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榮貴最值得關注的不是他的辛苦,而是其未來和下一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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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上午10:30,我帶著兒子在小區門口的北京地鐵6號線褡褳坡站乘車去長楹天街。我當時根本不會想到在4個多小時前,有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在此站乘車,去北京南京坐火車與在山東的妻兒相聚。

那天晚上,北京市新冠防控新聞發布會宣布,北京朝陽區發現一例無癥狀感染者,住該區平房鄉石各庄村。看到這個消息,我心裡咯噔一下,心想這個病例離我家好近,直線距離也就1.5公里左右。

石各庄,對我而言是個很熟悉的地名,我開車無數次從旁邊駛過,但從來沒有進去過。我當時就斷定,這位無癥狀感染者大概率是一位租住農民房的外來打工者。出北京東五環的朝陽北路兩邊,原來是一片很大的林地,林地中間錯落着石各庄、黃渠、褡褳坡、三間房等村莊。在過去二十多年北京城市迅猛發展的時期,這些村莊先後被拆除,建起了一個個樓盤。我2007年搬進所購的一套樓房,所佔的就是原來褡褳坡村的地。隨着地鐵6號線的修建運行,這一片的房價上漲迅速。至今還殘存下來未被拆遷的村莊只剩下石各庄了,這個村北面是首都機場第二高速公路,南面是朝陽北路,西邊是五環路,東面是定福庄路,它成了朝陽區東部有名的城中村。由於都是農民自建房,租價便宜,又距離地鐵6號線褡褳坡站幾百米,交通方便,石各庄村成為從事體力勞動的打工人所熱衷的租住地。

因為這一例無癥狀感染者,我們小區的防控措施陡然嚴格起來了。為防萬一,我家在19日上午去菜市場購買了一堆土豆、胡蘿蔔、洋蔥、大白菜和一些肉類,考慮到即使波及到我們小區,這些食品也能抵抗一陣子。

就在19日晚上,我看到北京市朝陽區副區長在發布會上公布了這位無癥狀感染者自1月1日以來的活動軌跡,心情很是沉重。後來隨着流調結果和信息的進一步披露,我得知這位工友叫岳榮貴,是河南濮陽人,1978年生人,年輕時去山東威海當船員,後來妻兒也來到當地,暫住了下來。他的大兒子在2020年走失,他來北京一則打工掙錢,二想來尋找兒子。

這份流調報告,真真切切地展示了一位外地中年人在北京打拚的人生。如果不是因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被公布生活軌跡,誰會了解他在北京是怎樣活着的?——而在北京的高樓大廈、通衢大道之間,又有多少勞動者和這位先生一樣,不被公眾注意到。

在新浪微博上,諸多網友如此評價這份流調報告:“看了特別難過”,“同一藍天之下,這就是人生”,“生活不易”,“看了想哭”,“典型的中國式的勤勞人,看得又佩服又心酸。”……….

岳先生在北京主要從事裝修材料搬運工作,掙錢去尋找兩年前走失的兒子。這份工作在裝修行業的工種鏈條中,也是最臟最累最沒有技術含量的,用俗話來說就是純粹賣苦力。由於北京城區對貨車上路時間的管控,裝修材料只能晚上運送,因此他的工作時間大多是在深夜。請看元旦3天小長假他的工作軌跡:

1月1日23:30-1月2日凌晨4:43,在和喬麗致酒店(建國路93號院12號)工作。

1月2日23:00-1月3日凌晨3:00,在木偶劇院工地工作。

1月3日21:00-1月4日凌晨1:37,在四環陽光100小區工作,隨後到通州台湖垃圾站工作。

有好幾個晚上他是通宵工作,從子夜到上午,輾轉北京好幾個區搬運建材。如:

1月10日0:00-1:45,在胡大簋街三店工作;2:00到達胡大簋街二店工作;3:00到達建國門壹中心1座工作,4:00到達通州區盛園賓館附近的管頭工業區工作,9:00到達順義區麗宮別墅工作。

岳先生這是白天續接着晚上干搬運活,活動範圍跨了東城、朝陽、通州、順義四個區。因為順義區是遠郊,貨車白天能上路行駛。在這半個多月的勞作中,他只有去餐廳就餐一次:“1月8日12:36,到達朝陽區雙橋絲路美食獨自就餐。”他一日三餐要麼是在搬運的間隙中吃盒飯,要麼是回到租住的房間里隨便對付一下,一頓麵條或幾個饃果腹。北京的繁華與亮麗,和他沒有什麼關係。離他租住的農民房只隔着一條馬路、大約相距幾百米的一個在建樓盤,售價75000元一平米。這個近在咫尺的樓盤和他的人生的心理距離,比北京到河南還要遙遠。

