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小舟 : 《民主中國》征程之鉤沉輯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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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燦若繁星的自由中文媒體中,《民主中國》可謂是異彩熠熠、獨具一格,這不僅得自於其建設民主中國的立刊方向、題旨包納極廣的用稿風格與長期以來的民運參與,亦與其三十二載的獨特徵程、一以貫之的宏大關注、編作共凝的犧牲價值和傳媒底色密切相關。

不過,大多數讀者對《民主中國》的昨日風雨和曾歷艱挫所知有限。因此,作為一名與《民主中國》已然相伴十餘春秋的讀者與作者,筆者不揣淺陋,以投礫之作,對得悉於蔡楚、蘇曉康等老師處的關於《民主中國》的前塵往事鉤沉輯佚,發覆其端,力求擇要而抉微,將《民主中國》的主要征程與重要細節呈於讀者面前,使讀者在對《民主中國》的長期堅守增加了解之餘,對中國民主化進程與前景提升信心,亦為相關媒體的創建者與運作者提供某些方面的參考資料與信念支持,為獨立自由之中文傳媒界的發展興盛貢獻綿薄之力。

概而言之,《民主中國》創刊迄今可分為兩個時期:“紙刊”時期與“網刊”時期。

一、“紙刊”時期(1989–1995年)

筆者所知的關於《民主中國》的“紙刊”時期的資料,皆源於由蔡楚老師轉介的、由蘇曉康老師撰寫的《一本異議雜誌的辛酸身世》。蘇曉康老師之所以撰寫此文,主要是因《海外刊物在大陸內部發行狀況——以“民主中國”雙月刊為例》一文而引發追憶與慨嘆。題中“辛酸身世”一詞,寄寓了蘇曉康老師對《民主中國》猶如對待子女一般的感情:疼惜,呵護,自責,患難與共之憶,嘆時勢不遇、雜誌處境不佳,等等,箇中滋味皆在其中了。

據蘇曉康老師的文章,《民主中國》系“六四”流亡者在海外辦的綜合性雜誌。《民主中國》於1989年11月創刊於法國巴黎。1990年4月在巴黎出版創刊號,時為雙月刊,社長蘇曉康、主編遠志明。同年,遷往美國普林斯頓;操作方式是由蘇曉康老師等人在海外編出稿件,送台北聯合報作後期編務並印刷,再空郵至北美、歐洲、東亞等地區發行點分發,成本昂貴;1995年底出滿三十期,因失去聯合報的印刷資助,轉為電子雜誌進國際網絡(Internet),蘇曉康老師任社長,主持統籌經費、經營和發行事宜。

蘇曉康老師在《民主中國》創刊伊始之際的設想是:使該刊向大陸內部發行。蘇曉康老師等人本是打算藉助香港支聯會的秘密管道,將雜誌“偷渡”進去,再分發給大陸的地下書商,由他們供應給各大城市的書攤。這種設想,源於蘇曉康老師“六四”之前在大陸的經驗——大陸自1985年以來,由於官辦新華書店系統的僵化,書刊發行渠道受市場經濟衝擊極大,各地冒出許多個體書商,以重金向各官方出版社買“書號”,自行出版揭露性、通俗性等方面的書刊,在市場上非常走俏,動輒獲取暴利; 因此類地下書刊無法走官辦書店和發行渠道,於是漸次形成一個遍布全國的民間發行網絡,基本上是每個財力雄厚的個體書商自己掌握一個網絡,其中以湖南長沙黃泥街最為著名,其次還有山東、東北等幾家個體書商,亦很活躍,例如,蘇曉康老師寫於1988年的長篇紀實文學《烏托邦祭》被中共中央宣傳部禁止出版後,有一個山東的個體書商找上門來,要蘇曉康老師授權給他出版,他以十二萬元人民幣,向中國新聞出版社買了一個“書號”,此書經他地下印刷、地下發行,在全國各地私人書攤上暢銷,據說賣了十幾萬冊。

但是,“六四”之後,中共瘋狂壓制言論與新聞出版自由空間,禁止了一批學者、作家的出版、發表權,並查封這些人在書店、書攤或在印刷廠待印的所有書籍。出版界與中共警察系統協同打擊個體書商和書攤業者,許多人被冠以“販賣黃色書刊”等罪名,被判刑入獄,吊銷執照,地下發行網受到嚴重打擊,事實上已不可能充當海外異見陣營在大陸內部的發行渠道。再則,港支聯的地下管道專作營救“六四”被通緝者之用,並已遭到中共的極大破壞,他們不願再用於偷運宣傳品。

