窺衣眼: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紀念中共成立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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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立百年,海里黨主們自應歡樂自慶;普通黨員也該跟着朝賀。我作為比現今黨主們的黨齡還多幾十年的普通黨員,既無資格自慶,又不知該賀什麼;幸好還記得一首紅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倒合自己的體驗。因為成立百年的中國共產黨,前二十八年為創立新中國戰鬥時,我只活過那後十六年,懂事以後就相信那個編輯《新華日報》的黨所宣傳的為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反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統治,因而跟着一群可愛可敬的哥哥姐姐擁護中國共產黨。只有此黨建立新中國以後,我才親身參加這個創建新中國的共產黨,並且親身體驗這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曲的真正含義了。

我進入“革命陣營”後,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第一個體驗是: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數不清的“階級”和“鬥爭”出現於新中國

我於1951年18歲時奉命參加工作,機關里同志們的關係非常和諧友善,像我這樣的小小小幹部,對於科長部長書記等上級也都視同哥姐叔伯,出自內心地聽從他們的教誨服從他們的指揮。只是意外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飯!那時的工作待遇實行供給制,伙食很好且不付錢,只是吃過幾頓飯以後發現同餐的怎麼沒有部長書記哥姐叔伯們,原來新中國的幹部用餐是分等級的:我們吃的是“大灶”,他們吃的是“中灶”(部長)和“小灶”(書記)。那就是以後我才知道的王實味同志攻擊延安革命老區實行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制度了。不待我消除這個驚異,更多的驚異陸續來了:我們機關的一把手、延安來的老領導召集會議嚴肅宣布:上下級同志之間不得按照小資產階級絕對平均主義張哥李姐地胡亂呼喊,必須按照職務稱呼書記部長科長,只有什麼頭銜都沒有的普通幹部才能叫名字而非外號。這種區分自然不是孤例,也不止於吃飯和稱呼,而是全黨幹部身份的“普適”區分,從科處級縣團級地師級省軍級到中央的正副部級正副國級的劃分,實行工資制以後就直接成為錢財收入的多少,加上按職務高低享受的工資以外的高低“待遇”,構成區別嚴格的高低階級了;再加上他們和“人民”、“黨員”和“群眾”之間更加嚴密的高下區分,成為新中國著名的“兩類矛盾”中“人民內部”的種種階級。至於“敵我矛盾”中大量消滅已經投降肉身以後的倖存者屬於“敵對階級”以外,再經種種政治運動,陸續造出種種新“分子”:反革命分子反黨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務走資派等對象收為階級鬥爭的目標,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這種敵我之間的斗與被斗關係和各自內部的劃分,無情地糾正了我對於新中國會走向消滅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深信,眼看着它成為全球最豐盛的階級社會和鬥爭舞台啊!

順便說一下:“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這幾個大詞,都非中華的古語,我們的祖先沒有那樣的智慧,古書史籍都無收存。我作為一個苦心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少年,也是從《共產黨宣言》和《毛澤東選集》里首先學到的,知道: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

首先,關於“階級”,毛澤東對中國“舊社會”按經濟地位劃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其實在那個“舊社會”,上述階級雖然存在,但是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倒更是親屬、師生、朋友、買賣以及恩怨情仇等等更為切身的關係;更無工人見了別廠的老闆、農民見了鄰村的地主就打就殺的事件。所謂“階級仇恨”,正是共產黨獨特宣傳教育的結果。

