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泊高馬,宇觀世界——嚴家祺答姜福禎問

0

嚴家祺簡介

1959年至1964年在北京的中國科技大學上學,畢業後進入中國科學院哲研究所。1979年2月,在胡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嚴家其做了“廢除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的發言。(理論務虛會1979年2月4日《簡報》全文刊出),擔任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曾在趙紫陽、鮑彤領導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1989年“六四”事件後遭中國公安部通緝,流亡法國,同年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1994年,從法國移居紐約後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後長期定居美國,在國外出版了《第三共和》、《聯邦中國構想》、《霸權論》、《普遍進化論》、《國家首腦終身制》、《全球財富論》等10部着作和1000多篇文章。妻子高皋在紐約曼哈頓一醫院長期當護士。(據維基百科等)

學習與思考,批判與創新是嚴家祺的生命亮點,他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政治新秀,積極主張政治體制改革。他發表的大量政論文章,直言敢言,屢闖禁區,深深影響着希望“告別專制,走向共和”的各界人士。我就是受嚴家祺民主思想影響者之一。

近日,經與嚴家祺書面溝通流,提出幾個問題,嚴家祺分別做了回應。(為避免重複敘述,部分問題截取已發表的文章。)

問:一九七九年您已在體制內工作,並參加了當時着名的”理論務虛會”.但很少有人知道您同時也參與了”七九民主牆運動”,我們在編寫《一九七九紀念文集》時,才了解到這一點,並有幸請您作序。您能否講一下當時情況,還有您怎樣逃過審查?

答:在理論務虛會上,《人民日報》一位出席者,就當時西單“民主牆”的情況做了發言,並為會議提供了一篇幾萬字的長篇文章,刊登在會議《簡報》上,詳盡地介紹了當時的各個“民刊”的情況和觀點。《北京之春》是“民刊”之一,籌辦《北京之春》的會議是在社科院後面的“北牌坊衚衕”劉萬勇家召開的,因為我寫《四五運動紀實》一書,認識了當時是團中央委員的王軍濤,籌辦會我也就去參加了。當時內部發行一本書,書名為《布拉格之春》,討論“刊名”時,我提議為“北京之春”。周為民和王軍濤是《北京之春》的主編和副主編。在文革中與我一起編《長城報》的邵明瑞熟悉北京印刷廠的情況,他幾天內就印好了一期排版鉛印的《北京之春》。邵明瑞現在90多歲了。因為理論務虛會系統介紹了西單“民主牆”,我就毫無顧忌地拿了幾十份《北京之春》發給與會者。七十年代的西單“民主牆”,在北京只有一種“民刊”是鉛印的,也只有一種“民主牆”刊物,進入理論務虛會會場,這就是《北京之春》。我也把“廢止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文章送給《北京之春》,以筆名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第九期上。

理論務虛會是胡喬木、鄧力群與會議大多數人分歧的開始。會上有人批康生署名(文革前)的文章《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是黨的同路人?》,鄧力群在《簡報》上發了一封信,說這篇文章是他提議寫、他出的題目,他與許立群合寫,最後由他定稿。鄧力群建議用康生名義發表,康生勉強同意了。鄧力群在這封信中雖然認為“康生問題很多,必須充分揭發。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負責,不能因為他出了問題,就都掛在他的帳上。”

但也正是鄧力群這封信,使大家看清了鄧力群與康生的關係和一貫的政治態度。當會議的多數人興高采烈地“批毛”時,胡喬木、鄧力群卻不高興。鄧力群在前幾年在香港出版的《十二個春秋》里說,“會開的時間越長,發言越多,離譜的東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據鄧力群說,鄧小平“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

對理論務虛會中的一些激烈批評毛澤東的言論,鄧小平是不滿意的,但因會議開始時他說“不設禁區,不下禁令”,鼓勵大家“解放思想”,他一時找不到藉口制止“批毛”的進一步發展。魏京生在西單牆上貼出了批評鄧小平“獨裁”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成了鄧小平扭轉政局的一個藉口。在魏京生貼出大字報後四天,魏京生被捕,第二天,鄧小平就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從這時開始,中國政治氣候大變,在西單牆上發表批評鄧小平言論的魏京生被抓進監獄,西單牆遭到封閉。

