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回放】李湘魯:微斯人,吾誰與歸?――追憶紫陽

0

趙紫陽在公開場合的最後一次露面:1989年5月19日勸說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結束絕食……

1980年7月,我去紫陽同志處報到,開始擔任他的秘書。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79年這一年,有些象是改革開放的序幕,80年則是正劇上演。當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中央常委,總書記;紫陽同志亦當選常委,不久被任命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從四川調入北京,9月任總理;萬里也從安徽回到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後繼任常務副總理。八十年代改革的三位主角,進入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

我來之前,另外兩位秘書已經到任,均極富才能。白美清原任四川省委副秘書長,為人謙和持重,文字嚴謹細密;鮑彤文革前曾任中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國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為人富正義感,才思敏捷,又擅雄辯,文史知識、馬列理論和文字在同輩人中難得一見。二人之外,作為補充,趙希望找一個家庭背景比較了解,熟悉北京且相對年輕的秘書,我成為人選之一。

文革開始時,我在北京四中讀高中,68年去河北農村插隊,70年入伍,大部分時間在武漢軍區通信總站做政工工作,複員後經鄧力群介紹進入國務院研究室經濟組。國務院研究室(後改為書記處研究室)是75年經小平同志授意,由胡喬木出面組建的機構,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撥亂反正中,成為理論界的一面旗幟。鄧力群當時任副主任。78年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信息經濟管理系脫產學習,仍未脫離該室,這大概是我入選的一個理由。

再有,抗戰期間,我母親與趙的夫人梁伯琪同在冀魯豫邊區婦救總會工作,比較熟悉。我在部隊時,又恰與趙的二兒子趙二軍同城服役。他當時在武漢警備區當兵,找到我,交了朋友。二軍為人豪爽大度,交遊甚廣,是典型的軍人,文革中一度被趙牽連,亦遭坎坷;四兒子趙四軍與我雖不同城,卻屬同一部隊,也很熟絡。我們相交在黨和國家遭受文革深重災難之時,有同樣的立場和感受,信任感是這樣建立的。後來知道,是二軍首先推薦的我。

常委的秘書由中組部考察。當時我的位置有三個人選,除政治立場、工作能力等考察項目外,面試時我的得分最低。問題在表態。聽說其他兩人對這份工作的表態相當熱烈,而我的表態雖中規中矩卻不免迂闊。我說:”服從組織分配。如果中選,會努力工作;不中選,也沒關係,依然可在其他崗位做貢獻……”考察人員認為我沒有表現出熱情,一派無所謂,不是合適人選。誰料趙聽完彙報,馬上說,我就要這個”無所謂”的。做秘書的事,就這樣定下來。

進去工作不久,二軍告訴我這個故事。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表忠心”的重要。我暗自慶幸,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長,讓我這個不會”表忠心”的人大大放下心來。他對世俗觀念的脫落不屑,令我心生敬佩,產生很強的親近感。

我就這樣進入中南海,在紫陽同志身邊工作了 4年,1984年10月離開。此後,又經常看望他。感受他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是我一生最珍貴的回憶。

一、

紫陽同志不大象黨的第一代領導人習慣夜間工作,他作息基本正常,夜裡事情不多。鮑彤熬夜慣了,愈晚,精神愈健;我那時年輕,不知累,便同他常做競夜之談。鮑品評人物,針砭時事,談詩,談文,談掌故,信馬由韁,是我秘書生活中極富情味又格外受益的一段體驗。

記得一次夜談,鮑說,小平同志的思想,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一句叫解放思想,一句叫實事求是;耀邦同志較多地體現了第一句話,紫陽同志較多地體現了第二句話。這個說法,在當時看,非常形象。

當然,堅持實事求是,首先要解放思想。不破除傳統的思想觀念的束縛,何以能正視實事,從實事而不是觀念出發求得真理(是)呢?以紫陽同志晚年思想上達到的境界,他又何嘗不是歷屆中共領導人中思想解放最徹底的一個?因此,鮑彤的意思,換一句話說就是,趙的解放思想,在80年代,並不是以敢言,而是以徹底的實事求是精神體現的。

1980年是農村改革的關鍵一年,黨內關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俗稱”包產到戶”的爭論達到高點。78年全國大面積旱災,少數貧困地區為生產自救,將土地分包到組、到戶,一年即解決了溫飽問題,於是帶來較大範圍的仿效。黨內高層相當一部分人未能擺脫毛澤東有關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一貫思路,強烈反對;贊成者是少數,其中不乏把它看作救荒的臨時措施。基於這種現狀,中央對”包產到戶”的表態,一直謹慎,十一屆三中全會和79年9月的四中全會的有關文件,都對它明令限制。

