澤民時期;而且習執政越久,這種懷念就越濃厚;當習近平進入第二任期時,人們幾乎看到任何一任領袖都會緬懷一番,並發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間對習近平的評價,會驚人地發現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領導人中最強烈的;人們認為他的缺點太多,全無一個領袖的能力與格局;哪怕換任意一個領導人執政,都會比他更強。

這是個很蹊蹺的現象,因為以前的中國一度吏治昏亂,執政野蠻;但民眾竟願意回到過去也不願要習近平。這並不是因為之前的時代有多好,而是那時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願意由壞變好,而不是由好變壞。而習近平的執政給人帶來一個越來越窒息的環境;所以當 2018 年媒體宣布他修憲取消任期時,很多人立時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關鍵的是,民眾對習近平的態度很微妙;——眾所周知,中國的領導人大都被民眾罵過,但這種罵聲更多是對體制的抵觸;但在習近平這裡,卻帶有針對個人的意味。從他在國際上念書單之時,外界對他的觀感就急轉直下,人們開始對他滋生出一種鄙夷;——曾有人對習近平的畫像潑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裝文化人,有人譏諷他用網評員炒作自己。中國的領袖中,鮮有習近平這樣從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盤否定的例子。如果說江澤民招到了法輪功的憎恨,習則是招到了全階層的反感。

這對他來說是個極度危險的信號,政治家不懼怕人們的責備,但懼怕人們的輕蔑。對一個執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劍的傷害更重,這代表他在個人素質上不被承認。

人們的評價不確定是否會傳到習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確變得更加敏感;他頻頻發表“重要講話”,加大力度設指標,作批示,試圖攥緊手中的權力。而且為了證明自己,他開始大量地虛構政績;他聲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民族發展取得歷史性飛躍”。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稱自己兌現了政治承諾,尤其是取得全面脫貧的勝利;儘管中國還有大量低保戶,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創造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而且人們明明看到中國每況愈下,但官方和媒體卻聲稱:“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

這些話透露出習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潰敗,以至於只能靠編造口號來維持地位。同時他對外界的批評異常緊張,並將言論壓製得滴水不漏;很多輕描淡寫的話都會觸碰他的逆鱗,這些話如果放到其他領袖身上,可能就是雲淡風輕地一笑,但在習近平聽來不堪入耳。他上任以來屏蔽了很多詞彙,包括俚語,電影,動漫,品牌,人名……;這種屏蔽會隨着他的執政與日俱增,甚至牽連很多毫不相干的詞彙。

這種敏感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的正常交流,習近平創造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多的帝王名諱。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表現不盡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負面評價比前幾任領袖都多;而這也讓他的態度越發頑抗,並對自身的錯誤和丟醜行為抵死不認。——就連閱兵時用左手敬禮這種顯著的錯誤,都有喉舌辯稱為“左尚吉右尚凶”;並且在外交連番受挫的情況下,王毅卻盛讚他開創了:“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

人們為他吹出了無數的泡沫,試圖讓他的執政合理化。但這些吹噓在他慘淡的政績下顯得異常蒼白;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習近平的宣傳越來越誇張和離譜,但人們卻越來越看不起他;他拚命地強調自己對共產黨和國家的重要性,並有意無意地貶低前人而抬高自己;這讓他顯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習給自己穿上一件舉世絕倫的金縷衣,並在水軍和群眾演員的喧囂中勉力維持,但大家都明白這不過是一場自吹自擂的鬧劇;他的基礎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機者,而從沒有精英願意擁護他。

這讓習近平越來越傾向朝鮮和伊朗的環境,他希望儘快建立一個封閉和愚昧的社會,以消除批評和質疑;然而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個致命盲點,因為這種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當下的時空背景。——中國人在習近平的高壓下會滋生逆反情緒,採取非暴力不合作態度;習近平算準了中國人不敢有政治主張,但卻無法阻止他們以消極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聯網時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閉的社會下產生厭世心理,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脫離使用網絡的習慣,才能遂習近平所願。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夠執行,也難以看到中國人被完全馴化的一天。

