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追念邵燕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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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早晨,我讀到了丁東的“邵燕祥先生千古”一文,知燕祥先生於8月1日在家中仙逝,享年87歲。我隨即在微信朋友圈中,發布了我的簡短悼念文字。之後,我又相繼讀到了雷頤、李鎮西、唐宋民、張從文、陳為人等先生的悼念文章。幾天前,當我重讀了楊偉東採訪燕祥先生的訪談錄後,動筆寫出我心中對燕祥先生的追念之情,就呼之欲出了。

整整四分之一世紀前的1995年,是聯合國寬容年。那年5月初,許良英先生和林牧先生決定發起一項呼籲活動,並由許先生執筆起草了題為《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的呼籲書。徵集簽名一事,主要由許先生本人完成。許先生委託我去辦的,是上門徵集我未曾謀面的趙中立、梁志學、茅於軾、邵燕祥和冒舒湮五位先生的簽名。由於寬容呼籲書明確提到最為敏感和犯忌的六四問題,為了避免遭當局阻撓和破壞,許先生事先不打電話,只把地址告訴我,要我作為不速之客登門造訪。

5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騎車從首師大家中出發,前往虎坊橋附近的燕祥先生家。到了那裡,對上樓號和單元號後,我就邁開雙腿,直上五層,來到燕祥先生家門口。在我的記憶里,我不是敲門,而是摁響了門鈴。門很快開了,邵師母問我:你找誰?我說:找邵先生。師母再問:是事先約好的嗎?我說:不是。師母面露不悅,說:沒約就上門,不太合適吧?聽了這話,我沒生氣。因為這合乎常理,再說我也早有思想準備。我正要解釋,燕祥先生過來了,他細聲軟語地說:進來進來,進來說。

進門坐定後,我對燕祥先生說,是許良英先生專門委託我來的,可是,不能事先相約。燕祥先生說,理解,理解。在作了簡短的自我介紹後,我拿出呼籲書文本,交給燕祥先生過目。文本不長,燕祥先生看得很仔細。看完後,他坦誠地、緩緩地對我說:“我和許先生很熟,我倆都是‘右派’么。我對六四的看法,與許先生的看法是完全一樣的,那就是一場震驚世界的人間慘劇。而中國需要寬容,這也正是我的想法。許先生和你們做這件事,很有意義和價值。不過,希望你能理解啊,我對自己的定位是有考慮的。請你轉告許先生,在這份呼籲書上,我就不簽名了。我會以自己的方式去發聲,去做事。”

沒能徵集到燕祥先生的簽名,我心中很是惋惜;這種惋惜之情,盡寫在我的臉上。但是,面對面望着燕祥先生,零距離聽着燕祥先生,我覺得,他說的話是認真的,可信的。

燕祥先生知道我是騎車去的,他讓我再喝上一杯茶水,對我說,代問許先生好,路上慢點騎啊。這時,師母過來了,她笑着對我說:以後你來,打不打電話,都行。

果然是,燕祥先生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

多年來,他筆耕不輟,寫雜文,發隨筆,作序言。繼《沉船》之後,他又出了一本人生實錄《人生敗筆》,還有一本人生拷問《找靈魂》——燕祥先生真切地審讀和檢視在“欲做人民而不得的時代”中,他那幾十年是如何走過來的。一言以蔽之,在後極權逼仄的言論空間里,他免疫於犬儒病和軟骨病,盡量說真話,說實話,說人話。他在思想的閃光中,彰顯了讀書人應有的風骨。

2006年10月的一天,楊兆麟、杜婉華夫婦邀我和章虹去他們家作客。83歲的楊老先生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台長,但他和老伴都十分關念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六四受難者。在我身陷囹圄的歲月里,老兩口多次請章虹去吃飯,詳細地打聽:獄中的我,日子過得怎麼樣?楊老對我說,中午咱們去附近一家餐廳吃飯,一共六個人,還有兩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曾經見過面的廣播電台老同事邵燕祥、謝文秀夫婦。

將近11點,我們四人到了那家餐廳。進包間不久,燕祥先生夫婦就來了。

燕祥先生知道我因紀念六四10周年而鋃鐺入獄,被關了四年。他關切地詢問了我坐班房時的情形,還問我要一本《看守所雜記》。我對燕祥先生說,與當年的“右派”相比,我吃的苦、受的難算不上什麼。與你們在文革中的慘痛經歷相比,我的牢獄之災同樣算不上什麼。去年春天,我的《看守所雜記》在香港出版,裡面的內容,不少是我在號房裡寫得的;但要藏好,又能帶出來,我倒是花了不少心血呢。現在的問題在於,那是本禁書,帶進內地來不容易啊。

燕祥先生笑了,他說,他出的書中倒還沒有禁書,但自己寫的時候,自然就不能百無禁忌了;而發表或出版時,被刪節的事,照例是會發生的。說罷,燕祥先生拿出他的《誰管誰》遞給我。這是一本他的雜文集,2000年10月出版。在書的扉頁上,燕祥先生寫有:

棋生先生一哂

舊作一本,大體為九九年上半年作,其中如“皇帝熱”收入此書時,還被編者刪節過了。

燕祥持贈 0六年十月

讀罷贈言,我笑了,大家都笑了。

那天,小包間里,我們六人敞開心扉,無話不談。而燕祥先生那天說的不少心裡話,在四年零三個月之後,他就無畏地公開說出來了。

2011年1月18日,楊偉東、杜青夫婦去潘家園燕祥先生家進行採訪。面對攝像鏡頭,燕祥先生放言無忌;所形成的訪談錄——《那一夜之後,放風箏的孩子哪兒去了?》,成了中國大陸上一篇百分之百的禁文。

在訪談中,燕祥先生說六四:

六四問題一直是我的一個情結,而且是刻骨銘心的。2010年6月,我寫了兩首詩。一首關於六四,具體點了名,可以預見在一個時期內,在內地是不可能發表的。但是,我還寫了另外一首,題目叫作“放風箏的孩子哪兒去了”,下款寫為2010年6月4日。出詩選的時候,主編說,保留“6月”吧,不寫“4日”了。像這樣一首詩,我還是寫出了真感情。

在訪談中,燕祥先生說憲政:

對於中國幾代愛國者、公民來說,憲政由謊言變成了一個虛幻,到現在甚至變成了一個禁區。官方不允許它在報刊上出現,不但不允許討論,甚至見到這兩個字都難。

在訪談中,燕祥先生說“為人民服務”:

我早年剛剛參加革命參加工作時,認為“為人民服務”挺好的。但是後來我覺得,其實這非常值得推敲。從言和行來對照,他們並不是服務於人民。因為共產黨給自己定位為領導,那就是“天地君親師”的君和師了,而你們既是我的子民,又是我的學生,這就把“服務”的要義靈魂抽掉了。所以這個“為人民服務”,從頭到尾就是一個虛偽的口號,我們當時信以為真了。

在訪談中,燕祥先生還說:

現在不但追求真理會有阻力,甚至受到傷害,就是追求真相都不能見容於權力者。

……

在訪談中,燕祥先生說出的尖銳到位、振聾發聵和啟迪人心的話,還有很多很多,摘不勝摘。

在歌劇《悲慘世界》之後,你可聽到人民在歌唱?

在盛世幻象之中,你可聽到“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的燕祥先生在吶喊?

2020年8月29-30日 於

北京家中

RFA2020-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