80年2月,在安徽大膽推行”包產到戶”的萬里出任國務院分管農業的副總理。5月,小平同志讚揚了安徽的”包產到戶”,指出現在農村工作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風向開始轉變,但高層的阻力依然。趙進京後,如何把握這一政策方向,成為他思考的重點。

和萬里在安徽一樣,趙在四川農業政策上的撥亂反正,是走在全國前列的,提出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甚至早於安徽。他曾對我說過,對”包產到戶”,他與耀邦、萬里同志大方向一致,但做法有所區別。胡、萬對”包產到戶”敏感性強,義無反顧,很有擔當。趙則表態相對謹慎。

我當秘書前結交了一批志向相同的年輕人,其中有鄧力群的兒子、經濟學家鄧英淘和後來組建農村發展問題研究小組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陳一諮。共同的插隊經歷,使這些人對中國農村問題十分關心,組成不同的讀書小組,討論極其熱烈,結論有時也相當超前。記得79年我和鄧英淘共同構思一篇對人民公社制度反思的文章,得出結論,黨的農村政策應該回到合作化前,跟陳一諮一說,大家都笑了:這樣的結論,近似反動,誰還敢寫成文章?80年7月,陳當時以農經所助理研究員的身份去安徽調查”包產到戶”,回來大為興奮,積極鼓吹,我理所當然地成為他的擁躉。

到了趙身邊,幾次和他聊天,話題都扯到”包產到戶”。對他的立場,有點兒急,也有點兒好奇。以我的書生看法,農民掌握自己土地的生產經營權,是他們的天然權利;又講插隊時聽到農民對集體生產的牢騷,我爺爺對合作化的不滿……爺爺是抗戰時期的黨員,貧農,解放區土改後成為新上中農,合作化使他心灰意冷;奶奶是個農婦,搞不清政治,天天歌頌八路軍(分給土地),罵共產黨(強迫入社)。趙聽了只笑。其實,他出身農家,又在省里長期負責農業工作,怎能不了解農民的想法?

很快知道,紫陽同志關心的,是怎麼做的問題。

那時的困擾是三個:一是黨內,主要是中央、農口和一批一直負責農業(往往是第一書記)的地方大員,思想不通,阻力很大;二是歷史上”包產到戶”在落後地區推行,效果明顯;先進地區從未實行過,在先進或半先進地區有無優越性,尚無把握。三是全面推行,是否會影響未來農業的專業化、集約化經營方向,阻礙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對於黨內高層的阻力,趙完全用事實說話。這些同志長期居於高位,即使原來與趙平級,也大多資歷更老。我在旁觀察,擔心”包產到戶”的,多是苦口婆心,趙認真聽;哪怕言辭激烈的,趙也不慍不惱,只提問題,絕不交鋒;也從不提”左”、”右”,不談理論,只講實效。總之一句話,你想不通,就等,讓事實教育。方法既圓熟又實在,真是高手。

對於是否普遍適用的問題,趙和我們幾個秘書私下裡講過,他心裡有幾條杠杠,一是發達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固,適合機械化大生產的 ;二是中間地帶;三是貧困落後地區。貧困地區,吃不飽肚子,”包產到戶”見效最快;中間地帶拿不準,要看;先進地區原則不搞。毛澤東講,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從80到81年,趙一直在考慮政策區別的問題。

區別還是要從實際出發。81年1月,我隨紫陽同志去湖北、河南、山東考察,基本上看的是中間地帶。所到之處,一片喜氣洋洋。農民群眾和基層幹部已開始自發推行更直接的責任制形式――”大包干”,實踐下來,增產效果非常明顯。趙聽了十分高興,決定對中間地帶實行”包產到戶”不設限制,群眾要求這樣的政策再給三年,他當場同意。

對於在實行”包產到戶”的同時,如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趙想了很多辦法,主要是推進專業承包。等到他經過調研,確實看到分戶經營反而為商品經濟打下了物質基礎,就放下心來。但趙始終專註農村商品經濟的建設,在”包產到戶”全面施行之後,更是如此。

對先進地區包產到戶”的放開是81年底。趙去黑龍江考察,認為象東北平原這樣適合機械化大生產的地方,”包產到戶”同樣顯示了強大的適應性和生命力,於是寫信給中央,建議讓群眾自願選擇,不再區分不同地區不同(責任制)形式,給正式承認”包產到戶”最後定了調子。於是就有了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結束了”包產到戶”3年,其實是30年的爭論,使農業的家庭承包生產責任制,成為一個長期穩定的制度。