習近平的危機 2:潰敗的蟻穴

從習近平的個性來說,他註定會走上一條很窄的道路。這條道路充滿鬥爭,對立,並且會瓦解他的政治基礎,但他似乎又沒有選擇。

民意上的失敗實際反映出習的一個根本劣勢,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陳舊;他無法用政績來創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臨挑戰的情況下,更容易選擇毛澤東的方式而不是鄧小平的方式去維護地位;當他無法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境時,就只能走進一條階級鬥爭的死胡同,試圖以政治動蕩去恐嚇人們。這種方式就好像對人宣告說:“倘若你們不擁護我,我就讓國家不得安生”。

他不斷地在講話中強調說,要善於鬥爭,敢於鬥爭;而且就如毛澤東曾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長那樣,習近平也兼任着很多小組組長。他鼓勵公司,高校和民間互相舉報;讓學生舉報老師,員工舉報老闆,下級舉報上級。他希望群眾互相監督且人人自危,那麼自己的權力就不易受到威脅。

他陷入了和毛澤東同樣的執念,認為維護權力就要不計得失。但在這上面,他卻面臨著一個困境,就是根本無法建立毛澤東那樣的威信。——就權力手段和思想水準而言,兩人都不可等量齊觀;毛澤東是個出色的理論家,同時具有很強的大眾魅力;而習近平毫無穩固的群眾基礎;同時他理論知識匱乏,無法構建系統性的思想去支撐一場政治運動。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義,只是毛澤東政治權術的皮毛,其中毫無思想主幹。例如他常講兩句話:“世界正進入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面臨著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就異常脫離時代現實,顯得頗為牽強。這種話很像武俠小說的序言,把人們引入一個驚天聳地的背景。——但當下的世界並無動蕩,不存在什麼“前所未有大變局”;而且中國並未衰敗或受外邦奴役,也談不上要人去復興。

習近平想給中國人吃了一劑民族崛起的補藥,激發大眾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機虛無縹緲,無法獲取人們的共鳴。他的口號只能動員一些邊緣化的人群;這些人顯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徵,或者年齡層偏小,心智單一;而社會的中堅力量大都比較反感這種氛圍。

但在習近平來說,他的政治押注過大,幾乎從一開始就斷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輕易言退。在他的危機與日俱增之時,只能憑藉民粹的東風去加強政治整肅。他多次強調道:“永遠不能停止黨內的‘作風建設’ ”,並且“要糾正黨內不良風氣”。——他借鑒了 30 年代的整風運動,以此清洗官場,在他上任以來落馬的官員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編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脹”“妄議中央”或“拉幫結派”。

但無論政治清洗多麼劇烈,黨內都會不斷地滋生對抗勢力;因為歸根結底,是他在破壞集體利益,犧牲國家的前途來為自己的政治護航。所謂成難敗易,中國積累了幾十年的資本,卻在他任期內快速流失。這樣持續下去,習近平勢必造成一個空心化的中國,讓政權從內部潰敗。

中國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趕在國家破產前將資產轉移。而這讓習近平認為黨內一些人不以他為核心,在國家的關鍵時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資源;而這種釜底抽薪的舉動,就是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習近平對此制定了嚴厲的外匯政策,與逃離的資本展開了拉鋸戰。——起初銀行限制大額換匯,並制定了較低的購匯額度;但民間聚集人頭,採用多人匯款的方式讓資金離境;銀行開始清查來往賬戶,但人們又通過境外消費的方式套現;政府限制了銀行卡的境外消費額度,不過卻發現有人通過外貿賬戶在海外置產;政府很快給跨國企業制定了外貿配額,但又發現他們在香港註冊公司規避監管;這讓習近平出手打擊香港金融界,防止資金離岸;但資本轉而離開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規定限制企業境外融資,設法扣留資產,但發現很多企業已經被信託化,國內的股權所剩無幾;他試圖收歸那些還未出海的企業股權,卻又發現它們已經做了內保外貸,只把債務留給了中國。

資本各顯神通,在習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竄;而習則在這些逃跑的資金後面奮力追趕;他清洗澳門賭場,關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擊的錢莊和外資銀行,同時又清查用於走賬的個體外貿賬戶和作為影子金融系統的區塊鏈。他用盡各種手段圍堵,卻發現窟窿始終捂不完,西方總能想到辦法給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資渠道。

這讓習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擔憂資本奪路而逃,最終會把中國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財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習近平的對手也反過來認為他的鬥爭路線在加速環境惡化,而且他公私合營的計劃搞得人心惶惶。他執政這十年,已經成為了改革開放以來內政外交最低迷的時候;大家質疑就算把資源交給習近平,他的政策也是個無底洞,會率先把中國掏空。

