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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舟|河南暴雨:天災在前,反思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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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SHOT - An aerial view shows cars sitting in floodwaters at the entrance of a tunnel after heavy rains hit the city of Zhengzhou in China's central Henan province on July 22, 2021. (Photo by Noel Celis / AFP) (Photo by 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維舟按:等了半年,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昨晚終於出爐。在此重發一遍舊作,當時的標題原本意在指出國人的一種心態,即總覺得“反思”不是當務之急,那麼就算這樣,現在也是時候反思了。

這篇寫於暴雨之後7月22日,是當時第一時間的感想。這次我也看到很多人在轉胡錫進1月21日與去年7月21日對河南暴雨事件前後矛盾的評論,為表我的一貫立場,本文一字未改。

這半年來關注的新讀者,應該都沒讀過;老讀者大半想來也沒讀過,因為打開率也就15.72%,相當於1/6。如果你看過了,也不妨重溫一下,幫我檢視一下是否說錯了什麼。原文發出不久,評論區就被關閉了,希望這次能看到大家更多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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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夜,特大暴雨襲擊下的鄭州(圖源:網易)

一場突如其來的特大暴雨,讓河南彷彿真的成了“荷蘭”——那個低于海平面的澤國。

受災中心鄭州,7月20日在3個小時內的雨量相當於平常一整年(600毫米),超出城市負載能力四五倍,這個往年同時受缺水和內澇之苦的城市,頓時淪陷。

像很多國內城市一樣,鄭州的排水管網本來就有歷史欠賬,地處北方的往往還缺乏自然河道作為天然下水道。2017年,鄭州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的一個研究團隊,對鄭州暴雨內澇淹沒範圍和淹水深度進行模擬分析後發現,鄭州市區總體排澇標準較低,排澇能力嚴重不足。

正因往年每次大雨就會出現內澇,三年多前《鄭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0)》對外公示時,才特地點明鄭州到2020年將投入534.8億元建設海綿城市,防洪標準提高到200年一遇,當時《大河報》宣稱將“告別看海”。不過,這次據說是“500年一遇”的——昨天起的口徑則是“千年一遇”,鄭州氣象台甚至給出了“超千年一遇”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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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的鄭州某小區(圖片來源:豆瓣“知更鳥袁小真”)

鄭州這些年城市建設高歌猛進,已有躋身“新一線”的勢頭,但一場暴雨就把它打回了原形。據說法國文豪雨果曾說過:“檢驗一座城市的文明,一場大雨足矣。”——不管這話是否真是雨果說的,它至少確實適用於當下,而這句話的流行本身也是社會心態的折射。

當然,這並不只是鄭州的問題。以前國內城市都太過注重那些“看得見”的“面子”(尤其是作為現代化象徵的高樓大廈),對“看不見”的下水道則不太重視。國**內大部分城市的排水管網建設標準僅是“一年一遇”**,以至於稍大一點的暴雨,城市街道就會開啟“看海”模式。據水利部歷年《中國水旱災害統計公報》,僅2016-17年,中國平均每年就有157座縣級以上城市進水受淹或發生內澇。

就像我們在疫情防控中看到的那樣,很多地方之所以看起來沒事,只不過是因為還沒遇到考驗而已。因為要應對這樣小概率高風險的“黑天鵝事件”,僅僅一流的硬件基礎設施也都還不夠,更重要的是一整套不斷演練應急的社會機制。

我知道,現在談反思是不討人喜歡的,前天晚上我就因為在豆瓣上這麼說了一嘴而被圍攻了,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昨天寫了一篇《鄭州暴雨,一句“千年一遇”不能擋住所有追問》,儘管已經措辭已非常謹慎,但不僅底下有人罵,現在也被刪了。

毫無疑問,這是天災,但我發現,中國人有一種特殊的心態:災害越大,就越難反思問責,似乎人們覺得,災害大到一定程度,就超出了人力的掌控,因而也就免責了

反過來,只有在一種情況下,要求反思的聲音才能佔上風,那就是:災害本身很平常,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但卻仍然沒能應對好,這時候就再也沒有遁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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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鄭州東方嘉禾影城開放影視廳,收容了一千多災民

大難當前,國人往往會自發形成一種群體心理:這時候最重要的是救人、是行動,而不是什麼反思。此時如果你說點什麼批評意見,立刻就會遭遇一種聲音:“這都什麼時候了,你還來冷嘲熱諷,等事情完了再說不行嗎?”

