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思想 時評 章小舟: “鐵屋吶喊”對毛式獨裁回潮和“疫情專制”升級的衝擊

章小舟: “鐵屋吶喊”對毛式獨裁回潮和“疫情專制”升級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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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基於這兩個事件的共性——“在充溢正義的底色上,自帶諸多爭議性的點綴色調”,從開啟民智、引發反思、鼓舞鬥志,以及擴大中共內部裂痕等方面論述了事件的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並觸及到了體制內外力量聯合推動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問題。作者的文字描述中有強烈的個人價值判斷,但也以嚴謹、剋制的態度保留了討論空間。編者認為,作者對這兩個事件的影響力有種一廂情願式的樂觀,其中對革命和改良的理論理解也略有偏頗之意。好在,這些都是值得嚴肅研討的話題,而通過事件引發討論本就是事件的深遠意義之一。更重要的是,在專制的黑夜中能頑強燃起的點點火苗,哪怕只存在一瞬,也令人想到光明的存在。

近日有兩起事件熱傳網絡、引爆輿論:一是1月13日深圳羅湖區街頭舉牌事件,一勇士舉着“打倒習近平、捍衛改革開放”的標語,並高呼“反對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反對修改憲法!打倒習近平”等口號,引發大量圍觀,未幾即遭野蠻抓捕。另一事件,大約發生於1月17日左右的天津,打工者在“苛政猛於疫”的殘酷封鎖和按戶籍供給的歧視對待下,忍無可忍,終於有勇士登高疾呼,聲嘶力竭地憤怒抗議,吶喊維權,並引發了陣陣掌聲與喝彩。

從事發地點來看,一事發於粵南,一事起於津門,似成南北呼應之勢,民心覺醒的暗流彷彿已在專制黑幕下的神州大地洶湧激蕩。以事發時間而言,發生在中共當局為了“北京冬奧”這一面子工程、為了“疫情清零”這一專制目標而耗費無盡民脂民膏、動用巨量“維穩”資源、高壓管控不斷加碼的准“敏感時期”,且前後相隔不過數日,說明了日益強化的獨裁專制統治對民間抗爭的勢頭、維權勇氣的爆發、民權意識的覺醒起到了加速催化作用,一些民眾的忍耐力也許在當下已接近某種臨界點。就抗爭效果分析,兩件事的終極指向都是不得人心且日益強化的專制獨裁統治,有力衝擊了毛式獨裁的回潮逆流和虐民無休、有增無已的“疫情專制”,在愈發令人窒息的極權鐵屋中撞出了振聾發聵的迴響,激發了民心覺醒的海嘯,掀動了輿論抗爭的怒潮。1月20日在推特等媒體上廣傳一視頻,內容是:西安民眾圍聚派出所,抗議警察對不滿疫情專制中的小區定級封鎖和菜價肆意暴漲並奮起維權的市民的抓捕,群情激憤地振臂吶喊“放人”,此事很可能受到以上兩大事件影響和激勵。下面,重點從幾個方面分析兩件事的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

首先,兩件事均自帶諸多爭議性話題,拓展了輿論受眾的討論空間,促進了民智開啟,加強了受眾對大陸民生民情、中共專制現狀和毛式獨裁回潮的認知、反思、批判能力。兩件事的突出共性是,在充溢正義的底色上,自帶諸多爭議性的點綴色調。

以“深圳舉牌倒習”事件為例,該事件在You Tube、推特等(相對)自由的輿論空間所引發的最為激烈的爭論之一,就是舉牌勇士的“捍衛改革開放”的標語是否有局限性。大部分網友認為,“捍衛改革開放”的標語有一定的政治局限性,如果改為“實現民主自由”之類,政治訴求會立即拔高與升華,定能獲得更熱烈的支持與響應。筆者亦對此略陳淺見。筆者認同網友的這種觀點,因為,從舉牌地點的政治象徵色彩、時代標誌意義以及標語口號內容來看,羅湖勇士捍衛的是鄧氏“改開”。鄧氏“改開”的本質,仍是中共專制統治的延續、既得利益集團的擴大,愚民統治和壓制民權的力度一如既往,只是,相對毛氏專制,鄧氏專制的有限進步,主要體現在對現代文明的總體拒斥程度有所降低而已,且一些方面的惡果較之毛氏專制時期程度更為嚴重,如特權膨脹、權貴坐大、環境污染、貧富分化、官僚腐敗、鎮壓學運、屠戮民運等。

