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易代之際的南宋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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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禮 歷史與秩序 2022-01-24 09:00

內容提要:自西周以來,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級,當時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習文,又不摒棄武事,所以並無嚴格的文武之分。魏晉以後到唐代,隨着察舉制和科舉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識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漸成為文臣的專稱。趙宋政權建立後,通過改革科舉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舉入仕的士大夫。進入南宋,浙東地區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條件,更多的士人通過科舉進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際,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種政治態度:堅持抗元,直至殉國;隱居山林,拒絕徵召;歸降元朝,成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華夷之辨”的認識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圖通過文化優勢,消極反抗元政權;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誘下,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種政治態度的士大夫佔了絕大多數,以王應麟、黃震、胡三省為代表浙東士大夫,可以作為他們的典型代表。

原文出處:寧波大學學報2018年05期

一、中國古代士大夫含義的變化

士、大夫這兩個稱呼,早在西周時已經出現,但其含義與後來所稱之士大夫大相徑庭。當時他們只是分封制度下作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個貴族等級中地位最低的兩個等級。大夫和士雖地位不高,但天子、諸侯和卿除了享有封土和人民以外,幾乎不問政治,而將治理百姓、管理刑獄財賦、出兵打仗的事務分別交由大夫、士和某些武臣處理,士和大夫在諸侯國中作用之大,也就不言而喻。當然,這時候的大夫或士,只有職務上的分工,並無文武上的區別。

春秋後期至戰國,士的力量逐漸壯大,出現了學士、策士、方士等,某些庶民因具備了一定的知識和技能,也上升為士,士的作用甚至超過了大夫。不過,當時尚未有將士和大夫前後相連的叫法,士和大夫的知識和技能往往是多方面的,如作為貴族後裔的孔子,他深通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又以六藝教育學生,所以在孔門72弟子中,就不乏文武雙全之人。

大約到戰國時期,隨着分封制的衰落,士大夫的稱呼正式出現。據史書記載,公元前314年,秦為拆散齊楚聯盟,願意獻出商於之地600里,使楚斷絕與齊的關係,楚王為此欣喜不已,”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1]卷四 這條史料說明,當時的”士”與”大夫”已經連在一起作為一種單獨的稱呼。但是,既然”士大夫”等同於”群臣”,那麼戰國時期的”士大夫”依然不分文武。

西漢建立後,人們習慣於借用舊稱,將地位崇高、只是坐而論道而不負責具體事務的王、三公以外所有文武百官和智能之士,統稱為士大夫。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有”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的記載。[2]卷一○ 公元前198年,漢高祖下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賢士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3]卷一 三國學者王肅,在論及古代官制時,稱引他書,並據此解釋道:”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4]卷一三 又,《漢書》稱讚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於士卒有恩。”[3]卷四五 以上所言之士大夫,當然也都包括了武臣。

東漢時,士大夫依然不分文武。建武元年(25)四月,諸將多次推戴劉秀登上帝位,劉秀假裝不允,前將軍耿純進言道:”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5]卷一 三國時,諸葛亮勸劉備稱帝,也有類似表述,他說:”今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慾望尺寸之功如(耿)純言也。”[4]卷三五 以上所稱之士大夫,同樣包括了文臣和武將兩種人。這種情況,直到魏晉後逐漸有所變化。①

到南北朝,隨着察舉制的盛行和察舉中對考試要求的加強,許多能夠通經、對策的讀書人,往往由秀才、孝廉而踏上仕途,所以在那時,社會上有了”學家多士大夫”的說法。[6]卷九六 北齊建立不久,大行台郎中杜弼以為,當時”文武在位,罕有亷潔”,他向高祖高歡提出加強法制的建議。對此,高歡解釋道:”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黒獺(按指北周太祖宇文泰)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黒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7]卷二四 說明到南北朝時,士大夫這一稱呼已逐漸與有文化知識的士人產生了緊密聯繫,武臣開始退出其中所包含的範疇。

進入唐代,科舉制度正式形成,考取進士,備受榮耀,他們往往由此升任顯宦,因而士大夫正式成了具有相當文化知識和一定地位人的專稱。唐高宗時,宰相李義府”恥其家代無名”,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人重修《氏族志》,規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緻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為’勛格'”。[8]卷八二 由此可見,時至唐代,在文臣眼中,武人不僅已被排斥在士大夫之列,而且還頗受輕視,只有取得一定地位和出身的讀書人,才有可能被稱為士大夫。