習近平的危機 3:絕對不忠誠

習近平和資本的戰爭,其實代表着他與整個官僚系統的對立。他並沒有國家的觀念,甚至都沒有政黨的觀念。人們看出他不但固執,還過度自私,會為守住權力而傷害國本。從政的大忌就是為一己之利而罔顧國體,但在國家利益與自我權力衝突時,習近平毫無疑問會犧牲前者;他願意接受一個破敗的中國,也不能接受權力的旁落。

這導致他在政治鬥爭上有些不計後果,正如他為了個人權威,不惜犧牲國家經營了幾十年的國際關係;在中國與世界對抗的初期,美國曾向中國表示,雙方的關係正在趨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國也一直告訴共產黨,不要把經濟糾葛上升到政治層面;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層,讓他們儘快遏制對抗主義。但習近平以此步步進逼,最終迫得對方採取政治回應;——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權,並停止對中國的官員提供財產庇護,而美國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權的官員入境。

這破壞了官僚系統最核心的利益,因為他們不能進入西方國境,就等於隔絕了自己的財產;一個獨裁者能受到多少擁護,歸根結底源於他能創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這也是大家不願推翻鄧小平路線的原因。但習近平的自我意識過強,把整個國家乃至政黨都視為他的獨佔利益。除了自己身邊的犬馬,他幾乎傷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種偏執,認為一切人都應該不計代價地擁護核心。如果大家都願意就範併合作,那麼自己就有足夠的力量去貫徹意志。但官僚們根本無法認同這種態度,他們不可能在習近平顯著的錯誤下去支持他。而這也導致習用強勢的態度去壓制整個官僚系統,以維繫住越來越分裂的政治基礎;他像拉扯提線木偶般,強行讓整個國家跟隨他的步調。

然而這樣的管理讓整個國家都處於缺乏生機的狀態,自習近平登基以來,中國的官場變得異常壓抑;官員在工作上非常消極,很多人希望用一場苦熬來換取明天。但他們看到習近平修改了憲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時,就感到了一種綿無絕期的惡劣情勢。

而這種僵持的局面是無法持續的,總會出現破局的一天。習近平會越來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會內心動搖;因為他們看到習近平一意孤行,擔憂自己也會跟着前景黯淡。而且習近平性格剛愎狹隘,作他的臣屬十分吃力。他時常與屬下爭功,並習慣把過錯歸咎於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備現實性,但他總是責怪下屬們執行不力。

這導致習近平的僚屬關係不太穩定,從他就任以來,很多人曾紅極一時,後來卻慢慢淡出或落馬。——王岐山曾經是他的親密夥伴,但後來逐漸被邊緣化;孫立軍和傅政華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卻接連落馬被查;王健林在習近平任職三年後成為中國首富,並曾讓習近平的家人持股萬達,但最後卻在資本出海的問題上遭遇清算;還有一些當初被習近平所賞識的高級網評員,也是心猿意馬,在瘟疫爆發期間與他分道揚鑣。

這可能讓習近平感到政道滄桑,人心難測,也讓他在人事任用上頗有顧慮;因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雖然對他表了忠,但他擔心這些人二次變節。習近平曾公開表示自己憎惡“兩面人”,他一再提出“絕對忠誠”,強調“旗幟鮮明地反對‘偽忠誠’ ”。他擔憂身邊出現蘇秦那樣善於縱橫術的陰謀家,而他又拿不准誰是這個人,因此時刻提防着身邊人勾結和密謀。

這種狀態讓習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賴身邊人,一方面又擔心被他們倒台;這讓他在風險防範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視察,其保鏢嚴密的程度駭人聽聞;香港當時出動一萬警力保持戒備,本地民眾從未見過如此驚人的陣仗。同樣地,習近平在武漢疫情後,經過一再拖延終於前往慰問;安保人員前仆後繼,將他水泄不通地圍繞,而整個武漢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風聲鶴唳。

不過這種危機感也並非空穴來風;外界一直有聲音在刺激習近平,經常有不明來源的消息傳出他身體不適,又或者說他有了接班人;儘管他抓捕了黨內給他指定的繼承人,但仍有風聲說他將被取而代之;——這種小道放風的現象,透露出有人在測試整個中國的反應。