我所在的哲學研究所奉命調查我與貴州“啟蒙社”以及《北京之春》的聯繫,哲學所黨組織決定暫時不給我從“預備黨員”轉正。由於哲學所黨委書記孫耕夫在恢復工作前曾經長期遭受冤屈,他對我的問題,調查了一下,說沒有甚麼問題。鄧小平談“廢止終身制”後,胡喬木、胡繩找我談話,同意我從哲學轉行研究政治學,就這樣“放”過了我。我一直以為去趙紫陽那裡是鮑彤讓我去的,20年後,才知道是胡喬木提名我去的。

問:嚴先生,在你的八十年生涯中喜歡提新概念,引人注意。七九年底和八0年初的全國“理論務虛會”您提出了“廢止終身制”這個詞,很快鄧小平提出廢除領導干終身制,並啟動了幹部體制改革。您能說一下當時的情形嗎?

答:“理論務虛會”是全國性的第一次“非毛化”會議,從1979年1月18日開始,到4月3日結束,中間因春節和中越戰爭,休會了一個多月。會議組成了由胡耀邦、胡喬木、于光遠、胡績偉、周揚等人組成的領導小組,100多人住在北京京西賓館,除了星期天外,天天開會。胡耀邦在開幕式上作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講話,提出會議討論要面向實際、解放思想、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第二天,周揚從鄧小平家裡趕來,傳達鄧小平對這次會議的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當時規定,每個人的發言全文刊登《簡報》,《簡報》編輯未經發言人同意不得刪改,而且在第二天每個人就可以看到前一天會上所有人的發言。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在會上以《領袖與人民》為題,做了一個發言,說“實踐證明,‘人民必須忠於領袖’的原則,已經嚴重地阻礙了我們社會的發展,必須拋棄它,而代之以‘領袖必須忠於人民’的原則。”在理論務虛會自由的氣氛下,1979年2月3日,我在會上就《廢止黨和國家事實上存在的最高領導終身制》問題作了一個發言。2月4日在《簡報》上全文刊出。於浩成、黎澍也談廢除終身制,肯定我的發言,在《簡報》上也刊出了。

廢除終身制是對“政務官”來說的,1980年,我參與了張友漁籌建中國政治學會的活動,北京大學教授龔祥瑞也積极參与了籌建工作。李慎之、於浩成、陳為典、趙寶煦、許崇德都參與了許多政治學會的籌建工作。王滬寧不為人注意,總跟在王邦佐後面,不聲不響參加活動。北大的龔祥瑞為政治學會成立大會提交了一篇《如何改革中國的幹部制度》的論文。他提出,要學習西方國家的“文官制度”來改革中國的幹部制度,也就是實行“文官常任制”,所謂常任,就是“按照法律任命”、“沒有任期,無過失不得免職”、“實行退休制”。按照龔的說法,中國的幹部也要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我接受龔祥瑞的看法,在《光明日報》憲法草案座談會上,講了“廢止終身制的兩個含義”,也就是說,以法律任命的文官,要實行常任制。龔祥瑞是李克強的導師。在反右中,龔祥瑞批判他自己的導師錢端升和同學,長期被人瞧不起。在籌備政治學會期間,我多次聽人談起這事。但我發現,在全中國,在政治學會中,當時沒有任何人政治學、法學水平超過龔祥瑞。我所尊敬的張友漁、李慎之,都無法與他相比。“六四”後,我聽說,他完全直起了腰,在北京和各地到處宣揚憲政法治、自然正義、正當程序等理念。

問:能否講一下你主持的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特別是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時,如何在”四個堅持”的緊箍咒中,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的夾縫中尋求突破並獻計獻策?

答:我從來按自己的想法寫文章,當時不容許說的話,用一種更大的概念來表達,或者展望未來,把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談“政治科學”,而不是“當前政治”。1979年,寫了一篇《王朝循環原因論》,在《文匯報》內刊上發表了,寫《專制主義的兩個特徵》,社科院院長馬洪說寫得好,要我與他一起訪問日本,會見了中曾根康弘首相。我不贊成國家元首外另設國家軍委主席,用“比較憲法”分析,在社科院《要報》上刊登了我的長篇報告。《光明日報》討論1982年的憲法草案,也公開發表了這一看法。這樣的事做了很多,在社科院沒有人批評我,我沒有創造理論的想法,結果,1989年“六四”後對我算了總帳,《人民日報》用一版的篇幅(1989年9月22日),發表了《社會主義共和國是顛覆不了的——評嚴家其的政治理論》,實際上談不上什麼理論。