“包產到戶”是影響到8億農民,關係到國家根本的重大政策變革。當年毛批判”包產到戶”,打擊了一大批幹部。80年代重新推行,沒整一個人,沒搞任何政治運動,從解決人民的疾苦出發,以事實說話,不問政治立場如何,不講理論是否正確,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讓大多數幹部從反對變為誠服,使中國共產黨人樸素地回到唯物主義,也給後來的經濟改革,提供了絕大的信心。它的意義,怎麼說都不過分。

“包產到戶”的成功,得力於鄧小平的堅定支持,得力於萬里的中流砥柱,得力於胡耀邦的高屋建瓴,也得力於趙紫陽在其間貫徹始終的徹底的實事求是精神。

作為一個擁護改革但難免燥進的年輕人,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中央層面重大決策的全過程。有時在想,這個過程,是否可以再推進得快一點?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既是實事求是,就必須有一個讓事實逐漸展開的過程,調查研究的過程,掌握細節和反證的過程,等待結果的過程,稍一操切,就容易以假設和先入之見代替事實的求證;再有,政策總是由廣大幹部推行的,用事實說話,而不是以勢壓人,用理論唬人,給幹部時間覺悟,最終調動絕大多數的積極性,這才叫”自己教育自己”。這樣看來,實事求是就不僅是認識論,也是高明的領導藝術了。

當時中央之開明有一個例子,就是翁永曦的提拔。翁在農委工作,有觀點,善表達,非常出色。趙很重視他的意見。83年由萬里提議任書記處農研室副主任,三十五歲副部級,是破格提拔。而翁相當一段時間是反對”包產到戶”的。若在以前,就是政治立場問題了。

二、

越了解紫陽同志,就越奇怪:他是高中學歷,參加革命後,幾乎一輩子都在政務繁巨、一言九鼎的領導崗位上,卻是一派學者風格。這不僅僅指他的虛懷、謙和,而是指他的極其科學、嚴謹、開放的思維方式和他對理論的關注,在中共領導人中,實不多見。

不象耀邦,趙太忙,沒有時間多讀書,但他對理論問題有特別的興緻。我講的理論,並不是當時黨內常用來給人劃框框扣帽子的理論,而是對經濟改革可能產生啟發、借鑒的著述。

初到紫陽處,他見我對經濟理論有所涉獵,曾讓我讀些重要的理論書籍,拮其要點,供他參考。研究、情報部門上送的有關介紹,幾乎都讀,也讓秘書讀,聽大家的議論。較為注重的,都與經濟改革有關,如當時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經改革的理論探討、西方經濟學主要流派和新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傳統模式的批判等等。我們現在開始反思GDP主義,其實,趙早在81年就相當關注幸福指數的提法,對單純強調GNP(國民生產總值)有所疑慮,思想之超前,可見一斑。

聽紫陽同志談話,並不見他引經據典;他琢磨理論,也只是為他提供新思路、新依據。當年黨內大多數經濟理論工作者,提起西方經濟學多一臉不屑。趙則不然。他看重西方經濟學實用的一面,從不用馬列的框框去套它。後來的年輕學者開始學用這套語言跟他對話,由於有這個基礎,加上對實際經濟運行的熟練的把握,溝通就非常容易。與國外經濟大家的對話,更是讓聽者折服。

89年,美國金融家索羅斯訪問中國,趙接見他。原準備是一個小時,結果談了兩個半鍾。我因為曾負責他資助的”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的工作,和他相熟。會見後,索找我聊天,感慨異常,說他見過蘇聯、東歐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趙對經濟問題的見解,無人可比;在他眼中,趙簡直就是一位大牌經濟學教授。據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見過趙後,也有同樣的慨嘆。

87年7月,我去了美國,後來到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院,主攻政治學。在那裡領教了什麼是西方大牌教授。

上美國教授的研討課(seminar),你提出一個論點,擺出一堆論據,教授就引導同學拚命提問,一句話,就是想盡辦法對你的論點”證偽”,讓你不斷修正你的”假說”邊界,使論點愈發精確。越好的研討課,詰

問就越無情,同學還留情面,大牌教授絕不,難堪到你想哭。很奇怪,看了這樣的討論方式,會想起趙。

給趙彙報是一件難事。正式會議還好,比較留面子;形式越隨便,提問越尖銳,只不過答不出來,也不指責。他喜歡在詰

辯中理清自己。假如在心中已有了一條思路,他往往會立足於對立意見,對自己的思路,提出種種詰難,看起來是反問別人,其實是反問自己,你把他問倒了,他從善如流,絕不先入為主。開趙的討論會,真有點象美國大學的研討課。

