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神話與解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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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網上說北京又要重拍紅色經典《青春之歌》,此類經典中還有一個《收租院》,其實它們都是毛鄧兩代用過的舊貨,今日中國青年大多陌生了,所以中共可以一再重寫和複製,構成它的意識形態、話語、符咒、神話、暴力。我有一篇解構的舊文,收入新書《晨曦碎語》將在下月出版。 】

一、文化符咒

無論從傳統還是現代化的角度來說,1949年以後的中國社會都是一個特殊的時空,人們在這個時空里失去了說話和思考的能力。錢鍾書說﹕「一個社會、一個時代各有語言天地,各行各業以至一家一戶也都有它的語言田地,所謂『此中人語』」。這種情形被中斷了。雖然在任何社會裡,話語的作用實際上就是使人不能在話語之外思想;而每個人所能說的話,也不過是權威性主體以這個人所能接受的方式在說話,但中國這三、四十年里,這個「權威性主體」象沒收土地等私有財產一樣,收繳了所有人具有其特殊歷史來源的「私有話語」和「邊緣話語」,並憑空捏造一個脹滿一切想象領域的「創世紀」,為統一人們的說話方式而製造出源於這個神話的「國有化話語」。

這個神話譜系當然不只是毛澤東「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神話,不只是兩萬五千里長征、青沙帳太行山抗日、轉戰陝北、大決戰等等(無非是抹去失敗的記錄製造常勝將軍),這些只不過是一個艱難卓絕並帶有傳奇色彩的來源,這個來源的輝煌使得以前的歷史哪怕幾千年都變為暗淡無光、渾如蒙昧,以至人們無法再去追尋哪怕更遠一點的來源,因此人們被先在地給與了一個極短的歷史前提,被攆進某種話語的第一層魔障﹕他們被架入一個超時空、超歷史的存在,使得他們可以藐視古人也不管今生今世地成為一種「新人」——其本質正好是「新」得沒有任何真實的歷史,沒有歷史包袱,無知並厭惡一切傳統。

這個神話譜繫到此並未結束,在製造罪惡感和懲罰模式(主要是在真實生活中讓「反革命」如同賤人般真實地生活給人看)的同時,又需製造「新人」的模型,至此,中國傳統的「聖人」製造術被創造性的接榫進來(這主要發生在劉少奇主政的溫和時期),「史前」打天下的英雄譜系,如抗戰之張思德、白求恩,內戰之董存瑞,韓戰之黃繼光、邱少雲(「老帥」式的英雄譜系反而是近幾年才製造的,因為沒有毛神話的禁忌了),被一個全新的「建設年代」的平民化的英雄譜系所取代﹕向秀麗(一個燒傷的女工)、劉文學(農村小學生)、雷鋒(普通戰士)、焦裕祿(縣委書記)、王進喜(產業工人)、陳永貴(農民)、時傳祥(城市清潔工)、邢燕子(下鄉知青)等等,完備到了幾乎為這個話語系統中「正當」的身分和各行各業都製造了對應的一個模型;由於知識分子身分的噯昧性,他們的模型是要到鄧小平時代才被「扶正」,於是後來又在這個譜繫上續了諸如錢學森(科學家)、張海迪(傷殘青年)、李燕傑(教授)、曲嘯(被冤枉的幹部)等等近乎被人調侃的「英雄」。饒有趣味的是,這個「權威性主體」如何仿照替自己編造「創世紀」,為每一位後來的「英雄」編織他們生世和業績的那些故事,如六十年代那部《雷鋒日記》的出籠記,應當是極精彩的中國現代演義。

不過,只靠這些神話譜系還不能組成一個語言的暴力體系。還需要製造一批「經典」構成話語的第二層魔障,即藉助一切傳播和藝術的手段,進入大眾想象、表意系統、情感宣洩方式等等淺意識無意識領域,用不是剝奪而是偷換的方式,把每一個「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經典」所供應給你的「標準件」﹕在人們的想象和表達的對象化為空洞之處,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異的意識形態話語。