若是以民主憲政為舉牌訴求、將民主憲政視為立國之基、富民之本、強民之途,則“改革開放”就是制度範疇的應有之義、不可一日廢止,無須刻意提出捍衛,這樣的話,標語口號的涵蓋更廣、意義更大。

不過,同時筆者也覺得,依據這位勇士的外貌、衣着、氣質和現場言行的鎮定、從容、理性、決然、慷慨,以及拍攝角度的準確、視頻成功傳到牆外,這位勇士應是有備而來,並有同仁在旁暗助,足見其心懷壯志、見多識廣、學識豐富、足智多謀,大概率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徹底覺醒者,而非改良主義者。他之所以使用“捍衛改革開放”這樣的標語口號,或許出自另有考量的政治謀略:扮作改良主義者的角色和改開派代言人的面貌,以悲壯慷慨的自我犧牲,借力發力,促進中共黨內矛盾激化和權斗加劇,狙擊習近平無限連任、終身獨裁的企圖,為中國換來去共轉型、民主變革的契機與希望。

嚴苛防疫政策下居民陷困境天津爆街頭示威| 博談網

此外,對於圍觀者的叫好,亦存在一些爭議,例如,是為警察叫好還是為勇士叫好。對此,筆者認同多數網友的觀點:圍觀者應是為警察叫好。因為,叫好的時間點趕在勇士被警察按倒在地之際,而非勇士站立吶喊之時。而且,依據還有:如今國人普遍奴性深重,這是客觀現實,覺醒者比例不會太高。但是,我們還應看到,在圍觀者中,叫好者終究有限;而在圍觀者的“沉默的大多數”中,則蘊含著多種可能與希望:沉默的圍觀,本身也是一種力量;而且,圍觀的過程,也很可能是圍觀者心生共鳴、受到啟蒙的過程,只是,由於現場刺激過強、觀念轉變過快、警察雲集等原因,不能現場發聲支持。

另外,網友對於津門勇士的登高吶喊維權事件,也出現了一些爭議性解讀。例如,關於本地人與外地人是否應該平權。對此,有的網友認為,畢竟本地人、城裡人為當地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的付出和貢獻是最大的,所以,在一些關鍵時刻多享受一些權益,亦非十分逆情悖理。筆者對此的觀點是,公民平權是文明社會和民主國家的基本準則與立法原則之一,中共既然表面上亦不否定公民這一法律概念,就應按照關於公民權利的法律界定,對本地人和外地人、城裡人和鄉下人一視同仁。尤其是,由於中共苛酷的防疫封鎖嚴重踐踏了民眾的基本人權,使民眾付出了巨大代價,中共有責任、有義務對因疫受損的全體民眾進行平等的補償,避免次生災害的發生。再者,中共以各種非法掠奪方式聚斂了天文數字的民脂民膏,且自我標榜“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在此非常時期拔幾根毛、用之於民,均惠於眾,理所當然。

另外,網上還由津門勇士吶喊維權事件衍生出其他一些爭議性話題。例如,關於如何把控防疫的嚴厲程度,如何在限制民權和疫情防控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等等。有的網友認為,疫情擴大帶來的災害也是巨大的,目前的防疫措施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對此,筆者的觀點是,因疫情防控之需要,確實可以適度限制民權,但是,要在國家緊急狀態法令下進行,絕對不能因一己之私、一黨之利而將“疫情防控”和“疫情專制”肆意常態化,要充分保障民眾對所在地方的疫情狀況以及防疫施政的知情權,要在尊重民意的前提下進行防疫施政,尤其是要充分彌補因疫情防控而對民眾造成的損失。然而,縱觀中共在“疫情專制”中的種種表現,無不令人失望透頂乃至悲憤填膺:坐擁金山,對人民錙銖必較;優待權貴,對弱勢剝奪如常;放任鷹犬,對人權侵害加劇。分明是從疫情專制,無節制地滑向防疫暴政!今有義勇之士挺身而出,捍衛人權,奮起維權,乃是天經地義!

