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王國》:一場塑造現代中國的語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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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衛樓發明的中文打字機,出自《科學美國人》雜誌《一台中文打字機》一文,1899年6月3日刊,第359頁。 SCIENTIFIC AMERICAN

DEIRDRE MASK
2022年1月21日

《漢字王國——讓中國走向現代的語言革命》(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作者:石靜遠

1916年夏天的一個晚上,27歲的周厚坤走上講台,為一項了不起的發明揭幕:一種新型的中文打字機。周厚坤剛從麻省理工學院回到上海家中,他在讀書時偶見一台美國的莫諾排鑄機,這促使他製作了一個中文版。但是使用標準鍵盤的美國打字機是為像英語這樣的字母語言設計的;它只有26個字母,你可以用它來鍵入任何東西,從購物清單到莎士比亞。中國的文字是基於漢字的,每個漢字大致相當於我們所說的一個英語單詞。設計一台相對便攜、能夠輸入4000個單獨的漢字的機器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人們冒着7月的高溫聚集在一起,聽周厚坤講話。

但周厚坤給觀眾的第一條信息似乎與打字機無關。相反,他在西裝外面套上了一套美國工廠工人的服裝。“今天我有一句話要告訴大家,”他對人群說。“不要害怕弄髒雙手。”他說,中國人“迴避一切與工業和工匠有關的活動,這使有學問的人不善於做實事,使農民沒有真正的知識”。相反,中國人頌揚文人而非實在的勞動者。然而,在美國,甚至連羅斯福總統的親戚都是木工。周厚坤穿着他在美國工廠實習時穿的制服強調,無論“這些衣服多麼破舊骯髒,我都不會扔掉它們,因為它們帶有工人的印記”。

周厚坤的演講出現在石靜遠嚴謹而引人入勝的新書《漢字王國——讓中國走向現代的語言革命》的四分之一處。他的開場白可能令人驚訝。首先,這是一個驚人的提醒:中國曾經羨慕美國的製造業實力?其次,為什麼打字機的發明者會發出如此強烈的政治呼籲?但這是石靜遠這本書的關鍵信息:語言學家、活動人士、圖書管理員、學者和普通公民如何使漢字書寫適應現代世界的故事,也就是中國自身如何走向現代化的故事。追溯這種文字的歷史有助於解釋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努力學習如何將其語言標準化,並將其轉化為一種現代技術,”耶魯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學教授石靜遠寫道,“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自然語言處理,從自動化到機器翻譯,這一切都處於成為標準制定者的起點——而非終點。”

石靜遠在本書開端講述了20世紀初,改革者挑戰纏足和漢字書寫等傳統的故事。長期以來,西方的國王、傳教士和學者一直在努力“解開”漢字的秘密——或者深深沉迷其中。另一些人認為,中國漢字字符的書寫“不合邏輯,也與抽象思維相抵觸”。哲學家黑格爾寫道:“這門書面語言的性質決定了它是科學發展的一大障礙。”中國的發明家們“無比努力地想要改造漢字”,讓其適應打字機和電報,就是想解決“在為別的書面語言而設的系統中,作為後來者所面臨的困難。但許多人質疑,問題可能並不在漢字本身”。

本書講述的正是那些不認同這一點的人的故事。石靜遠的書名叫《漢字王國》,它所指的既包括書寫的漢字本身,也包括努力拯救漢字的人。(取character一詞的“字”和“人物”兩層意思。——譯註)她沒有粉飾這些人遇到的困難,向我們介紹了譬如王照這樣的流亡改革家,他偽裝成僧人行遍中國,冒着生命危險引入了一種新式漢語拼音,他相信這可以成為全國統一的共通語言。她講述了法國探險家皮埃爾·亨利·斯坦尼斯拉斯·德·埃斯卡伊拉克·德·勞圖爾伯爵的故事,哪怕在中國的牢獄裡受傷致殘,他依然幫助開拓了中國電報業的發展。她也寫到在一百多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的支秉彝如何在一個臨時的監獄牢房裡,為發現將“漢字編碼為電腦可讀取的語言——即二進制代碼中的零和一”的辦法做出貢獻。(因為沒有紙,他用偷來的筆在茶杯上寫字來驗證假設。)

威基謁的《電報新書》,上海美華書館1872年出版。威基謁的《電報新書》,上海美華書館1872年出版。 DANISH NATIONAL ARCHIVES

在前進的每一步中,這些創新者都在問這樣的問題:如何以合理的方式組織漢字?這種語言是否能用字母書寫?如果能,該用哪種字母?(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西里爾字母?還是另一種符號文字?)每一種字母都能區分出字符的聲調嗎?中國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這樣描述其中的困難。“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他在一篇故事中的首句話是這樣寫的。但如果用羅馬字體書寫,“不加聲調或注音,這句話就會變成一串沒有變化的胡言亂語: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通過仔細研究這些問題,石靜遠讓漢語初學者得以了解他們可能面臨的挑戰,以及如何克服這些挑戰。

(我認為石靜遠是位優秀的老師。)如果是不專業的人,可能就會把這些素材寫得枯燥無比。但石靜遠將語言解析與個人傳記和歷史背景——帝國主義的蹂躪、內戰、外國入侵、外交的成功與失望——結合到了一起。這種手法不僅為漢字書寫之爭提供了背景深度和意義,也為本可能照本宣科的內容增添了豐富的色彩。

特別是對毛澤東在漢字重塑上所發揮作用的描寫,展示了政治和語言經常交織在一起。石靜遠寫道,在毛澤東“被載入史冊的事迹中,包括他作為一位政治家,引領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兩次漢字改革”。當時中國90%以上的人口都是文盲,毛澤東發起了一項運動,減少了2200多個漢字的筆畫,使它們更易於學習和書寫。(拒絕漢字簡化的台灣依然將自己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者。)毛澤東也推動了拼音的問世,這種帶音標的中文羅馬字母表被用來輔助學習漢字書寫,但不是漢字的替代。據報道,拼音於1958年獲批使用,僅在第一年就有5000萬人學習,當時正是“理想主義與希望”的年代。然而,1958年也是大躍進開始的第一年,這場實驗導致數以百萬計人民死於饑荒——拼音的批評者也受到迫害。

結局是沒有懸念的,漢字沒有消亡;相反,它得到了蓬勃發展。正如石靜遠所寫的,“每一種曾與漢字抵觸,或是曾挑戰漢字地位的科技,都不得不在它面前低頭。”石靜遠本人很少在書中現身,但在序言中,她講述了自己兒時從台灣移民到美國後,放棄漢語是多麼困難。她還表示,“僅僅掌握寫作、閱讀理解和詞彙是不夠的。要用英語思考,我就必須在這種語言所表達和構建的世界觀中呼吸和生活。”正如這本書所闡明的,語言傳達了不同的世界。石靜遠生動描繪的漢字世界,正是我如今有幸窺見的世界。

Deirdre Mask著有《The Address Book: What Street Addresses Reveal About Identity, Race, Wealth, and Power》。

翻譯:晉其角、Harry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