問:在八十年代整個國民自由民主意識都比較欠缺,包括知識界也相對薄弱,而您的民主自由思想十分深刻,令世人矚目。能否透露一下您思想深刻的主要根源。

答:根源是學數學物理學對科學的四個信念。

科技大學的五年學習,我們每個學生都形成了對科學和科學精神根深蒂固的一種信念。1988年5月10日,北京《光明日報》刊登了《我對科學的四個信念》一文。這篇文章是大學五年學習心得的總結,這篇文章談科學,既排除了不屬於自然科學的數學,又排除了不屬於社會科學的哲學。在大學時期,進入數學系,選擇的是物理專業。在工作時,進入哲學所,不研究哲學,選擇政治學。在我心目中,數學與哲學,根本不是科學。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使我看到了科學發展的兩條途徑。在自由選擇權受到種種限制的中國,在專業選擇上,我堅定地要按自己的心愿選擇。這篇文章,是我轉向政治學時發表的,寫的是“對科學的信念”,要表達的是,“對政治科學研究的信念”。

我對科學的第一個信念是,科學家必須是修正主義者。“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相同的。對科學家來說,當理論不能解釋實踐中產生的新問題時,他從來吧會感到沮喪,在他看來,這不是理論的”危機“,而是科學發展的新起點”。(《光明日報》1988年5月10日)

中國科技大學五年的學習,在我頭腦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當我後來轉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時,我自然地隊教條主義、對堅持一種不容修改、不容動搖的理論有本性上的反感。科學是在不斷的修正中進化的,“科學精神”就是“修正主義”精神精神,這就是我對科學的第一信念。

我對科學的第二個信念是,對新發現的,或在實際生活中出現的各種現象,不管它多麼新奇,多麼難以理解,對科學來說,都是可以理解的。“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否則人類就不能探索。我們對待周圍世界的基本態度是,首先要承認一切現象,包括難以理解的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科學的使命就在於去認識它,發現它的規律性。那種遇到新的、難以理解的現象而放棄理解的努力,是與科學精神背道而馳的。”(《光明日報》1988年5月10日)我對科學這一信念,對我長期從事政治學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的政治學知識是從世界史中積累起來的。當我看到各種複雜離奇的政治現象和政治人物時,我既不驚訝,也不恐懼,我懷着自然科學家那種態度,把這一切看作為一種自然現象,最強有力的人,也不過是存在於地球上的一顆“顆粒”,最複雜的現象,總只存在於空間中一個有限範圍。最難忍受的事物,遲早會成為歷史。對“非理性現象”,我堅信“理性”的威力,可以去理解它、認識它。看到政治上的各種悲慘事件,我銘刻心中,力圖尋找事件背後的制度和人性根源。

“科學的概念是明晰的,真理是樸素的。這是我對科學的第三個信念。”(《光明日報》1988年5月10日)在物理學史上,人們把“動量”和“能量”概念區別開來,不知經過多麼艱巨的努力。科學概念不是杜撰的,而是對實存事物、現象及其規律性的一種反映。

“我對科學的第四個信念是,在科學面前,沒有一個具體問題是不能解決的。當然,目標的選擇本身需要依靠科學”。“對科學來說,人可以創造條件、改變條件來解決人所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光明日報》1988年5月10日)所以,科學是人類樂觀主義的泉源。

在大學時代,當時並沒有明確地表述過對“科學”的四個信念,這是我離開科大、已經在哲學所和社會科學院24年時發表的文章中的話。對每一個科大學生來講,上述四個信念,是普通常識,沒有新奇之處。這四個信念,在我踏入中國社會科學界時,這些常識指導着我寫作和生活。

問:您的《普遍進化論》一書視通萬里已超越現有的物質世界和現象世界,把生命拓展到無機物和人造物,實際上涵蓋了進化、自化(自洽)、轉化(突變)等等,觸角伸向整個地球與宇宙秩序的關係。它是否已超越了社會生物學的範疇?