宋朝從立國之初起,就確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從宰相到地方行政長官,無不由進士進身。即使遇到戰爭,武將的行動也必須受文臣指縱,故武人地位更加低下。如仁宗朝抗夏名將狄青(1008-1057),因是行伍出身,後來雖然官至樞密副使(正二品),仍終生不敢用藥除去早年當士卒時刺在臉上的”面湼”。[9]卷二九○ 他後來常受文臣猜忌,終於驚怖而死。其他武臣在文臣面前,也無不戰戰兢兢,惟恐觸犯禁忌。故自宋朝起,文武已判若兩途,雖然門閥制度已退出歷史舞台,但士大夫已成為社會上備受尊敬的群體。

二、科舉制度下的浙東士大夫

北宋統一江南以前,吳越國統治下的浙東地區,由於受到唐末五代以來戰亂和錢氏集團內鬥的影響,那裡的讀書人大都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不願參與政治。中原王朝雖然繼續實行科舉取士,但從浙東到河南,中間隔了一個吳(南唐)的割據政權,赴舉也是困難重重。所以近百年間,從浙東地區出來應舉和做官的人極少,他們要麼耕讀傳家,要麼以塾師謀生。正如陸遊所言:”吳越在五代及宋興,最為安樂少事,然廢立誅殺猶如此。方斯時,吾家先世守農桑之業於魯墟、梅市之間,無一人仕於其國者,真保家之法也。”[10]卷三○ 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吳芾(台州人)、狀元黃十朋(溫州樂清人)和治蜀政績卓著的鄭剛中(婺州金華人)等的先祖,也都無一不是如此。

北宋建立後,太祖兄弟為了防止世家大族的再起,為了以文臣驅武將,也為了吸收真正的英才為我所用,十分重視科舉取士。他們吸取唐朝科舉制度弊端甚多的教訓,一方面擴大取士名額,一方面對這項制度實施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禁止公薦舉人,增設殿試,取士不限門第,試官實行鎖宿等。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錢俶納土歸宋後,北宋雖然獲得了統一,但中原士大夫對南人根深蒂固的成見,在科舉取士中仍有一定反映。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殿試,”時新喻人蕭貫與(蔡)齊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上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准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11]卷八四 當時,南方士人不僅科舉入仕比北方士人難,考取進士後的升遷也有一定阻力。宋朝建立後的近60年間,共有宰相17名,他們全是北人,直到天禧元年(1017),才有新喻(江西新余)人王欽若登上相位,②後來也受到北方官員排擠,由此可見一斑。

真宗作為一個好文之主,也十分重視科舉取士,他在乃父太宗科舉改革的基礎上,繼續進行改革,特別是在發解試(鄉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中,全面推行了封彌、謄錄之制,從而真正實現了”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原則,[12]卷五 不僅徹底打破了貧富和門第界限,也徹底打破了南北界限,為公平取士奠定了最後的基礎。對於改革以後的宋代科舉,歐陽修作了高度評價,他說:

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13]卷一一三

南宋寧宗朝國子司業王棐對此也說:

科舉取士,自唐以來蓋數百年……蓋鄉舉里選,其法既廢,兼采譽望,有司猶得以執其權。自糊名、謄錄之法密,則一於言語文字工拙而已。[14]

至此,南方士人考進士獲得了與北方士人平等的地位,考取的人數逐漸增加。特別是浙東地區的士人,他們本來就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和積累,更加有利於在科場上大顯身手。像陸遊的五世祖陸軫,就是在大中祥符五年登上了進士第,成為越中陸氏在北宋時登上進士的第一人。此後,陸軫子弟及後裔陸續有人考取進士,其孫陸佃(1042-1102)還積极參与了王安石變法,官至尚書右丞(副相,正二品)。這種情況,在福建、江西等其他南方州郡也相當普遍。如祖籍漳州(今屬福建)的著名科學家蘇頌(1020-1101),其祖父蘇仲昌自太宗雍熙二年(985)16歲預鄉薦,一直考到真宗天禧三年(1019),三十餘年間仍然是一領白衣。可是蘇頌之父蘇紳,21歲就登上了進士第。仁宗慶曆二年(1042),蘇頌也考取進士,在哲宗朝官至宰相。③