這樣的「經典」或稱「本文」,最初只是一兩首民歌改編的小調,如「東方紅」,取自一首陝北情歌的旋律,將歌詞全部偷換掉,這竟是話語改造最標準的做法——將所指空洞化。後來就洋洋大觀,出產了大陸上曾經婦孺皆知的《白毛女》(從民間傳說到話劇、電影、芭蕾舞),《洪湖赤衛隊》、《紅岩》(都是從小說到電影、流行歌曲),《收租院》(從大型群雕到紀錄影片、博物館)等等,以及整個龐大的、有大師級人物(如老舍、茅盾、郭沫若)作為支柱的具有強烈感染性侵蝕性的所謂「革命文學」。當年法蘭克福學派所分析的「權威國家」象製造工業一樣製造「文化」,以及晚期資本主義的國家在一切生活領域裡的干預,比起中國大陸上的這種話語改造運動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因此,中國人在面對真實的暴力之前,已經被種種更可怕的潛在和無形的暴力修理過了,那些思想的暴力、語言的暴力、視聽的暴力、詞的暴力,等等,總之是精神上的閹割、拷掠、凌辱,使人退化、白痴化和精神分裂的各種被稱為「思想改造」的技術,都在暴力之外的一切領域泛濫,以至當人們真實地面對暴力時反而很陌生,也沒有恐懼感,象北京老太太們往坦克底下躺過去時,還真有點把那大兵當晚輩的氣勢,好象那不過都是小說和電影里的「子弟兵」娃娃。三十年的文化符咒使人們很難在官方給與的話語之外去思考和懷疑。民眾敢鬧「民主」的預設前提,恰好是認為共產黨是「民主」的。叛逆也是缺乏創造性的,憤怒的方式也是抄襲的。

二、解構

全能主義式政治消退了,但是人們卻無法走出那話語的魔障。人們滯留在那語境之中,除了依然不斷重複那種至少五級抽象的「暴虐的詞」便不會說別的話,除了「毛文體」便無法思考,除了那套神話譜系便尋找不到崇高、雄偉和真善美;連最古老的那些大象徵,如龍、長城、黃河,也都被塞進頂多五十年的淺近含義里,充當「革命」歷史的飾物和註腳。

真實的荒誕感應當發生在1978年以後,開放將中國人置於極度的尷尬,「世界中心」意識(「天朝上國」的現代版)的被嘲弄,整個神話譜系的漫畫化,神聖的光環消失了,一代青年的所謂「信仰危機」起初還帶着真誠的痛苦,不久也麻木起來,他們懷疑一切「意義」都被沾污了,他們一張嘴就覺得掉進陷阱,他們的反叛也找不到支點。便在這找不到精神源頭也失落了終極價值的狀態下,中國人的焦慮竟暗合了現代主義的真蒂。

於是一代知識精英對這段時空的解構,走了現代主義的道路。在經歷了一個短短的美術的傷感、文學的傷痕和電影的煽情之後,1985年出現的一幅油畫《李大釗、瞿秋白、肖紅》,以非情節的方式拼接三個毫無關聯的人物,幻化了虛假的「創世紀」也肢解了現實;另一幅《亞當夏娃的啟示》,則用西方的語言試圖尋求一個新的「創世紀」,隨之而起的所謂「85美術新潮」,以強烈反叛「主體中心」(即「高大全」、「紅光亮」的造神美術)的語彙來表現「不是畫什麼,而是怎麼畫」。文學則先是詩的朦朧,繼而是小說的尋根,都是先將「形式」從「黨」的內容中剝離出來,然後在這個屬於自己的「語言田地」里耕種,或回復「蠻荒」「過去」,或經營一方超越時空的「鄉土地域」,總之是跳出當下這個時空,漸漸重新釀造出「一家一戶」的「此中人語」。最能表現一個時代主流敘事模式、也最適合製造神話的電影界,在1984年也有三個年輕的所謂「第五代導演」,都跑到廣西電影製片廠,拍了三部與共產黨有關、卻又遠離現實的所謂「中國新電影」(《黃土地》《一個和八個》《蝶血黑谷》),一反經典電影那種以技巧誘騙觀眾跌進銀幕幻影誤讀意識形態的敘事語法,以顛覆性的鏡頭剪接打斷觀眾的窺視,遏阻神話的產生……。這樣,精英路線後來便邏輯地走向了「實驗小說」、「行動藝術」等消解意義的後現代主義。