一言以蔽之,這兩起事件的正面輿論效應可歸為:爭議未休,民智已開;辯論方止,真知遂來。這兩起事件自帶的爭議性話題,是大陸時代之殤、當下矛盾、公眾焦慮、抗爭聚焦的輿論投射,給廣大網友提供了見仁見智、各抒己見的契機與條件,使網友在辨析真偽中不斷獲得事實真相,通過梳理各方的價值判斷而更加明辨是非善惡,藉助思想交鋒對中共之惡和大陸現狀拓展認知深度。

其次,兩起事件的主人公均表現了非凡的勇氣、堅定的意志,其臨場表現,皆蓄滿捍衛正義的底氣、奮不顧身的剛猛、捨身為公的豪情、捨我其誰的氣概、視死如歸的決絕、殺身取義的壯烈,極大地激勵了廣大網友不畏暴政奮起維權的決心,鼓舞了萬千民眾反抗專制討伐獨裁的鬥志!

對於兩起事件中的主人公的大義凜然、無懼強權,飽受中共專制壓迫、秉持維權反共立場、厭恨習氏獨裁權欲的廣大網友無限敬佩,幾乎給予了一邊倒的激贊,將兩位勇士譽為維權英雄。尤其是羅湖舉牌倒習的勇士,更被廣大網友視為當代的譚嗣同、坦克人。雖然,很多網友對羅湖勇士身畔圍觀者的叫好聲頗為痛心,悲憤交加地怒斥其奴性心態、將其等同於欣賞革命黨人之帶血頭顱的清末愚民和爭搶袁崇煥之屍肉的明末順民,為勇士的義舉蒙上了一層悲情色彩,但是,這種悲憤之情的背後,仍是對勇士的無畏精神的高度敬仰,這種時代之痛是在本能對比了國民覺醒狀態、抗爭意識差距之大後產生的,是對英雄精神的別樣的、側面的讚美方式、追隨情懷。因此,總體上應樂觀看待廣大網民被兩起事件激發而出的抗爭精神和效法之情。下面,從兩個層面進行論述。

第一,兩勇士的壯舉能夠激勵更多大陸民眾走出政治恐懼。

從大眾政治恐懼與專制統治維繫的關係視角來看,中共得以長期維護專制統治的重要手段就是持續推行國家恐怖主義,通過血腥屠殺、暴力鎮壓、狂抓濫捕、非法監禁、酷刑折磨、污名毀譽、經濟打壓等方式製造普遍恐懼,嚇阻民眾反抗。八九之後,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以來,對國家恐怖主義手段的倚仗與強化是變本加厲,通過頒布系列惡法、推行系列惡政,對香港、大陸的維權民運活動與參與人士瘋狂打壓,企圖在民間製造更大恐懼,加強專制獨裁統治。從民間抗爭成本角度說,若是個體或少數打破恐懼、抗爭專制,也許會遭到殘酷鎮壓,但是,若是大量已經無懼中共凶狂的民眾一起抗爭,中共的專制恐怖主義機器很可能鎮壓無力或鎮壓失敗,從而促成民間抗爭的節節勝利,遏制乃至摧毀中共專制政權。因此,打破廣大民眾對中共暴政的恐懼心態,進而採取同步性、多元化抗爭方式,對於加速大陸社會變革和民主轉型而言,至關重要。而兩起事件中的主人公的彌天大勇、慷慨激昂,已經感染了嚮往自由民主的萬千海內外華人,尤其是羅湖舉牌勇士,在惡警棍棒交加、拳腳摧折下依舊彰顯出從容不迫、鎮定如常的英雄氣質,被視為譚嗣同再世、蔡鍔精神傳人,強烈激發了廣大受眾、尤其是大陸翻牆網民的抗爭勇氣,激勵更多大陸民眾對曾經的唯唯諾諾、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得過且過的活法進行反思,走出對中共暴政的恐懼,以力所能及、適合自己的方式唾棄、抨擊、反抗中共專制暴政,並逐漸通過網絡平台、參與地方維權事件等方式增加互動、走向聯合,不斷壯大反專制反獨裁的力量與聲威。上文提到的1月20日爆發於西安的民眾圍聚派出所憤怒抗議吶喊“放人”事件,極可能受到兩起事件中的英雄壯舉的影響與激勵。飽受“疫情專制”之苦和不斷加碼的習氏獨裁之災的市民,戰勝了對“刀把子”的暴力威懾和肆意抓捕的恐懼,團結一致,攜手抗爭。該事件的突出特點就是現場沒有組織引領的個體英雄,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視為個體英雄精神的召喚效應。每個參與者的心底必然都潛存着一個或多個敢於抗爭專制、為人為己維權的孤膽英雄,驅動自己勇敢地走上街頭,這時,就如著名反專制電影《V字仇殺隊》中的經典鏡頭那樣,人人都佩戴了V字面具從四面八方匯聚一起、對決專制勢力,個體英雄精神成為群體抗爭動力,個體英雄化身為群體英雄!