根據目前保存下來最為完整記載兩宋進士名錄的《四明六志》所載,在北宋69次科舉中,真宗朝以前共行科舉35次,其中明州(浙江寧波)共取進士43人,而在真宗朝以後至北宋滅亡的34次科舉中,明州共取進士71人,[15]卷一○ 兩者時間相差不多,而取士人數則大不一樣。

靖康之變,宋室南渡,臨安(浙江杭州)成了南宋的政治中心,這對地近京畿的浙東士人而言,無論進入太學讀書或是應舉都帶來了極大便利,所以考取進士的人數比北宋中後期又有大幅增加,且增長速度也大大超過了其他州郡。如紹興十八年王佐榜,全國15路共取進士330人,其中來自浙東地區的士人佔了53人;④理宗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取進士601人,浙東地區的士人佔了92人,⑤都超過其他各路的平均數。在浙東地區各州中,更以明州士人登進士第的人數為最多。如理宗紹定二年(1229)黃朴榜,共取進士557人,僅明州一個州,就錄取了45人,在全國二百餘個州郡中,所佔比例之高,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⑥這裡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浙東地區考取進士高第的人相對也比別的路多,南宋共出49個進士第一名(狀元),而浙東地區竟佔了10個。⑦

人們詬病宋代恩蔭之濫,是有道理的,但這僅僅是言其入仕人數之多而已,若以授官大小論,則不盡然。按《宋史·選舉志》所載,南宋對恩蔭出身者的授官,不僅不優渥,而且明顯加以抑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就文臣而言,終生只能做一個選人(最低級的文官),少數選人即使僥倖獲得改官,此後升遷的速度也遠比進士出身者慢。所以在南宋的京朝官中,很少能見到恩蔭出身者的影子。反之,一旦考取進士,尤其是進士高科,前途就不可限量,往往十餘年間,就能升至侍從、執政,或者監司、州郡長官。所以浙東地區尤其是明州士人,在朝廷做高官的人很多,時諺云:”滿朝朱紫貴,儘是四明人。”[16]卷下 就是這種現象的真實反映。

當然,南宋士大夫決不限於科舉出身的人,少數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和文化素養者,無論以恩蔭入仕,甚至是一個白丁,有時也被列入士大夫之列。所以南宋士大夫往往以學術和文化為紐帶,相互間結成密切的關係。浙東地區不僅入仕人數多,而且學派林立,學者眾多。如永嘉學派的陳傅良和葉適、永康學派的陳亮和喻偘、金華學派的呂祖謙和唐仲友,以及四明學派的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等人,都是其中的翹楚,他們無論是否入仕,都可以稱為士大夫。

三、以浙東地區為主的南宋士大夫在宋元易代時的政治態度

南宋士大夫就其總體而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肩負了與君主”共治天下”的重任,同時又為傳承和發展北宋以來光輝燦爛的思想文化,為傳播”忠君愛國””以民為本”的核心價值觀,作出了巨大貢獻,從而極大地增強了南宋的文化軟實力。南宋軍事力量雖然較弱,但立國時間卻長達153年,在強大的蒙(元)鐵騎攻擊下,浴血奮戰達45年之久。一個弱宋所以能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文化軟實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士大夫對南宋國家的存在,功績不能低估。

那麼,當國家面臨滅亡和亡國之後,南宋士大夫的政治態度又是如何呢?對於這個問題,以往學者多從元初文人的”移民心態”上進行研究,並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⑧這些論著,對筆者皆有啟發和借鑒意義。本文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南宋士大夫在國家滅亡前後的政治態度,進行一些論述。