然而,在八十年代中國的變異當中,精英路線不僅遭到知識分子正統派的抵制,也無法為大眾所接受。受商業化大潮衝擊的社會急劇浮現消費群體的世俗傾向,恰與精英們的現代主義成南轅北轍。但是,象徵國家的「權威性主體」自身被溶解於消費性文化,便提供了大眾對意識形態解構的世俗化道路。這是一個相對更開放的、來源更龐雜的體系,包括港台流星歌曲、通俗小說(武俠與言情)、社會問題報告文學、青年理論文化叢書、清末宮廷體裁電影、域外(日本和南美)譯制肥皂劇、京味都市小說、西北風民歌搖滾、地下X級錄影帶,等等,重組了大陸自1949年以來斷裂的市民文化,以其濃烈的通俗性和人情味,在一個極廣闊而民間性的層面上,復原著鮮活的「邊緣話語」,並同時以反英雄的嘲諷、破碎的價值觀和遊戲的人生態度,殊途同歸地與精英路線一同走向了解構。這種解構卻不須跳出當下,反而是靈活機智地以現實為材料,以自己為試驗品,在調侃中顛覆一切,例如不僅可以將聖樂「東方紅」搖滾化,也可以將這首本來就是從陝北「信天游」偷換來的毛澤東頌歌的原詞,再偷換為揶揄鄧小平的歌詞﹕「西方紅,太陽落,中國出了個鄧小個,他為自己謀幸福,他叫我們各管各」。

三、新神話

中國人好象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一百年來他們都是受氣包,近半個世紀來他們在大災大難里折跟頭讓全世界看着玩,三年前他們還血灑長街讓天下無不搵淚。可如今他們跟沒事人似的,把一切都付與笑談了。輕歌蔓舞,卡拉OK肥皂劇,外加氣功。這副洒脫是真是假無所謂,重要的是他們似乎不再認真。
那種一向天真而膚淺的「真誠」消失了,中國人好象回復了他們過去的圓通和世故,見錢眼開,雁過拔毛,等等。崇高感瓦解了。知識分子也嘲弄他們一向引為自豪的使命意識。雖然,這一切好象都是作為一場極為野蠻的殺戮的後果而浮現的,因而很容易被以往一貫高揚的道德批判責為怯懦、苟且偷生和愚昧麻木等等。其實,人的怯懦只是一種生物的本能,它遠比人不能思考來得正常。當然,在「黨」話語里的思考漸漸枯萎了,人們又回到傳統的話語里去思考那一類最中國式的老問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皇帝也比沒皇帝好」……。

反叛和顛覆不再時髦,因為一切意義都被消解了。有人說﹕「曾幾何時,前些年許多艱澀而紅火的實驗、顛覆,新進口的理論,才出籠的先鋒,轉眼竟紛紛已成過景黃花,寂寞得很了」。反叛本身也被消解。民族主義也不提氣了,中國在巴賽羅那得幾塊金牌的全部意義只在於那金牌值多少錢、得主能分到多少。老百姓對官方也沒有任何政治期待而只問你分我多少。知識分子急速分化,歸隱傳統者言必稱孔孟,效忠現實者高談「新保守主義」;受到重創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則絞盡腦汁設法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里塞進一句「防左」以充令箭。這一切,又都襯托在一個新的神話之下﹕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開始了。這個神話已經被太多的期待合理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太平洋時代來臨了」,「大中華經濟圈出現了」,「工業東亞超越歐美」,」大陸第二輪經濟改革大潮迭起」,」中國將走出不同與蘇俄的和平演變路線」……。

這個新神話的英雄譜系裡只有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鄧小平復活了,以八十八歲的高齡返老還童,在北戴河公開祝壽。三年前曾經同他殊死對抗在天安門的北京大學生們給他寫信說「長壽」了,彷彿是換了一茬人,越過這一層並不困難,連健忘的理由都不需要。鄧的南巡,彷彿是一次「同治中興」,給中國人(包括港台新的政客和財閥)帶來新的希望,沒有人不認為他的過世將是災難,因此需要為他再造神話。今年11月18日,北京推出鄧的標準象——由一位美術教授創作的「我們的總設計師」,「目光深邃,神情剛毅」,人們競相搶購,買回本世紀中國最後一尊神像。當下最「自由化」並遭到查禁的暢銷書《歷史的潮流》,以及被稱為「新河殤」的電視政論片《歷史的選擇》,都重新大量啟用諸如「巨人」「超人」「力挽狂瀾」「洞穿歷史」等「死話語」,直接阿諛幾乎不帶遮攔,也是今日的時髦。造神的手段雖粗鄙卻有新套套,如十四大閉幕後珠海市搞了一場「小平,你好!」大型歌舞晚會,由北京娛樂圈重金聘來的明星壓台,數支大型搖滾樂隊伴奏,從鄧小平留法一路搖滾唱到南巡。

新神話沒有屬於它的形式。它象蹲在一片廢墟上的白頭翁。

人們知道他們已經從那個曾經溶解於其中並被它強佔的巨獸中掙扎出來了,然而這是剛剛發生的事,以至他們基本上還在一個空白中。

1992年冬於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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