其次,關於“鬥爭”,和“階級”的劃分相反,它倒是人類出現以前就有的故事:為了奪得食物,禽獸相鬥;人類出現以後,既與禽獸斗更與自己斗,前者為了保身與覓食,後者就為爭奪財富了。不過人類的自斗屬於“野蠻”,因為它不能為文明世界增加一分財富,而人之為人,卻正因為他們朝向彼此合作創造財富的方向,從野蠻走向文明。此為“一切社會的歷史”的更重要的一面。反觀“社會的歷史”里所有的“鬥爭”,最終目標不過就是搶錢,結果都是財富的轉移,而絕對不是它的增加。社會財富的增加,絕對無法通過鬥爭集會罷工運動打土豪分田地乃至世界大戰而取得的。即使小小的螺絲釘,也不能從一顆搶奪成兩顆,而必須是人類分工合作包括資本、知識和勞動按照契約相互結合的產物;也只有這樣的結合才能增加社會財富,使人類有別於禽獸,人類社會才能向文明前進而非向野蠻倒退。所以我以為也應該為《共產黨宣言》增加一句: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人類協作的歷史”。

這點認識,自然不是我當年的;當年豐盛激烈的階級鬥爭,卻相反地給我對於共產黨和新中國的第二個親切體驗:

堅信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人站立起來”

這句有名的話,見於毛澤東於1949年9月21日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詞: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作為一個熱烈擁護革命黨的少年,那時我雖遠在首都的政協會場之外,居然也和講演者及代表同志們們有“共同的感覺”:十分自豪於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中國人”從獨裁政府的壓迫之下“站立起來”了!只是隨着歷史的演進,我的這種感覺發生了兩層變化。第一層是那時並未弄清楚,他說的“中國人”並不包括當時和以後被賜名為“反動派”的人士,雖然後者也都是“中國人”,似乎沒有一人主動放棄或被判取消國籍;而隨着歷次階級鬥爭運動的發明和進行,這些必須繼續被踩在腳下的“中國人”的數量還高速地與日俱增,包括我自己也成了中國人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當然不夠資格和那些一直站立的同胞抱“共同的感覺”了。不過那些一直“站立起來”的同胞的處境,就涉及我的第二層感覺了,那就是為何他們總是“站立”着呢?腳酸了不能坐坐嗎?疲倦了不能躺躺嗎?辛苦了不能玩玩嗎?而事實的答案竟是:不能!

這就得回顧到前述第一個體驗,我們的社會已經出現層層新階級了,如同我的那位尊敬的首任上級教導那樣,革命的社會是不容許“絕對平均主義”存在的,於是就建立了一個絕對不平均的社會,下級對於上級絕對是“站立”着的,如此層層遞站,全國只有一個人(至今也只有一死一活兩個人)能夠隨便坐下了。其次,就如那個第一人在前述講話里號召的:“讓那些內外的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我們”這些革命人民(“我”在當右派以前)也就沒有功夫在對付不鬥就不抖的“內外反動派”時找出空閑坐下休息了。回顧他從1949年5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訓導人民從事激烈的階級鬥爭起,又不斷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旋接受建議改為“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直到他辭世的那年,都還嚴肅地質問“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在這些最高指示下,哪個斗人者和被斗者還敢坐下歇氣呢?就以剛才提到的我那位首任上級為例,他的新階級成分自然已經相當高貴了,可是一生也只有在上級領導下站着拚命的份,直到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任上於“文革”中跳入未名湖中,才得以躺下休息啊!至於已經屬於最下層階級見誰都站的中國農民,先在黨的領導下通過鬥爭從地主手裡奪得土地房屋牲畜剛剛高興一會兒,奪得的一切以及自己生產的成果就被統統收歸“公有”,在中華大地上演出千年未有的數千萬人集體躺下餓死的慘劇,演出他們“站起來”的最終下場。

關於中國人民站起來的以上解釋,我曾於多年以前把他寫進一篇評介剛於去年逝世的邵燕祥先生名著《大題小做》的文中。針對他在文中的深刻描述“領導鬧事於前,群眾鬧事於後”,我插嘴說: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它所以需要養着一群“領導”,自然不是請他們來鬧事,無論是領導群眾鬧事還是對着人民鬧事,而是要他們做事。做什麼事?做給他們傭金雇他們幹活的主子們的公共事務。這個舉世承認的公理,本來也是當今執政黨公開宣布的理念,還把國家命名為“人民共和”國,在每個官府前刻個“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可惜這些東西從問世起就只是“招牌”。關於這段歷史,有段描述它的有名紅歌唱道:“我們唱着東方紅,當家做主站起來”,正是它的準確寫照。“我們”“當家做主”,自然相當於 “共和”,相當於享受“服務”;可是它的前提卻是“唱着東方紅”,感恩於“大救星”,為本該服務於自己的領導人領導黨趨前跑後拚命服務,從一開始就把關係搞顛倒,人民一旦如此“站起來”,就再也不得坐下了。