答:《普遍進化論》的主要思想不是“社會生物學”,而是說,在“物質世界”和我們每個人的“觀念世界”外,還存在着一個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規範世界”,也就是“超驗世界”.E?O?威爾(Edward Wilson)在1998年出版了《論契合——知識的統合》一書。他主張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契合起來,他說:“研究人類的狀況是自然科學。威爾遜認為,如果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可以”契合“起來,那麼,填補空隙將成為一次麥哲倫式的航行。

我用三年時間寫出了《普遍進化論》一書,2009年由紐約明鏡出版社出版。

【圖】2009年紐約出版的《普遍進化論》

五十年前,我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應用數學系,專業是基本粒子物理學。在畢業前夕,我首次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自然的東西和人造的東西》(《人民日報》1964年3月26日)。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我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當時沒有社會科學院),從自然科學轉向了哲學社會科學。然而,也正是這篇文章,使我始終沒有放棄對“自然的東西和人造的東西”的探索,《普遍進化論》一書,是這篇文章發表四十五年後的延續,又是我懷着對“形成周圍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從跨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角度,對“進化的統一理論”的探索。2009年《普遍進化論》出版時,我很高興,自以為是,以為進行了一次思想世界中的“麥哲倫式的環球航行”,現在知道,自己還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中漂流,就像我32年流亡,不能回到祖國和家鄉一樣。

問:注意到”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一直是您多年最關心的問題。2011年您提出《中國面對6條道路走不通》,你又提出以”第二次新文化運動”,提出“聯邦制”將是中國“國家結構”的最好選擇。有人認為你聯邦制的設想過於理想化,難以應對未來複雜的國情,另外聯邦也是先有邦,才有聯。您怎麼看待這種質疑?

答: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科學和民主是兩大目標,在100年後的今天,只實現了三分之一,在中國的自然科學領域和大部分社會科學領域,都接受了、採用了科學方法,中國的科學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部分學者中,還沒有科學和科學精神。民主在今天的中國,依然遭到踐踏。這與19世紀上半葉歐洲的情況,有些類似。當時的工業革命,法國就是在專制政治的大環境中實現的,沒有人奢談民主,保守主義、社會主義、文學中的浪漫主義成為潮流。既然新文化運動沒有完成,第二次、第三次就必然出現,就要有人出來提倡,慢慢就成為潮流。

聯邦制也一樣,在北京時,我談了可以用聯邦制來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當鄧小平在1983年提出用“一國兩制”來統一中國時,我從政治學研究的角度,自然會想到研究各種和平統一的途徑。從俄國史中知道,“一國兩制”並不是鄧小平的獨創,我開始研究聯邦制問題。早在16世紀,俄國沙皇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就在俄羅斯實行了“一國兩制”。伊凡四世在掌握絕對權力後,開始還自我約束,到後期20多年中,變得無所顧忌,冷酷殘暴、隨意肆行。他在34歲時,為自己創設了“一國兩制”,稱為“奧普奇尼納”(Oprichnina),這是一個特別、例外、完全由沙皇一人自行管束的特轄地區。這一實行“一國兩制”的沙皇特轄區,開始時只有莫斯科王宮和一些小鎮,後來擴大到俄國全部領土的近三分之一。1986年,鄧榕來建國門政治學所見我,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我把1982年出版的《國家政體》一書送給了她,她說要給她父親鄧小平看。我提倡在聯邦制下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還以為是在社科院從事政治學研究為中國和平統一做好事,沒有想到引來了鄧小平不高興。1989年3月,香港《九十年代》月刊說:“嚴家其引起中共高層不快的言論,主要是他在香港提到與台灣統一可考慮採取‘聯邦制’的方式。這一說法,被認為是違反了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先是鄧小平說,嚴家其比劉賓雁還要壞;繼而,在談到蘇紹智問題的時候,鄧小平表示,蘇紹智不處理,嚴家其要注意。”

2022年,台灣海峽上空將烏雲密布,習近平為了顛覆共和、登上皇位,就要在20大前製造緊張局勢,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武力威脅,這樣,就有助於抑制共產黨內外的所有不同聲音。我提出聯邦制不是為了否定“一國兩制”,而是為中國和平統一多一種選擇。而否定“一國兩制”的是習近平。香港的“一國兩制”從去年到今年,被習近平完全摧毀了,但與習近平的願望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與中華民國一起成為歷史,這為未來的聯邦中國開闢了道路。

中華民國是第一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專制國家,但名義上有共和,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勉強可以算得上共和,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第二共和。聯邦制的中國,將是帶有邦聯特徵的聯邦中國,就是第三共和。這是我在1992年出版的《聯邦中國構想》大的線索。