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在他的文章《三次近距離與趙紫陽接觸》中講,他當年隨趙外出考察,參加趙主持的調研會,對趙的風格有相當生動、準確的觀察:

“我很快發現,趙越感興趣的地方,反問就越多,……這與我後來遇到的好教授的風格很一致:你講的東西他不感興趣,他才不來問你。另外,反問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過、但沒有清楚說出來的意思擠榨(squeeze)出來。”

除了擠榨,還要求你深思熟慮,論據充分,立論堅定,否則經不起這樣的反問。如此,就難為了黨內習慣彙報前先跟領導對思路(即”對錶”)的同志。

我的父母有一位老戰友,看着我長大,是個部級領導。一次隨趙外出考察,研究東北老工業區技術改造投資體制問題。走前問我,趙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思路,我大意了,就做了簡單介紹。看樣子這位伯伯按趙的思路準備了彙報提綱。火車上彙報,我聽會,剛開了個頭,趙就給了他一連串反問,伯伯一陣慌亂,不知所措,沒有再講下去。我暗中着急:反問並不是不同意。趙就是這樣,就是你的意見完全跟他相反,他也絕不會對你生出成見;你沒有定見,反而會觀感不佳。伯伯已經離世多年,這是我一直對他想說而沒敢說的話。

紫陽同志的這種思維方式,黨內許多同志,特別是老同志是跟不上的。於是有趙”善變”的說法。他善變嗎?我知道,一旦經過充分調研,反覆辯析,他真正想清楚,做了決定的事,他一定是義無反顧。

88年初,趙提出著名的沿海發展戰略:從學習”四小龍”的經驗入手,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將沿海的1億到2億人口投入國際市場,即大進大出、兩頭在外,開展國際大循環。這套思路,在廣東工作時就已見雛形,改革開放初期即開始醞釀,又到沿海各省深入調研;加之有四個經濟特區和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的先期試驗,應該是相當成熟了。可是,提出之後,卻質疑聲不斷。

直至89年1月,我從美國留學回來,還可以聽到一些中青年學者的不同聲音。很快,經濟學家楊小凱寫了一封信,找上我,讓我轉交紫陽。信的大意是,以中國的人口規模加入國際市場,最終會破壞國際經濟結構的平衡,造成全球資源緊缺,導致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等等。我也覺得有一定道理,就帶着信去見趙。趙正在看文件。等我簡述了楊和其他學者的意見,趙盯着我,緩緩地說,這些意見我都知道,不聽了。事一定要做……那份決絕,很少見到。

這麼多年過去,現在誰還看不明白?沿海發展戰略讓中國贏得了20年以上的和平發展機遇,對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是80年代最富遠見也是最成功的經濟戰略設計。當人們每每得意於中國坐擁數萬億美金的外匯儲備,躋身世界第二的GDP時,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陽同志那天的回答……

三、

當秘書前,和一位在北大考古系讀書的朋友聊天。他問我為什麼要去當秘書。那年頭,不象現在,當幾年秘書出來就搞個要職,哪有那個想頭?

我說,早想好了:一個是,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了,這樣重大的歷史變革,能在主持者身邊看戲,多難得的機會!再一個,認識許多熱心改革、有才幹的年輕人,能不能給他們些機會,把他們引薦到趙的身邊?

進去以後發現,紫陽同志其實很想聽年輕人的意見。那年8月底,當時尚未成名的所謂京中”四君子”,翁永曦、黃江南、朱嘉明、王岐山給中央寫信,建議經濟工作”抑需求,穩物價;舍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得到陳雲的讚賞,批轉給趙。趙看到文件,問我,我說認識翁永曦,將他的情況作了大致介紹。隨後,通知他們當面來談。

時間大約是九月初,由黃主講。朱、黃是社科院經濟所研究生,已經開始使用西方經濟學的邏輯語言,這套語言,口述起來,是有難度。黃本來就有點緊張,講着講着,忽然邏輯開始錯亂,一時語塞,汗就出來了。趙笑了,馬上讓他停下來,喝口水,然後幾句話,洒脫地將彙報轉為漫談,氣氛變得輕鬆起來……這應該是他到北京以後第一次和自發組織的年輕人就國家大政方針進行的對話。

記得在83年前的一段時間,有幾個年輕人的意見趙聽得較多,如農委的翁永曦、計委的宮著銘、體改辦的徐景安、價格中心的田源等,對他們的建議都有批示,其中翁和宮與我聯繫比較密切。我也結識了一些思想活躍的青年,如四君子中的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和楊小凱、唐欣、周小川、朱平壤、徐沖等。認識最多的是參加農村發展問題研究小組的那些朋友。