因此,蘇曉康老師等人的初衷落空,“民主中國”刊行後,每期交港支聯一千冊,按蘇曉康老師等人提供的一份名單寄發大陸內部。這份名單,基本包括中共各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大專院校、研究所、文藝團體、報刊媒體,以及各方面知名人士及蘇曉康老師等人過去在大陸的交往人士,共有三百多個大陸地址。大約一年多後,港支聯來函稱:“寄往國內的郵費每冊港幣五元,大約每期只能寄回一百至二百本,但你們每期都送來二十一箱,恐造成浪費”,云云。後來負責此事的馮愛玲小姐又專函向蘇曉康老師等人彙報工作,稱:

“截止本月止(1992年9月),我們共收到五期,共約四千多本。除根據閣下提供的三百多個國內地址定期投寄,其餘雜誌均隨機寄發到國內,少量(五十份)在港贈閱給部分民運團體及有關人士。我們平均每星期投寄五十本雜誌回國內,但送來的數量太多,先尚積存不少,而我們人手和開支均有限,故目前的發行情況已是我們力所能及了。另外,我們也無法證實閣下提供定期寄發名單內人士是否收到雜誌,目前郵寄方式是否妥當?……”

此後,由蘇曉康老師等人每期支付三百美金給港支聯用作郵寄費,至於這些投寄的雜誌是否到位,則無法調查證實。據向陸續出國來美的一些友人了解,很少有人讀到過這分雜誌。蘇曉康老師等人的估計是,前幾期可能郵寄到位,漸為中共發覺後,大部分在海關即被攔截。也有零星雜誌流入大陸內部,均為港支聯贈送來往大陸人員隨機帶入的,數量有限。

《民主中國》創刊之初,每期印刷八千冊,92年第7期減為6000冊。據蘇曉康老師手頭保存的第7至10期銷售統計表顯示,至第10期只擁有訂戶1036個(北美913,歐洲123),大部分雜誌靠零售。北美地區的零售,主要分布在東西兩岸的中心城市內的中國城書報亭,非華人聚集的中小城市,如中西部,零售對象則是各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主要靠全美學自聯代理零售、征訂。此外,歐洲地區(巴黎250冊,和由巴黎發送的9個小國190冊; 德國250冊;英國250冊),太平洋地區(日本200冊;澳大利亞悉尼250冊;澳西地區100冊)的零售均為代銷,基本無回款。香港原有青文書屋(300冊)、正明實業公司兩家代理,後皆稱《民主中國》曲高和寡、可讀性差、銷售直線下降,不願代理……連香港都成了問題。

蘇曉康老師等人認為,發行導向對編輯方針影響極大。《民主中國》本應以中國大陸為對象,終於因發行困境轉而面對海外對象。在蘇曉康老師看來,這種轉變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民主中國》的出籠,最初只是聯合報原發行人王惕吾先生對蘇曉康老師個人的一個承諾。1989年底蘇曉康老師應聯合報之邀第一次訪台,王惕吾先生即問其有何事他可幫忙?蘇曉康老師便提出辦雜誌的請求。蘇曉康老師的願望,只希望辦一份綜合性的同人刊物,暫時避開“反對黨”或“異見陣營”色彩,以利雜誌進入大陸內部。但是,當王惕吾先生允諾後,剛成立於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便要求將此刊物作為民陣的機關刊物,定名《民主中國》。蘇曉康老師曾為此與民陣主席嚴家其力爭不以“機關刊物”定位,亦與民陣秘書長萬潤南力爭人事、財務獨立,均未如願。在政治態度上,蘇曉康老師贊成民陣作為“反對陣營”的定位,蘇曉康老師本人亦為民陣理事,但關於辦刊物的理念則與嚴萬二人大相徑庭,主要也是考慮到進入大陸的利弊。民陣一成立即為中共定性“反革命組織”,其機關刊物自然列為禁書,並于海關和郵檢方面大加查禁,使蘇曉康老師等人一開始就面臨偷運雜誌和地下發行的困境。

辦至第7期,進入大陸已不現實,聯合報方面亦嚴重感覺該刊經營和發行的無力,王效蘭小姐對蘇曉康老師說:在海外辦刊物,無法自負贏虧,便無資格生存,這是一個鐵律,希望你們調整定位,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否則聯合報不能無限期的資助。她並具體建議大力壓縮理論性、言論性、文藝性的文字,減弱教育味道,增加商業氣息,適應市場。

因此,蘇曉康老師等人從1992年7至11月,出版第11、12期時開始改版,大幅度調整編輯方針,主要是適應海外的口味,如“上海問題特輯”、“中共的秘書政治”、“大陸黑社會”專題、“大陸『市民社會』特輯”、“巴城奧運五人談”、“『無厘頭』文化的大陸版”等專題,都頗受海外讀者叫好。一位留美學生來信說:

一些英文媒體上對《民主中國》的評價反應,不知你們是否看到?《紐約時報》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介紹了你們《民主中國》雜誌,並用專門篇幅介紹了《太子黨的頭號種子選手——陳元》一文,據我所知,美國國務院關於中國問題的內部參考資料也翻譯了此文,另外,“中國大陸留美學生”電腦聯網上,也向讀者介紹你們第十期上的“南中國專輯”,給於頗高的評價。

這一時期,《民主中國》已經轉而以海外華人、大陸留美學生、西方中國研究者為對象,而不再注重大陸內部。

當然,也有讀者來信談到:

三月間往京、滬一行,見到許多文化界的友人,都在向我打聽你等各位“遊民”的近況,……提起複刊後的《民主中國》,有鼻子有眼地評頭品足了一番。

蘇曉康老師認為,即使以海外為對象,還是必須有大陸內部的內容。為此,蘇曉康老師等人也苦心設計如何在大陸找到提供消息和文字的“記者”,又必須保證其安全。蘇曉康老師等人曾物色到可以自由來往於穗港之間的一位文人,不定期從香港供稿以及提供大陸內部的報刊信息資料,與蘇曉康老師所率團隊的某位編輯單線聯繫,高價支付稿費和資料費,但維持不久,而且質量也越來越差,不久即斷線。蘇曉康老師等人也注意與大陸內部文化界人士和異見人士的聯絡均極危險,常擔憂他們被大陸安全部門覺察而中斷聯絡。所以,蘇曉康老師認為,海外定位的一個尷尬,還不在於是否需要往大陸發行,而在於如何從大陸內部獲得消息,舍此,《民主中國》便淪為第二手消息的轉載而已。但蘇曉康老師也認為,後來《民主中國》在一段時期內還是走了這條路,只是靠大陸舊報刊雜誌上的資料來編專題和寫文章。故而,蘇曉康老師認為,這離《民主中國》的創辦宗旨已相去甚遠,而且,海外中文報刊多如牛毛,並不需要它來濫芋充數。

蘇曉康老師等人認為,靠第二手資料編雜誌的缺陷,還在於其團隊對大陸內部的變化,感覺越來越遲鈍,並總是慢一個拍節。在蘇曉康老師等人看來,大陸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商業大潮的興起,以及連帶發生的“下海熱”、通俗娛樂文化伴隨“莫談國事”和以王朔“過把癮就死”觀念為代表的世態;前蘇聯和東歐變革後陷入經濟困境而在大陸引起“蘇東恐懼症”,特別是發端於北京爭辦2000年奧運會失敗、中美海上衝突的“銀河號”事件的大陸民族主義的初瀾,對這些大陸政局民情的轉變關節,蘇曉康老師等人認為,均無法預測和分析,直到台海導彈危機期間,普林斯頓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指出“民族主義”這個提法,才恍然大悟。所以,1995年蘇曉康老師在《民主中國》某期卷首語中說:“轉眼之間,我們在海外把《民主中國》辦了差不多五年了,而它筆下的中國大約快要飄流成只是我們觀念中的那個中國了:流亡文人記憶中的中國、預言家們猜測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幻覺中的中國、北美華文媒體轉述下的中國、西方漢學家論說中的中國……只是,它離待在那兒的中國相去多遠,我無法確定。”

蘇曉康老師等人認為,《民主中國》運作過程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不得不面對“地下”與“公開”的弔詭困局。

蘇曉康老師認為,也許,一開始想避開“異見陣營”把《民主中國》辦成一個同仁刊物的想法,就是幼稚的,不要說在“六四”事件後全世界的抗議高潮中這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同人刊物,難道就能暢通進入大陸嗎?是否一定要走“地下刊物”的道路?

蘇曉康老師還認為,這個辦刊思路,基本上是把訴求預設於通過宣傳可以影響民心以造成變局。這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東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捷克)的成功經驗,也是西方靠廣播(美國之音等)對東歐的成功之處。但是,這一套是否依然適用於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是有疑問的。