【圖】1992年出版的《聯邦中國構想》和《第三共和》

問:在《全球財富論》一書中您理論分析和現實批判二者兼有。您的”分級總帳本”和”全球總帳本”的設想,擊中了金融寡頭的軟脅,為徹底解決資本高度積聚和壟斷的頑疾提供了能性。本書的意非凡,實際上超越了宏觀和微觀經濟學,請您談一下該書的緣起和要點。

答:經濟學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出現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風暴和大蕭條,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總結金融風暴和大蕭條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宏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研究怎樣用政府的政策促進經濟發展。政府的經濟政策有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外貿易政策、收入政策。研究經濟學還有第三個角度,這就是宇觀經濟學(Spacescopic Economics)角度。與宏觀經濟不同,宇觀經濟學分析經濟現象時,把經濟現象看作為一種“自然現象”,忽略政府政策、忽略市場交易的策略,忽略大銀行與股票小投資者之間的區別。從地球上空,或人造衛星這樣的高度,來分析研究全球金融及其未來趨勢。這個宇觀,與天體物理學的宇觀不同。天體物理學的“宇觀”,要離開地球,走出太陽系,要從10萬光年、10億光年、100億到1000億光年這樣的大尺度來觀察宇宙。而經濟學的“宇觀”,對天體物理學來說,是微乎其微,微不足道,只是航空高度、衛星高度,觀察地球表面的商品流、資本流、信息流。這種觀察,不同於宏觀經濟學,可以明顯區分經濟發展中的“自然現象”和“人為現象”。人類是整個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有自主行為能力,可以在局部範圍內按人的意志改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人類社會中的現象,可以分為“自然現象”和“人為現象”。“人為現象”是由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意志引起的現象,是人的有意識行為。例如,一個人的投資行為,一種商品定價的改變,是“人為現象”。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調整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是“人為現象”。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糾紛或所謂“貿易戰”,也是“人為現象”。1972年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改變了金融世界的秩序,並不是尼克松的個人意志造成的,是二戰後經濟不可阻擋的發展,使作為實際貨幣的黃金數量無法與實體經濟相匹配的結果。所以,是經濟發展中的“自然現象”。

【圖】2019年出版的《國家首腦終身制》和2020年出版的《全球財富論》

從宇觀經濟學角度看,經濟發展是技術和制度進步推動的實體經濟的發展。微觀經濟學是亞當。斯密到1929年第一次全球性大規模金融風暴時的經濟學,一次次企圖排除政治,把個人佔有財富看作頭等大事;宏觀經濟學,注意不同國家的經濟政策,凱恩斯出現了,把國家財富的增加看作頭等大事。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經濟學出現了“非凱恩斯化”,把分析計算每一項投資各期現金流的折現值視為重要目標。而宇觀經濟學,由於站在高空或太空觀察地球表面,不關注每一項投資的財富現值,不關注個人到國家經濟體的金融積累,而把全人類經濟發展和全人類的福利看作頭等大事。金融產品和金融資產的存在,不是永恆現象,而是人類社會中有千年歷史、但終將消逝的現象。《全球財富論》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寫出來的。中心內容是“全球金融恆等式”、“金融自循環”、“全球總賬本”。

全球經濟體是在債務問題上,對外星和宇宙空間,是一個“債務孤立系統”。人造衛星和太空探測器,還是地球上屬於某一國的國家資產,在外星殖民前,全球經濟體沒有對外資產,也沒有對外負債。對全球經濟體來說,全球總金融資產恆等於全球總金融負債,這就是“全球金融恆等式”。這一簡單的真理,用數學公式表示為:全球總金融資產- 全球總金融負債= 0(Global financial identity),簡稱GFI恆等式。

根據GFI恆等式,全球經濟體的總資產= 全球總實體資產+ 全球總金融資產–全球總金融負債= 全球總實體資產全球金融恆等式也可以表達成:全球經濟體的總資產= 全球總實體資產

問:2019年你和王丹等人推’“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受到一些人的詬病,主要質疑是:儒家文化就算是糟粕和精華並存,從淵源上講,它也總比不上來自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先進文化,對此,您有什麼回應?