發展組開始完全是年輕人自發成立的研究團體,前期得力於鄧力群的支持,主體是77、78兩屆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文革前的所謂”老三屆”,多數有上山下鄉的經歷,了解農村,對中國農村問題有較深入的思考,充滿理想主義。主要的組織者是陳一諮。

我75年由鄧英淘介紹認識了陳。當時他作為北大的”反動”學生,下放到河南農村。此人早年經歷跌宕起伏,抱負宏大,交遊廣闊,對中國的現實問題有深刻的思考,感召了一批年輕人,包括我。80年他準備籌辦發展組,前期會議我就有參加。後來成為骨幹的,除鄧英淘、白南生我早已熟悉,包括王小強、何維凌、羅小朋、王曉魯、周其仁、楊冠三、孫方明、白南風、白若冰等,都是那時結交的。以後,組裡有大事,他們找我,我也盡量參與。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成員之一。

發展組80年9月正式成立,81年暑期全組赴安徽農村調查,搞出一份滁縣地區”包產到戶”的調查報告。記得報告剛剛印好,還未從正規途徑上送,陳一諮就打來電話,要先送一份給我,讓紫陽”第一時間看到”。

趙很欣賞滁縣報告,批示說,這個報告把”包產到戶”的事說的一清二楚,建議轉發給有關部委和各省領導參閱。其他中央領導也紛紛給予讚揚。報告系統地回答了一系列困擾決策者的問題,調查方法嘗試多學科、多層次,覆蓋全面,有大局觀,對策實際、清晰,比當時正規研究部門的報告的確高出一籌,對中央關於”包產到戶”的決策提供了很大幫助。這以前,我在與趙閑聊時,提到發展組和這一群年輕人;從這時起,趙開始注意他們,農村改革有關問題的討論,都讓他們參與。

83年春夏之交,陳一諮因長時間緊張亢奮,操勞過度,終於不支,神志也受到影響,有人說他”瘋了”,於是退下來休息。許多惜才的人很關心。記得王岐山和唐欣曾找我,商議如何幫他。陳後來轉為半休息,那時他的興趣已經轉移,在考慮全面改革的問題了!

84年,經濟改革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許多理論和現實問題亟待研究。國家體改委負責常務工作的安志文建議體改委之下搞個研究所,報給趙。趙起初並不同意。這之前,我也曾就如何更好地使用這批年輕人一事同趙閑聊,我的意見是分散下去,適合做官的去部委司局,適合研究的去政研室或學術機構,他覺得有一定道理。後來,在安的堅持下,紫陽對研究所的事終於首肯。安志文想以中青年研究人員為主體,問鮑彤,趙聽到就講,湘魯跟他們熟,去問他。

我推薦了陳一諮和王小強。我記得是這樣說的:陳是組織長才,但(實證)研究不是他的強項;王善於鑽研,思路清晰,發展組裡多數重要文章是他的手筆。關鍵是兩人過去在發展組配合得最好,可以搭檔。鮑經過考察,同意這兩個人選。後來鮑又同我商量,讓他倆各陪紫陽外出一次方便了解。王8月隨趙赴安徽等地考察,給趙留下很好的印象,幾次同我說起;陳11月跟趙去了廣東。後來見趙,倒從來沒聽趙提起他。

84年是一大批77年後考入大學繼而續讀研究生的年輕人開始畢業的一年,他們成為經濟改革研究的新鮮力量。9月上旬,由朱嘉明、黃江南、張鋼幾個人提議組織,以《經濟學周報》、《經濟日報》等多家報刊和浙江省社科院的名義發起,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批中青年學者齊聚莫干山,為經濟改革獻計獻策,史稱莫干山會議。與會者除發展組等已參與體制內改革討論的人員外,以這批研究生為主力。陳一諮沒有到會,但是幕後重要推手,極力鼓動我出席。我將開會的消息報告了趙,他很感興趣,讓我去聽會,並請張勁夫那裡也派人參加。

勁夫同志派他的秘書、我的老同學孔丹和我同去。我們上山時,會議小組討論已經基本結束,進入總結階段。孔丹和我選了幾件比較重要的意見建議(論文),記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糧食統購統銷和華生等人整理的關於會上價格改革的綜合意見等,先到杭州向勁夫彙報。然後,我回到北京,報告了紫陽。