蘇曉康老師等人認為,冷戰時代有一個傳播理論認為,封閉、剝奪人們的知情權乃是極權維繫的必要環境。從東歐的變革來看,這個理論是正確的。但在十二億人口的中國大陸,特別是實行了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加之世界已進入所謂信息時代,中共單靠封閉和剝奪人們的知情權,還能否維持極權?顯然,它不僅不可能完全封閉,也不能只靠封閉。其維持極權的條件如今已很複雜,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後冷戰時代西方經濟的衰退,而中國卻作為一個巨大的新興市場的崛起,這同鄧小平堅持經濟改革的方針分不開。不錯,中共仍需要一定程度的封閉和剝奪人們的知情權才有他們所謂的“穩定”,但“穩定”的條件更基於市場的穩定、外國投資的通暢和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不穩定取決於民眾不滿程度和政治參與度的比率也許有限,而取決於物價、就業、經濟成長的比率也許很高。靠冷戰時代的宣傳方式(包括地下刊物)去影響處於“經商熱”之中又心懷激烈民族主義情緒的大陸民眾,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蘇曉康老師認為,大陸的政治發育很差,民眾政治參與的高漲並不一定能導致一個良性的民主的結果,這也是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一個深刻教訓。設若非政治、教育性、開啟民智式的宣傳,則不必非走“地下”而應儘可能爭取合法為宜。就西方的人權觀念而言,使人於恐怖之中從事政治行為,有一個必須承擔的責任倫理問題,即主事者不能對受其引導的參與者的安全置之不問。美國國會為設立“自由亞洲”電台作聽證時,曾要蘇曉康老師前去作證,該委員會成員鄭念女士對設立電台持反對態度,蘇曉康老師記得她曾要自己回答:你如何保證有人為你提供消息而不受中共的懲治?假若你不能從大陸內部合法獲得消息,你的宣傳又有何可信度?蘇曉康老師無言以對。

蘇曉康老師認為,總而言之,以開放社會對半開放社會的影響來說,合法、公開、親切、非政治化,大概是一個最適宜也最有效的模式,一個不太貼切的例子,就是當年鄧麗君歌聲對中國大陸的影響之深之廣,其非政治卻在政治思想上的作用,至今恐無人過其右。

二、“網刊”時期(1996年至今)

1995年12月29日,台北聯合報通知蘇曉康老師正式停刊紙印《民主中國》,至此,共編輯出版三十期。

當時的《民主中國》雜誌也受到美國NED(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所以蘇曉康老師考慮雜誌上網。

故而,《民主中國》解散了原有編輯部,由蘇曉康老師一人編輯,聘請一位電腦工程師吳夢,處理網絡和行政事務,匆促上網。具體時間應在1996年初,那時的中文網絡很簡陋,現在已無法找到《民主中國》網刊最初模樣,蘇曉康老師手頭只保存了打印版;現在只有2005年、2006年的網刊,還可以找到,網址是:http://www.minzhuzhongguo.org/filedata/pastissue.html

2006年夏,網刊停刊。7月10日,蘇曉康老師於日記里記載:

“終於可以做個了結了。6月底吳夢從國內回來,我給他一個郵件:

我們是否可以跟NED討論一下《民主中國》的前景問題:

第一、我們的點擊率無大起色,也很難做得再好,也就是說,以我的興趣和你的職業,皆無更多精力將此網刊提升為一個大型新聞網站;

第二、國內來稿亦無大起色,這包括:

一是,一批台柱子作者已在這個網刊耕耘十年有餘,風格和思路皆已定型,對年輕一代網絡讀者沒有更多的吸引力了,這恐怕也是我們網刊點擊率難以提升的一個原因;

二是,網上新起的一代作者,風格和思路變化很大,我們難以把握,也許是我們落伍了,跟不上網絡文字風格的進展,對稿件的篩選和編輯,皆頗覺費力;

第三,我倆經營這個網站已十年有餘,也覺得累了,希望尋找接替者,但我們沒有能力自己選擇接替者,也希望聽聽NED的意見。

9月30日,蘇曉康老師貼上最後一篇稿子,恰好是劉曉波先生髮來的分析胡錦濤整肅上海陳良宇的文字,算是蘇曉康老師主辦《民主中國》階段的尾聲,從此,蘇曉康老師離開這個雜誌。《民主中國》編輯部易人。

蔡楚老師在《我所知道的劉曉波》一文(刊於《民主中國》網刊)中記述:

“2006年10月,由於蘇曉康先生從他主編的民主中國退休。劉曉波、張祖樺和我在美國阿拉巴馬州註冊了民主中國網刊……當民主中國網刊成功申請到美國非盈利組織賬戶時,又是美國民主基金會給予了及時的支持。當時,劉曉波先生擔任民主中國網刊總裁兼主編,我擔任執行主任兼編輯,張祖樺先生擔任理事兼編輯。”

在劉曉波先生主編《民主中國》網刊期間,筆者首次瀏覽到《民主中國》,拙作有幸首次見刊。在筆者印象中,《民主中國》一般每日刊出兩文,每周有一“一周新聞聚焦”(施英編寫);《民主中國》網刊改版數次,經常緊扣大陸時政風雲及世界局勢的相應嬗變開展徵文活動,近年來以年度主題徵文為主。