答:五四運動,是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發生的運動,五四運動改變了新文化運動的方向。一個世紀前的新文化運動,到今天,並沒有完成。剛才說,只完成了1/3 .在中國,科學精神在自然科學領域得到了很大發展,而儒家的糟粕繼續保留着政治領域和部分文化領域,民主還在被踐踏。

希臘精神,建立在相信真理、正義存在的基礎上,用明晰的概念來分析事物,不喜歡模稜兩可、似是而非。這與儒家、道家和佛教很不相同。中國特色,就是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一種觀念。六四大屠殺後,中國大地上,沒有了正義。

儒家不談神,注重現世生活,是人際關係的游泳術。儒家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基礎。就是中國人生活在西方社會中,也無法消除自己身上儒家文化的影響。在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後,在有民主法治的國際環境下,按儒家的方式處理國與國的關係,可以發揚光大。儒家文明可以成為連接基督教文明、猶太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的橋樑。

問:在您的八類作品中,涵蓋了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生物學等當諸多領域,包括一些理論創新和新潮問題。你自已最滿意的是哪幾本?

答:我過去的作品,思路不開闊,沒有多大創新。我的社會科學知識是一點一點學來的,我寫的書都有局限。1986年我在《天津青年報》上寫過一篇《“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的文章。想不到,這篇文章是為自己寫的。1989年和2019年的兩次大難,把我的人生劃分為三個階段。在1989年前的中國,是第一人生。1989年逃出了中國,環境和人際關係發生大變,進入了第二人生;2019年在華盛頓,瀕臨死亡而重生,世界觀人生觀發生局部變化,進入了“第三人生”。

2019年,我在華盛頓做了一次心臟大手術,沿着胸部中線切開,十天內三次全身麻醉,從死亡邊緣重生。心臟病是30多年因不能回到中國、長期鬱悶而經常喝酒造成的。心臟手術後,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改變了三分之一。從醫院回家後,一面休息,一面不斷整理我以往的手稿和資料,把以往保留的大批剪報,丟棄了70 %,有幾十個大口袋之多。簡簡單單、平平常常過日子最好,不僅不要保留無用的物品,而且要丟棄無用的資料。現在心臟病沒有好,聽力減弱、安靜站立時經常感到地面在振動,但大腦沒有問題,更加樂于思考。我決定在這“第三人生”中,以“大尺度世界觀”,以跨學科方式寫作。現在感到時間已不多,2020年,是我最努力寫作的一年,5月,台灣翰蘆出版社出版了我寫的《全球財富論》,從6月開始,連續寫作7個月完成了740頁的《命運交響樂》。“不可選擇謂之‘命’,不可控制謂之‘運’”。一個人的“命運”如此,一個國家的“命運”也一樣。《命運交響樂》在正在印刷之中。

今年一年,已感到體力不支,力不從心,除了在為《新世界觀》一書的寫作準備外,主要時間在修改15前出版的《霸權論》。《霸權論》把國家視為“地緣動物”,談從地中海爭霸、大西洋爭霸,到21世紀後的太平洋爭霸,談21世紀下半葉“世界聯邦制”的前景。實行世界聯邦制不是“全球一國化”,不是建立一個“一國化的世界中央政府”,不容許這個“世界中央政府”對全人類的財富進行“權威性分配”,未來的世界聯邦制是在保留國家的情況下的聯邦制。

明年(2022年)的工作是寫一本《新世界觀》。其中會談及數學和哲學為什麼不是科學,談科學發展的兩條道路,系統闡述物質世界、觀念世界、超驗世界的理論。當然,政治學還是我的本行,我要用這一世界觀來分析中美關係、中國和世界的前途。

問:王炳章是海外民運的少數派,曾被視為異類,遭到排擠,在“和理非”一面倒的大環境下,民運要有自已的目標,自已的節奏,自已的路徑,否則與共產黨的同路人無異,因此勿需諱言革命。您在海外民運這一類17篇文章中有五篇是寫王炳章的。你可否談談你對王炳章的看法?

