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考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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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昨天我去了張青的追思禮拜。我注意到,楊天嬌的追述懷念,一直說「我們這個單親家庭」,也稱她媽媽是一個「單親母親」。我知道她是故意要這麼強調,而令不少人覺得耳刺,但是我認為她說得沒錯,她在美國受主流社會的價值影響,界定他們母子三人組成的,標準是一個單親家庭。這裡當然也挑戰了一些觀念,比如家庭價值與革命價值(民主價值)的衝突,孰者為重?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革命價值」去說服郭飛雄的子女出讓「家庭價值」?讓他們接受父親長期缺席是合理的?張青據說是接受的,然而我們永遠不知道她的死不瞑目,含義是什麼。她這麼剛強的一個女人,竟然活活熬死,這難道僅僅是政治因素?生前的張青,也令我想起車禍前的傅莉,我曾有一段文字寫她考護士。 】

“傅莉去考了嗎? 我是李文佩呀。”

這種電話——對我們出事渾然不知者打來的﹐我最怕接﹐我無從下嘴。對這個人尤其如此。她是問傅莉去考護士沒有﹐傅莉出事前曾求教於她。我都不知道傅莉是從哪裡找到這個李文佩的﹐住在紐約皇后區一間底下室里的大陸來的一個女醫生﹐年紀相仿。

九二年秋傅莉辭掉超級市場賣魚的活兒﹐埋頭複習護士考題。這是我們考慮獨立謀生的開始。 「民運飯」吃不下去了﹐怕是越吃越懶﹐越養成靠人施捨的習性。我也徹底斷了回國的念頭﹐去想如何在美國紮根。傅莉認定﹐要想走出這一步﹐她必須先謀個穩定的飯碗﹐不必靠我濫芋充數去當什麼「訪問學者」。此途的唯一起點﹐又非得她先拚命去考護士﹐她覺得接近她的專業﹐不是異想天開。這是我們的「美國夢」。查查那時我的日記﹐有這麼一段﹕

「不知道怎樣總結我的1992年﹖整理過去的資料發現﹐九二年我已基本沒有政治性的活動﹐但出去演講卻是最頻繁的一年……大都是大陸留學生組織的﹐抬杠、扯皮越來越多﹐令人厭倦……這一年文章也寫得不少﹐但沒有正經的……忽然覺得心灰意冷。」

「我找到一個李文佩﹐咱們去看看她吧。」

傅莉接連幾天都同紐約的一個人在電話上聊得很熱烈。車到皇后區﹐李文佩已在街邊侯着﹐一個削瘦﹑寡言的女性。她領我們轉到後院﹐從一個鐵皮門進了地下室。裡面象一個倉庫﹐堆滿雜物﹐那女子規置出一角﹐用牛皮紙糊成小小一個天地﹐大致只是一張整潔的床。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含辛茹苦的光景﹐不是那種囂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九一年大陸暢銷書﹚﹐也不是什麼流氓氣的「北京人在紐約」﹙九二年由姜文主演的大陸電視連續劇﹚。大陸來的兩個女醫生匆促交談着有關美國護士考試的種種﹐以及複習資料。

後來傅莉告訴我﹐李文佩讓她肅然起敬。

「她很慘。隨丈夫來陪讀﹐忽然得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病﹐在醫院裡快死了﹐丈夫扔下她跑了……好歹活下來﹐她就打工﹐發誓要考上護士……」

「為什麼不回國﹖」

「她想把女兒接出來自己養。她有這口氣頂着。」

她考取了﹐在紐約一家大醫院做事。她對傅莉談到她的計劃﹐先攢些錢﹐再挪到中西部求職﹐那時才把女兒接出來。那是她的「美國夢」。

我沒同李文佩說過話﹐她的經歷當時竟未觸動我半分﹐那原該是我最感興趣的素材。記得八十年代大陸報告文學熱的時候﹐我是大江南北亂竄﹐四處尋覓各種人物和他們的故事﹐還死乞白賴地纏着採訪﹐掏他們心底的隱秘﹙那是我最擅長的﹚﹐常常手裡攥了數十個不同凡響的”人物”﹐才敢動筆經營一篇文字﹐哪裡象後來吃「文化飯」﹐腹內空空只靠玄想﹐然後妙筆生花罷了。傅莉倒下後﹐我才忽然悟到前面還有一個李文佩﹐悟到流亡已經廢了我的「武功」。