而這也讓習近平處於惴惴不安中;他無法確定哪些人對自己還保持着忠誠,只能一再對身邊人進行清查;他要消滅一切顛覆他的企圖,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失去權力,因為他還有許多未竟之志;他還需要另一個十年或者二十年。

綜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們在考慮習近平將把中國帶往何方。但十年後,人們更應該考慮他自己將走向何方。

他是個準備不夠充分的領袖,有些倉促地應對着這個變化過快的時代。而且他運氣不好,在任期內正好遭遇經濟的下行;國家的兩個經濟支柱,人口紅利和房地產,都開始面臨轉折點。這意味着中國的製造業會衰弱,同時土地財政也難以為繼。並且中國的經濟活力太低,難以激活居民內需作為另一個支柱。而與此同時,國內資產價格高企,實體行業凋敝;工人抗議,農民討薪,金融難民討債,這些事件的數量都遠超習近平之前的時代。而此時中美交惡又引發了貿易戰,讓出口面臨困阻;且在突如其來的疫情下,習近平把內部矛盾延伸為國際對抗,導致了新軍事競賽的興起。

其實這些問題未必是習近平個人所導致,但專制制度有一個特徵,就是它欠缺代議制下的長效機制,因此存在很強的周期性。所以對執政者來說,天時地利很重要;領導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還要生逢其時。而習近平上台時,中國的經濟紅利已經在變弱,但遺留問題卻開始顯現。並且習近平的個人作風又帶來了一種負向反饋;——在政治周期本就對他不利的情況下,他卻採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從而加劇了事態惡化。

這些因素會營造出一種對他不利的氛圍;因為中國傳統觀念認為,皇帝受命於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顧;所以國家風調雨順,才能證明當政者是天選之子。然而習近平上台後,國家的內政外交卻連番受挫,經濟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來頻現天災人禍,甚至在 2016 年出現熒惑守心這種罕見的凶象;這足以讓任何一個皇帝感到恐慌,但習近平卻又遭遇了中國百年難遇的疫情,而這種規模的瘟疫往往預示着王朝的衰敗;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領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禎

對一個皇帝來說,如此多不祥之兆集於一身,會帶來一種暗示,表明他並非天選之子,而其實是上天的棄兒。

這讓習近平異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補着政權上的一道道創口,並迫切地希望創造一些事迹來證明自己;這讓他的政策總是風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頓市貌,北京就開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術突破,就開始芯片大躍進;要節能減排,工廠就限電停產。

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政治就沒有如此混亂過。行政部門為了達到習近平的指標,時常處於首尾不相顧的局面。雖然習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變,如改善財政分配,裁撤冗員,以及精簡公務流程等;但他沒有迎來好感,因為體制內十分抵觸;公職部門集體不作為,政府把壓力層層向下攤派;民眾沒有覺得行政體制有多大改良,辦事依然困難。

習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卻讓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與他為敵,甚至上天都與他為敵。在這種處境下,他指望通過政治高壓來扭轉局面。在習近平的統治下,國內烽煙四起,充滿討伐之聲;他打擊宗教,打擊民運,打擊少數民族,打擊律師,打擊境外勢力;但在打擊完後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東西,但又無法讓它們變得更理想。雖然他也強調發展科技,升級供應鏈。不過他的權力意識就像一個漩渦,無論創造多少資源,都會消耗於其中。

這種自我中心限制了習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觀很虛幻,而且思路上的盲點太多,這些盲點本可以被集體領導機制所防範,但他卻削弱了這種機制。他希望通過連任去自我證明,但卻攤開了一個無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想要主導第三世界,還想西方認可他的政治地位。當他無法獲得這些認可的時候,他就打算關閉國門,給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時不同往日,技術潮流將把封閉的中國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國門最終還是會被推開。

習近平面臨的終究是一個與自己理念不合的時代,他在時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卻希望整個國家給他護航;他心中相信,這只是蛻變前的黑夜;通過自己的一鼓作氣,他最終能夠力挽狂瀾;他會宣告自己將帶來一個跨越式的里程碑,並解決一切的歷史遺留問題。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鑄成不可挽回的歷史錯誤,而這些錯誤將花費國家幾個世代去償還。