有網友將岳先生的流調結果和前幾日海淀區感染新冠的一位26歲的女士做對比。那位女士是某國有銀行的員工,其工作之餘的活動有去金融街購物中心內的餐館就餐,去SKP購物,去滑雪場遊玩,到劇院觀看脫口秀。網友們感嘆同一座城市,不同的命運。

我認為這種比較刻意突出階層對立,沒有多大的意義。那位女士同樣在努力地工作,認真地生活,她只是比這位做搬運工的先生更幸運而已。從她的母親也在北京工作這個細節可推斷出,她可能是個在北京長大的女孩,當然比外地來京打拚、沒什麼學歷的中年男有先天優勢。理論上說人生而平等,但在現實中每個人降生的家庭、地區、環境千差萬別,有些人奮鬥半生才得到的東西,有些人一生下來就擁有。

社會有階層差別,人與人之間有貧富差距,這在哪個國家和哪個時代都是存在的,是人類社會的正常現象。但是,一個開放的、健康的社會,有底層往上走的通道,普羅大眾能靠勤勞來掙錢養家,過着有尊嚴的生活。也就是說,一個好的社會應該善待勤奮吃苦的底層人士,這些人是社會的塔基,沒有他們的勞作,再絢麗奪目的寶塔也基礎不牢,難以經得起地殼的震動。

岳先生的流調報告或許能提醒我們的社會管理者,一個城市是一個複雜的、相互依存的生態。人的職業各不相同,所受的教育有差別,但從勞動者的屬性而言,很難說孰高孰低,哪一類不可或缺哪一類無足輕重。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這些“被摺疊者”的勞動,沒有他們在大多數人入睡時搬運裝修材料,沒有他們趕大早起來擺早點攤,沒有他們掃馬路、運垃圾,沒有他們拂曉時將蔬菜運送到各個菜市場,北京將如何運轉?

再樂觀的理想主義者,也很難想象到像這位搬運工一樣的勞動者,能買得起和他租住地隔條馬路、75000元一平米的樓房,但是他在這座城市,理應獲得尊重,他起早貪黑的勞作,理應得到合理的回報。

岳先生在北京當搬運工,當然非常辛苦,其勞動強度超過大多數打工一族,許多人對其產生共情。但是我以為,對岳先生這類在城市的褶皺中生存的打工人,最應該關心不是其辛苦。——打工,即使是辦公室里的白領,誰又輕鬆呢?岳先生能夠靠賣苦力在大城市掙錢,應該是一件幸運的事,總比呆在老家要強得多。只要僱主不欠薪,城市管理者不驅趕他,能夠租一間農民房容身,然後輾轉各工地搬運,對許多他那樣的勞動者來說,知足了。社會的競爭是殘酷的,也是正常的,只要有底線公平,就可以了。岳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也不覺得自己可憐。我只是好好乾活,我不偷不搶,靠自己的力氣,靠自己的雙手,掙點錢,掙了錢找孩子。就是為了生活,為了照顧這個家……”這話很樸實,真誠,也反映他對自己的人生有清醒的認知。

其實對千千萬萬像岳先生這樣的打工者來說,更值得關注的是他們的未來和下一代的命運。岳先生小我幾歲,都屬於70後。1970年代出生的這代人,趕上了中國的好時代,我們的少年、青年時期正是蒸蒸日上的改革開放的黃金歲月。

1970年代出生的人口可能是幾千年來最多的十年,這批人大多數出生在鄉村,而又大部分湧進城市,見證和參與了中國的城市化。像我這樣接受大學教育的一部分鄉村少年,算是真正的進了城(戶口、房子、職業、孩子的學校),成了所謂的中產者一員。但是還有更多數量的同齡人如岳榮貴這樣的,離開了故鄉,去了異地的城市打拚,但是他們並未能在城市紮下根,等老去後,何處是歸宿?多數人並沒有社保,退休金怎麼辦?他們的下一代,許多當過留守兒童,能夠通過學習考上好大學而改變命運的很少,大多數成為打工二代。他們對社會比父輩有着更多的欲求,也更容易產生不滿。岳榮貴走失的大兒子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很內向,不善交際,初二就輟學。這樣的青年在勞動力市場中,毫無優勢,代際貧困恐將傳遞下去。希望岳榮貴能夠找到大兒子,但他這樣的家境,兩個兒子娶媳婦恐怕是個讓父母發愁的大問題。

我的朋友張豐是岳榮貴的河南同鄉,他在文章《“流調中最艱苦的中國人”,他不是一個人》中說:“岳某的命運當然悲慘的也是獨特的,但是卻又相當有普遍性。”我深有同感。一場流調將一位默默無聞的工友的人生軌跡呈現在國人的面前,我希望不要因熱點過去,岳榮貴就被世人忘卻。岳榮貴還有很多很多,他們的未來和下一代的命運,其實也是中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