該篇題為《領導鬧事三部曲》的短文為邵先生看到後,立即致我一信說:

我從尊文又得到一重要啟示,乃一九四九年九月政協會上宣布之“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並非從趴着改為站着,而實為從坐卧狀態命其“站起來!”以便垂手聽訓,並且驅使奔走,入得朝堂,也須像《法門寺》中奴才劉瑾之“站慣了”也。

由於以上兩種永不能忘的體驗,使我活到老年還增加了一個體驗: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兩頭真”的中共黨員

回顧上世紀40年代的國共內戰時期,我這個十分憎恨專制獨裁國民黨的中學生,在一批學友哥姐的教育下十分尊敬和熱愛倡導民主自由的共產黨,在學校辦壁報發表政見斥官僚罵特務並參加學生運動。到了中共在內戰中勝利,才知那些哥姐們大都是中共地下組織成員,好些人都成為我的領導了,幾十年間一直是我敬愛的的師友。幾十年一晃就過去了,像他們那樣的和比他們還老的老黨員頭上出現了一個稱號:“兩頭真”!這是全球任何共黨甚至任何政黨都沒有的銜頭,可稱如假包換的“中國特色”。

一位“兩頭真”的理論家、曾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政治改革研究會幹事長的杜光同志,對他們自己的這個稱號有過一個解釋,說——

“抗日戰爭前後和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們為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統一、獨立、富強的新中國,積極投入了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並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他們是真心實意地為理想而奮鬥的一代。這是‘真’的一頭,是青年時代的‘真’。近年沿着這條‘真相-真理’的‘兩真’之路,他們熱切地探求歷史真相,尋覓超越傳統觀念的真理。找回了青年時代的真誠,重新煥發出民主革命的激情,致力於揭示真相,探討真理。這是另一頭的‘真’,老年時代的‘真’”。

這位杜光同志,儘管也曾被中共打成“右派分子”,無法“站立起來”凡二十來年,但是在講這話時究竟已經被“改正”,又當了黨內負責同志,所以在講“青年時代”和“近年”時,略過了“中間”;在解釋“真”時,不好講它的對應面“假”。他們開頭相信某種“真相-真理”,到老還在探求真相尋覓真理,說明從開頭到後來的幾十年間,都遇着假象假理了。那麼,誰在製造假相假理呢?

謹考:“兩頭真”們擁護中共參加革命之日,正是中共厲聲教訓國民黨必須“誠意實行真正民主自由的憲政,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引自毛澤東:《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之時。正是中共的這樣的價值聲明,吸引了“抗日戰爭前後和解放戰爭時期”至少兩代正義青年的真心擁護,並且捨死忘生地跟着它親手建立新中國。可是一到建國之後,黨就收起民主進步的許諾,開始製造種種專政對象,並且創造一個“民主專政”的新名詞:它也立憲法(民主),但是治國的手段不是“憲政”而是幾十次製造“少數階級敵人”的“政治運動”(專政)。就在新中國新憲法頒布不到兩年半,就演出了第一部禍及全國震動世界的“徹底打垮胡風反革命集團”政治運動,公然違憲剝奪一批作家的“通信秘密”權,全國共清查了2100多人,同時在各黨政機關企業學校中開展“內部肅反”, 捲入運動的有5,864,238人,最後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共37,288名。從此全國“運動”不斷,“敵人”叢生,而三十年間連一條刑法都沒有卻“依法”對“敵人”判無數案殺無數人沒有民主只有專政了。按照它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定性“法西斯主義”,那麼它的“民主專政”也就就叫很難聽的“民主法西斯主義”:口稱民主手行法西斯,直到到1989年6月4日,才脫下最後的偽裝,公開實行反革命軍事政變和法西斯獨裁,以吃民飯護黨鍋的黨衛軍攻入首都,推翻黨內職務最高的“兩頭真”趙紫陽,徹底脫掉“為人民服務”的偽裝,命令人民為黨服務;全國改姓都姓黨(“一個黨”)、不準妄議中央(“一個主義”)、當家教主自定於一尊一錘定音(“一個領袖”),真正露出它和當年國民黨完全一致的的初心了。而當年那些擁護假話的“一頭真”青年們,除了在途中被專政甚至被消滅,到“近年來”其倖存者才走上“揭示真相,探討真理”之路,這也正是共產黨從銳意說假話到不怕露尾巴的“黨史”啊。