綜述:習近平和薄熙來 1 同代傳承

習近平可以說是地位十分尷尬的一個皇帝,他在一開始把自己的起點定得很高,從而讓自己走了背運。因為他的錯誤都會在他的宣傳下顯得格外刺眼。並且伴隨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們也越加感到懊喪,認為中國被他帶入了一條歧途。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越發地懷舊,尤其是懷念與中國政壇失之交臂的薄熙來。他和習近平屬於同輩,也曾被人們寄予過領袖的厚望。人們時常想起他的樂觀和積極,認為如果他還在,中國的景況不至於此。很多人認為他運氣不好,因為一些疏忽而斷送了自己,以至於將高位拱手讓給習近平;而每念及此,人們的惆悵都會加深。

人們會通過習近平聯想到薄熙來,是因為他們有很多相似點,但是形象落差卻很大。薄熙來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氣蓬勃,口才過人,這讓話不離稿且磕磕絆絆的習近平相形見絀。薄豪邁而洒脫,喜歡與民眾面對面交流;而習即便是未擔任最高領袖之前,也不敢隨意走到民間去。薄像一個活躍而開朗的西方政客,而習更像被體制熏陶過度,顯得枯燥和刻板。

不過儘管有這樣的差別,他們之間卻存在一種同代傳承的關係;習近平在某種意義上繼承者薄熙來的衣缽,並將他的政治影響一直傳播至今。從根本上來說,習很欣賞薄,不僅欣賞他的手腕,還欣賞他的個人風度。薄熙來給了他很多政治觀念上的啟發,並讓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鑒。

首先兩人在權謀上都具備相當程度的破壞性,是那種敢於打破政黨內部平衡的人。薄熙來最著名的政治遺產就是在重慶掀起歌頌紅旗的熱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習近平在集權之路上,也是採用向紅色文化復辟的方式,為自己創造政治擁護。同時薄熙來藉以整頓風氣的打黑運動,也被習近平所承繼;在重慶時薄熙來的口號是:“掃黑除惡,專項行動”;而習近平的口號則是:“打黑除惡,專項鬥爭”。

此外薄熙來喜好以刑獄手段去打擊異議人士,他曾在打黑過程中抓捕過辯護律師和民間企業家;而習近平更是不遑多讓,一舉發動了讓世界震驚的律師和維權人士大抓捕,其規模亦遠非薄熙當年來可比。

而且薄熙來一度想加強對社會的監控;當時王立軍計劃在城市安置數百萬攝像頭,打造平安重慶。而這一概念被習近平所實現,他主政後急劇擴充監控規模,直至中國成為這個領域的翹楚,在世界人均電子監控數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而近年來習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實際就是薄熙來在重慶主政時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條”的翻版。人們看到即便薄熙來淡出了政壇,他的想法還是被嵌套進習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說在很多方面,習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這種現象導致了一個直白的結論,就是認為習和薄是一丘之貉,兩人無論誰上台都是中國的災難;——然而嚴格說來,兩人只在維護體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認知和個人素質上,卻有着根本的差異。

比如習近平剛上台時,曾有意無意地效仿薄熙來式的個人魅力,試圖展現一種融貫東西的風格;但這遭到了失敗,因為他並不具備相應的內涵。薄熙來深得宣傳精髓,他能由內而外地散發影響力,吸引人簇擁在他身邊;反之習近平過於依賴炒作,他每到地方視察,總有人聲嘶力竭地高呼萬歲;這看着更像一種諷刺。他對外宣稱每天游泳,卻沒人見過他下水的樣子;倒是薄熙來留下了赤膊上身,帶着泳帽活動的照片。

顯然薄熙來有一種渾然自成的從容,而習近平則表現木訥,風格不明朗;所以儘管兩人都豢養網評員,但薄熙來用網軍是攻,習近平是守。薄搞宣傳是為自己錦上添花,而習更多是為了遮醜;薄時代的網評員多少有一些文風,懂得偽裝客觀;但當代網評員則素質顯著低下,充滿謾罵和侮辱性言辭,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現出下三路的傾向。因此薄熙來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環,而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卻引發了全世界的厭惡。

而且薄熙來喜歡結交文人,讓知識分子為他助陣;他和江澤民這類領袖一樣,有一種吸引文人的風範;因為知識分子多少帶有一些風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習近平並不具備這種特質,所以當他在國際上念書單時,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識分子,而這也讓習更傾向於把他們當丑老九批鬥。