綜觀南宋亡國前後的歷史,當時士大夫的政治態度主要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或堅持鬥爭,寧死不屈,或殺身成仁,壯烈殉國的士大夫。僅在《宋史·忠義傳》和《昭忠錄》兩書中,就記載有二百餘名南宋末年的殉難者,除了部分守將、太學生和婦女,大部分是文臣士大夫。其中宰執就有多名,如著名的民族英雄、狀元丞相文天祥,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在國家處於危亡的緊急關頭,率先起兵勤王,拒絕向元軍投降。臨安陷落後,又轉戰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失敗被俘後,囚禁大都長達三年零兩個月之久。在囚禁期間,文天祥不顧各種威逼和利誘,誓不出仕元朝,最後慷慨就義。此外,還有已經致仕的左相江萬里、左相陸秀夫、狀元出身的右丞相陳文龍、參知政事高應松,⑨他們在抗元戰爭失敗後,拒不投降,或投水,或投海,或絕食而死,表現出了中華民族崇高的民族氣節。雖然,在一般士大夫中,殉難者遠比上面列舉的宰執為多,在地方志書中多有記載,但從總體而言,這類士大夫在南宋全部士大夫中還是佔少數。

第二類是隱居山林、家鄉,拒絕徵召,不願與元朝政府合作的士大夫,也包括了部分被迫棄城逃跑的士大夫。這類士大夫人數最多,他們後來雖然不再參與政治,但其中很多人或孜孜不倦於學術研究,或從事儒業以維持生計,為傳承中國優秀文化和宣揚愛國思想作出了貢獻。對此,筆者將在後面以浙東地區的士大夫為例,對他們重點進行論述。

第三類是在蒙(元)軍隊的大規模圍攻下,眼看前途無望,或城破被執,為苟且偷安,又受到高官厚祿的引誘,投降並出仕元朝的士大夫。從歷史記載來看,這類士大夫的人數雖比前面提到的第一類士大夫為多,卻比第二類士大夫要少。對於這類士大夫的變節行為,看似情有可願,但其實則不然。這方面,我們可以浙東衢州(今屬浙江)人留夢炎為例,考察他們在宋元易代中的表現。

留夢炎是理宗淳祐四年(1244)狀元,在政治上頗有聲望。度宗咸淳十年(1274)正月,升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1275)二月,賈似道親率南宋水陸軍隊主力十三萬,北上抵禦元軍,在丁家洲(在安徽銅陵北)被打得大敗。於是元軍乘勢南下,江南大震。”沿江制置大使趙溍、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皆棄城遁。知和州王喜以城降”。[9]卷四七六月,留夢炎被緊急召回臨安。十月,出任左相。但他任相僅一個月,就棄位逃歸家鄉。次年秋天,元軍破衢州,留夢炎向元軍投降,被元世祖任命為吏部尚書。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二月,他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17]卷一八 綜觀留夢炎仕元的20年間,雖然也做過一些好事,如針對元朝”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的現狀,[17]卷八一 向元世祖提出恢復科舉考試的建議。元世祖”嘗欲仍舊稅江南山地,以夢炎諫而止”。[18]卷三五 又在他的建議下,元朝市舶司所征貨物稅,由原來的”十五抽一”降為”三十取一”等。[17]卷一七 但這些畢竟都是小節,他和大多數降官一樣,當事關自己的性命和榮華富貴時,就徹底拋棄了大義。史載:南宋在大都的降官王積翁等10人,欲向元政府提出釋文天祥為道士的建議,遭到留夢炎的反對,他說:”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9]卷四一八 事遂不成。由此可見,留夢炎也是一個置文天祥於死地的罪人。對於這樣的人,人們當然不能予以原諒和肯定。

除了上述三個類型的士大夫以外,當然也不排除有主動投靠蒙(元),出賣民族利益,為虎作倀的士大夫。不過,這種士大夫在宋元之交,可以說是少之又少,所以本文在此暫且不表。

下面,我們再回過頭來論述浙東地區士大夫在南宋滅亡前後的政治態度。

以上所說的第一類人,在歷史記載中,浙東士大夫幾不可見。屬於第三類的人則較多,除上述留夢炎外,縉雲人潛說友也是其中的一個。此人曾多年知臨安府,有一定政績。德祐元年三月,元軍逼近平江府(江蘇蘇州),時任知平江府的潛說友便棄城逃跑,次年在福州降元,被元政府除為福州宣慰使。在元軍大舉進攻面前,南宋各地以城降,並出仕新朝的士大夫肯定不在少數,在這些人中也一定會有浙東士大夫。如鄞縣人趙孟傳,原為南宋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到至元十五年(1178),搖身一變,已成了元朝的浙東宣慰使,[19]卷五 身份轉換之快,說明也是一個投元的官員。人們所以在方誌等史籍中,很少見到這些人的記載,只是由於他們也感到自己的變節行為並不光彩,所以有意加以隱諱的結果。