第二,兩勇士對示威權、抗議權、言論權等天賦人權的勇敢行使,會對一些大陸民眾產生強烈的示範效應。

 從權利意識、維權視角來看,長期以來,大陸民眾被中共暴政蠻橫剝奪了各種天賦人權,諸如示威權、抗議權、言論權、知情權、媒體使用權等,無不受到中共的嚴重踐踏。此類權利雖在中共自製之“憲法”中有所體現,但若關涉到維權抗爭、自由民主等中共“大忌”,則等同一紙空文。據悉,很多大陸翻牆網民或曾經有過翻牆經歷的海外華人,在使用翻牆軟件的時候都有一種五味陳雜感,屈辱感、欣喜感、擔憂感等兼而有之。自由使用、瀏覽谷歌、推特、臉書等媒體本為天經地義,但無奈自己生不逢地,遇到這個“五千年不遇”(網傳經典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阻塞民智不遺餘力的邪惡政權,連這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被剝奪,連用下國際流行社交媒體都要以近乎偷偷摸摸的“翻牆”方式來實現,連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半專制國家的人權狀況都不及,如何不生屈辱之感!在體驗到自由獲取信息、自由使用國際媒體的欣喜之餘,還不免時而擔憂“防止翻牆”之類的惡法惡政的迫害,若是處於人多場合,還不敢打開一些反共頻道、節目的聲音,只能戴着耳機戰戰兢兢地聽!連自由上網尚且如此多折多磨,更別說實現示威、抗議等抗爭權利了!別說到中共警局申請無果,還很可能因此被加以“尋釁滋事”之類罪名、遭到拘捕!然而,羅湖勇士和津門義士卻無所畏懼地在大庭廣眾之下行使了示威、抗議、言論等天賦人權,讓很多已然對這些天賦人權漸趨麻木、近乎淡忘的大陸民眾為之一振,熱血沸騰。兩勇士那慷慨激昂的聲調、拼盡全力的吶喊、寧折不屈的身影,甚至令一些翻牆網友熱淚盈眶,在片刻之中便被兩勇士行使權利之際的英武氣概掃除了久積的政治屈辱、激活了做人的基本尊嚴、找回了久違的維權衝動、喚醒了壓抑的自由本能!彷彿意識到,這樣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行使基本權利,才算真正活一回,才算活得像個人!也許,很多網友受到激勵之後仍處於“心嚮往之,實不敢至”的境地,但是,既然權利行使意識和勇氣已然在心中覺醒、在體內倍增,就有了噴薄而出的必然、知行合一的能量。即便仍不敢單槍匹馬地登高一呼,但是,當其他民眾上街抗議後,至少自己也敢於追隨眾人腳步,為集體怒潮增一份力,從中共暴政手中奪回本屬於自己的部分天賦人權!1月20日爆發的西安民眾圍聚派出所憤怒抗議事件,就是“疫情專制”時期爆發的民眾行使示威權和抗議權的重要事件,必定受到了兩起事件或相關事件的影響與激勵。再退一步說,即便人權意識覺醒者因缺少同仁、擔憂安危、顧及家人等原因而暫時不能將覺醒之勇轉化為示威抗議、舉牌吶喊等行為,也會在其他一些方面體現出來,如,翻牆勇氣的增加,翻牆之際不再躲躲閃閃、偷偷摸摸、畏畏縮縮、窩窩囊囊,而是將翻牆行為視為行使天賦人權的光明正大之舉,坦然面對周圍的人,並與人分享翻牆心得與軟件!儘管不能像兩勇士那樣成為光芒萬丈、震動四海的大英雄,也至少做了喚醒親友、溫暖周邊的小火炬,釋放了促進人權、追尋自由的正能量!