莫干山會後不久,我離開趙的身邊。發展組一部分人跟隨陳一諮、王小強去參與組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之前籌備班子已建立),另一部分人組建了農村發展問題研究所(農發所),由王岐山任所長。陳再辟天地,風雲際會,體改所的工作一下子就搞得轟轟烈烈。分管體改所的高尚全很開明,給他相當的自由。無人摯

肘,對他很重要。

大概從體改所之後,趙重視年輕人的說法加強了。陳一諮廣攬人才,集合了一批優秀的青年研究人員,平均年齡只有27歲,做出很好的成績。以趙的開放、敏銳、求實和寬容,比當時黨內任何領導人都易於與青年學者溝通,年輕人自然願意靠近。陳的考慮更複雜些。部分是為了破除體制障礙,方便工作和吸引更多人才,體改所本已有趙的色彩,他要刻意加強。

紫陽同志在人事問題上相當超越,除了身邊直接為他工作的幾個人,很少有”某某是我的人”這樣的想法。他重視體改所的意見,也重視農發所和其他年輕研究者的意見。而且,經濟問題的大主意,都是自己拿,別人的意見聽得很多,但不被左右;有時自己的想法先不說,借學者的文章引路,發動黨內思考,是他的領導藝術。

年輕人春風得意時,容易驕傲,每每堅持自己的意見,搞得黨內有人不舒服,又都說是趙的人,於是就有了物議,其實是針對趙。趙聽了,並不介懷,這又是他的風格。

89年春夏那場風波,體改所全體堅定地支持紫陽同志的立場,大義當前,毫不含糊,不愧為改革的中堅力量。但陳一諮後期去鼓動絕食學生不離開廣場,至少策略上講,是錯的。

陳本底上是革命家,政治抱負強,有偉人之志,是生錯了時代。他想做的事,超過體改所的範圍。我講過,他早生五十年,或許與毛澤東有一拼。六四後他去了法國、美國,主掌民陣,成為名副其實的職業革命家,倒真回歸了他的本原。

趙反對戒嚴,辭職後,被終身軟禁,齎志以歿。體改所徹底改組,人才盡散。當年的種種回憶,猶在眼前。已故的原體改所微觀室主任、經濟學家、我的好朋友張少傑與紫陽同志之間,有一段趣事,大家仍津津樂道:一天同趙開會,少傑發言,趙反問,大概把他問急了,這位”輕狂”書生失口叫道:”紫陽同志你不懂!”話未落音,舉座皆驚。只見趙毫無慍色,笑着說,”那你說嘛,……”失儀之罪,消於無形。這種領導人與青年學者的關係,今天還有嗎?

四、

80年代前期,我在時,紫陽同志曾說,”我主張經濟上開放一點,政治上保守一點,和耀邦同志有些區別,他主張政治上更為開放。”其實,趙私底下一直在思考黨和國家的政治前途的大事。我感覺,只是當時他的想法尚不成熟。沒想好的事,寧可慢一點做,在他,是一貫的。

翻看筆記,找到趙三十多年前即80年9月的一段話:”僅僅解決了人民生活問題,生活富裕了,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全部目的,社會主義還應該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必須十分珍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對社會主義有更為重要的意義――資產階級民主是社會主義的起點,請注意這一點……”今天讀,是不是仍有意義?

86年,鄧小平繼80年後,第二次提起政治體制改革,最後責成紫陽負責此事,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制定方案。小組下設辦公室(政改辦),鮑彤為主要召集人。又一批富有才華、善於思索的中青年集結在趙的身邊。

政改符合歷史潮流,受到黨內外知識精英的熱情擁護。當然會有阻力,人們寄希望於鄧,就像後來價格攻關也寄希望於鄧一樣。胡啟立講,”有小平為我們做主,現在不解決什麼時候解決?”鄧成為人們信心的來源。

可惜鄧在政治改革的目標上並未想清楚。80年講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還講”我們以後再不能搞一黨治國了”,不是和之前提的”四項基本原則”針鋒相對?86年講黨政分開,如果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黨政能真的分開嗎?講黨內民主,後來又警告,”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到了89年,就變成”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們什麼時候能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才是他的真心話。最後鄧讓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保證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工作”,即提高效率了。

提高效率就是還要集權,而所謂民主,卻一定要從限制權力開始。人們必須明白,民主的目的,既不是要實現完美的施政,也不是要提高施政的效率,而是要讓授權者將權力置於制度化的監督和限制之下,把權力放進籠子里。授權者是誰?當然是人民。十二屆七中全會原則上通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雖基於當時的政治現實,”不敢以民主為基調”,沒有涉及人民授權的機制設計,卻體現了開放和限制權力的深刻用心。對比鄧的真實想法,能達到這樣一個結果,已經是煞費苦心了。