筆者認為,《民主中國》網刊的總體文風是題旨宏大、論述謹嚴。雖有相當比例的新聞轉載與時政評論,以及一些詩歌、散文、訪談錄(較有代表性者,如廖亦武先生在大陸期間所作的“底層人訪談”系列)等敘事性、文藝性作品,但整體上仍充盈着濃烈的學者哲思,學術佳作不勝枚舉,編作投入的研精覃思自不待言。

在筆者看來,《民主中國》網刊對大陸民主化浪潮的助推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大力推動《零八憲章》聯署簽名活動。

2008年12 月9日,身在中國大陸的劉曉波、張祖樺等民主人士以大勇大智起草並發布了《零八憲章》,在很短時期內獲得了大量海內外民主維權人士的支持與呼應。亦因此,劉曉波先生當時即被中共政權抓捕,於翌年12月遭到中共重判11年的政治迫害,並於2010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自從《零八憲章》橫空出世後,《民主中國》網刊便成為推動《零八憲章》聯署簽名及相關活動的重要陣地,不僅在第一時間刊發《零八憲章》近期的簽名情況,還開展了相關主題的徵文活動並刊發了大量的與《零八憲章》及劉曉波等發起人有關的佳作。

如今,《零八憲章》的簽名活動依然持續,《民主中國》網刊的相應報道及文章亦時常可見。

第二,發掘了大量的大陸民主維權人才,使他們的思想、經歷、學識等無形財富獲得了一個展示平台和儲備基地,通過他們的文章反映、捕捉到大陸社會的民情政局、社會意識的各種動態與變化,為千萬讀者及研究人士提供了一扇透視大陸社會萬象的窗口,還為一些曾受、頻遭中共迫害、騷擾的大陸作者提供了對於維護他們的生活與尊嚴有重要意義的稿費。

關於《民主中國》的作者群,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學識廣博、勁筆如椽、文謹辭縝的劉曉波,揮灑娓娓道來、以淺見深、寓理於事之文風、漠視世俗名利而堅守普世價值和異議立場的余傑,以獨具個性、幽默冷峻、豪放不羈的詩意之筆撰寫了大量大陸底層民眾訪談錄的廖亦武(筆名“老威”)、已故的經歷坎坷、文化底蘊深厚的著名右派作家嚴家偉(筆名“林傲霜”等)、文風詼諧幽默、見識卓爾不群的華逸士(應為其筆名),論述章法井然、見解入木三分的評論家楊光,社會閱歷極為豐富、見識深刻、思想犀利、文思敏銳的高智晟,等等。倘若沒有《民主中國》這樣的獨立自由媒體的發掘與呵護,這些作者的驚世才華、卓犖思想、高尚品格和令人唏噓的人生經歷必然會被中共專制黑幕不同程度地封殺,甚至永難面世,遺珠江湖,不啻中華之悲、時代之殤。

第三,在國際學術、教育、傳媒等領域已然有了一定的影響力。

由於《民主中國》編作群體的長期耕耘和海內外廣大讀者的支持與傳播,《民主中國》網站被美國國會圖書館納入圖書館館藏。

國會圖書館將《民主中國》網刊視為其館的收藏和歷史記錄的重要而寶貴的補充,定期收集該刊出版物,不僅提供對其持久的訪問,還在圖書館設施中向查詢者個人提供有關該刊的特定信息、資料。

顯然,這不僅擴大了《民主中國》網刊的國際影響力與資源共享度,還為《民主中國》網刊可能獲得更大的國際性支持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最後,《民主中國》在華人民主維權群體中已然產生了一定的凝聚力與號召力。

任何一個長期運作的異議媒體都會有一個相對穩定且持續擴大的讀者群與作者群(僅以此而言,便可略窺中共最近瘋狂宣傳並加強“防止翻牆”惡法之因由之一斑),亦在其讀者群與作者群中有一定的凝聚力、號召力,《民主中國》亦然。僅以一事而言,便可知其大概:《民主中國》在連續三年無稿費、無經費的情況下,仍能堅持網站運作,且源源不斷地產生大量優質稿件,不僅有相當比例的老作者筆耕不輟,還陸續湧現了一些學養俱優、佳作連連的新作者,他們全憑着必能建成民主中國的堅定信念和奉獻精神,共同撐起了《民主中國》這片令專制勢力膽寒切齒的巍偉天地、使民主人士永感自豪的異議家園。

(註:本文首發《議報》與《民主中國》兩刊)

202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