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成立會上,我談了政治學研究的目標,在當年的《政治學研究》雜誌上摘要發表了,留下了記錄。我講的是,研究政治學,在中國,最重要的是,要使政治制度化,要尋求“非政治化”的途徑,一個國家,要儘可能把國家大事以“非政治化方式處理”。律師制度、文官制度、任期制度、實行法治、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和非政治化,都是“非政治化”的途徑。從到趙紫陽的“政改辦”,到1989年天安門運動,我被捲入了政治,我知道,一個國家,如果捲入或參與政治的人非常多,這個國家就開始有問題了。文化大革命,全中國捲入了政治。我是學者,不是革命者,也不喜歡什麼“告別革命”,我反對“暴力革命”,如果講革命,我主張“和平革命”。“議會民主”是“和平革命”、政治現代化的道路。1989年民陣成立,我擔任主席,是一種責任,是為了抗議六四大屠殺,為中國結束一黨專政、推動組黨運動的努力。1993年海外民運的大分裂,是我家庭和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我的妻子開始在曼哈頓Cabirini醫院作護士工作,我給巴黎、紐約、香港報刊寫稿,除了政治評論,還寫了許多跨學科文章。紐約沒有“民陣”、也沒有“民聯陣”的組織,除了參加悼念“六四”的集體活動外,我不參與紐約民聯的活動。在紐約,有幾次見到王炳章,總是一人走來走去,我才想到,王炳章和我都是海外民運大分裂後,被民聯、民陣拋出的“碎片”。王炳章對我十分友好,我也以友好態度對他。2003年2月,深圳市法院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王炳章無期徒刑。每想到王炳章的無盡苦難,感到萬分心痛,希望中國政府能夠釋放他回到加拿大家中。

問:薄家父子思想和個性一脈相承,八十年代薄一波曾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小組大發雷霆。薄熙來雖然在獄中,總有一些人對他抱有期待。您能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景嗎?

答:一九八六年時,胡耀邦是總書記,政治改革這樣的事按理說應由總書記主持,但鄧小平要總理趙紫陽主持。一九八三年三月,鄧當著趙紫陽和胡喬木的面,批評了胡耀邦一些做法。一九八六年七月,鄧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趙紫陽組織一個班子,設計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趙紫陽弄不明白,鄧小平為什麼不提議胡耀邦,而提議他來研究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所以,趙紫陽在鄧講話後未作積極反應。鄧小平再次提出後,趙紫陽才開始組建。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由趙紫陽總理牽頭,中央顧問委員會、書記處、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各有一人參加,由五人組成。薄一波是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參加了五人小組。另外三人是胡啟立、田紀雲、彭沖。鮑彤、周傑、賀光輝和我是”五人小組“下面的辦公室(簡稱”政改辦“)負責人,”政改辦“的實際領導是鮑彤,我沒有起多大作用。溫家寶、胡喬木、鄧力群、高揚也參加了多次會議。另外有幾十次會議是”政改辦“邀請各方面人士聽取意見。其中有教授、學者、大使、部長、省市委書記、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學員。我記得,尉健行、閻明復、李錫銘、李長春、許士傑、邵奇惠、李慎之、龔祥瑞、俞雷等人都到廠橋參加過我們的會議。

薄熙來垮台前,對中外媒體記者會上,兩次說“一派胡言”、“一派胡言”。這使我想起他的老父薄一波的一段往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下午,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開會。會前幾分鐘,趙紫陽還沒有到,已經到的人坐在會議桌前聊天。會議桌是長方形的,一邊是彭沖、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另一邊是鮑彤、周傑、賀光輝、陳一諮、吳國光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這一天,我座位離薄一波很近,斜對着他。彭沖興緻勃勃地談起《深圳青年報》頭條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說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很大反響,我們大家聽着默不作聲,突然,薄一波發起飆來,繃著臉、大聲地、氣沖沖地說,怎麼能發表這樣的文章?這不允許,要追查!登時談笑風生的氣氛就一掃而光,彭沖也收住了笑容。

趙紫陽每次都是正時到會場,他坐下來就說,到時間了,我們開會吧。薄一波接着趙紫陽的話說:“讓彭沖先說一說,深圳要鄧小平退休。”這時,彭沖一反剛才的態度,嚴肅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報》的事情。薄一波要趙紫陽去處理這件事,趙紫陽對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傑說,會後你了解一下情況,你去處理。這一天討論了“幹部年輕化”問題,在薄一波發言時,他突然轉臉對胡啟立、田紀雲說:“現在青年人難以上來。我們活着,你們難以上來。啟立、紀雲你們也五十六、七歲了吧?我們不死,你們也上不來。”薄一波說“我們不死,你們也上不來。”,十分刺耳,我就記住了。後來查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也有這句話。

(2021.12.22日)

民主中國2021-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