其實對薄熙來的模仿,讓習近平處於了比較劣勢,會讓人自然地拿兩者做對比;相對來說,薄熙來更像一個活生生的人,而習近平則像一個沒有特色的官僚樣本。以至於到了今時今日,很多人寧願支持在監獄中的薄熙來,也不願支持在龍椅上的習近平。

綜述:習近平和薄熙來 2 迥然不同的中國

從個人起點來說,薄熙來顯著高於習近平;他得天獨厚,凡事都喜歡拔得頭籌;不過在專制體制下,最難容的也是這種人。就這個意義來說,習近平要更幸運一些;而這種幸運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習仲勛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 1978 年獲得平反,習仲勛於 1980 年平反。兩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務上都支持鄧小平。而習仲勛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 89 年學潮中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義執言,這並不符合鄧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兩個家族權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黨內決策的重要人物,而習仲勛的成就則更多在經濟建設上。

習仲勛於 2002 年逝世,這時習近平是浙江代省長,薄熙來是遼寧代省長;但此時薄的光芒轉盛,他的家族也在為他的升遷造勢;薄一波直到 2007 年逝世,都在為兒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來敢於行為出格,也大多是由於家族的庇佑。

就此來看,他受到父輩的蔭蔽要比習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風格較進取,習家則低調很多;且顯然地,習近平要比薄熙來更隱忍。相較於習,薄有一個顯著劣勢,就是他過於招搖,不擅長“隱性施政”。而這一點習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圖上升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迹地施政。正如他唱紅的聲勢雖大,但從不將其標榜為一項運動或政策,所以很難招致攻擊。

這種區別造就了他們截然不同的執政思路;習近平更傾向於傳統和保守,因為他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而薄熙來作風前衛,更像一個西方式的官僚;這並不是說他的意識已經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會的成熟;他並不喜歡封閉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場合,他也喜歡氣氛活躍。

因此薄熙來制定政策比較開放,他敢於創想,也善於因地制宜,因此在大連和重慶都能成功;這斷不是習近平動輒就打造一個雄安新區所能比。他沒有薄那樣的自信,過度的自由化會讓他不安;他更傾向於政治優先,而且不敢輕易放權。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來的政策,很多時候也會攪成一灘渾水;因為他會將同樣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兩人都唱紅,但對薄熙來而言這只是進身之階,他會見好就收;而習近平卻打算將其作為政治常態。而在打黑上面,薄熙來很大程度是為了改善社會生態;而習近平則是要創造核心擁護,換言之,黑社會和宗教,民主人士等並無二致,都是異端。

而在經濟理念上,兩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異;薄熙來很重視經濟,因為他清楚經濟是執政之本。在這一點上,他可以局部地拋開政治立場,採取務實的態度。但在習近平這裡,經濟倒像是權術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來,但都是一種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價,但卻在上任後掀起了最瘋狂的房地產炒作;他提倡脫虛向實,但卻熱衷於龐氏經濟和資本遊戲;他聲稱要擠泡沫,但卻將債務擴張到 GDP 增長的兩倍,並在執政的十年內將貨幣發行量翻倍。

最重要的是,習近平身上有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帶有一種天生吸血的特質;他採用着高支出的治國模式,並任性地把國家當作供血機器;一旦有需要,他就會向社會抽血。他把創造力都用在了發明政策上,而這些政策只是為了變相地收割財富。

相對而言,薄熙來雖然手腕粗放,但絕不會破壞經濟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創造一種經濟常態;而這正是習近平難以領會的一點,他無法探究薄熙來政策的內核,也難以在自我需求與現實環境中取得一個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來比習近平更適合主政中國;雖然共產黨不一定喜歡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經濟思路更成熟;他不會把政治運動升級,而習近平則存在這種風險。而且薄熙來比較重視底層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讓社會雨露均沾。雖然他同樣是體制的捍衛者,但他會保留社會的活力,而不是像習那樣從上至下地搜刮,讓人難以喘息。

在習近平來說,他對薄熙來態度正如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一樣;他既佩服這個人,又擔憂他的影響力;薄的聲望曾一度超越國家最高領導人,並受到廣泛的擁護。無論在民間還是官僚系統中,他的影響力都沒有消失。而審視今日的局面,不免會讓越來越多的人懷念他,而這更讓習近平感到介懷。

在薄熙來倒台後,習高調宣揚紅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着與其爭奪紅色遺產的意圖;正如他在疫情期間爭奪抗疫指揮官的稱號。同時他極力清除着薄執政時的痕迹;他拆除了大連的華表,廢除了女騎警,並撤掉了重慶的交巡警平台;不過他最難清除的,還是自己身上那層薄熙來的影子。