李文佩一類的「陪讀」妻子﹐婚姻生變的極多﹐而大多又都能如她一般掙扎出另一番人生﹐慘淡經營她們的「美國夢」﹔她丈夫那一類的﹐也極多﹐如今個個混得有頭有臉﹐「五子登科」﹙只是那「內子」常常是另一個﹚﹔大陸女留學生的故事就更精彩﹐據說是被視為「最能幹也最危險」的一群。這部「洋插隊演義」可惜沒人去寫﹐有的留學生私下勸我寫﹐我說沒興趣。我只迷玩「文化」﹐卻對「人」很冷漠。後來﹐愛荷華那個瘋狂殺人的廬剛﹐反倒第一個被寫成小說﹐作者也是一個留學生﹐寫出洋洋三十萬言﹐一大摞手稿抱來普林斯頓﹐第一個請我拜讀﹐我沒翻幾頁就撂下了。我並不欣賞可以將變態心理也解釋為「洋插隊」的一種煎熬﹐不過後來看到「民族主義」在留學階層中泛濫﹐便悟到那心理根源同廬剛也相去不遠。這部小說被人輸進網路里﹐留學生們讀得津津有味。

不過﹐流亡者對人情世故的麻木﹐於此可見一斑。回頭去看﹐流亡在別的文化和族群里﹐常常讓人孕育更燦爛的才情﹐尤其在文學藝術上﹐昆德拉便是一例。但在中國大陸流亡者這一群里﹐情形正好相反。 「六四」後出來流亡的作家不少﹐卻再也讀不到他們有誰寫出好作品來。 「流亡」始終是一個政治標籤﹐一種拒絕常態的堂皇理由﹐一種「內囊盡上來」的麻木。 「流亡」太舒服了。很多人也抱怨語言的困境﹐尤其詩人們。大家都是離了中文沒有靈感和才氣的﹐這也勉強不來。

說流亡「太舒服」也許刻薄了點,那要看跟誰比了。劉曉波有一次來郵件對我說:「十幾天前,我決心完成一篇文章的動力,一是為亡靈,再有就是想起了與你通過的電話。你在電話中的自省之言,開始時讓我有點感動,後來聽到你說:『世界上哪有象我們這樣輝煌的流亡,這輝煌讓人陷於錯覺……』,這話讓我感到精神深處的震撼和共鳴。八十年代,我也曾陶醉於輝煌的錯覺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是保持謙卑和敬畏的前提。」我跟他說的大概是「太舒服」,但他解讀成「輝煌」,也沒錯。西方社會的人道主義溫情,慣壞了我們。

我至少知道﹐普通中國人出國後唯有自食其力﹐要想生存﹐頭一步就得過語言關﹐否則一切免談。比如傅莉﹐即使從醫生降格當護士﹐過語言關亦如登天一般﹐她靠翻字典做完幾千道護士複習題﹐床頭﹑錢包里都貼滿塞滿了單詞條﹐可是臨上考場﹐她還滿頭淋汗嘀咕了一聲﹕肌肉注射在臀部上的那塊肌肉叫什麼來着﹖

春天她進紐約市的考場﹐是我開車送她去的。我們還提前幾天走過一趟﹐找准考場的地點﹐算算路上會不會耽誤。那考場設在哈德遜河岸一個巨大的輪渡侯船室﹐緊靠那隻當做展覽的退役航空母艦。四方考生蜂擁而至﹐膚色陳雜﹐女性居多﹐把那大廳悶得象要炸了似的。我很難過傅莉近四十歲了﹐還要受此煎熬。送進她去﹐我轉頭上了那航空母艦﹐心裡空落落的﹐不知如何是好。

考場散了﹐我去迎她。她熱得渾身濕透﹐卻興奮如一個高考的女學生﹐嘁嘁喳喳了一路。她算好日子﹐沒等發榜﹐初夏又自己進城去考了一次。她說沒那麼便宜的事﹐讓你一次就考取。我心裡有數﹐不取她會一直考下去。她是那種人。也許是心疼她的辛勞﹐考過第二次我就硬拽她出來瞎逛﹐不料被撞成那樣……她跌入混沌﹐失去記憶的時候﹐離一腦子填滿骨骼﹑神經﹑藥品英文單詞﹐和一個她的「美國夢」﹐相距不過半個月﹐那夢裡她或許有一個希冀﹕我辛苦點沒啥﹐但願蘇曉康能緩過一口氣來﹐別再混日子﹐好好兒的寫東西……。

我也不願對那個李文佩多說什麼。傅莉比她還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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