以中共的正式文件最先在黨內自陳其真實初心並徹底批判當年之假話的,是2014年的中央“九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文件本來也屬於機密,尚未決定對外露面的,可是卻被記者高瑜採訪到手且替它向外發表了。此舉雖然惹怒當局且刑拘記者,卻有倖免去了他們繼續撒謊的需要,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國大黨的龍椅上,向世界批判當年欺騙“杜光”們的假語,口吐誠實的真言,也成“一頭真”了。

以下就是中共當年的謊言和現代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情況的通報》對它批判一覽:

關於憲政民主

謊言:“憲政是什麼?就是民主政治。”(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一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1941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報》)

批判:“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黨的領導。”“要害在於把黨的領導與憲法和法律的實施對立起來。”

關於普世價值

謊言:“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為堯存,不為舜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原則》,1943年10月28日重慶《新華日報》); 

“英美民主政治這兩大精華——人民的平等和自由,……這是人類共同的寶貝。”(《論英美的民主精神》,1944年3月30日重慶《新華日報》)

批判: “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把西方價值觀說成是超越時空、超越國家、超越階級的人類共同價值,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具有普適性、永恆性。”

關於公民社會

謊言:“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中共二大宣言》,1922年7月);

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切實保障人民權利》,1941年5月26日延安《解放日報》)

批判: “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借公民社會宣揚西方政治理念,稱在中國建設公民社會是保障個人權利的前提,是實現憲政民主的基礎;將公民社會視為在中國推進基層社會管理的‘良方妙藥’。”

關於新聞自由

謊言:“……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這樣的新聞政策,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革命的民權主義的原則,……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的法西斯新聞政策呢!”(《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設一個進步的、民主的、豐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創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的研究……而文明批判與自由研究就需要不僅在一個民族內,而且在諸民族間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這樣一個民族文明的交通機關。”(《出版法之修正》,1946年2月18日《新華日報》專論)

批判: “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我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否定我國媒體的黨性原則。”“標榜媒體是‘社會公器’、‘第四權力’,攻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宣傳西方新聞觀的實質,是鼓吹抽象的、絕對的新聞自由,反對黨對媒體的領導,企圖打開對我國意識形態滲透的突破口。”

於是這就出現了現在的一對“兩頭真”,一頭是相信過且依然堅信黨的謊言的“杜光”們,一頭是老實吐露真話不惜痛罵謊言的中國共產黨。後者自然希望前者完全忘記過去的謊言衷心擁護現在的批判。可是如果當年的黨居然不撒那些謊,那麼跟着它走的還能是“杜光”們嗎?它自己和法西斯專政的當年國民黨還有什麼區別嗎?

我說“當年”國民黨,乃是由於該黨敗居台灣以後,居然痛悔過去、銳意革新,把當年對手共產黨的謊話全部兌現於中華民國了。那是否——

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嗚呼!

2021年7月23日(中共建黨百年日)

《新世紀》202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