綜述:習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領袖中,習近平可能是繼薄熙來之後最不循常理的官員。如果說人們對薄的開放態度會想入非非,那麼對習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認真地對此分析,得到一種結果是習很可能要搞民主;——這種表態不是為了整蠱或反諷習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來就一直呈現出某種反常現象,這些反常並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雖然他一直表現得像一個專制者,但這種專制顯得過於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國的現狀來說,和平演變的可能性並不大,人們一度對民主的前景感到無望。但自習近平當政以後,卻帶來了另一種啟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種破而後立的環境中產生。

這種觀點是基於習近平執政軌跡中的現象分析;——在作為政黨最高領導人的十年間,他推行了很多極端的政策;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鞏固權力,但卻對現行制度進行着一種破壞;這種破壞從他執政之初就不斷地滲透進國家的各個層面,並層層消蝕着共產黨的執政根基。

這其中有一個支持論據,就是習近平的很多決策看似毫無章法,但卻精準地攻擊到政權的每一個命門。他幾乎以一種外科手術式的手段,在不斷地拆解這個集權政府。無論經濟,民生,還是外交層面,他都製造了很嚴重的困境;而且他在執行這些政策時顯得義無反顧,直至把問題推進到一種不可挽回的地步。

顯然,習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斷絕着政黨的後路;而這引出了一個推論,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輩的影響,畢竟習仲勛很開明;但這個開明的人卻看出黨內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條件下不可能達成改革。而如果習近平轉換了策略,採用一種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顛覆制度。

對政治家來說,家族傳承具有很大意義,例如薄熙來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響。人們一直懷疑習近平是否也在貫徹父輩遺志,利用集權引發變革。他雖然從未表露過任何民主傾向,但其舉措卻在創造民主的條件;而這種行動,必須要對中國的政治結構十分透徹才能勝任。很多人從頭到尾都在懷疑,習專制的外表下是否別有一番民主用心;人們越看他,就越覺得他才是那個想顛覆政權的人。

不過很多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認這個觀點;因為習近平的氣質太不符合,他顯然更像一個步履維艱的獨裁者。但其實對這個問題,也可以換一種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論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拋開習近平本身的意願不談,他的行為也在引發一場變革。而這就涉及到了中國實現民主的形態;——當前中國的民主思想大多還停留在不切實際的階段;人們往往幻想領袖變得開明,然後自覺地推動民主;而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種版本。不過期待獨裁領袖們顛覆自己,這本身就很荒誕。在專制國家,政局的轉變更多是時勢使然。所以與其寄望誰會搞民主改革,不如考慮誰更能促成民主的條件。

比如人們就對薄熙來抱有過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來更可能帶來一種軟性的獨裁,讓人民麻木;相較而言,習近平更可能給專制掘墓;因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區,而且比較倔強;他不容易覺察到社會的末日氣象,因此不會在政策上有所收斂。就好比毛澤東的文革將國家推向破滅的邊緣,如果不是鄧小平,這種危局就很難說會發展到什麼方向;這一點對習近平同樣適用,當他把一種政治狂熱推向極致,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權崩塌。

歸根結底,中國的障礙在於封建殘留,在常規狀態下即便發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為觀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們不喜歡習近平,但他在這條專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壞就越深入。雖然這條路會給中國帶來陣痛,但變革也會更徹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對結果來說也並不重要。只要他的行為能促成專制的解體,那麼就具有積極意義。中國幾千年,被極權所葬送的政權比比皆是,習近平也許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語有云:“兵者,詭道也。”,政治對普通人來講本就難以理解;並且從歷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變革通常都是節外生枝,而不是以大眾所預期的方式發生。

習近平的終點

習近平是中國近代的一個標誌性領袖,他像燈塔一樣顯示出專制政權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為一個局中人,他很難跳出政治立場去認知這一點。因此當歷史的退潮來臨時,他試圖創造一股逆時代的力量去站穩腳跟;不過這卻讓他在一片困難中擱淺。他希望為自己爭取多一點時間,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歷史地位。——他把中國分為三個時代,將之前的中國定義為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時代,而他則是新時代的締造者。