再次,兩勇士壯舉激蕩的巨大輿論風潮會對體制內產生微妙而廣泛的影響。兩勇士壯舉已然廣泛影響體制內外。上文所述的各種影響,主要限於體制外。但事實上,如此重大事件,其影響力早就及於體制內。

從輿論傳播視角分析,在輿論傳播領域,別具一格、與眾不同的事件總能獲得高度矚目。包括深圳、廣州等城市在內的珠江三角洲是大陸南方街頭運動的重要發源地,此前,在這一地區,已有不少勇士走上街頭,舉牌呼喚民主自由,均產生了一定的輿論影響,但是,似乎從未有人舉牌捍衛鄧氏改開,更未聞“打倒習近平”的公開口號。所以,如此標語口號一出,必然在體制內掀起重大影響、引發各個系統的關注與聚焦。

從體制內信息傳播角度分析,總體上說,由於體制內在信息獲取、媒體使用等方面比體制外享有更多特權,且體制內某些方面的人際交流、信息擴散等較之體制外更具深度和廣度,因此體制內人士對於重大抗爭事件的知情比例、解析深度不會遜於體制外。尤其是在中共新聞、政法等系統,記者、編輯、國保、國安等人員必須時刻了解國內外重大輿論動態,享有很大程度的信息特權,因此,此類領域人士往往對中共專制統治之痼疾和大陸社會癥結之所在有着更為清晰、準確的了解與判斷,只是,多數人出於利益考量而長期隱忍不發。

但是,習氏上台後,為了一己權欲修改憲法,企圖以無能無德之身長期獨霸“一尊”之位,並以選擇性反腐、政治性的疫情清零、擴大獨裁權力、加強個人崇拜等方式折騰體制內,使愈來愈多的體制內人士對習近平的厭憎與日俱增,甚至可謂“是可忍孰不可忍”。以政法系統為例,該系統在最近幾年中“叛將”如雲、接踵入獄,究其原因,除了貪腐這個中共官場通病,其他原因應當如上所述,主要因對習氏個人獨裁作風和行徑不滿而反抗,希望鄧氏開創的權力分贓性質的、部分經濟領域接軌全球化、貪腐自由度更大的弱獨裁體制能夠維持下去,很不希望習近平橫插一杠、變黨天下為家天下。所以,深圳羅湖勇士提出的捍衛鄧氏改開的觀點、以及為此在抓捕現場遭受各種虐待仍堅定不屈、凜然無畏的表現,必能在相當部分的體制內人士中引發共鳴。至少,筆者可以肯定,在中共新聞界、政法系等體制內系統,有相當比例的人士會同情羅湖勇士,並以此事為契機,進行交流和擴大共識,進而結成新的反習擁鄧的同盟,對習近平加強獨裁、企圖無限連任的卑劣動機與努力進行新的阻擊與抗爭。這樣,中共內部的裂痕與矛盾就會不斷擴大,客觀上為大陸維權民運力量的發展壯大創造了條件。

