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我同王丹媽媽走過的共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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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左右:王丹媽媽,陳獨秀女兒陳子美,林保華太太楊月清,林保華。

過去一年,我失去了多位真誠的朋友與長輩,因此心情不好。最後一位走的是王丹的媽媽。她是12月28日離開這個世界,讓我感到,在同時間賽跑中,我再一次輸掉了。

隨着年紀的增長,不但精力不濟,視力也大大減退,所以已經很少看書了。去年春天,王丹寄來他媽媽的回憶錄《走過那個時代》,我有非常大的興趣,因為她與我是同時代的人,一度還是大學讀書時的鄰校,她就讀的北京大學與我就讀的中國人民大學同在北京西郊的海淀區,搭公車兩站路,走後門一站路。 2019年我出版了我的回憶錄《我的雜種人生》,兩年後她出版了《走過那個時代》,我就很想知道她是怎麼寫我們共同經歷的那個時代。

然而因為當時我在準備為中共百年做些事情必須在7月1日前完成,所以這本書只能先放在旁邊。豈料事情做完不久,驚聞余英時先生猝逝,為寫好紀念先生的文章,我趕緊把早買好而還沒有看的《余英時回憶錄》看完,才看王丹媽媽的回憶錄。此時又傳出習近平要在19屆6中全會搞什麼歷史問題決議大肆吹捧中共與自己,於是我又決定把口述的“中共百年”做了許多補充化為10篇文字,迎接習近平的六中全會。這事剛做好,有朋友建議我應該集結出書,正在考慮與安排這件事情時,又突然傳來王丹媽媽因為腦出血而逝世,而對她的回憶錄居然隻字未寫,實在非常自責,因為她來不及看我寫的書評了。我相信她一定很想看,因為我們幾乎是同一個專業,又有許多共同語言。然而這事已經成為永遠無可彌補的遺憾了。

與王媽媽第一次見面是在紐約。王丹保外就醫來美國後,他的爸爸媽媽到美國來探望他,在紐約就住在我們家裡。那時一聽到她的名字叫“王凌雲”,就立即想到《水滸傳》里宋江在潯陽樓題反詩中的那一句:“他日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他們是山東菏澤人,菏澤乃古曹州,黃巢就是曹州人氏。會為小孩取這名字,該是知識分子家庭。也還好他們家裡不是黑五類,否則這個名字在文革期間也會被追究是野心家或欲圖謀反,雖然那是在民國時代取的名字。刊於我的回憶錄首頁、我的外曾祖父瑞澄的“標準相”,就是王媽媽幫我找到的,實在感激不盡。

由於王媽媽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工作,我們帶他們去探訪中共創黨書記陳獨秀的小女兒陳子美,後來她寫了一篇“對陳獨秀之女的一次訪問”在北京發表。王丹在台灣任教期間,他爸媽也來台灣探訪兒子,那時我們也已經移居台灣,所以又見了面。

王媽媽比我大三歲,然而因為戰亂,她讀書比我晚,我們同一年考大學,她考上北大,我則落榜在華僑補校補習一年。以後她因病休學一年。她就讀的菏澤一中當時高考成績是全國第二,她又是書香之家,考進北大也是理所當然。她把高中時代的生活描述為“快樂時光”。但是也是1955年的肅清胡風暗藏反革命集團運動及以後的反右,菏澤一中也受到摧殘。

大學生活可說與我重疊。我們都經歷過中國這個大動蕩的時代,在中共編寫的歷史中,這個時代被嚴重歪曲,一些經歷過這個時代而慘遭迫害者,有許多寫過相關的回憶錄,但都局限在政治運動與他們受迫害情況。要如何認識那個時代的基本面貌,一直是我寫回憶錄的動力,以一個“芸芸眾生”中間人物的身份來個全景式的描述。當然,也只能是我們生活的這個階層,無法涉及各個領域、各個階層。但是能夠寫出某個角落,某個部分,讓後人了解,也是對我們所走過的歷史的負責。我與王媽媽能夠不約而同寫出我們的回憶錄,大概也是因為我們都是學歷史出身的吧。