確實,我這次也感動於無數人自發地搜集、傳播各種救助信息和居家自救手冊,也有許許多多的普通人自助、助人,鄭州的嘉禾影城開放影廳收留上千人,很多酒店在災情時刻非但沒有漲價,反而降價了。像“河南暴雨,如果你處在經期”的討論衝進微博熱搜前十,尤其可見災難面前特別顧及女性特殊身體條件,印象中尚屬首次。

這些細節是民間最樸素的真情,也不應該被遺忘,然而正因此,我們才更有必要想清楚:有哪些痛苦是本可避免的。這不必要等到“痛定思痛”之後才能進行,如果要反思,那麼就在此刻

非虛構作家趙景宜有一番話說得很好:

昨天晚上,看到鄭州的水災時,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很大程度上,我也是某一種“順民”,以致不會大聲、直覺式的作出批評。因為看了一些資料,降雨量確實很大,城市排水系統無法應付。但這不是,我們成為“失敗主義”的理由。如果說起天災,我們更多要思考人在其中的因素。
首先,需要更多的事實,比如具體的傷亡情況,他們在什麼情境下,死去的。這次暴雨,在五天前早有預報,政府有哪些預案和準備?暴雨是百年一遇,“無法抵擋的”,那麼又有哪些關鍵的死角,可以更多減少損失?……
我以為,沒有任何一種災難,會貶損追問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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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這次可以做得更好嗎?當然可以的。鄭州氣象台在當天早上6點就已發布暴雨紅色預警,9點又發布了一次,防禦指南也要求臨時停產停工停電,如果當時就引起重視,嚴格避免不必要的人員流動,可想人員傷亡也不會這麼慘重了。

到現在為止,鄭州市內12名死者都是因為地鐵站內受淹缺氧致死,根據鄭州地鐵5號線被困人員口述,海灘寺街站本已停運一次,此時就該疏散乘客,但地鐵卻繼續往前開。結果,當發現前面水已泡到電力設備觸發緊急停車時,陷入進退兩難。

為什麼司機沒及時停運、疏散乘客?因為他沒有權限。交通部《城市軌道交通行車組織管理辦法(2020)》規定:地鐵遭遇突發事件時,應嚴格按照相關規定,決定是否停運。問題在於,其中第32條規定,“遇惡劣天氣時,行車相關人員可根據情況及時採取加強瞭望、限速、停運、封站等措施”;而第18條又規定:“發生突發情況,行車調度人員應及時發布調度命令,在保證行車安全的前提下儘可能維持列車運行。”

有地鐵運營人員指出,決定停運的決策機制沒那麼快,“地鐵集團可能都沒有權力,要報到上級部門審批才行,停運是個社會事件”。7月20日下午4-6點之間,在難以準確預估暴雨影響的情況下,司機只能“儘可能維持列車運行”,否則萬一不算“惡劣天氣”(何況這極為罕見),他無法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當然,這些其實僅僅只是在具體做法層面的反思,最終可能反倒有助於現有機制的完善,而要深入到機制層面的反思無疑更困難得多。但如果不想每次出事後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就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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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樣,暴雨總會退去,在災後留下什麼,才是更為重要的。有一個問題可能是很多人都想問的:雖說這次是“千年一遇”,但這是一個概率術語,並不意味着此後一千年里我們都不會再遇到(何況下次保不齊是在別的城市),相反,現在似乎全球的極端異常天氣都越來越頻發,如果下次再來,我們怎樣才能應對得更好?

這可能沒有完美的答案。作為“基建狂魔”,中國的基建能力世無其匹,但即便是發達國家的都市,排水管線的防澇標準也只是50年一遇,不可能按“千年一遇”來建,因為那會造成極大的浪費。

所謂“盡人事,聽天命”,“天”大概無法改變,但在“人事”上,各地至少可以軟硬兩方面入手:硬件上,先扎紮實實一點,把“一年一遇”的防澇標準提升到哪怕“五年一遇”;軟件上,建立應急反應機制,每年演練泄洪疏散,至少在遭遇極端異常天氣時,聽從氣象部門的專業意見,該停工停產的迅速決策,同時加強民眾的風險意識和自救知識培訓。

說起來,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但卻還是常常被忽視,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太注重“結果導向”,很多人會抱怨乃至嘲笑“神經兮兮地準備這些幹嘛?又不會真有什麼事”,最後事到臨頭了措手不及。

在“後疫情時代”,我們應該充分意識到:如何應對突然出現的風險,已經成為常態化的“大考”。能不能通過這樣的大考,將比任何高樓大廈更能體現一個地方的現代化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