津門勇士的壯舉亦能在體制內產生類似的輿論影響效果。要知道,主要為實現習氏個人獨裁意志的政治性的“疫情清零”“疫情專制”,不僅對體制外的大陸民眾造成了各種次生災害和人權侵害,還使得相當比例的特權有限或幾無特權的下層體制內人士及其家人、朋友的負擔更重、麻煩更多,甚至毫不例外地與體制外普通民眾同受變本加厲的“疫情專制”之苦。當加班加點進行防疫排查的醫院下層的醫護人員拖着疲憊不堪的身體下班後,還要面對嬰孩嗷嗷待哺以及因小區封鎖導致的缺菜少糧等生活負擔與困境,他們作何感想?當他們在此處境中從同事和上級處獲悉了科室主任、醫院領導、衛健委官員依舊在防疫折騰中享有佳肴送上門、辦公室閑坐品茶等各種特權,他們又作何感想?至少,他們會在朋友圈等處發出抱怨,少數人還會在海內外媒體發表文章,揭示下層體制內醫療人員在防疫折騰中的真實處境。類似情況,還會發生在其他體制內系統的下層人員身上,例如,在車站、碼頭、街頭等處進行防疫排查的協警、編外政府人員、街道辦職員,等等。

而且,據筆者觀察和分析,如今體制內下層人士往往比體制外人士有着更多的英雄情結。大部分體制外人士對物質利益的重視超過了精神追求。而體制內下層人士收入雖低但比較穩定,也很少有搞副業的業餘時間,因此物慾久被限制,相對不是很強,加上受到服務意識、奉獻精神之類的表面宣傳的影響,精神生活和追求更多一些。而且,因體制內下層人士對體制外社會底層的辛酸痛苦和體制內中高層的貪腐墮落均有着深刻了解,所以,對大陸體制內外全面革新的渴望也更為強烈,並把此類願望寄於體制下層和大陸民間的英雄,整體上也比體制外人士更為欣賞和認同“行俠仗義”、“仗劍天涯”、“路見不平一聲吼”、“我自橫刀向天笑”、“莫以成敗論英雄”、“拼着一身剮,要把皇帝(貪官)拉下馬”、“圖窮匕首見”、“引刀成一快”等傳統英雄主義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所以,津門勇士面對“疫情專制”中的不公對待和各種虐待而登高抗議怒吼、英雄氣概爆發、彷彿陳勝附身的視頻,必然能夠引發他們的同情、共鳴、讚賞,以轉發和發表相似主題和訴求的視頻、文章等方式表示支持,這樣,無形之中就擴大了體制內反專制、反特權的聲勢,並與體制外的抗爭浪潮遙相呼應,從而促進全民反專制、反暴政、反獨裁的時代巨流的形成與擴大。

結語

發生於2022年初的深圳羅湖勇士街頭舉牌倒習事件,以及津門勇士不堪“苛政猛於疫”的凌虐而登高疾呼、吶喊維權事件,均有着深廣的政治、社會背景和多方面的現實價值、意義,有力衝擊了毛式獨裁的回潮逆流和虐民無休、有增無已的“疫情專制”,在愈發令人窒息的極權鐵屋中撞出了振聾發聵的迴響,激發了民心覺醒的海嘯,掀動了輿論抗爭的怒潮。

兩起事件自帶諸多爭議性話題,促進了民智開啟,加強了受眾對大陸民生民情、中共專制現狀和毛式獨裁回潮的認知、反思、批判能力;兩起事件的主人公的非凡勇氣、堅定意志、正義豪情、獻身精神,極大地激勵了廣大網友不畏暴政奮起維權的決心,鼓舞了萬千民眾反抗專制討伐獨裁的鬥志;兩勇士壯舉激蕩的巨大輿論風潮,也會對體制內產生微妙而廣泛的影響。

兩起事件註定對2022年度乃至今後一個時期的大陸政局民情產生不可磨滅的重大影響,可歸於大陸民主化之路的標誌性事件中,光彩熠熠,永照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