我的專業是中共黨史,比她的歷史系有更強的革命性,也影響我的文字;在性別上女性偏柔我偏剛,所以看她的文字比較和順。令我意外的,她還喜歡寫詩,在她經歷的不同階段,她有留下若干詩句,限於當時的認識與環境,寫的詩當然是“歌德”派。我沒有詩人的氣質,大躍進是被迫寫口號詩,一過就全扔了。我更不及的是,王媽媽一直有記日記,所以對每個事件都有具體日期與敘述。而我只能記下大致月份和事件內容。我在經歷大學裡的政治運動以後,畢業分配到上海時,我以箱子不夠裝,處理了一批衣物,趁機當眾燒掉五本日記本與其他廢紙。這個決定非常正確,否則文革期間被抄家兩次,即使我寫的日記也是歌功頌德,紅衛兵也會無限上綱給我定罪,因為我訂閱多年的《新華月報》裡面有劉少奇的圖片沒有撕掉,也被紅衛兵質問是否等待劉少奇復辟。

王媽媽的大學生活比較平穩,反右那年她因病休學在家,而我卻是批判對象,所以以後的日子她比較平順,我則是夾着尾巴做人。而整個學校生活,北大多學術,人大多政治,氣氛也很不相同。也因為人大多政治運動與下鄉,尤其我們這一屆是首屆,因為“大躍進”而縮短一年學制,所以我們許多課程就空掉了。在保證黨史專業下,其他課程被犧牲,中國歷史只學到唐代,然後是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世界歷史只學到中世紀史,然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自學。如果不是我因為愛好歷史,業餘看了一些中外歷史書籍,我的知識面就會有很大缺陷。然而王媽媽的北大,在畢業以前還突擊給他們補上以前的缺課。

畢業以後王媽媽分配到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工作,那是令人羨慕的單位,但是她更喜歡教書,一直到退休。我則分配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四年後把我踢到化學工業局的半工半讀學校,連降幾級。北京是首善之區,所以都要帶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她去湖南農村,文革五七幹校她去江西農場,其中的艱辛難為外人道。那是比學生時代在北京郊區農村更加辛苦貧困。我缺乏這方面經歷,但是明白中共的那一套:一方面要我們向貧下中農學習;另一方面又利用我們去農村鬥爭別人。

我則因禍得福,在工業部門,就是在城市裡,即使文革在車間勞動八年,也是給我比較輕鬆的工作,每天可以回家。當然,王媽媽因為政治上沒有問題,但也不是熱衷政治的積極分子,所以比較平順;而我因為周圍家人親戚是“反動學術權威”,我自己政治教師的身份,所以一直生活在風險之中。

1976年以後,王媽媽經過了打倒四人幫的歡愉,我則開始享受香港的自由生活。其後他們的歡愉逐漸消失甚至發生六四屠城,而我則逐漸克服初到香港的種種不順而漸入坦途。六四以後王媽媽因為王丹被捕,經歷挂念愛子的思想煎熬,踏上到秦城監獄探訪“犯人”的艱苦路途,甚至成為白色恐怖下的“反革命家屬”被關押,健康受到損害。王媽媽尚且如此,兒女於六四被槍殺的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的遭遇更是不言也可知了。

我則托殖民主義之福,在香港避過災禍,再定居美國、台灣,還可以享受新聞自由而一再吶喊。我的回憶錄可以在台灣自由出版,她的回憶錄則只能拿到海外來出版。我可以指點江山,暢所欲言;王媽媽則在她的回憶錄中對這個年代的看法給予是非分明的評價,沒有埋沒暴政下做人的良心。

王媽媽還花了相當篇幅敘述中學時代的同學如何重逢相聚,共同回憶當年的快樂時光,王丹爸媽因為身在北京而有更多的機會好客,他們甚至回到母校大團聚,非常感人。回頭看看我們這些僑生,在中國分布各地,1970年代中期後大量在香港重聚;當時見到老同學,都在剛到香港這個陌生地方時為生存掙扎,我的感想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後來中共魔手再度插入,組織校友會,因為不是同班級而缺少感情等原因,還要爭相拍共產黨馬屁,彼此爭權奪利,不歡而散。這恐怕就是這個時代所謂“華僑”的劣根性。時至今日還不能吸取教訓,還不是活該?

願王媽媽安息。我們的人生先後都要走到盡頭了,剩餘的時光努力總結一下我們的經歷留給後代,糞土當年與時下的萬戶侯,讓後代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是我們應盡的責任。王丹也正在為紀念您而成立基金會來做更多的事情,為在中國實現普世價值而繼續奮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