相對而言,浙東地區士大夫最多的是第二類人,他們中著名的有王應麟、黃震、胡三省、陳著、史蒙卿、蔣曉、戴表元,陳觀、趙孟何等人。由於上述諸人在宋元易代之際的政治態度基本一致,限於篇幅,筆者僅以王應麟、黃震、胡三省三人為例,分別作些考察,以見一斑。

王應麟(1223-1296),慶元府(即明州)人,淳祐元年(1241)進士。他從小就聰穎異常,知識極其淵博,於制度、典故、經術無所不通,是朱熹的三傳弟子。寶祐四年再中博學宏辭科。終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從二品)。賈似道潰師江上,王應麟”陳備御十策,皆不及用”。[9]卷四三八 德祐元年十一月,常州為元軍攻破,前鋒逼近臨安,王應麟便離開臨安府,逃歸故鄉。後來元朝以翰林學士徵召,王應麟力辭不起。

王應麟在隱居的22年間,全身心地浸淫於著述之中,每天筆耕不輟。據《宋史》本傳所載,他所撰著作達23種之多,被收入《四庫全書》和傳至後世的尚有《玉海》《困學紀聞》《小學紺珠》《姓氏急就篇》《四明文獻集》《通鑒答問》《漢制考》等15種。多數人認為,著名的啟蒙讀物《三字經》,也出自於他之手。《四庫》館臣對他的評價很高,言其”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20]卷一一八 王應麟歸隱後為什麼要如此勤奮地著述,恐怕與這樣一種信仰有關:認為在元朝的統治下,只要保存了優秀的中華文化,也就變相地保存了華夏國祚,因此南宋雖亡,中國並沒有亡。

黃震(1213-1281),慈溪人,寶祐四年(1256)進士。終官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從七品)。所至皆有政績、直聲,戴表元曾云:”余少壯時,州之慈溪有黃東發(震)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為江南名卿。”[21]卷一四 德祐二年春,臨安淪陷,黃震見國事已不可為,便自紹興府逃歸,隱居於鄞縣寶幢山下。為躲避元朝徵召,他”誓不入城府,所居日湖圖籍、器物,爭掠取亦不問”。[22]卷五 對於黃震在此後五年的隱居生活,同為遺民的謝翱賦詩作了記載,其詩有云:”甬東寺里逢陳若,雙袖龍鐘行帶索。問知黃公舊避逃,寶幢山下坐叢薄。日惟一食禱先靈,不願拾得不死葯。仰天呼號得正終,一往不復至城郭。公初著書女立旁,公死(母)[女]亡家濩落。”[23]卷四 讀後令人動容。

黃震為朱熹四傳弟子,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將黃震的學術思想命名為”東發學案”予以介紹。他一生著述較多,流傳至今的有《黃氏日抄》《古今紀要》《修史傳》《古今紀要逸編》四種。撰於亡國之後的《古今紀要逸編》,又名《理度二朝紀要》,類似於國史而極為簡單。黃震撰寫該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總結南宋”致變”亦即滅亡的原因,作為慘痛的教訓以留給後人。在書中,他不時發出”尚忍言之,痛不忍言而言之”,”國事遂有不忍言者矣”等慨嘆,[24]表達了對故國的深切懷念和對亡國的遺恨。

胡三省(1230-1302),台州寧海(今屬浙江)人,寶祐四年進士,終官奉議郎(正八品)、知江陵尉。自他踏上仕途起,就着手為《資治通鑒》作注釋。因為知識淵博,尤其擅長於名物考證,後被賈似道邀入幕府。德祐元年正月,隨賈似道北上抗元,師潰,間道歸鄉里。

在胡三省的著作中,以《資治通鑒音注》97卷最負盛名,該書初成於南宋末年。德祐二年,浙東兵亂,書稿全失,他發憤重新著述,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才再次撰成。在該書中,胡三省與黃震一樣,對故國的懷念溢於言表。如在《新注資治通鑒序》中寫道:”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哀矣。”[25]卷首 反映了他對元朝的不滿。序文最後,不書”至元”年號,而書”旃蒙作噩”(即乙酉年),也有深意。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或”我宋”,所釋地名,皆用宋朝州名,惟在卷197 對蓋牟城的注釋,作”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25]卷一九七 說明即使入元近10年以後,胡三省仍以宋遺民自居,拒絕承認有元為正統。