《設想》是中共歷史上第一份嘗試自我限制權力的文獻,開了黨內民主的先河。趙作為總書記,首先將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關係制度化,削弱書記處和總書記自己的權力,這份民主精神,哪裡是以往黨內所謂”聽取不同意見””善於團結同志”一類”民主作風”可比的?《設想》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事業的意義,絕不亞於趙為經濟改革所作的建樹。

最初接觸紫陽,就覺得他平易近人,毫無架子,那份謙和,絕不是”做”出來的。見到逢迎的人,他顯得難受。二十一歲做地委書記,三十多歲做省委書記,封疆大吏,手握重權,權力怎麼對他沒有侵蝕呢?奇了!一次聊天,他說,權力是什麼,就是服務、辦事嘛!文革時各地成立革委會,有的地方把一把手叫做第一勤務員,二把手叫第二勤務員,挺有道理……又說,67年初,造反派到處奪權,其實是毛的意思;他同其他書記商量,把省委辦公廳的印章交給造反派。底下打電話給辦公廳,問春耕生產如何布置,那些(造反派)大學生哪裡懂,還得靠邊站的幹部來安排……辦不了事,權有何用?後來聽說,這次交權,黨內不少議論,一些老資格的領導同志問,權怎麼可以交?那是另一種對權力的看法。

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特點,就是對權力從來當仁不讓。黨是這樣,人也受影響。只覺得自己高明,怎麼會放棄權力?加上中國專制久了,文化里殘留了對權力的崇拜、逢迎,處處給權力開綠燈、讓利益,不做官,部屬家人都不幹。戰爭年代的理想主義,不多見了。

這樣看紫陽88年關於常委輪流做總書記的建議和89年毅然辭職又絕不檢討、對權位毫不在意的舉動,不得不感慨他的偉大。一個從極權向民主轉型的國家,就需要一位不貪戀權力,不以專權樹威,不以擅權為樂,敢於還權力於人民,懂得制權力以法度的領袖。如同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樣,對中國的政治改革,趙八十年代出現在那個位置上,好像是上帝的安排。

其實,說到底,又是鄧小平的安排。

五、

紫陽同志剛到中央時,對身邊人經常講一句話:”不要拿我和老一輩革命家比,不要跟周比,也不要和小平、陳雲同志比;我是做具體工作的。”他特別尊敬鄧、陳,尤其是鄧。鄧對他的信任是空前的。沒有鄧的信任,就沒有他在八十年代開放改革中所做的建樹。終其一生,他感謝鄧。

81年春天,金日成秘密訪華,鄧、趙一行去瀋陽火車站接他。金下車跟鄧握手寒暄,我剛好在鄧身後,聽他說,我已經決定了,今年就退下來,讓年輕同志上……金馬上說,你不能退,不要退,別人不行。鄧一句不答。他怎麼會聽”家天下”共產黨的話?在廢除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終身制這件事上,他是堅決的,沒有私心。

過了兩天,聽瀋陽市的彙報,鄧講了話。先問人民生活,就回憶65年來時的菜價,豆角多少錢一斤,小白菜多少錢一斤,記得清清楚楚!接下來談幾個問題,我記錄下來,一看,哪裡還要整理,一字不易,就是一篇好文章。77歲的人,不拿稿子。不曉得當年要有多能幹!

可八十年代幾件具體事,就辦得粗糙了。譬如嚴打,搞成了政治運動,量刑過嚴,錯判不少人;洋躍進鄧也有點操之過急。我看是下面執行的人負責任多些,按傳統做法,上面急,下面就用政治運動方式敷衍,只有表面上的轟轟烈烈,效果並不理想。

經濟改革為什麼比較順利?因為鄧大思路清楚,信任紫陽。趙自己有點子,沉穩,絕不操之過急;有話也敢跟鄧說。經濟改革,有人說,鄧不是偉大的改革設計師,而是偉大的批准師,很對!偉大的批准師更不簡單,要擔責任。

88年,我在美國讀書時,國內有學者提出”新權威主義”,說,改革需要高度權威,不然不足以打破來自舊體制的阻力,等等;還講,這個觀點,得到趙的支持。我回國後,問趙,他說,這不是我的意思,但小平同志贊成這個看法。

你仔細想想就知道,當年改革的擁護者們下意識里就給鄧和趙分了工。平時由趙做事,到了改革難點,譬如價格攻關和政治體制改革,就說”趁老人在”、”趁鄧在”,意思是這時讓鄧”權威主義”一下,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其實滿不是那麼回事。