這種做法把習近平的自我宣傳推向登峰造極,人們看出他為挽留政治地位,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因為毛鄧是他完全不可與之比肩的人;而習近平在宣傳上把自己無限拔高,就是為了去攀附這兩個共產黨的巨擘;他像唱獨角戲一般強調着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後輩才應該做的蓋棺定論。

共產黨從沒有這樣的先例,顯然習近平的政治氣數已到了強弩之末,而他卻很不甘心;他終究不是一個扭轉乾坤的人,對中國和共產黨來說,都只會是一個過渡領袖。而且他已經走得太遠,甚至超出了應有的預期。以至於有人疑惑,黨內為什麼能如此容忍他,讓他把國家搞到今天這般境地。

其實這是由於習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國的行政結構,以中央警衛局和其他監控手段去管控黨內高層,因為他是一個掌控欲和危機感都較重的人。不過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產黨處於建政後的穩定期,已經很難產生強大的反對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執政地位上相去不遠,因此很容易把權力鬥爭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後代們,不像他們祖輩那樣直面過戰爭,帶有一股殺伐氣;他們早已在安穩和逸樂的生活中變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時如果出現一個性格強勢且具備權術特質的人,就能夠造成對群體的壓制。而且就性格來說,習近平也的確比其他人更橫得下心。也就是說,習的優勢在於黨群太弱,才得以讓他威風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環境,這種治國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會被元老們罷黜。

顯然黨內已經很難制約習近平,不過他卻免不了敗於自己之手;因為他的執政方式難以為繼,只會造成越來越破敗的局面,讓他堅持至今的是一種性格上的執拗和失去退路的無奈。他一直沒能獲得讓內心得以支撐的信念,而更像在執行一種權力本能。針對這種脾性,黨內一些人會採取順水推舟的態度去慫恿他,他們會堵塞他的言路,並為他的錯誤圓場;他們會把他推入一個無以復加的境地,並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後讓他為共產黨的周期性困難承擔責任。

而此時的習近平,已經無法跳出這種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種理想的極權主義,而這卻被現實中的各種權術所利用。——黨內有人煽動他走向極端,從而創造政治契機;歐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佔據更多的市場;而新興國家則鼓勵中國與西方割裂,以推動其產業鏈流出;同時美國也在利用習近平的攻擊性,去挑動亞洲的局勢;甚至就連民主人士們,都寄望於習近平連任以拖垮共產黨。

或許一直以來,習近平都認為他能改變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會被全盤推翻。——中國與世界經歷了幾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個人而決裂;共產黨也不會為習近平的一己之利去與世界冷戰;倘若他執意破壞共同利益,最終會觸犯眾怒。而此時對他來說就很危險,因為大家會採取反習不反共的策略;兩邊的高層會建立協作,去引導一場政治變局,把習近平和共產黨切割;而這會讓他遭遇一個牆倒眾人推的局面,並成為政治妥協之下的獻祭。

或許習近平不會預估這樣的結果,但他也會感到前路迷茫。其實在以前,他也有過清澈和豁達的時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記錄了他的過往;——他當年接受採訪時,顯得思路流暢,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種罕見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錄影中,他向大家說:“一個人最好還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終失去了本色,從前的他和現在判若兩人;他早年雙目有光,顯得平和而謙遜;但成為中國領袖之後,卻日漸衰頹。他的面容和氣質發生了很大變化,幾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並且整個氣場都在衰敗。

這種轉變讓人匪夷所思,因為他的神采就是伴隨他的政治升遷而消退的;或許成為最高領袖讓他失去了很多東西,包括他曾擁有的那些淳樸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誼。儘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獲得的勝利,但仍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者,並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現狀來說,已經很難在從政之路上持續走下去;2022 年將會是他最大的轉折點,即便他能用某種魔術式的手段獲得連任,他也會面臨滿途荊棘,並在 2027 年前迎來全面的破敗。他陷於強烈的自我偏執,以至於把政治過度理想化;他的處境和袁世凱當年相似,整個統治期都處於一種反差的時空中。他可能在內心上把自己奉為千古一帝,但最終會明白這不過是黃粱一夢。而這種理想和現實的落差,往往會成為一個執政者最致命的傷口。

習近平很可能遭遇一個落寞的收場,對他來說,該來的總會來;人們不會固守不切實際的幻想,去跟隨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會與他漸行漸遠。而當大家都離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寶座上煢煢孑立時,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壽終正寢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