總結以上三人在宋元易代時的表現,可以歸結為三點:一是隱居故鄉或山村,拒絕元朝徵召,也不承認新朝統治的合法性;二是以遺民自居,始終保持民族氣節;三是通過著述,一方面表示對故國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努力傳承中華文化。以浙東地區為代表的其他第二類人,情況雖各有不同,其政治態度大致也類似。

四、南宋浙東士大夫在易代之際的政治態度成因

南宋浙東地區大部分士大夫在宋元易代之際的這種政治態度,其造成原因,當有多個方面。

第一,長期以來,深受儒家思想教育和熏陶的結果。一是尊《春秋》之義,”嚴內外華夷之辨也”。[26]卷一 在這些士大夫的心目中,蒙古是外來民族,作為漢族人,決不能成為異族人的臣民。這種認識,在今天看來有局限性,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卻無可指責。二是在古代,特別是南宋,隨着理學的形成和傳播,忠君愛國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對於以經義起家而考取科舉和一貫尊奉理學思想的這部分士大夫而言,貫徹仁義道德,已成為他們做人的信條。前面提到的陳文龍,興化城破被俘,元軍要他投降,”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9]卷四五一 文天祥臨刑前作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9]卷四一八 都反映了儒家的仁義道德思想給了他們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對於王應麟這類士大夫而言,雖然表現有所不同,但力量的源泉卻並無二致。

第二,力圖通過文化優勢,以進行消極反抗。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他雖接受西夏遺臣高智耀關於”儒術有補治道”的建議,[17]卷一二五 尊孔崇儒,推行漢法,自稱中國。但是,從總體而言,元朝的思想文化仍遠不及南宋先進。因此,對於那些亡國的士大夫而言,他們一方面通過著述,可以繼續傳播先進的宋文化,以達到國雖亡而文化不亡之目的,為今後的反元復國做些思想準備;另一方面用極為隱蔽的手法,通過著述,在字裡行間來否定有元統治,以盡自己微薄的反元之力。

第三,時至南宋,士大夫的尚武精神已喪失殆盡,因此無力領導抵禦蒙古南侵的戰爭。本文在前面已經提到,早在先秦時,無論是士、大夫或士大夫,他們的武藝雖不一定都很嫻熟,但射箭、駕車、用劍,還是必備的基本功。秦漢以後,文人習武也相當普遍。東漢班固的”投筆從戎”,東晉祖逖的”聞雞起舞”,都是文武兼顧的典型。當時,文臣雖然大多以佩劍為裝飾,但射箭比試、角力較勁,也屢見不鮮。西漢的蕭何、三國的曹操、曹魏的司馬懿、隋末的李淵、唐末的朱溫都曾經獲得所謂”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的禮遇,說明當時的官員,尚有佩劍的習俗。北宋建立後,由於將”重文抑武”作為基本國策,士大夫對武事和武人更加輕視,認為武藝乃”粗人”所為,對此不屑一顧。但當時士大夫出門騎馬,還是常事。⑩可是,到了南宋,由於受南方地理環境的影響,士大夫已棄馬坐轎或坐船,連最後一點尚武精神也喪失了。至於指揮軍事,更是一竅不通,如抗戰派大臣李綱的抗金失敗;著名理學家魏了翁再三辭去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一職;坐着轎子指揮抗元戰爭的文天祥,戰敗被俘。此皆與不懂軍事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對於即將亡國的士大夫而言,在軍事上可以說毫無作為。宋朝的這一基本國策,雖然穩定了國初政局,抑制了武人政治的再現,但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卻不容低估。

最後,我們不妨來討論一下人們長期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即如何評價士大夫棄城而逃或擅自返鄉歸隱的這種舉動。一般人認為,無論如何它不是一個愛國士大夫所應有的作為,理由是”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但是筆者覺得,大道理當然沒有錯,但還得跳出狹隘的忠君思想,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才能得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結論。

如果站在當時最高統治者的立場上看,上述行動當然都是不合法的。元軍在丁家洲之戰中全殲南宋軍隊主力以後,百官的棄城和逃歸開始出現高潮。面對這一情況,太皇太后謝氏命人揭榜朝堂,對官員們提出警告,榜文謂:

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可令尚書省別具見在朝臣,在京文武,並與特轉二官;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台覺察以聞。其榜朝堂,明吾之意。[27]卷七

但是,這一榜文並不能扭轉”庶僚畔官離次”和”守令委印棄城”的狀況。德祐二年正月,一日午朝,甚至出現”文班止六人”的凄慘場面。[9]卷四七

那麼,長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南宋士大夫,為什麼會在此時竟如此言行不一,將忠君觀念拋之腦後?當然,這裡並不排除有那麼一批貪生怕死,只以理學思想裝飾門面,以為進身之階的士大夫,但是也有其他具體原因不能加以忽視。

一是與最高統治者和一二大臣的決策錯誤有關。

丁家洲之戰前夕,賈似道已經意識到此次前往迎戰,已是凶多吉少,一旦戰敗,京城臨安將會不保。為此他在戰前與殿前都指揮使韓震等人約定,萬一戰敗,”邀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庶異時可以入關以圖興復”。[28]前集 丁家洲之戰失敗後,韓震立刻將此建議向右相陳宜中報告,但遭到陳宜中和太皇太后謝氏的堅決反對,韓震也以謀反罪被殺。賈似道的遷都計劃徹底破產。[29]德祐元年十一月,元軍破獨松關,臨安城失去了最後一道屏障。首鼠兩端的陳宜中,這時也向太皇太后謝氏提出遷都的建議,但再次遭到拒絕。不到兩個月,元軍入臨安城,恭帝、謝氏、二宮和留在城中的部分官員,皆被元軍俘虜北去,重蹈了”靖康之變”的覆轍。因此,在兩次提議遷都不成,死守臨安府又無出路的情況下,士大夫們紛紛離去,並無過錯,否則就是愚忠,並不可取。

二是為了使百姓免遭元軍殺戮,以存活更多的無辜百姓。

面對洶洶而來的元軍,在城池兵力空虛,甚至無兵可守的情況下,手無寸鐵的士大夫,如果死守,除了殉難,還會帶來一個非常可怕的後果,就是被屠城。為了避免無謂犧牲,棄城而逃,實在也是一個不得已的抉擇,所以對這些沒有退路的士大夫,也不能過多地加以責備。

以上所言,或許能夠解釋,在國破之際,以南宋浙東地區為代表的眾多士大夫,被迫逃歸鄉里隱居的原因,並對他們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注釋:

①如西晉摯虞(250-300)說:”《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摯虞稱守衛王宮的武賁為士大夫,就是一個明證。見(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二○《禮中》,中華書局1974年,第626頁。

②參見《宋史》卷二一六《宰輔一》,中華書局1976年,第5416-5443頁。

③參見(宋)蘇象先《蘇魏公譚訓》卷二《家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參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參見《寶祐四年登科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⑥參見《寶慶四明志》卷一○《郡志十·敘人下·進士》、何忠禮《宋史選舉志補正》附錄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1-301頁。

⑦他們分別是劉章、王佐、王十朋、木待問、詹騤、陳亮、傅行簡、袁甫、徐儼夫、方山京等10人,參見《宋史選舉志補正》附錄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1-301頁。

⑧主要有:周祖謨《宋亡後仕元之儒學教授》,載《輔仁學志》1946年第14卷1、2合期,第191-214頁;(日本)植松正《元代江南の地方官任用につぃて》,載(日本)《法制史研究》第末8期,第1-42頁;蕭啟慶《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載(台北)《歷史月刊》1966年第4期;陳得芝《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載《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第147-159頁;包偉民《略論元初四明儒士的遺民心態》,載《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57-167頁。

⑨參見《宋史》卷四一八《江萬里傳》,第12525頁;卷四五一《忠義六·陸秀夫傳》,第13276頁;卷四五四《忠義九·高應松傳》,第13347頁;卷四五一《忠義六·陳文龍傳》,第13279頁。

⑩北宋後期詩人晁沖之有詩云:”老去功名意轉疏,獨騎瘦馬取長途。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反映了北宋時,一個老者尚能騎馬的事實。載《晁具茨先生文集》卷一二《夜行》,《苑委別藏》本。