當年價格攻關,本來價格改革就不是用黨的權威,用行政力量可以推動的。計劃式的一次性修正價格也不能達到穩定市場的效果。大家讓鄧”權威”了一下,結果”權威”得不對。我猜想,這可能留下心理陰影,是”六四”前一段時間裡鄧始終不想出頭的原因之一。

政改《設想》和十三大,儘管鄧有”是不是也搬了一點三權鼎立?”這樣的疑問,還是堅定地給了趙背書。黨內保守力量的反對受到壓抑。

89年的學潮,我們不妨做一點假設:假如鄧聽了金的話,仍坐在黨的最高領袖的位置上,學潮早就被鄧用傳統方法壓下去了(趙就是反對,也沒有直接責任),名正言順!那麼,廢除領導終身制的大事由誰、又會是何年何月來做?鄧廢除了終身制,以身作則,不當最高領袖,功莫大焉!雖不在其位,還是黨內最高個人權威。所以,十三大政治局內部決定,大事仍由鄧拍板,請他為改革保駕護航,當總批准師。結果戈爾巴喬夫來時,趙告訴戈,鄧是真老闆,才知道真老闆是不讓說的。拍板歸拍板,不能擔責任。”六四”不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並不全怪鄧,這是中國特色。中國的權力文化,讓個人權威凌駕於職務權力之上,可沒有職務又怎麼擔當責任?名不正言不順。遇到大事,一定會亂。於是造成了趙的悲劇,黨的悲劇,國家的悲劇,難道不也是鄧的悲劇?

那年5月,我也曾參與同鄧家的溝通,希望能消除老人家對趙可能的誤會,最終沒有結果。紫陽一直到臨終,對鄧的誤解,都抱有深深的遺憾。後來讀書,看到周恩來在文革時講過,中央最大的政治,就是處理好和某人的關係時,想起這段歷史,不免感喟:如果我們的中央政治依然停留在處理好和某人的關係時,那會是怎樣一種脆弱的中央政治啊!

當然,歸根結底是兩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鄧要專權治國,趙有民主情懷;一個代表了中國的”過去”,一個代表了中國的”未來”。”過去”和”未來”銜接得好,向民主的和平轉型就成功;銜接不好,”未來”就被”過去”扼殺;或者,去革”過去”的命。

拿破崙說,政治即宿命。信然!鄧和趙的完美配合,帶來中國改革的黃金時代;鄧和趙最終分道揚鑣,是中國的宿命。

紫陽反對戒嚴,堅持不做檢討,我知道了,想了很久。這就是他一再說的,經過了文革,再也不能做違心的事了。求仁得仁。”六四”後,有老朋友到美國找到我,說趙壞了共產黨的規矩。共產黨的規矩,是凡人都要檢討。當然,就是檢討了,說”永不翻案”,以後再翻案,也沒什麼了不起……那還堅持真理幹嘛?德國社會學家韋伯講,政治家有兩種倫理,一種叫信念倫理,一種叫責任倫理,責任倫理同意你說”永不翻案”轉臉就翻案,因為你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責任”;趙選擇了信念,信念就是要堅守底線,堅持自己。

這就是政治家應有的政治道德,中國太需要這種政治道德是因為中國有太多的權謀和稻粱謀了。說趙沒有黨性,不對了,趙是要共產黨保持它永遠面向人民,勇敢面對真理的人民性、真理性。黨的人民性和真理性,當然要高於只認個人,不認人民,不認真理的所謂黨性了。沒有這樣的政治家,共產黨就沒有明天。

當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最需要這樣的政治家時,他卻已經不在了。

微斯人,吾誰與歸?

趙紫陽與秘書李湘魯

本文作者簡介:李湘魯是北京四中的老三屆學生,人民大學78級信息系本科生。他創造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紀錄,以“大二”在校生身份,成為共和國總理趙紫陽的秘書。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在一次長篇訪談中,回憶當時共和國總理與年輕一代學者的關係時,說道:“我不得不提到趙的兩個秘書,一個是人們熟知的鮑彤,還有一個是李湘魯。李湘魯是我們同代人。鮑彤和李湘魯都是才思敏捷,他們不斷地幫助趙發現新思想和新人才。”
1984年,李湘魯曾代表最高當局,出席後來影響深遠的年輕經濟學人大會師的莫干山會議。不久,李湘魯離開中南海,嗣後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進修。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風波時,李湘魯是被指責為幕後黑手的“三所兩會”(體改所、農發所、中信國際經濟所、中青年經濟研討會、政改研究會)中的中信國經所所長,幸及時避走美國免遭囹圄,從此淡出中國政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